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北宋的官衙文化与其它朝代有什么不同？
古城开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开封的府衙文化更是熠熠生辉，它的特点是其他府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可谓中国府衙文化的代表。那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府衙文化中独树一帜？
凝聚传统文化
精髓的古代衙署
说起府衙，不能不说的就是古城开封的府衙文化。“府衙”一词出自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立春》：“ 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晨……”《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上》也有记载：“取了郭威招状，解赴潞州府衙去听候结断。”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经三》一书中写道：“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旧时候，人们称官府为衙门，而“衙门”又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的。最早在汉末，军旅营把猛兽的爪牙饰为军事长官的帐门前，后来用木头刻了象征性的兽牙饰于营门两侧，因此出现了“牙门”，后变为“衙门”。唐朝以后，“衙门”广为流行。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道“牙门”了。后来又以衙门为基础，产生了“衙役”“衙内”“衙牌”。衙门是权力和等级制度的象征。
府衙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以府衙为代表的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处所，象征着威权。它是与西方市政厅不同而独有的建筑类型，浓缩了中国古代帝制时代的文化特征，充分体现了传统礼制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基于此，衙署建筑都比较讲究，带有一定的规制。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执政者对衙署的布局和建造非常重视，并且有严格的规定。
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官式建筑，二为民间建筑。而作为官式建筑的衙署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类型之一。汉代的衙署称之为“寺”，唐代之后就称“官署”“公署”“衙门”“衙署”等，到了明清有“县衙”“县治”“县署”等名称。衙署与宫殿、民居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世俗建筑的主体。衙署建筑特征可以说在后二者之间。
由于官衙是施政场所，因此衙署建筑除了要有遮风挡雨、避暑保暖的功能外，还要高大雄伟、令人敬畏，整齐有序、主次分明。因此，我国的衙署建筑一般都会模仿宫殿建筑，突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在主体建筑中又要体现最主要的中心建筑。
由于我国地处北半球，衙署的主体建筑都是坐北朝南。这不仅出于采光目的，更有着象征意义。这是因为阳光代表了光明和温暖，象征着公开、公正。衙署的建筑通常以中轴线为中心，以最主体的建筑为中心，两侧对称，前后对称，有主有从，秩序井然。中轴线上有大堂、二堂、三堂，其中的大堂是中心，内宅和其他房屋都在三大堂的周围，如此一来，整个建筑布局就显得既严谨又整齐划一。为了显示衙署的威权，通常衙署还会有一系列的附属建筑，用来拱卫主体建筑。比如绘着令人生畏图案的照壁，东西分列过街牌坊，接着还有宣化坊、首郡坊及钟鼓楼等，然后才是大门、仪门。仪门是衙署的礼仪之门，取《周易正义》一书“有仪可象”之句而得名，是坐轿、骑马的起止点。凡遇皇帝和皇后寿诞、元旦（春节）、冬至等，知府都要提前率领僚属吏员，身着朝服、朝冠，在大堂依礼制行礼，仪门之内张灯结彩。每逢科举考试，从大堂开始扎上龙门，结成彩楼，直到仪门，再从仪门往外，搭上彩桥。新官到任都要祭仪门，新官接印时先登仪门行一跪三叩首礼，“护日月”（救护日食、月食的典礼）按礼部的勘会通知，提前在仪门至大堂之间张灯结彩，搭设花门彩棚，日食、月食那天在仪门内置金漆大鼓一面。而遇忌辰，皇帝和皇后、印官的父母丧日，仪门外则供设忌辰牌位。可见仪门是典礼、庆贺、祭拜的重要场所。
仪门之后，东西两侧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以及承发司。仪门与大堂之间要有一块戒石坊，横额为“公生明”，额联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中国古代的衙署大都采用青砖灰瓦，其他梁枋彩绘也多采用青蓝色或者碧绿色。衙署内也有山水花木，但都在后面内宅一带，内宅一般有后花园、内花厅。在衙署的主体空间中，不会有多少亭台花木，目的是要保持人们到衙署后的敬畏，而亭台花木显然与衙署的严肃氛围不协调。
