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或被东南亚替代

本文重点介绍淘宝，淘宝疫情，淘宝问答。

2021年年中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向海外特别是向越南转移的消息充斥着互联网。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

去年，一位政治学者从北到南对越南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证实了他的理性分析。制造业大规模迁移的可能性不大，所谓转移其实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但他也承认，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决定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

焦点

疫情带来的主要变化不是制造业会转走，而是中国与世界的互信受到严重损害。

如果在西方重建安全相关产业，可能会导致中国和西方形成两个平行的生产体系。

对供应链武器化感到愤怒的人缺乏同理心。

“别让某某跑了”是伪焦虑，如果你天天喊“别让某某跑了”，人家真的要跑了。

未来的全球化会出现精神分裂。"经济全球化将继续，但政治全球化可能会倒退."

下一站，越南？

去年我和我的团队去了两次越南，两次加起来用了半个多月。我们在越南调研的密度极高，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回到酒店，每天都是这个密度。我们社会学的同行老师说，我们半个月就完成了别人2-3个月的研究。

为什么是越南？说到下一个世界工厂，我们自然会想到两个国家，印度和越南，印度，我一开始就排除了。诚然，印度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和年轻的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候选人，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印度十几亿人口，其实是因为其数千个种姓而被分割成数千个劳动力市场。

在印度的四个种姓下，有大量的亚种姓，每个(亚)种姓在分化时都对应一个职业。对于不同的(亚)种姓和宗教，这个世界对来世的承诺有着不同的期待。因此，企业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有效激励不同(亚)种姓的员工，这对制造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有现成的案例。国内某重型机械制造商去印度设厂后，在当地工人中发现一个特别能干的年轻人，决定提拔他当组长。但这个年轻人是最低种姓的首陀罗，吠陀种姓(高于首陀罗)的工人坚决不让他当组长，罢工了。再加上其他问题，厂商最终放弃了在印度建厂。

但近年来也有一些中国公司来印度设厂，比如一些国产手机厂商。但根据我的研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印度的关税。这些厂商主要是在本地完成最简单的组装工序，上游的零部件还是需要从国内运来。

莫迪政府推出了一项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国家政策。“这项政策的中心思想是用高关税保护印度薄弱的制造业。高关税意味着印度生产的东西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所以刚才说的过去设厂的公司基本都是服务于印度国内市场，很难出口。再加上印度基础设施差，政府效率低，等等，印度很难成为世界工厂。

另一个热门候选国家是越南。通过实地调查，我们想回答以下问题:

据说中国正在向越南移民。这是什么？有两个子问题，是哪些行业在迁移，是制造业全流程还是其中某个环节在迁移？

迁移和行业的科技含量有关系吗？

迁移和企业规模有关系吗？因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外迁，走的资本路径可能不一样。

凭直觉，我猜测在这一轮移民中，大量中国人出去投资，他们也是吗？你有百分之几？

在我的上一本书《Hub》中，基于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我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包括:迁出的是制造业的特定环节，而不是整个制造业；全世界的中国人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两个假设在我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证实的结果强化了之前的假设，即中国人的参与程度比我想象的要深，迁移环节比我想象的要少。越南之行后，我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

02信任破裂，然后呢？

我在调研中发现的一系列经济逻辑，并不会因为疫情而有实质性的改变。疫情带来的主要变化不是制造业会转走，而是中国与世界的互信受到严重损害。

信任的破坏可能会让西方不惜代价重建一些安全相关产业。

与安全相关的行业是什么？要看中国和世界的互信受损有多大。安全相关行业的定义边界是动态的，不信任越深，越多的行业被划入安全相关行业的边界。

比如公共卫生，信息相关行业，过去攻击华为，一直是对中国的一种不信任。疫情发生后，安全相关产业的边界有扩大的可能。不是说中兴会被玩到华为之外，而是部分核心产品不再出口中国。

