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元朝的圣旨金牌
过了20多年，这块铜牌被翻出来了，价值3200多万元。
这事发生在1961年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屯。
有一对从内地迁到内蒙古的汉族夫妻，丈夫姓李，两口子憨厚朴实，平时，就在镇里边开荒种地。
丈夫老李，在农闲的时候，就去索伦屯旁边河床上给人家挖沙子。
有一天，他竟然从沙地里挖出了一块金光闪闪的铜牌，这铜牌上还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花纹，好像是文字。
老李左瞧右瞧，看不懂，于是就装口袋里拿回家去了。
媳妇看了看铜牌上的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这个铜牌栓上了个绳子，给儿子当了玩具了。
孩子稍大点以后，铜牌就被老李随手扔到地窖里去了。
老李家的孩子名字起得挺好，叫李献功，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李献功就鼓动父母拿出积蓄，他也要做生意。
做生意哪能这么简单，李献功初出茅庐，做两年，不仅赔光了父母的积蓄，还欠了别人好几万块钱，他这么一折腾，老两口心理压力大了。
加上年岁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不久老父亲就离世了，母亲也病倒了。
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99年。李献功有一天打开尘封多年的地窖，就钻进去，想找点什么东西。
他拿着手电筒这么一照，就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铜牌。
由于好奇，就拿出来了，仔细看了看，有点印象，小时候自己玩过。
于是李献功就拿着铜牌，找他老母亲去了。
老太太看了一眼就说，这个铜牌是当年你父亲，在河里挖沙子的时候，挖出来的。
说到这里，老太太抚摸一下说，这都20多年了，牌子怎么也不生锈呢，会不会是金子的？
李献功听了以后猛然一惊，说了一句，我找人看看，拿着铜牌就走了。
经朋友介绍，他找到了一个收藏爱好者叫刘振春。
这刘振春热心古董收藏，拿着这个铜牌翻过来倒过去看，仔细的瞧，也看不懂上边的文字。
于是就做了一个测量和称重，铜牌长25点7厘米，宽8厘米厚，厚0.3厘米，重量是350克。
刘振春凭经验就断定说，这是一块金牌，自己有意想收下，就对李献功说，给你一万二，我收下。
然后，李建功想了想说，行！同意。
可刘振春当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于是，俩人就约定说，第二天中午咱们再见面。
然后在分手的时候，刘振春拿出相机来了，对着这块金牌，噼里啪啦拍了好几张照片。
随后，李建功拿着金牌高高兴兴地走了。铜牌变金牌，还能换来1万多块钱，李建功高兴啊。
李献功走着走着，一眼看见旁边有一个金店，脑袋一转，进去了。
金店的老板，看了看李献功的金牌，就称重、测检，张口就给了一万七的价格。
李献功工开始琢磨了，刘振春出价一万二，金店出价一万七？是不是还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呢？
我谁也不卖了，实在不行，我就找个首饰店，把这个金牌融化了，打个金首饰，将来娶媳妇当嫁妆。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刘振春在家里等，一直没等来李献功。
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刘振春心里就明白了，人家不想卖了。
刘振春心里挺遗憾，拿着拍的胶卷去了照相馆，洗照片去了。
过两天照片取回来了。他一看照片心里就琢磨，说这块金牌肯定不一般，那些铭文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刘振春就把照片寄给了内蒙古博物馆的一个朋友。
不久以后，有专家回信说，这是一件珍贵的元朝文物，可以拿实物找专家当面去鉴定。
刘振春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找到李献功。
此时李献功已经把这块金牌送到了首饰店，正准备把这块金牌融化做首饰呢。
刘振春当时吓出一身冷汗，赶紧对李建功说，拿着金牌咱们去做鉴定。
他们俩就找到了内蒙古大学的包祥教授，包祥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看了这块金牌之后，就告诉他俩说，金牌上这个铭文是元朝的八思巴文，翻译过来就是：
皇帝的圣谕是不可侵犯的，只要违抗，将会被问罪处死。
由此来推断，这块金牌是用来传达元朝皇帝最高指令的圣旨金牌。
按时间推算，那应该是忽必烈御用之物，非常珍贵。
在这之前，世界上总共发现了四块元代的圣旨牌，一块是铁牌，另外三块是银牌，至今还没有发现过金牌的圣旨。
而李建功手里的这一块，正是黄金圣旨牌。包祥教授说，这么珍贵的文物，你们俩可别给弄丢了。
于是，包祥教授自己掏五万块钱，买下了这块元朝的圣旨金牌。
李献功当时想了想，就同意了。随后拿着5万块钱高高兴兴回去了。
后来，包祥教授就把这块珍贵的圣旨金牌，无偿的捐献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这块金牌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专家估价，说这块圣旨金牌，目前市场价格3200多万。
我们为包祥教授爱护文物，保护国家文物的做法，表示感谢！