中国古代衙署建筑通常是“左文右武”“左尊右卑”“前朝后寝”的布局。如衙署的六部房分别在大堂东西，东有吏房、户房、礼房，西侧布有兵房、刑房和工房。通常，衙署建筑以左（东）为尊，以右（西）为卑，所以知府在东，通判在西。监狱是衙署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据了衙署的西南角，故俗称“南监”。此外，在衙署的建筑里，还会有庙宇和道观。比如，开封府里就有道观和魁星阁。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除了用法律和道德来控制人心，更需要用宗教来维护统治。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衙署从布局到装饰，都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人们去研究和品味。
历经千年岁月的开封府
开封的府衙文化有着突出的特点，是其他府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府衙文化中独树一帜？
这就要从开封府说起。五代后梁开始设置开封府。公元907年，汴州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称帝，改国号为梁，因为历史上曾有过梁国、梁朝，所以史学家称朱温建立的梁为后梁。朱温升汴州为东都，并建置开封府，称东都开封府。开封府之后又经历了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明、清等朝，直到1913年开封府被撤销，总共存在了1000余年。元朝时，开封府被改为汴梁路。五代（后唐除外）、北宋和金代后期，开封府是全国的首府。特别是在北宋历史上，京城开封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八荒争辏，万国咸通”。因此，开封府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为全国府中之冠，号称“天府”，驰誉天下。包龙图扶正祛邪、刚直不阿，美名传于古今。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荡气回肠，令人悠然神往。
后梁开封府除治理京城本身外，起初下辖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6县，后将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后改考城），许州之扶沟、鄢陵，陈州之太康划入开封府治下，共辖15县。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仍置开封府。开封作为北宋京都长达168年，“富丽甲天下”“汴京富丽天下无”，人口最多时有150多万。开封府初辖15县，后又增加了东明、咸平二县。北宋时期开封府的辖区有时有所调整，但基本上在15县左右。其中，开封县、祥符县称为赤县，分辖京城开封的东南部分和西北部分。但在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府辖区曾扩大，京东路的曹州，京西路的陈、许、滑、郑等州都划归开封府，开封府的辖区增至规模空前的5州42县。
金灭北宋，将北宋都城东京改为汴京，但开封府建置依然保留。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又改汴京为南京，设置南京路，下辖开封府、归德府（今商丘）和河南府（今洛阳）。金代前期及中期，南京路开封府辖15县，即祥符、开封、陈留、封丘、尉氏、中牟、阳武、扶沟、鄢陵、太康、长垣、通许、杞县、延津、胙城。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迁都南京（今开封），开封府又成全国首府，开封府辖区扩大至4州35县。
元初设南京路，后改为汴梁路，设汴梁路总管府，开封府被撤销，汴梁路直辖州县。汴梁路总管府辖5州21县。说起汴梁路，还有一个小故事，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于1368年年初在南京加冕称帝，很快便两次来到开封，在汴3个月以上。朱元璋就住在原元代汴梁路官署，后为明代按察司署所在地。传说他常在驻地的一株大国槐树下锻炼身体，这株树存活至今，据有关部门2013年测定，它的树龄已高达829年，也就是说朱元璋当时在这树下锻炼身体时，这株国槐的树龄已达184年。如今此树高十余米，最大合抱树围3米左右。它的位置就在商业大院东胡同8号院的南侧，这一带就是元代汴梁路官署和明代按察司署的旧址。
根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是一位非常钟情于开封的皇帝。据说，有一个时期，朱元璋一直想把开封当做北方的京都。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第一次出巡开封，实地考察之后于9月下诏，决定对王朝国都实行“两京”制：“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播告尔民，使知朕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复建开封府。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封其第五子为周王，在宋金故宫遗址上建周王府，同时设置河南按察使司，开封既为省城，又为府治。明代开封府辖4州28县。
