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跨境电商海运风险知多少
目的港无人提货 索20余万滞箱费
2013年10月，浙江慈溪的卓力电器公司要出口一批电熨斗，委托浙江外运有限公司宁波明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外运明州分公司”）向马士基航运公司订舱。
马士基公司的提单显示，托运人为卓力电器，收货人为法格公司，起运港为宁波，卸货港为巴塞罗那，1个40尺集装箱，运费到付。
同年11月19日，货物到达目的港卸货，法格公司却因破产迟迟无人提货，货物在目的港产生了高额的滞箱费。
根据马士基公司在网站公布的费用标准，截至2014年10月29日，一个40尺集装箱滞箱费为30104欧元（按照当时欧元对人民币汇率1：76474计算，折合人民币20余万元）。
马士基公司为此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卓力公司等被告支付滞箱费和运费等相关费用。
宁波海事法院判决认为，涉案货物到港后，卓力电器公司确认其于同年12月初即知晓收货人法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无法提货，虽然其随即询问原告货物退运及费用事宜未得到答复，但其作为涉案货物的托运人，理应持续关注货物在目的港现状及后续处理事宜，及时对到港货物作出处理指示，避免在目的港产生高额费用。在本案中马士基公司对较高目的港费用的产生也存在过错。马士基公司在货物到港无人提货约3个月后才通知相关方，在托运人一直未能给出货物处理指示时，亦未采取有效减损措施，如将货物转移至仓储费用较低的仓库等，对此亦存在过错。为此，卓力电器和外运明州分公司承担运费，折合人民币16690元；卓力电器还要支付滞箱费人民币5万元。
■法官说法
受国际经济形势不振的影响，国外买方有的倒闭，有的希望通过拖延压低货价，有的货物到港时被海关查验扣留，有的买方事先发现货物有质量问题等，都会造成集装箱货物长期滞港，产生大量费用。
当前因货物长期滞留港口无人提货，航运公司向托运人索赔港口堆存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纠纷呈多发态势。在审理中还发现，南亚一些国家的买方在贸易之初即存在不良企图，通过长期不提货的方法造成海关拍卖货物，以便低价收购，给国内出口方带来损失。
为此，外贸单位在与国外买方订立销售合同时，尽可能采用CIF条款并使用信用证结汇，要求签发指示提单。这些措施的好处在于，即使买方想违约不要货物，卖方也可以直接在信用证下收取货款。
当收货人不提货的情况发生时，托运人应及早采取处置措施，防止目的港费用进一步增加，必要时需早下决心通知承运人弃货。作为承运人，须及时向托运人或其货运代理人通知无人提货的情况，提示费用增加的风险并征询对货物的处理意见；如果收货方无反馈，也需依法对货物进行妥善处置，切实尽到减损义务。
接受不利合同 仲裁失利被强制执行
2007年，芬佳德航运公司与宁波工艺品公司、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签订造船合同。约定分五期支付货款，第五期款项在船只交付验收后，支付剩余的20%；买方在船只交付和验收之日前作出的所有付款应作为预付款，如合同被买方根据约定撤销或取消，应在三个银行营业日内以美元向买方退还其在本合同下已支付的所有款项总额以及相应利息；卖方须向买方提供涵盖合同第一期至第四期分期付款的不可撤销的还款保函；买方应在卖方船厂交付规格书中规定的包括主发动机在内的物品；若产生争议，双方应根据英格兰法律在英国伦敦仲裁解决。
协议签订后，因宁波工艺品公司和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未能如期交付船舶，芬佳德公司于2011年5月取消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在伦敦启动了仲裁程序，请求裁定宁波工艺品公司和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退还各期付款及其利息，并承担相应的合同利息、复利及其成本。
2013年7月，仲裁委员会终局裁决，宁波工艺品公司和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应支付金额为2790792190美元及年利率为6%的利息。
因两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芬佳德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承认并强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本案仲裁裁决符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对芬佳德公司的申请，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
近年来，缔约地位不平等导致国内造船方在解决纠纷环节处于被动地位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多数涉外船舶合同会订有仲裁条款，多有约定任何产生于造船合同解释和履行中的争议均应根据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条例在伦敦仲裁，并适用英国法律。涉外船舶建造合同多数采用全英文的日本、挪威或BIMCO（波罗的海航运公会）的造船标准合同范本。而国内造船厂对合同范本研究不多，对外国仲裁或诉讼程序了解不够、缺乏经验。
五年来，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申请承认与执行涉外海事仲裁裁决案件13件，总体呈上升趋势，当事人选择的仲裁机构均为英国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其中10件案件涉及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仲裁裁决无一例外均是国内造船方败诉，而仲裁裁决的效力也得到裁定确认。