真品价格绝对不菲了，真的不敢估价的那个时候铁木真还真不知道用过的有几个呢，如果越少的那就越贵，还有大小也有差别的，现实中肯定有一些的，不过大多应该是在博物馆了，我个人认为应该在几十万到百万之间！1998年的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了一位河北人，他想把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卖给博物馆。然而博物馆工作人员认为牌子是赝品，拒绝了。就在此人拎包要走的时候，馆里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恰好走进来。史先生看过此牌后如获至宝，断定此物绝非赝品。然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这让已经76岁的史树青非常失望。
不过老爷子并不甘心，他请卖家吃了顿午饭，谈话间探知他买腰牌花了8000元，而博物馆只要能出9000，他就会出手。史树青不想错过这个宝贝，于是下午上班时带卖家去见博物馆馆长。谁知馆长看了腰牌后，也对腰牌的真伪存疑。老爷子一气之下想自己买下腰牌来收藏，可博物馆又有规定，文博人员严禁私自收藏、买卖文物。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宝贝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老爷子非常执着，他追出去跟那人要了联络方式，并请他暂时别出手，给他几天时间。
为了这件事，史树青先生专门去找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希望他亲自出面从卖主家乡河北省的文物部门那里了解下这块腰牌的背景。电话中得知，原来这块腰牌是河北廊坊文物商店大城县收购站从一个盐山县农民手中买来的，卖主也曾找过河北省博物馆，只是河北省博物馆也认为东西不真，没敢收。
这么多人都说腰牌是假的，唯独老爷子一人咬定此物为真，且毫不动摇，只是因为他觉得大家对这一稀罕物件不了解。“圣旨牌”是蒙古国皇帝的信物，一般与圣旨同行，见牌如见皇帝，是圣旨真实性的重要佐证。留存于世的很少，而成吉思汗时期的更是仅此一枚。
为了证明金牌的真实性，史树青先生专门撰写了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考一文，文章有理有据，考证严谨充分。终于，一年多以后，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件腰牌获得了承认，并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而此时它的价格已涨到25000元。
史树青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渊博扎实的知识以及锐利异常的眼光让人着实非常佩服。然而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一场“金缕玉衣造假事件”，让老爷子名誉扫地，沦为众矢之的。
那是2002年，一位叫谢根荣的奸商为偿还银行贷款，花2万元买来一些残次的玉片及铜丝，让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主任牛福忠依葫芦画瓢，编制出一张金缕玉衣。随后，谢根荣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位顶级专家对这件玉衣进行鉴定。可笑的是，5名专家围仅仅绕着玻璃柜内的假金缕玉衣转了几圈后就写下了鉴定证书，并估价24亿元之巨。
当事人杨伯达曾回忆说：“前后几十分钟，就走了一趟，看了看。也没有从玻璃柜里拿出金缕玉衣，拿出来也不方便。大家就看一看，看完该签的签，签完就吃个饭嘛！”如此草率、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说得轻巧至极，而且也似乎“忘了”提及那几十万的“评估费”。
接下来的一幕，相信这五位专家也不会想到。这个谢根荣居然会拿着这张签有5位顶级专家姓名的鉴定书跑去银行贷款，并成功地以2万块钱的金缕玉衣为抵押骗贷近7亿元。6年后，事情败露，谢根荣被判无期。
因为没有证据显示五位专家事前知晓谢根荣的骗贷目的，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故意抬高“古董”的价值，因此他们无需对此案承担刑事责任。一定要找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学艺不精，鉴定水平有限。而当时，史树青先生更是已于一年前去世。
这件丑闻严重打击了藏家们的信心，让古玩界产生大地震，包括史树青在内的五位顶级专家则被口水淹没。他们有心也好，无意也罢。总之，收藏界一片乌烟瘴气已成事实。
马未都马爷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在他认识的中国文物界顶级泰斗中，史树青先生学问第一，简直就是活字典。但人一老，体力和心力都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判断力就会彻底往下走。所以他认为，70岁以后的人最好就不要在社会上出具文物鉴定报告了。而当时史树青先生已经80岁了，按马爷的标准，他已经严重超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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