清代，开封仍为河南省城、开封府治所在地。清代开封府辖祥符、陈留、杞县、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中牟、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兰阳、仪封、新郑、陈州、商水、西华、项城、沈丘、许州、临颍、襄城、郾城、长葛、禹州、密县、郑州、荥阳、荥泽、河阴、汜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开封府被撤销，将清末的归陈许郑道改称豫东道，省府、道治皆驻开封。至此，历经千年岁月的开封府成为历史。
宽严相济的北宋开封府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研究北宋时期的开封府，对于了解中国的府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玉英在《略论北宋开封府》一文中介绍说，北宋开封府的组织结构，以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北宋前期，开封府设官主要有牧、尹、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事等。官衙主要有潜龙宫、厅事、左右厅、使院、司录司（也称府院）、六曹（即功、仓、户、兵、法、士）、左右军巡院、勾当左右厢公事所等。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根据蔡京的建议，将开封府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更改，“罢权知府，置牧一员、尹一员，专总府事；少尹二员，分左右，贰府之政事”；“以士、户、仪、兵、刑、工为六曹次序，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改制后，仅六曹以上就比过去增要官十一员。自此，北宋地方统治体制也变为“府分六曹，县分六案”。
当时，开封府“典治京城”，政务“浩穰为天下之极”，担负着京城的治安管理、刑狱案件审理、救灾恤民、环境治理、平抑物价、发解本府举人、交通管理、所辖县赋税征收等众多职能。
维护京城的社会治安，是宋代开封府的首要职能。京城人口众多、阶层复杂，开封府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任务艰巨。宋太祖、太宗两朝，开封府治安实行严打政策。宋真宗时期，开封府的治安职能增多，如京城捕贼等事务全由开封府掌领。北宋时期，京城开封的打架斗殴案件经常发生，每逢节假日更甚，使开封府官员假期也不能休息。在宋代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多且复杂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之称。从开封府审理刑狱案件的类别上看，有一般的狱讼，也有大奸的诏狱，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六三《京尹》中所概括的：“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呈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所谓的“呈旨已断者”，即诏狱。
赈灾恤民是开封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每遇到灾荒，开封府都要奉朝廷之命赈灾恤民。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八月，京城开封遇到了暴风雨，宋仁宗诏令开封府，“民庐摧圮压死者，官为祭敛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京城开封大雨，冲毁民房，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恤压溺者”。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京城遇到了灾荒，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济饥民”。
此外，开封府的举子多，科举的政务相对比较繁重。开封府具有按察京畿宅税、地税及其所辖县两税，平抑物价的职能。北宋末年，京城“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笼饼每个涨至二十钱。开封府尹宗威愍从食品入手治理。他令人做笼饼，发现每个饼的成本只需要六钱。于是，他对卖笼饼的人说：“我所做的饼和你卖的饼重量一样，我已经用现在的价格计算了你做一个饼的成本，每个饼只需要六钱。你若卖八钱，就有两钱的利润了。以后每个饼只准你卖八钱，再敢哄抬物价就杀头。现在，我先借你的头来推行我的命令。”卖饼者被杀，其他人再也不敢哄抬物价，很快物价被平抑。