本案是目前国内造船方在涉外船舶建造、买卖合同履行纠纷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两被申请人败诉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接受了载有诸多不利条款的格式合同。具体表现在：（1）约定的付款周期过长，最后一笔船款的比例过大且在船舶交付验收后才能支付，若双方对所交付的船舶发生争议，国内造船方很可能无法收回余款；（2）预付款及还款保函方面的约定加重了卖方的责任，且缺乏相应制约买方该项权利的限制性条款，一旦发生争议，卖方立即处于被动地位；（3）约定买方有单方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并在发生合同中所约定的迟延情形出现时，若卖方未在3天内通知买方，则其无权取得相应延期。由于卖方并未在发生合同所约定的迟延情形出现时及时通知买方，致使其未就该迟延得到延期，最终因在经修订的最后交船日期未交付船舶，买方单方通知其解除合同；（4）约定买方应在卖方船厂交付规格书中规定的包括主发动机在内的物品，而未对买方所提供的船舶主要配件的规格、所应达到的品质以及若买方提供的物品发生质量问题应如何处理进行详细约定。仲裁庭认为船舶未能交付的主要原因是船舶尚未准备好交付且导致主发动机产生问题的原因尚未确定，最终判令本案两被申请人败诉。
为此，造船企业尤其是船舶行业协会，应组织相关专家深入研究国际上常用的船舶建造合同范本，积极培养商务、法律专业人才和谈判专家。一方面尽可能让造船企业在格式合同可予商洽的前提下，争取订入有利条款而删除不利条款。另一方面严格规范合同订立的整体环节，不仅要关注船舶造价、船舶技术要求等基本条款，也要确保造船期限的延展、违约事由认定等足以影响合同履行的重要条款的明确可行，同时还要关注违约处理条款是否显失公平，或明显不利于建造方。
货物未证明申报 依最低标准获赔
2013年，原告义乌市堆正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正公司）接到一笔总额236640美元的外贸服装订单后，委托货代向被告现代商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商船会社）订舱，涉案集装箱在宁波港装船运输。
货物到港后，商船会社方集卡司机向当地警方报案称，其所驾卡车连同集装箱被持械歹徒劫走。
为此，堆正公司以涉案货物在商船会社责任期间内丢失致其客商无法取得货物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商船会社赔偿其货物损失232000美元、海运费人民币2395543元及两款延期支付违约金。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商船会社赔偿堆正公司货物损失139167美元及该款相应利息，驳回堆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FOB贸易术语是我国外贸出口企业主要采用的外贸方式。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我国中小外贸企业纷纷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同时承受着外方市场诚信、安全秩序及目的港政策等多重风险。
本案的判决是价值232000美元的货物，最后只能得到千余美元赔偿，也给广大中小外贸企业敲响了警钟：出运货物时务必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并在相应单证上记载货物价值。
我国海商法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该区段运输发生于墨西哥，应适用墨西哥法律。商船会社提交了经当地公证和我国使领馆认证的法律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承运人责任及其限额的依据。墨西哥相关法律规定，当服务使用者没有申报货物的价值，责任将被限制在每吨墨西哥联邦区现行的15天的最低工资，若不足一吨则按比例计算。
堆正公司提交的报关单显示货物价值共232000美元，与外贸订单记载货值相对应，但货物价值并未在提单复印件和墨西哥内陆运单中显示，不能证明货物价值已申报且承运人、陆运区段承运人已获知，故承运人的责任应被限制在每吨墨西哥联邦区现行的15天的最低工资。
据此，宁波海事法院根据2013年11月美元与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乘以提单记载的货物重量，确定商船会社的赔偿责任数额为139167美元。
■司法观察
树立公正权威的国际海事司法形象
浙江作为海洋经济和外贸大省，面临着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区和开放合作先行区的重大机遇和新挑战，涉外、涉港澳台海事审判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五年来，宁波海事法院受理涉外海事海商案件1501件，审结1366件，收案标的总额7859亿元，结案标的总额6319亿元。其中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占3690%，成为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最大类别。
宁波海事法院副院长陆明明说，该院受理的涉外海事海商案件共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事人分布于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但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韩国、日本、巴拿马、马绍尔群岛、利比里亚等传统航运大国、船舶开放登记国或商品进口国。“案件分布情况很大程度地体现了海事司法与航运经济、临港工业、对外贸易的密切联系。”
据了解，涉外、涉港澳台案件送达存在环节多、耗时长，域外证据与授权公证认证手续复杂，外国法查明途径有限等问题，这些因素客观上长期制约着“四涉”案件的审判效率，拉长了案件的审理周期。五年来，宁波海事法院“四涉”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比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多出1674天。
