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哪个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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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历来褒贬不一,后人对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思想文化繁荣的角度上多持反对意见,总会骂“竖儒董仲舒”。
但客观来看,我们从其所提倡的儒术和对后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
他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换个角度来说,要是支持独尊儒术的话,岂不是支持思想不繁荣了?所以明知道他是有贡献的人,但该骂还是骂两句吧。
先说董仲舒的儒术,他所提倡的儒家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了,或者可以说是孔孟时代的儒家在汉代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代争鸣的诸子百家,在秦始皇的一场焚书中断掉了民间学习思想文化的种子,而官学尚未建立,短命的秦朝又经楚汉间的战火,导致了诸子文化上出现了断层,所以汉代出现了今古文之争。
表面上是同一文化不同派别的争论,而内里则是传统的文化在汉代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不论当时今古派谁占的了口头的便宜,传统思想要结合时代已经是其生存的不二选择。
董仲舒在这个环节中占了鳌头,他敏锐的发现,单靠儒家那一套在新朝不能成事,必须要进行一场文化的融合。
于是他改造了一种新的学说,来进行思想的大一统,就是他所说的儒学。
其内里虽然以儒家为根基,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成分在其中也不是少数。
这就像分合交替的时局,文化上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而对后世来说,董仲舒改造的儒术并不是一味地放大君权,他也提出了有效的制衡法则,即我们说的“天人感应”,把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得失联系,所以看看古代君主会下一些罪己诏就能明白这种手段是很有效的。
要知道罪己诏可不是检讨书,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就没事了,罪己诏是有实质的惩罚的。
除此之外,汉代虚君实相的行政体制也能说明君权是有制衡的,诸葛亮独揽大权十一年,不是有“不臣”之心,而是虚君实相体制的延续。
既然董仲舒改造过后的儒家有很严重的制衡君权的手段,为什么汉武帝还要接受呢?这就有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汉代是最为尖锐的,在此之后就没有了,因为董仲舒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汉之前,从传说中的夏到短命的秦,甚至项羽的楚,帝王的诞生都是有血统的。
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为宗室子弟、先贤后代或是开国功臣,其祖上大部分都曾为天下共主。
所以即使不论商代夏,周伐商,还是秦扫六合,都不会有人质疑其政权合法性。
然而汉代创始人刘邦起身亭长终有天下,自古未尝有,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其政权的根基必然不会稳固。
毕竟出身微贱的刘邦可以称帝,那就说明任何人都可以称帝了。
董仲舒代表儒家提出“君权神授”,把汉朝的建立称为“天命所归”,直接给予了最高级的、极不容易辩驳的合理性。
谁要反对汉朝就是“逆天命”,对天不敬的人还能得民心吗?无怪汉武帝政权与其一拍即合,给予儒家独尊地位。
因为只有统治者能给予儒家施政平台,也只有儒家能给予统治者一套完整的合理的统治根基,二者共生的关系自此牢不可破。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正是汉代制度逐渐确立的时代。
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史记》《汉书》都未有明确的记载。
因此,历来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如苏舆《董子年表》认为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
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生年当在公元前 200 年至前 196年之间,卒年当在公元前 107 年至前 104 年之间,寿命 90 多岁。
美国学者桂思卓在中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 195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105 年左右[3]。
这与周桂钿的看法接近。
其实这些看法都是推测之词,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得出董仲舒的确切生卒年月,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董仲舒生活时代的了解。
《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据此,董仲舒至少经历了惠、文、景、武四朝。
根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董仲舒在汉景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博士了。
《汉书·五行志上》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这说明董仲舒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汉景帝时,而其对当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则在汉武帝对策之后。
汉武帝即位之后,先后发动了三次举贤良对策的活动,分别是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
对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元光元年的说法最为可信。
武帝之所以举贤良对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治理才能让国家达致天下太平。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所发的举贤良诏书中看出。
如元光元年五月诏书说:“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
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
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
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
呜虖,何施而臻此与!”(《汉书·武帝纪》)在武帝看来,三代的尧舜、周代的成康当政时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都是他应效法的对象。
他诏举贤良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唐、虞、成、康那样的盛世,“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 *** 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这同样以五帝三王为楷模,以桀纣为教训,欲实现古代盛世所谓的“王道”。
汉代是在推翻秦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秦代是一个相当残暴混乱的朝代。
汉代要想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基础上实现王道是相当困难的。
在董仲舒看来,汉代如果想得到好的治理,必须改制、更化。
所谓改制、更化,就是改变秦制,实现汉制。
对于武帝的策问,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予以回答。
他认为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知道天道,天道任德不任刑,因此,治理国家也应以德教为主,刑法为辅。
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以法为主的秦制,实现以德为主的汉制。
在第二次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申明了他的改制思想,认为“《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秦朝的灭亡在于“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以文德教化天下。
董仲舒认为,汉武帝当时虽然并有天下,内外率服,有太平之致的景象。
但一般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太平景象,关键在于“王心未加”。
如果加以“王心”,那么就会实现三代的王道。
那么如何加以“王心”呢?董仲舒认为在于“兴太学,置明师”,以教养士人,然后就可以得到优秀的人才。
任用这样的优秀人才就可以宣化君主的德教,使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恩泽。
在第三次对策中,改制思想仍然是董仲舒论述的重点。
他说:“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
”捄者,救也。
在董仲舒看来,道是没有弊端的。
弊端的出现只是道的偏失。
因此,三王虽有不同,然皆是救弊扶衰的结果,都是顺应天命的表现。
因此,王者的改制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对于道的实际并没有改变。
在董仲舒看来,当时汉代在大乱之后,应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仲舒认为忠、敬、文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教方式,三者处于循环关系,前者如有弊端,就会用后者进行救治。
汉代处于周、秦大乱之后,因此,要用夏代的“忠”来进行救治。
董仲舒的春秋学对两汉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儒家经学之中,不但对春秋学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易学、诗学、尚书学、礼学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董仲舒之后,儒家经学真正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者也有了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正当途径,从而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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