宋代开封府除上述职能之外，还要负责京城环境治理、各种庆典的礼乐事务及参与京城的宗教管理等。
果断而又高效率的管理方式，是宋代管理开封府重要的经验之一。范仲淹知开封府，宰相本想“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范仲淹却“威断如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在北宋历史上，出现了不少以威严治理京城的府尹。包拯知开封府时，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城为之语曰：“关节不倒，有阎罗包老。”北宋末年，金兵包围了京城，京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宗泽知开封府，以威严治京城，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 强调诚信，也是开封府治理京城的重要方式之一。宋仁宗时期的陈尧佐认为：“治烦之术，任威以击强，尽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他知开封府时，“一以诚信，而京师治”。
熠熠生辉的开封府衙文化
古城开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开封的府衙文化熠熠生辉，可谓中国府衙文化的代表。
开封府衙文化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时至今日，提起开封府、包公，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就能说明一切。在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开封府成了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此外，因窃符救赵闻名于世的信陵君，他的府第就在今日的大相国寺一带。杨家将居住的天波府，八贤王居住的南清宫，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早年居住的双龙巷府第，也是妇孺皆知。蔡京府第、王黼府第、赵光义居住过的晋王府等，也很有名气。宋代的御史台（乌台）因发生过与苏轼有关的“乌台诗案”，也很有名气。
开封府衙文化使开封府成为理想之地、廉洁之地，成为讲究千百年来所流传下来的生存规则——“理”的地方。在这里，金钱无用，潜规则无市场，贿赂不生效。在这里，由于“理”的支撑，弱势群体变成了强势群体。从两宋起，包公和开封府的传说就在百姓中间流传。
如今，从开封府的府门进去的第二道门，是仪厅，又叫正厅门，是官员们迎来送往宾客的地方。墙上绘有《北宋疆域图》《开封府辖区图》。仪门前两通石碑，东边是“开封府题名记碑”，西边则是“开封府尹题名记碑”。碑上记载着北宋从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人员名单和任职时间，共有183任，其中包拯是第93任。从这块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拯从嘉祐二年三月到次年六月，在一年零四个月里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当时包拯59岁。因开封是京城，京师中权贵多如牛毛，人情诡谲，官吏舞文弄法，无恶不作，所以皇帝一向把倚重的大臣派作开封府尹。包公到任后秉公执法，不避权贵，采用威严治府的办法，结果“威名震动都下，有赫赫之誉”。在这块碑上，除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的名字外，还有欧阳修、寇准、范仲淹以及晏殊、蔡京等人的名字。其中，唯独包拯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前来参观此碑的人总要情不自禁地触摸包拯的名字，天长日久，竟在石碑上摸出了一道凹痕。从这一点来看，便可充分说明包公的名字是何等深入人心。后来的历朝历代，包公及开封府都是正义的化身。元杂剧中，仅包公戏就有几十种。明代，则出现了《龙图公案》等小说。至清代，则出现了《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小说，将开封府与包公故事融合、提升。在京剧、豫剧等戏曲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包公戏，《铡美案》《陈州放粮》等妇孺皆知，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著名唱词更是家喻户晓，它早已超越了一般戏曲的意义。不管是否喜欢戏曲，所有人都知道包公与开封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杨家府通俗演义》则生动还原了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此外，如八贤王与南清宫，也为百姓津津乐道。
