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志斋词衷》,第1张

邹祗谟(1627—1670),字訏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著有《丽农词》二卷,与王士禛《衍波词》、彭孙遹《延露词》并称“三名家词”。顺治十七(1660)年与王士禛编选大型词选《倚声初集》,甄选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词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在广陵词坛中,邹祗谟名声远不如王士禛、彭孙遹,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说其“行迹很少为人们所知,但对其词学成就却又颇多误解” 。其实,邹祗谟是清初较早填词并专心研讨词的一个,陈其年云:“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 邹祗谟所著《远志斋文集》已不传,存于《倚声初集》前编词话中的《远志斋词衷》及《远志斋词韵衷》成了考察邹祗谟词学思想的重要文本。
《远志斋词衷》,共54则,从辨调名、审词律,到论作法、论词体、论当时词人,涉及内容较广。其中颇多引用他人观点,最多者为王士禛,其次为俞彦、贺裳。《词衷》创获亦多,对词调词律独有见解,其他论词则吉光片羽。后世词话亦多引用,如田同之《西圃词说》、江顺诒《词学集成》等。由于词话多为随感记录,观点较为零散。下文先考查《词衷》写作时间,后从词调词律、词体观两方面具体分析邹祗谟的词学思想。
一、关于《词衷》的写作时间
《远志斋词衷》是刊刻在《倚声初集》前编的词话中,现在所见的《倚声初集》为顺治十七年(1660)大冶堂刻本,也是《倚声初集》初次刊刻的之时。可是,现存《倚声初集》与《远志斋词衷》均有写于顺治十七年以后的文字。《倚声初集》卷七邹祗谟自叙《惜分飞》词中说到:“仆《惜分飞》词四十余阕,乃十五年前所作……” ,《惜分飞•本意》自注中言“庚寅夏作”,庚寅为顺治七年(1650),十五年后当为康熙四年(1665)。所以,严迪昌先生疑《倚声初集》是随刻随补选评而成 。尤侗在《彭骏孙延露词序》中说到“阮亭既官扬州,骏孙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 ,王士禛于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出任扬州,此言“初集”,则为编选不久,那么,《倚声初集》的编选最早应不会早于顺治十六年(1659)。查《倚声初集》序中落款王士禛写的“季冬”及邹祗谟写的“长至后五日”,此“长至”应指冬至而非夏至,则初编完成在顺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所以,《倚声初集》从开始编选到初刻经过的时间并不长。可见编选之前已有准备,初刻后可能又有补入。考之《词衷》中透露写作时间的二则:“近阮亭、金粟,与仆题余氏女子诸绣……”,咏余氏女子绣浣纱洛神图一事发生在顺治十八年 (1661),此则当作于顺治十八年或之后。又有“近有以仆丽农词,列为三家者”,此当指孙默刻《三家诗馀》一事,此时为康熙二年(1663) 。则此则最早应作于康熙二年。
现在看到的《倚声初集》和《远志斋词衷》,按前面所举的时间看,并非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的。李康化认为,“《远志斋词衷》至早结集于康熙三年” ,同时也说到:“这些词话的撰写是与 *** 选《倚声初集》同时进行的” 。确实,《远志斋词衷》中很多文字都可以在《倚声初集》的词评中找到类似的说法,有些表述甚至一模一样。以下略举数例:
《词衷》:“阮亭极推俞光禄小调,为近今第一作手。”
《倚声初集》卷二:“仆尝与程村论近代词人,断当以少卿为当行第一。”
《词衷》:“其间野君持论更优,观其序陆荩思词数语,可谓得词理三昧。”
《倚声初集》卷五:“徐野君序陆荩思云:‘诗如康庄九逵,车驱马骤,易为假步。词如深岩曲径,丛竹幽花,泉曲折而始流,桥独木而方度,非具骚情赋骨者未易染指。’虽为词林长价,寔是定评。”
《词衷》:“至娄东惟夏次谷二君,善能作本色语,揆之乃祖,可谓大小美复出。”
《倚声初集》卷五:“次谷小词与惟夏可称大小美复出。”
又,《词衷》称赏的词人,《倚声初集》前编卷四《爵里》大都有载其名号籍贯,集中也选录其词,而如《词衷》提到的“然亦有刻意纤僻,臻离本旨,如芜阴张渌渔、云间朱宗远、楚中许漱石、赵友沂诸君,不无奇过得庸,深极反浅之病。”其中,张渌渔《倚声初集》中只载词一首,评曰:“莺花二句遥对格奇,奇久险刻,词中樵蜕也。”其他三人不见载。
