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觉得武则天坏吗？
历史上对武则天的评价
一：唐五代对武则天的评价
中宗、睿宗、玄宗三朝，武则天的子孙在位，这时武则天保持受尊崇的地位，一般人不便对她妄加议论，这是比较自然的。睿宗先天二年（713年）诰称“运光五圣”，李白《上云乐》诗称“中国有七圣”，都包括武则天。
但开元初年有无行文人张 撰《朝野佥载》。闲话武则天朝政治，“琐尾裂，且多语。”又叙事往往失实，影响史料价值。
安史乱后，藩镇难作，李唐王朝日见衰微。所谓女祸误国的议论渐兴，许多人站在维护李唐天下的立场上非难武则天。
唐肃宗时李泌所奏：“天后方图临朝,乃鸠杀孝敬。”这条最早关于李弘是武则天鸠杀的史料，看来是李泌为阻止张皇后忌害广平王李豫（唐代宗）而随意采摘传闻为故事，事隔三代，李泌可以对事实真相不加详考，但他信口说来，给后人以攻讦武则天杀子的口实。
约成书于大历末年的刘肃《大唐新语》，最早载入了模拟吕后残杀戚夫人为人彘的故事杜撰的武则天杀王皇后、肖淑妃做人彘的故事，遂传为信史。刘肃和张 的书中对武则天时酷史的猖獗作了必要的揭露，只是可信的程度怕是要打折扣的。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七月，沈既济奏议驳吴兢所撰《国史》以武则天事为本纪“是谓乱名”，“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别纂录入皇后列传。”这意见当时未被采纲奏议一面肯定“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一面又说后来“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徒，既而握图称篆，移运革名，牝司啄之，难乎备述。”闪烁其词，进行抨击。这样既对武则天的政绩和她开始掌权的合法性给以相当的肯定，又对她“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的篡国行为备加斥责，成为以后唐代士人评论武则天的一种基本模式。
也有突破这个模式的。杰出的政论家陆贽贞元八年（792年）所上《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耀，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对武术则天的用人政策备加赞誉，认为是应当仿效的典范。他这个论断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广泛引用。
贞观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诰有“九圣储详，万邦咸休”之语，仍列武则天在内，这当与他是
革新派皇帝的立场有关。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入相的杨嗣复看法与陆贽迥异。文宗问他：“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当时还得力否？”杨回避作正面肯定的回答，说：“天后重行刑辟，轻用官爵，皆自图之计耳。”他对这个“阴忍鸷居”的女主没有好感。稍后的孙樵，“惧后世牵以称临”，坚持“天后擅政……不可谓正。”同杨嗣复一样否定武则天。
晚唐诗人李商隐写过一个劝武则天“屏去男妾，独立天下”的宜都内人，一面指出：“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御不暇。”一面借宜都内人之口极赞武则天：“独大家革天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大敢动，真天子也。”
五代后蜀孟昶在利州时为武则天重修皇泽寺新庙，立碑刻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顶格书写，有关敬语如“玄贶 ”，“神像”等文则空三格，对武则天备致尊崇。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煦等修成《旧唐书》，“褒贬以言，孔道是模。”把儒家信条作为品评历史人物的准则，指斥武则天“夺攘神器，秽褒皇居。”“韦武丧邦，毒侔蛇虺 。”“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阴辈。……朋比成风，廉耻都尽”可《旧唐书》还是为武则天立了本纪，备载她在执政期间的事迹，最后以“史臣曰”作总的评述：“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於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以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女石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允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还是恪守唐代有褒有贬的总评价。
二：宋元明清士人评论武则天
宋太祖赵匡胤对武则天有过样的评论：“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对她仍不无肯定。但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尤其是崇儒思潮而宋明理学的纲常说教日益泛滥，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就更坏。
宋仁宗嘉祜五年（1060年）欧阳修等撰成的《新唐书》，旨在“垂劝戒，示久远。”说“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又“逐嗣帝，改国号”，有莫大之罪。以“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但还是秉承宋祖的评论，承认她“赏罚已出，不假借群臣， 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欧阳修称《新唐书》为武则天列传又立本纪，是遵循《春秋》笔法，“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
范祖禹对两唐书为武则天立纪的记法很不以为然。他在宋哲宗元祜年（1086年）编成的《唐鉴》，“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嗣圣至神龙间二十上年只用中宗嗣圣年号，每年之下，均先书帝在房州或帝在东宫，次载武则天事。完全按沈既济的主张办，这一记法为后代所承。
早《唐鉴》两年成书的《资治通鉴》，寓褒贬于叙事，搜罗武则天朝弊政材料，尤其于酷吏事叙述最详。但也偶有平心之论，如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之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兢为之用。”
到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亲为《资治通鉴》作纲，由门人作目，成《通鉴纲目》一书，专在褒贬大义上做文章，对武则天横加挞伐。该书用《唐鉴》的办法系年纪事，将武则天附在《唐纪中宗》之下，注曰：“名明空，继位二十一年，寿八十一岁。乘唐中衰，攘窃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缙绅，其祸惨矣。”
胡致堂评说：“武氏之祸，古所未有也。……武氏以才人蛊惑嗣帝，一罪也；戕杀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夺之位，三罪也；杀君子之三人，四罪也；自立为帝，五罪也；废高宗庙，六罪也；诛锄宗室，七罪也；秽德彰闻，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痈四海，九罪也。”但胡致堂还说：“武氏虽肆行诛杀，而当时号为贤士则未有死者，惟所宠信邪恶之人，反多不免，如狄仁杰、徐有功、朱敬则、宋王景之徒则保护尤力，其与庸君远矣。”“太后不以内嬖之私屈外庭之议，肯自抑断以伸正直之气，其与汉文听早屠嘉困邓通何以异哉！使其生为男子而临天下，其雄才大略殆与孝武等矣。”
此外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才刊刻的《唐史论断》中，一百年前撰成此书的孙甫曾又提：“武后僭窃位号，唐史臣修《实录》撰〈国史〉者皆为立纪，名体大乱，史法大失矣。”他先于范祖禹从沈既济议，书武后事于中宗纪中，“所以正帝统而黜僭号也。”还说武则天“僭窃天号，恣行凶虐，毒流内外，逾二十年。……若终身无祸，何以作戒于后，……为害岁久，安得无所贬也。”为武则天最后被废称快。
淳熙中进士叶适谤高宗“丞妾为妻”，武则天称帝为“擅命事”，以“《新史》言‘有功不以唐周贰其心’则尤非也”，主张改为：“当武氏篡盗，酷吏为之起狱杀不从命者，独有功生之，夫人虽有必杀之心，而天无必杀之理，非有功能自生之也，天也。”用唯心论解释历史。
南宁也有洪迈与众说不同。他在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成书的《容斋随笔》中，认为武则天无须“使其生为男子”便可比汉武帝：“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而巫蛊之祸，罗织之狱，天下涂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后世闻二武之名，则憎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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