开封府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位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最高位置的是宋文化。宋文化以其深刻性、独创性、审美性而处于空前绝后的状态。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宋几十年，高度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不是一般人的泛泛而谈，而是一位文化大家研究了海量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北宋开封府，成了北宋文化的集中展现地。北宋的很多政治名人、文化名人都在开封府担任过职务。翻开北宋历任开封府长官的名单，几乎可以串联起整个北宋历史。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都在开封府担任过府尹，秦王赵廷美、许王赵元僖也担任过府尹。赵光义在宋太祖登基的第二年被任命为开封府尹，一直到宋太祖驾崩。也就是说，赵光义在开封府任职长达15年。襄王赵恒后来改封寿王，被封太子后又改名为赵元侃，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他任开封府尹约有3年。很多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如欧阳修、司马光、寇准、范仲淹、包拯、宗泽、蔡襄等，也在这里担任过权知府，使开封府群星灿烂。就连文化大家苏轼，也在这里担任过通判。
赵普是著名的开国宰相，宋太祖雪夜造访他的府第，并在他的府中制定了统一全国的先南后北方针。在该方针的作用下，蜀主孟昶、南唐国主李煜等先后归降大宋，并在开封有了各自的府第。宋代著名宰相王旦的府第就在今日的曹门外三教堂一带，王旦墓就在开封东郊边村。三槐王氏支脉繁盛 ，遍布全国。而开封的三槐堂，就是三槐王氏的祖庭。明代的周王府，在今日的龙亭湖一带。第一代周王朱橚著有《救荒本草》一书，是有名的植物学家。第二代周王朱有炖是有名的戏剧家，著有《诚斋乐府》。据记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周王府。仅在开封，王府就有七十二座，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可见当时的府衙文化之兴盛。在明代开封城，府衙可谓众多，省级府衙、开封府府衙影响深远，也在开封的很多地名中留下了痕迹。
开封府衙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近年兴起的城市学，越来越注重北宋开封的价值和意义。北宋之前，中国城市是坊市制格局。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彼此严格分离，并且四周都围有隔墙或篱栅。坊、市门有专职卫士把守，启闭时间由官府统一规定。市场面积狭小，固定在城市某处。所有交易都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市场之外严禁交易。宋朝时，坊市界限逐步打破。当时的开封，打破了坊市分离的格局，实行了坊市合一的制度。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传承了这一模式。面对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人的吃穿住用等，开封府不得不推出很多措施，这些措施也就成了世界城市管理史上的首创。
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不同的是，开封府衙文化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一种活的文化，即不仅存在于古籍中、图书馆中或者学者的案头，还存在于百姓的生活和日常述说中。有多少个有关开封府、包公的故事在流传已经无法统计，关于杨家将的故事也是广泛流传。正因为这是一种活的文化，所以它在不停地生长，这些故事也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近年，多个剧组来开封取景拍摄，这些不断产生的，有关包公、开封府、杨家将的影视剧，更为这种民间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黄牛诉苦苹果新机倒贴100元出手冲上热搜，一直以来黄牛党都靠炒苹果手机而赚的盆满钵满，根据行内人士表示前几年一部苹果手机转手能赚几千元，但是苹果新机从发售开始溢价就在一直下跌，以至于不少黄牛高价买来的苹果新机只能倒贴钱才能够快速出手，当然这并不是因为黄牛党的手段不高明，更多的还是因为苹果新机的吸引力下降以及我国人民购买力下降所致。
首先苹果手机的吸引力下降我认为是肯定的，此前苹果手机的溢价一直很严重，不少苹果手机即便使用数月依旧能够卖出比发售价更高的价格，这一切都是因为消费者对于苹果的盲目追求，因为苹果手机卖的贵，很多人都把苹果手机当做标榜自己身份的物品，以至于很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花高价购买苹果手机。但是随着国产手机的崛起，如今的苹果手机已经光芒不在，在很多方面国产手机都已经对苹果实现了反超，苹果再也不是曾经那个能够让人面子倍增的奢侈品，消费者们也自然不再愿意花高价去购买溢价产品。