为树立公正权威的国际海事司法形象，宁波海事法院不断探索提升海事法官司法能力的新途径，着力提高法官综合素质，努力打造一支“懂法律、懂外语、懂航运”的高素质审判队伍，探索建立海事法官专业实践制度、青年法官导师制度和审判经验传承制度。针对海事审判涉外性较强的特点，定期组织一线法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国际公约及航运惯例，及时更新知识。鼓励新任法官积极参加与港航、货运代理企业的交流，加深其对航运实践、航运惯例的理解，全面提升海事法官的司法能力。
为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该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时，既注重积极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切实维护司法主权，又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办理特别程序案件时，注重兼顾中外当事人利益，必要时采用听证的方式，保证裁决的公正性；为解决域外送达难问题，该院尝试借助外事部门、涉案船舶船长、担保函记载的机构或律师实现对境外当事人的送达，有效促使境外当事人积极应诉；实体审理过程中，合理确定举证期限，依法调查取证，对于电子邮件、电子签章、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在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的电子信息证据进行客观审查认证；在适用法律时，坚持贯彻国家主权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选择，除依法认可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外，必要时主动拓宽外国法查明途径，开展外国法的查明，多次适用或参照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外国法律审理案件，努力树立良好的国际海事司法形象。
目前跨境电商企业会涉及的税务风险如下：
有很多跨境电商企业由于没有采购发票及出口资质，便没有通过自有公司报关出口，而是通过货代或者是物流商买单报关出口，但 买单报关是违法行为，其违法性主要表现在走私、避税和外汇这些方面。
再者，报关行以及货代公司为您提供买单报关服务的同时，可能也在进行配票配货的虚假出口业务，如果您的 货物被拿去骗税 ，那您可能在无形中被牵涉到，可能面临严重的 骗税刑事责任风险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目前部分跨境电商为了逃避高额税负，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收汇到境内个人账户，规避企业所得税。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偷税行为， 未来会面临很大的税务风险， 且个人账户频繁交易或者有大额交易，会被银行列入重点监控对象， 资金账户也有可能会被银行冻结 。也就是说， 收汇到个人银行账户，不仅可能会被银行冻结资金，且会存在巨大的税务风险 ，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未税收入直接转到个人账户，如果被税务局认定为个人收入，按综合所得去纳税，税率最高为45%，税负极高！如果是正规收汇到公司对公账户，还可以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未履行代扣代缴员工个人所得税义务的，存在着不小的 税务风险 。如果企业被税务局核查到未代扣代缴税款，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 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虽然纳税义务人是员工，税务机关是向取得收入的个人纳税人追缴税款，但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也会被处以罚款。
最近这几年，国家税务局打击偷税漏税的行动极大，谁知道哪天会不会就轮到了跨境电商呢
大数据时代，企业经营尤其是电商企业经营会留下大量的数据信息， 跨境电商企业的经营状况在线上就可以查证 。税务部门只需要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开展调查，直接对相关店铺进行取证，就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税务稽查风口上，唯有合规经营才能使企业 健康 发展。
财税合规化处理方式对于企业自运营和代运营的财务管理而言，合规化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是“清产核资”，主要是盘点公司全部资产与负债等；第二步则是“税务处理”，包含个税、社保公积金与其它税务科目，尽量与员工解释沟通清楚，不要造成劳动关系恶化或者劳动法风险等；最后一步则是“持续合规化”，财税问题不是一次性能解决的，后期也会因为别的问题造成财税风险，因此持续合规化很有必要。而对于在跨境电商当中需要缴纳的VAT，这原本就是一个对外商业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根据目的国海关要求正规缴纳，才能保证自己出口贸易的财务逻辑更加合理，合法，合规。
财税的不合规，对于企业最直接的影响则体现在现金流上，因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即使某些企业目前拥有稳定的盈利能力，倘若出现现金周转不畅、调度不灵等，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信誉，后续也将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主要还是资金风险。
目前跨境电商有两种主要的回款模式。预付和货到付款。