据此,则《远志斋词衷》的写作应该是与《倚声初集》的编选同时进行的,而且可能一直持续到康熙四年(1665)。《词衷》又有言:“迩来诗馀无成选,故名作遂多散轶。目前如此,将来可知,安得呵为剩技,遂云无关大雅哉。”从这一语气看来,此则可能作于编选《倚声初集》之前或之初。有此感慨,才会有编选《倚声初集》的想法。邹祗谟在《倚声初集》序中道:“诸选不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以存一时之啸咏”,也是这一初衷的体现。 又:“梁溪、云门诸子,才华斐然。近对岩以荪友、乐天、景行、华峰、青莲及家黎眉词见示,合之山来、沛玄诸子旧作,笔古蕴藉,清艳兼长。惜全集欲成,采撷绝少,不无蛤帐将旦之恨。”从《倚声初集》看,对于上述提到的秦松龄(字对岩)、严绳孙(字荪友)、顾景文(字景行)、顾贞观(字华峰)、施京(字青莲)、邹登严(字黎眉)、敖巘(字山来)等皆载词不多。“此处“全集欲成”,应是指《倚声初集》已将成书,而且是指现存完书于康熙四年后的《倚声初集》。
还有一点就是,词衷每一则的排列次序,不像同时期的词话那样混乱,而是可以看得出作者有意地进行了分类,如从“长调音节有出入”到“词曲同调名”,主辨词调词律,从“长调须一气流贯”到“俞光禄论词”,主讲作法,从“明人有佳词”到“彭王齐名”,主讲词体。其后又有《远志斋词韵衷》。固然,这种分类亦非明朗,其间杂有对词选的看法,对当时词派的评论等等。但总的来说,可以明显看出是作者后来进行分类的痕迹,以及对待词学严谨认真的态度。
综上,《远志斋词衷》的成书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由顺治十六年(1659)一直持续至康熙四年(1665),集中体现了邹祗谟的词学思想,这些观点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倚声初集》,也成为理解《远志斋词衷》的重要文献。本文在讨论《远志斋词衷》的词学观点时,将引用邹祗谟在《倚声初集》中所作的评论加以补充论述。实因二者乃同一时段所作,可以互为阐释。
二、慎守词律
词本与音乐相配,因曲填词。唐宋后词乐失传,后人填词只能从词律上进行考究,词律包括词调、字数、词韵、平仄等多方面内容。《词衷》前十四则主要辨词调名及词律,后文亦有言及。守律不严,曲词不分,是明代词学的一大弊病。邹祗谟虽然对当时词坛颇多溢美之辞,但言及词律词调,甚是严谨,多有批判。将这部分内容置于《词衷》最前,也可见邹祗谟对词调词律这一填词基本问题的重视。
《诗馀图谱》在明季非常盛行,数次刊行,词家多据此本作词。沈际飞已大体指出其误:一调先后重出、调分数体 。邹祗谟更为具体,主要针对其中同调异体(如粉蝶儿与惜奴娇)、异名同调者(贺新郎之与金缕曲,金人捧露盘之与上西平等)进行辨误,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对于沈际飞言“花间无定体”,邹祗谟说:“……必谓花间无定体,草堂始有定体,则作小令者,何不短长任意耶”,可谓中肯之言。对于这些同调异体者,邹祗谟提出要“参稽互变”,这也是在词乐失传之后上溯宋词,维护词律的必然之选。又有“近谱俱无定例,作词者既用某体,即於本题注明亦可。”《古今词统》的编排已有此例,但《古今词统》完全按字数多寡编排,同调异体因字数相差也相隔甚远,难以概见一调之面貌。《倚声初集》虽也以字数多寡编排,但同调异体之词均置于同题之下,只在题下注明第几体,较为分明。但是,某些词调分体略多,亦难以达到邹祗谟所说的“使观者披卷晓然”。
又有言词调者,多据杨慎《词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艺林学山》追溯词调名而发,邹祗谟基本上是赞同胡应麟的辨误的。又认为原词大多无存,考证词调名难以尽皆符合原意,倒不如阙疑,持论较为通达。对于杨慎认为唐词缘题所赋,胡应麟认为所赋与调名也有不相关的,词重在调而不在题。邹祗谟言:“愚按此论,杨固太泥,胡亦未尽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後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持此复古观念,邹祗谟填词多坚持内容与词调名相符,如《词衷》所举的“题余氏女子诸绣”诸词,《丽农词》 所收词中,用《惜分飞》写与吴小法的分别,用《夜半乐》题元人画韩熙载夜宴图,用《翠羽吟》赋鹦鹉等,虽不一定能尽符合原调之意,但表现了邹祗谟对于择调问题的重视讲究。对词调词题的选择,根本上是为了使词作内容感情与词调的声情相符,这是作词的第一步骤。