其次消费者购买力下降肯定也是影响黄牛党赚钱的原因之一。受疫情的影响，很多人的工作都没有了保障，没有了经济来源那消费者的购买力自然也就会下降，曾经那种一年换一部新手机的局面在今年有了明显的改变，大部分消费者都选择继续使用旧手机。另外黄牛党囤积手机加价太过严重，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消费者们肯定是不愿意花高价去购买电子产品的，他们显然会更愿意将钱用于提升生活品质之上，所以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黄牛党是必定会亏钱的。
恶意哄抬物价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我个人认为黄牛根本就没有诉苦的权力，本身昧着良心赚钱就不要在公众面前卖惨，另外我相信这一次的教训也能够警示很多的黄牛党，苹果已经不再是曾经的苹果，想要囤货也得擦亮眼睛。
在上海市采取封控措施的情况下，许多居民不得不通过代购、团购保障生活。有不少配送员坚守岗位，坚持原价甚至免费配送，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配送员趁机收取高额跑腿费的行为，引发大量关注。
网上有“顺丰同城骑士一天收入1006775元”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刷屏。随后，“一单加价800元”、“6公里代拿狗粮，一公里80元”、“运费5000元闪送无人机”等消息在网络传播。我刚开始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觉得这些配送员简直是利用疫情赚不道德的钱，但是更多的了解背后的真相时，你就能理解高价跑腿费背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上海高价跑腿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骑手紧缺下的“打赏”抢单。
据了解，包括顺丰同城，闪送等第三方配送平台，平时大多采取骑手众包的形式。获得平台认证的骑手可以通过平台接单，用户如需要同城跑腿，取送件，代买代办等服务，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app下单，而在骑手紧张时，则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优先获得骑手接单机会。
上海封控期间，拥有通行证的骑手数量本来就有限制，而大部分居民又无法外出，购物以及同城寄件的需求就只能通过上述平台上的骑手们完成。因为人力不足，上海市民的紧急需求之间的矛盾，有的人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能够尽快送上门，只能通过打赏来吸引骑手接单。
这种情况下，因为供小于求导致的价格上涨更多的是市场化的短暂反映，因为它不会成为长期现象，所以是特殊情况下的合理情况。
毕竟如果商超卖场都有菜可送，百姓到处可以买，运输人力有保证，谁还会去买高价菜，天价请个跑腿呢？
二、疫情封控的上海，作为穿梭在大街小巷风里雨里的骑手，他们的辛苦是应该被看见的。
网上有个骑手说，其实在外跑腿是很苦的，从小区出来后就不能再回去。平时都是风餐露宿，电瓶车上随车带着铺盖和一箱方便面，晚上睡在桥洞是常态，饿了就啃一口方便面，吃到一口热包子都非常不容易。
作为骑手，他们补充了上海运力不足的问题，解决了物流入户难的问题。他们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去赚的这个钱，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不仅要面对疫情，还要承受买菜难和高价跑腿费等难题，希望在进一步规范快递费、跑腿费之外，民生保障机制能够更好的完善。
1、郑板桥爱民之心
郑板桥是深具爱民之心的典范。他在知天命的年纪出任河南范县县令。范县历来贫穷落后，郑板桥来到县衙时，看到的是东倒西斜的破草屋，“廨破墙仍缺”。破陋的环境、艰苦的条件没有阻碍他的决心和信心。他着意改善民生，最终作出了“清河得意”的政绩。
在范县干了4年后，郑板桥被调到山东潍县当县令。虽然潍县经济较好，但是当时遭遇旱涝等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加之当地官员没有据实上报，地方豪族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致使百姓民不聊生，当地外出逃荒的人络绎不绝。
郑板桥在他上任潍县后写的第一首诗《逃荒行》，即再现了当时潍县百姓度日如年的惨状：“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郑板桥采取了“三步”法。
第一步，带头捐款，赈济贫困。自己带头捐出俸禄，作出示范效应，以缓灾情。第二步，上报灾情。当时山东官场存在瞒报灾情现象，郑板桥打破常规，据实上报，虽遭到上级官员的打压，最终还是辗转将灾情上报给了朝廷，得到乾隆的支持，为朝廷查问督办灾害提供了依据。
第三步，开仓赈贷。清代朝廷在各县设有粮仓，归国家专管，用于救灾。如果用此粮仓，必须执行严格的申报请示制度，因为申报请示时间较长，很多灾民等不到开仓时间，就已经成为饿殍了。郑板桥当机立断，“不俟申报，即出仓以贷”。在郑板桥的努力下，潍县百姓度过了灾荒。
2、一钱太守