在货到付款这一款很容易会出问题：货到付款又叫COD（Cash on delivery），目前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COD、新加坡COD、菲律宾COD都非常普遍，东南亚的跨境电商行业主要还是以货到付款为主。
货到付款是由货运公司代收货款，再回款给卖家。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海外的客户的海外资金来源不明，或是货运公司为了降低汇损，和一些地下钱庄兑换货币，则很容易会资金风险。
这时候卖家收到来路不明的资金时，就会被国家机关监控，轻则冻结银行账号，重则被刑拘。
2020年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了。
所以假如是选择COD的电商方式，要注意物流公司的合规性和资金安全。
还有一些商家会选择卖仿牌或黑五类产品（保健品等等），这些也会有法律风险的。
除却以上两点，其实跨境电商只要选择正规的电商平台，和物流公司，合法经营出售产品，是不会有什么法律问题产生的。
参考链接：
跨境电商需要缴税吗？
希望能帮助到您。
第一，完善法律政策体系，规范跨境电商经营行为。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议对正在起草的《电子商务法》涉及跨境电商监管体系、市场准入与退出、数据电文和电子合同、产品质量标准认定、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引入国际贸易法律框架，弥补法律缺陷与技术不足，明确工商部门在跨境电商监管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充分挖掘现有的法律法规资源，通过完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配套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推动工商法律法规向跨境电商延伸应用，为监管工作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撑。
二是加强经营主体规范管理。推进跨境交易个人网店登记试点，鼓励跨境电商经营主体注册登记，更好地落实网店实名制。通过网络抽查和实地检查，对辖区内跨境电商经营主体“亮照亮标”情况全面排查，推进开展跨境网络经营主体电子标识等工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经营主体数据库。配合相关部门实施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备案管理制度，突出经营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开展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依法打击跨境交易非法主体网站。
三是规范经营商品准入。跨境电商商品准入必须引入“分类管理”理念，对国家明确规定不准销售的物品，如野生动物制品、旧衣服、旧机电等，坚决禁止;对有限制的，如美国车厘子、智利樱桃等，要求许可材料齐全;对不涉及安全、环保、卫生和反欺诈类别的，可自主、自由、便利开展跨境交易。可会同相关部门探索建立跨境电商禁售商品负面清单制度。指导经营主体加强入境销售商品商标查验力度，对于未在中国注册的，及时检索相同或近似商标在中国的注册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规避侵权风险。
第二，强化信息技术支撑，提高跨境电商监管效能。
一是运用大数据加强跨境电商监管。加强与海关、商检、税务、外汇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形成整合涵盖注册备案管理、行政许可管理、日常监管、应急管理、稽查执法、信用评定等大数据的信息平台。对相关数据定期进行分析，研判跨境电商近期存在的主要风险点，为开展搜索、风险预警和专项整治提供依据。细化与重点跨境电商平台大数据方面的合作，强化打假溯源技术平台的运用。指导电商平台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对其掌握的交易数据、支付数据、物流数据进行分析，积极发现涉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并及时报告政府监管部门处理。探索跨区域监测、监管协作机制，实现工商总局与各地执法数据的整合。
二是应用新技术提高跨境电商监管效能。结合跨境交易特点，建立违法行为特征语义库，按违法行为类别定期开展搜索，有效发现违法线索，并将线索及时分派和处理。应用网页留证、电子证据现场取证设备等新技术、新装备，严厉打击夸大宣传、假冒商标、虚假促销、货不对板、团购欺诈、霸王条款等违法行为以及“刷单”、“刷信用”、“删差评”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积极查处利用优势地位强制交易行为。探索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国家间打击跨境非法交易协调机制，合力推动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
三是运用定向监测提高跨境电商监管水平。研究建立跨境交易商品定向监测常态化机制，强化跨境交易商品定向跟踪监测和监测结果综合利用。针对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来的问题多发商品或投诉举报频发商品，加大质量抽检力度，并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和发布跨境电商消费警示。会同相关部门推广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充分借助二维码、条形码等手段对物品进行编码，提高商品溯源水平。建立网络投诉邮箱等商品质量投诉监督检查渠道，收集跨境交易商品质量投诉信息。对于不合格产品和禁止类产品，在工商门户网站上加以公示。
第三，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畅通跨境电商消费维权渠道。