西方有瓦森纳协议，规定一些最尖端的安全相关产品不允许出口到中国。当互不信任达到一定深度，可能会出现新的瓦森纳协议。

安全相关行业在整个制造业中占比很小。因为比例小，所以可以不惜代价重建。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来说，安全相关行业与技术前沿路线密切相关。

如果在西方重建安全相关产业，可能会导致很多产业和中国形成两个平行的生产体系。

中国和西方在技术应用上有差距，但并不大。尖端技术，超精密制造还是有代沟的，中国和西方也有代沟。网上有一些人很兴奋。谁说中国不行了？中国很强大”。吹牛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在应用层可能还有些优势，但在基础层没有。就基础层而言，中国离世界还很远，应用层如果没有基础层的支撑就会后劲不足。

一旦形成两个平行的生产体系，就会形成两条平行的技术路线。中国的技术迭代速度肯定会比西方慢。也许50年后，中国可以和西方并驾齐驱，但这50年中国几乎没有机会。

有人可能会说，互不信任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封锁几年，中国就会发展起来。这种想法非常愚蠢。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是面向全球的。一旦外界认为你不可信，就不会再向你购买。即使短期内我们不得不向你们购买，我们也一定会做其他储备。长此以往，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

我提议将供应链武器化。“有些人很生气。这些人非常短视，他们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把自己放在其他国家的位置上。想象一个每天威胁你的人。你敢把你有生命危险的东西放在他那里吗？

供应链武器化意味着什么？是你放弃用它威胁别人的能力”。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用石油和天然气威胁德国。对德国来说，从俄罗斯买更便宜，但如果你拿这个威胁我，让我在国际上与你合作，我无法接受。我选择了不惜一切代价铺设其他油气管道，几年后就不再需要你了。到时候俄罗斯会怎么做？别人不需要你，说明缺了一个大市场。只有在承诺不把油气武器化的前提下，油气才能源源不断的卖出去。同样，只有承诺将供应链武器化，才能真正把供应链留在中国。当然，光靠承诺是不靠谱的，还需要一些制度安排。

03疫情考验人性，但人性永远经不起考验。

我认为疫情不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除非停两三年。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可能是一个泡沫破灭的过程。疫情前苦苦挣扎的工厂，如果现金流坚持不了几个月就倒闭了。但是工厂倒闭不代表需求没有了。需求还在，只是暂时被压制了。疫情过去，需求回来，能活下来的工厂又会满足需求，设备，人员等。可以低成本整合死亡工厂。所以这将是一个洗牌的过程。

对于中国周边的小国来说，可能面临更大的问题。小国缺资本，回旋余地小。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系统性崩溃。需求恢复的时候，和中国相比，他们回血的难度更大，速度也比中国慢。

而且只要有跨国疫情，企业可能会发现中国比小国更有能力应对疫情。所以疫情过后，不排除部分制造业回国。其实最近已经有相关报道出现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世界分为“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后的世界”。这种划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制造业或经济水平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国家间的互信层面，会有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信关系受到极大损害；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信关系也会被侵蚀，比如德国的面膜，意大利的呼吸器等等。疫情考验人性，人性却永远经不起考验。

04别让某某跑了”只是伪焦虑。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不在于生产要素价格低廉，而在于超强的供应链网络。

曹的美国工厂比较特殊，玻璃对供应链的需求不大，可以转移到美国。而其他很多企业对供应链有需求，不能去美国，去了之后运营成本会大大增加。

众所周知，中国的富士康是苹果的代工厂，一直为苹果生产iPhone等产品。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曾与乔布斯会面。当时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苹果前一年卖出的7000万部iPhone和3000万部iPad几乎都是海外生产的？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吗？

乔布斯说:iPhone4即将上线，它需要一个重大的改版。当时已经是中国的深夜12点，但是富士康工厂厂长一声令下，12000人同时起床。八小时后，生产能力已经扩大。如果你在美国，八周都做不到，更别说八小时了。