刘宠是东汉时著名的清官。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直系后代。他的父亲刘丕，博学多才，被时人称为通儒。刘宠小时候就跟随父亲读书学习，学得满腹经纶。成年后，他被举为孝廉，出任东平县令。
在东平县令任上，刘宠爱护百姓，处事公正廉明，受到东平百姓的一致拥戴。后来他因母亲生病，弃官辞归，东平百姓得知后，纷纷拥上街头为他送行，道路也为之阻塞。他所乘的车无法行驶，他只得轻装简从，悄悄地离开东平。
母亲病愈后，他又被朝廷任命为豫章太守和会稽太守。在会稽太守任上，他严于律己，约束下属，打击豪强，惩治不法行为，获得全郡百姓的称誉。由于他政绩卓著，不久后，朝廷征召他进京，准备授予他更高的官职。
刘宠离任那天，会稽郡的老百姓纷纷赶来为他送行。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五六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的眉毛、胡须、头发都已雪白，这几个老人都是会稽郡下属山阴县的老农，他们是从离城几十里的山乡特地赶来的。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百个铜钱，要把铜钱送给刘宠。
刘宠见了这些老入，心中十分感动，说：“父老们这么大年纪，从这么远的山乡赶来，真令人感动，也让我心中不安。”
老人们满脸笑容地说：“我们几个是平日只知种地的山野村民，一生中从来没进过城。从前官吏们下乡征收租税，常常弄得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不得安宁。自从老爷到任以后，减轻了我们的赋税，我们的生活也一点点好起来。我们老百姓能过太平日子，都是老爷所赐。
如今听说老爷离任高升，我们结伴前来为你送行，并表达一下我们微薄的心意。”说罢，他们一起把手中的一百个铜钱递给刘宠，要他收下。
刘宠推辞说：“我在这里只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好。父老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老人们不依，非要刘宠把钱收下。刘宠见父老们的盛情难却，便从每个老人手里收了一文钱。父老们对刘宠的举动十分钦佩，誉称他为“一钱太守”。
刘宠到京城后，曾历任宗正大鸿庐、司空、司徒、太尉等重要官职，但他仍保持着“一钱太守”的清誉，虽官居高位，却家无余财，因此被时人称为长者，受到人们的敬重和赞颂。
后来，“一钱太守”这一典故，用来称誉清廉的地方官。
3、范成大敬民之心
南宋名臣范成大不仅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在从政为民方面也政绩卓然。淳熙元年十月，他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深受宋孝宗重托，他决心以“既来万里，敢计一身”的精神治理好西南屏障。
在蜀期间，范成大的敬民之略得以施行：“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赋敛，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余而其心油然。”范成大来到蜀地后，看到蜀民赋税沉重，于是他提倡免除酒课。蜀地的酒课是南宋时期以对金作战为由而征收的杂税。
蜀民承担了繁重的酒课任务，生活苦不堪言。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上奏朝廷，希望朝廷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废除蜀地的酒课，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蜀民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修建道场，以表感恩之情。
蜀地的和籴政策施行成为蜀人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和籴本意在于百姓将手中物资上缴给官府，官府给付其钱，百姓和官府之间形成一种约定性契约。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官府经常压低价格，强行征收百姓手中物资;官仓中的物资却被豪族巧取豪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范成大了解了和籴政策的弊端，向宋孝宗作了报告，经过范成大的努力，和籴政策被永久性废除，减轻了蜀人的负担。
4、况钟
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5、王骘为民之心
清前期名臣王骘在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当时他已经43岁。走上仕途后，他为民效力，政绩卓越，受到康熙的赞许。康熙二十四年，王骘因政绩卓越被转任到直隶当官。
当时，工部责定四川供给朝廷2663根楠木，用来修建太和殿。王骘在蜀地为官5年，深知蜀道艰险，运输不易，且蜀地刚经战乱，民生凋敝。身在直隶的他当即决定为民请命，向康熙陈辞。
在陈辞中，王骘陈说用蜀地木材会遭遇两难。一难在于伐木难，蜀民跋山涉水、深入陡坡，砍伐树木，实属艰难。二难在于运输难，从山林中将木材运到船上，经过激流险滩和弯曲河溪，才能运出山区，比之平原更难。