康熙四年(1665)尤侗偶摘《倚声初集》中不谐律之作,邹祗谟“益爽自失”,此后尤侗有《倚声词话序》,其观点就得到了邹祗谟的赞同,其中认为“徒缀其文而未谐其声,非词人之极也。” 所谓“谐其声”,就是斟酌词调声情,根据词律填词。但当时人多依词谱字句之长短填词,忽视词之宫商律吕、阴阳上去。《词衷》只是指出今人不重词律音律的问题,但未言及词律包含之具体内容。邹祗谟重视词律的一大表现是对长调的关注。他认为云间“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由于长调的作法与小令不同,在声韵安排和篇章结构上更为复杂严密,在音乐失传的情况下,要做到声情的符合,是需要专门参研词律的,这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金粟词话》有“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 专力研究长调词律,也是开始重视词体的表现。
从邹祗谟论词律可看出,他非常推重俞彦的音律之学。《爰园词话》有“词全以调为主,调全以字之音为主。音有平仄,……今人既不解歌,而词家染指,不过小令中调,尚多以律诗手为之,不知孰为音,孰为调,何怪乎词之亡已。” 将词调细化到字音,再从字音细化到平仄,认为如果平仄不适则“歌时有棘喉涩舌之病”。这已经开始从明词有失音律中解脱出来。虽然邹祗谟在词律上多同意俞彦说法,但又认为他过分注重音律:“宁绌意以就字,不可轶字以伸意”,邹祗谟对于佳词的要求是“音文双妙“,而非只要求合律,或者只注重词意。
明末俞彦、沈际飞已开始注意词律问题,而邹祗谟在此二人基础上,能针对词调词律具体问题有所发现,在择调、调名、词律等问题都表现了对宋词的回归,基本上承袭了姜夔、张炎严于持律的精神。纠正明代词律的不严,对词学基本问题采取严谨态度,正是使词体获得尊重、甚至说是清代得以推尊词体的基础。王晫有言:“邹程村读书,如汉主校猎,不至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不止。” 观其对词调名、词律的考辨,亦是如此。可惜以词话形式写出,不甚详明。
三、词体观
(一)上溯新都:词风多样性
顺治四年(1647),云间主将陈子龙、李雯相继离世。宋征舆兄弟及陈子龙弟子蒋平阶等还活跃在词坛上,基本上延续了陈子龙崇尚晚唐北宋的词学主张。邹祗谟开始大量填词在顺治六年(1649) ,在邹祗谟早期的词中,就有如《满江红•乙丑感述》(作于顺治六年)这样悲慨激壮的词。可见,邹祗谟填词之初,就不局限于云间词派所崇尚的纤弱婉媚。
陈子龙对明词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幽兰草题词》有言:“……独斯小道,有惭宋辙。” 云间推崇晚唐北宋词风,取法乎上,在内容上提倡高雅,要求寄托沉永,以救明词之滥俗浅薄。同时,陈子龙也延续了明词以婉媚为正宗的观点。陈子龙取法虽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排斥了词体的多种风格,特别是云间后期的蒋平阶、沈亿年等主张复古变本加厉,“废宋词而宗唐”,观点愈趋狭隘。
邹祗谟更直接的是继承了明代词学有见识的论述,而逐渐形成对词体认识的。在《词衷》里就可以看到杨慎、俞彦等明代词家观点的痕迹。邹祗谟虽然对杨慎附会解释词调名颇多不满,但还是承认他在词学上的贡献,他在《倚声初集序》中就说到:“然近世如用修、元美、元朗、仲茅诸先生,无不寻流溯源,探其旨趣。”不局限于云间,可能与邹祗谟早年不在毗陵地区有关。李元鼎《石园全集》卷二十三载邹祗谟序,云“祗谟自九岁时随先大父宪副公官豫章 ”,据蒋寅《清代词人邹祗谟行年考》,邹祗谟九岁当在崇祯八年(1635),自此年起,正是云间开始领袖词坛的时候。邹祗谟不在武进,早期受到云间的影响会比较少,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让邹祗谟接触更广阔的词学主张。