一是建立国家间消费维权和谈判和协调机制。在美国倡导美洲国家组织建立跨境交易区域性网上争议解决体系，欧盟建立消费者争议网上解决体系的格局下，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设立为契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推动建立国家间消费维权和谈判和协调机制，成为建立亚洲网上争议解决体系的倡导者，增强我国在全球性网上争议解决体系中的话语权。
二是探索建立跨境消费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国际通行做法是建立“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简称ODR)，包括在线协商、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建议由工商总局作为我国跨境消费争议解决ODR机制的政府主管部门，授权专业ODR服务机构作为跨境消费争议解决平台，并与境外ODR服务机构建立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该ODR服务平台下组建专业团队，负责跨境消费争议的在线法律咨询、提供和解方案、提供调解以及仲裁服务。涉及境外法律的消费纠纷，则由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境外ODR服务机构提供上述服务。
第四，探索制定有效措施，落实跨境电商平台管理责任。
一是有效落实境内电商平台责任。制定并大力推广使用跨境电商交易示范合同文本。对违法情节严重的经营者，督促电商平台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予以清退。监督指导平台制定完善跨境经营者资质审查、境外经营者身份审核、商品质量检查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公开以及信用管理等制度规范。指导平台建立进口商品商标管理制度。鼓励平台建立先行赔付制度等。
二是探索引入第三方跨国鉴证机构对境外电商平台实施信誉认证。第三方跨国鉴证机构(如瑞士通用鉴证行)由于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权威性，引入其对境外电商平台实施信誉认证是个不错选择。目前，第三方跨国鉴证机构信誉认证标准体系尚为空白，实践中可先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针对鉴证机构信誉认证跨境交易建立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再由鉴证机构按此标准体系，通过专业化服务，认证供应商产品并逐步规范电商平台。
第五，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营造跨境电商可信交易环境。
一是建立跨境电商信用评价体系。结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建设，完善跨境交易信用征信、信用评价、信用服务等领域的制度规范，指导跨境电商平台自建信用评级制度，防范经营者以虚构交易、炒作信用来欺骗消费者。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建立信用认证体系，综合多方信用基础数据，建立跨境电商信用数据库、信用监管系统和负面清单系统，形成跨境电商平台、平台经营户、物流企业及其他服务企业的基础数据，实现对买卖双方的身份认证、资质审查和信用评价。指导电商平台建立入驻经营者信用档案。积极推动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担保等第三方信用服务和产品在跨境电商中的推广应用。
二是有效发挥信用约束激励作用。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失信惩戒办法》。在企业信用信息年度报告和抽查制度中完善涉及跨境电商信息相关内容。结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落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依托目前运行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系统，针对跨境电商经营特点，完善跨境电商经营主体信用分类评级标准，设立相应的评价指标，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消费维权不畅、违法违规情况严重的经营者，降低信用等级，实行重点监管。发挥“守合同、重信用”等激励机制作用，促进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守信经营。
第六，强化部门协作，形成跨境电商监管合力。
一是推动创建“单一窗口”平台。依托电子口岸平台，加强与海关、商检、邮政、银行等部门的互联互通，积极推动建立统一标准规范、统一信息备案认证、统一信息管理服务的多位一体跨境电商“单一窗口”平台，打通“关”“税”“汇”“检”“商”“物”“融”之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后续监管成本。
二是建立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建议由国务院牵头，海关、商检、工商、商务、央行、税务、公安等部门参与，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开展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在推动部门间质量检测互认、共同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等方面取得突破。共同加强对销售管制商品网络商户的资格审查和对异常交易、非法交易的监控，防范各类跨境交易非法经营行为。强化执法部门之间工作协调，建立联合执法、联合办案机制，实现政府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互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建有跨境电商保税仓库的地区可建立部门联合实地勘察机制，开展综合监管。