听起来很悲哀，但这就是供应链网络的力量。

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迁出中国，什么样的企业不适合？你可以画一个象限，横坐标代表供应链的复杂程度，纵坐标代表生产过程中人力成本的比例。

为什么强调生产环节”？因为在今天，工厂之间的分工不再是以产品为基础，而是以环节为基础。和积木一样，每个工厂只生产特定形状的积木。至于生产出来的积木具体怎么用，要看整个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是怎么动态组合的。

在这个象限里，劳动力成本低，供应链复杂度高，就很难离开中国；如果供应链复杂程度低，人力成本占比高，可以搬，某种意义上应该搬。对于人力成本高、供应链复杂度高的企业，是否转走要看市场，但如果转走，也要靠近中国，因为供应链主链还是在中国；如果劳动力成本低，供应链复杂程度低，那就看市场了，没必要靠近中国。

所以，我不建议笼统地说，某某行业、某某企业要转移的话，要看是什么行业，转移的企业处于哪个象限。

最近媒体说“不要让日企跑了”其实是一种伪焦虑。比如索尼跑路了，索尼的中国工厂还在，这个工厂实际上嵌入了中国的整个供应链。这个厂要是跑了，活下去也不容易。如果你天天喊“别让某某跑了”，人家真的要跑了，因为他觉得你要关门打狗了”。

中国肯定有身份焦虑。我在《枢纽》一书中提到，当一个崛起的大国走到十字路口，过去的秩序、框架、意义、参照系都失效了。失败之后，你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时候肯定有焦虑。与此同时，世界也会焦虑，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庞大的规模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变化。

05全球精神分裂症”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曹表示，也许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终将成为定局。就制造业而言，我认为不会有逆全球化的过程。

未来的全球化会出现精神分裂。“经济全球化会继续，但政治全球化可能会倒退。如何定义政治全球化？二战后，有了WTO和IMF，与二战前相比，政治全球化有所推进。凯恩斯设计这些制度时，有深远的政治考虑，但他认为这些政治考虑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只有通过经济计划，我们才能确保国家间的政治信任。我说的经济全球化，不是指世贸组织之类的东西，而是指经济活动的具体过程。

我这次在越南采访的感受是，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你可以提高关税，但我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而且都是合法的。正如我在《溢出》中提到的，苹果90%以上的资金都在爱尔兰。根据当地特殊的税收政策，其税收一年只有0.00%多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国界的存在，才提供了更大的规避空间空。

至于WTO，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全球化，因为它是由国家主导的，背后是国家的意志，而不是商人的具体活动。这次疫情对国与国之间的信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可能会使政治全球化倒退，而且表明西方开始试图建立另一套贸易秩序，将中国等不愿遵守西方规则的国家排除在外。

曹认为反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我猜测他可能是从政治反全球化到经济反全球化，但两者之间未必存在线性传导关系。在我的《溢出》一书中，我把这种思维称为包装思维“本能地把各种问题包装在一起，政治空就是用来包装这些问题的外壳。

封装思维将简化复杂的世界，从而形成共识，改变政治动员的效果。民族主义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但会模糊真正的秩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可能会扭曲。

自19世纪后期，国民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后，各国民众在接受教育时的底层思维都是封装思维。川呼吁美国公司回来也是包装思维驱动的，他以政治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在经济与政治高度不一致空的今天，包装思维终于走到了尽头，急需突破。

当今世界秩序存在精神分裂现象。自人文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政治全球化的深度跟不上。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当政治全球化的速度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时，就会产生摩擦，全球化就会出现退潮，但退潮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退潮后会有新一波涨潮。我对这波涨潮趋势的判断是商家下单。

今天的全球治理秩序和经济治理秩序是以国家为基础的，但现实经济过程越来越少地运行在国家之上，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出现了不匹配。在未来，像企业联盟这样的跨国组织将会发展。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几十年，但迟早会朝着这个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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