其实,杨慎等人也并非完全排斥词体的豪放之风,《词品》中就有:“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 俞彦在《爰园词话》中也有言:“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轩自度粱肉不胜前哲……” 当然,他们只是承认词体可以存在这样一种风格,而没有特意推崇标举。杨慎与俞彦自身的创作,也都是纤柔靡艳的词风。如杨慎就说“曲诗曲论,终非词之本色” ,始终是以婉约为词之正体的。但是,他们较为通达的见识却影响了邹祗谟:“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自张綖将词体分为婉约豪放,后人多沿用此说。观杨慎、俞彦论稼轩,都是从辛词与主流之婉媚相比而言,当时王士禛也赞同婉约豪放之说 ,可见明季清初此说法之流行。而邹祗谟这番评论,却没有囿于豪放婉约的分派,完全从稼轩词本身出发,言其“自是本色”,此“本色”却并非指词体之本色,而是说稼轩之词能表现真我。言及辛词之特色,已从豪放婉约这种并未真正说明词体问题的说法中解脱出来。相比后世辛词研究尤其是常州对辛词“沉郁”之论,可谓初开风气。邹祗谟在《倚声初集》序中有言:“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闲代禅,鲸□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譬诸篆籀变为行草,写生变为皴劈” ,就明确舍弃正变之说,将诸家词风的变革看成艺术自然发展的脉络,对词体风格的多样性等同视之,审美视角更加宽广。
邹祗谟对于词风的多样性,还不仅仅限于婉约与豪放,他还认为“词有闲澹一派”:“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刘徒作壮语者有别。”在此,他举了从南宋的陆游、刘叔拟等人到明代文征明、葛一龙、当时的曹尔堪、唐允甲、程昆仑等人,对这一词风的发展稍作了梳理。通过上溯南宋,来寻找当时这一词风的合理性。邹祗谟“闲澹一派”的观点,其实也源于杨慎。《词品》卷二有“闲适之词“ ,载宋传公谋《水调歌头》、黄玉林《酹江月》及吕居仁“东里先生家何在”四词,“每独行吟歌之,不惟有隐士出尘之想,兼如仙客御风之游矣。昔人谓‘诗情不似曲情多’,信然。” 向来以词多描写男女之情的观念,使得这类表现个人隐逸情怀的作品成为异类。而杨慎却从“诗”出发,赋予了这类词与“闲适诗”一样内涵。这主要是针对词的内容而言。贺裳在举孙光宪与洪叔玙之词后,言“两君专以澹语入情。 ”这又是从遣词造语的角度谈论词中之“澹”,因为词原本是“宜于冶艳” 的。《词衷》的“闲澹一派”,正是杨慎与贺裳两者的观点结合了起来,这个“闲澹”,就是《词衷》所说的“不作浓情致语”,就其所举词人词作来看,在内容上更加广泛,可以是田园隐逸,也可以写闺情等。并且,以诗之流派相比,承认了词与诗具有同等广泛的抒情内容,并非仅限于情爱。同时,邹祗谟承认这一词风的前提,是它不能失却词“猗迂荡往”的本质。如评价曹尔堪“淡语中饶有腴味” 、“寻常语,乃如许弄姿” ,“不关绮思,自然胜引”。 能有言外之意、一唱三叹之致,才是词体的根本。这又或是受到云间的影响。
来自明代较为通达的词体认识,使得邹祗谟能摆脱云间词风专注于晚唐北宋的纤弱婉媚,同时,又受到云间取径高上深远的启发,极力反对明词滥俗浅趣。这两种观点的融合在《远志斋词衷》有明显的体现。

经汝之兰亭集序可观汝之神骨。汝字一眼望去圆劲古雅,丰美匀适,体兼众妙,似水形动;而又有静在动之内,骨气深稳,蓄势其中,当以静述之。不如就叫静水斋,如何?尚且有词曰静水流深,人们一提静水便会想到流深,既可言字之神动、上下连接呼应流畅,也可示书法需要平心静气,又可绘人心性,其中静水象征着为人处世不张扬,态度柔和,流深意味着胸中自有万千丘壑,真的是很有想法、很有内容,静水流深的真正含义恰可比喻为做人的态度:洞察一切却不被矛盾束缚,不被欲望捆绑,这样就能拥有和谐的生命,拥有长久的快乐,拥有真正的自由;已然不逊于钝峰。且静水斋中有钝夫,以水之灵补夫之钝(当然,我知道这是自谦之辞啦~),二者互补相得益彰相处甚恰,若以钝峰对钝夫则觉原是一类无法互补。当然,我虽练过几年书法却是个外行,您别见笑。。。
唉,我认输了,这取名工作真难,或许找您的知音同行等人去更好,你看我们在这里回答的大多是外行或是我这种只写过八九年的略懂皮毛者,找人家易学大师也不错,那是有根有据不算迷信,别听我们这些混小子的一件了,您看都爆满了的说~祝您早日选定爱名,否则为了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名字堂耗费精力,未取名而取名不如无名来得好,免得乱了心性。本来关键的就是在字嘛,不在名字。不管什么名字的斋或堂又如何,不都是由里面的人所决定的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祝您早得爱名~话说您写了几年书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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