三是完善社会组织共治机制。充分鼓励行业协会、非营利性组织、第三方评价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共治。发挥社会组织信息集聚优势，在政策制定、标准制定、技术鉴定、市场调研等方面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专业服务;指导行业协会、商会建立自律性管理制度、行业从业守则、执业道德准则，组织开展跨境电商诚信测评、经营主体失信管控等行业自律工作，提高行业诚信经营水平;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优势，在违法行为搜索、在线网页留证、电子取证、建立违法行为特征语义库等方面获取技术支持;引导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行业专业人士、社会公众对跨境电商平台规则及规则的制定、修改、实施效果开展评价，防范不合理条款，推广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条款。
第七，加大服务力度，支持跨境电商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国际化监管人才培养。联合高校和职业教育机构开展培训，推进跨境电商监管研究基地和专家库建设，鼓励开展跨境电商监管机制建设的前瞻性研究。
二是支持优质企业发展跨境电商。具体可从企业资质、规模、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产品营销、客户服务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符合条件的企业优先扶持发展跨境电商自营平台或进入优质第三方电商平台经营，让中国制造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全球市场。
三是鼓励跨境电商创新发展。探索收集各类跨境交易数据信息，分类整理、挖掘分析，引导跨境电商投资和创新方向，推动跨境交易可持续发展。抓住规模大、信誉好的跨境电商平台，鼓励其技术创新、交易创新，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造集展示、发布、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鼓励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积极申报地方著名商标和国家驰名商标，申报“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保护知识产权
海淘新政实施：一些商品变贵了,一些商品下架了
海淘新规的实施给跨境电商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海淘税改新政出台后，正在给跨境电商带来一场“巨震”。
4月8日，中国正式实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不再按行邮税计征税款，而是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此外，可销售商品从“负面清单”改为“正面清单”，只有出现在清单上的商品才能销售。
此处说的并非是个人代购和海外自购。个人代购适用行邮税也有所调整。此外市场预计，当跨境电商的计税优惠被削弱后，海关会在近期打击海淘，消费者超额被税的可能加大。
而如果你要在天猫国际、小红书、京东全球购、蜜芽、网易考拉等跨境电商上买买买，商品的种类和价格已经有了不小变化。
部分商品变贵
4月10日，记者在某跨境电商平台查看一罐奶粉，页面清楚地显示，“本商品适用税率为119%”。以这罐418元的奶粉为例，税费接近50元。而以往，500元以内的商品，按10%的行邮税即50元，可免征。
不同类别的商品适用于不同税率，消费者可以在该平台点击详情，具体了解税费是如何得来。
也有部分商品在税改后，税率更低。例如，以前洗护类税率为50%(免税额之外)，现在为119%。
还有一些商品的税率维持不变。“红酒等品类本来就一般进口关税较低，跨境进口税率更高。现在大家还是走一般贸易进口。”一跨境电商平台人士说。
“税改新政出来后，总体价格肯定是上扬的。”行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
当然，你可能会疑惑，在近几天，收到了各类跨境平台App的推送，号称“不涨价”。这则是一些平台对消费者给予了补贴的缘故。
8日，多家跨境电商紧急出台对策“自救”。比如，百度投资的母婴电商蜜芽宣布为跨境奶粉包税，奶粉119%的'税率全部由平台来承担。蜜芽宣称，“活动目前没有截止日期”;波罗蜜宣布对所有在保税区下单的用户赠送一张“包税券”，对该笔订单的税率全额减免，但这一活动到4月30日结束;网易考拉对一批价值数千万的奶粉包税;洋码头很多商品由买手承担了税费。
但行业人士认为，税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这段时间，赶紧“褥羊毛”吧!
部分商品下架
“液态奶基本挂了，昨天(4月8日)基本都下架了。”4月9日，某国际奶粉品牌电商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看到，德运、麦德龙、英百瑞等天猫国际旗舰店发出通知：“受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影响，4月7-8日海关系统升级期间付款的订单，清关时间将延长2-3天，部分商品暂时下架调整。”有媒体报道称，这些天猫旗舰店已经将液态牛奶下架。
天猫国际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海外商家在问美妆、奶粉、液态奶、保健品到底还能不能通过跨境保税走。由于此次新规不涉及海外直邮通道，天猫国际已建议海外在途还没入保税区的，改走海外直邮。
“现在还无所谓下不下架。因为保税区有存量备货，消费者已下单但新规有附加条件的品类，要看能否清关放行。”上述人士称。
澎湃新闻10日还看到，网易考拉等跨境电商挂出了“部分商品下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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