如果要求蜀民砍伐木材加上运输之费，不仅影响蜀民自身农业生产，而且周期太长，也影响太和殿工程建设。康熙看了他的陈说之后，感同身受地说：“蜀中屡遭兵燹，百姓民不聊生，朕非常痛心，岂能再增加他们的困苦。”康熙于是放弃了从四川取楠木的想法，转而从塞外想办法。
蜀民由此得福，对王骘非常感激，作《松威治绩略》来赞扬他的功绩，并为他绘制图像，为后人传颂。
总的来说，口罩需求大量增加，而供给相对不足，使得口罩价格飞涨。在口罩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囤积居奇等破坏市场规则的现象出现。最终政府出面干预，通过口罩生产补贴和限制口罩价格的方式稳定了口罩价格。在疫情平缓、生产复苏之后，口罩的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达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本文选取了天猫某电商的N95口罩产品，通过其所显示的历史价格记录，可以看到该款口罩的价格变动情况。
某电商N95口罩的历史价格记录
一短时间内大幅上涨
在需求方，因为疫情的爆发使单个买者对口罩的购买意愿显著加大，同时也使许多原来对口罩没有需求或支付意愿低于其价格的人作为口罩的消费者加入。从而导致口罩的需求量剧增，需求曲线由D1移动到D2。
在供给方，由于疫情影响，口罩厂商也加大了口罩供给，但疫情交通封锁和春节返乡，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位，而且春节假期需要支付三倍工资。另外生产的许多口罩驰援疫区。所以真正流入市场的口罩供给增加并不显著，供给曲线由S1移动到S2。
因此市场上短时间内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导致口罩价格P1短时间内大幅上涨至P2 。
短期内口罩严重供不应求
二在高价格区间内继续稳步上升
在需求方，由于民众对口罩有价格上涨的预期，口罩具有了增值性，并且不因二手交易的次数而贬值，因此便有人追涨杀跌、囤积居奇，哄抬口罩价格。从而导致口罩的需求量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上升。需求曲线出现了与价格正相关的现象。（和吉芬商品很相似但不一样）
口罩的追涨杀跌现象
吉芬商品：英国人吉芬于19世纪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升，但是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了。原因是消费者收入较低，买不起其他食品，或者说，消费的主食因收入的限制而只好采用土豆，当土豆价格上涨时，他们预期价格还会涨，于是就去抢购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吉芬难题"。这类需求量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以后也因此被称作吉芬物品。
另外，第一疫情期间口罩的需求 *** 性小。只有N95口罩可以抵御新冠病毒入侵，因此其几乎没有相近的替代品。而且疫情期间，出门带口罩成为强制性规定，口罩成为生活必需品。另外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时间较短。种种原因导致口罩的需求 *** 性几乎为0。同时原来对口罩没有需求或支付意愿低于其价格的人作为口罩的消费者继续加入。第二，由于疫情期间口罩价格一再上涨，消费者对于口罩的价格有上涨的预期。因此消费者进一步增加当前购买的口罩数量储存起来，以减少未来更高价格时口罩的购买量。第三，在疫情的特殊时期，消费者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货比三家，由此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买者不得不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较高的价格买入口罩。从而导致口罩需求曲线由D1移动到D2。
在供给方，国家开始支持口罩生产，但政策具有滞后性，并由于上文已经提到的人员返工难，大量口罩驰援疫区而不进入市场的原因，口罩供给依然在缓慢增加。从而导致口罩供给曲线由S1移动到S2。而且由于物资人员无法流动，加之口罩生产本身需要一定许可证书，因此一些厂商在特定的小尺度区域形成垄断，提高了价格。
因此市场上现阶段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缓解但仍存在。由于口罩需求 *** 性趋近于0，也就是说口罩的需求不会因为价格升高而减少，所以很容易出现天价口罩，一些市场失灵的现象开始出现。口罩价格由P1小幅上涨至P2。
需求 *** 性趋零，价格小幅上涨
三大幅下降
国家口罩生产补贴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但供需双方仍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同时政府出台口罩限价罚款政策。供求力量趋向于使价格P1向均衡变动，但价格上限对市场产生了限制性约束，于是口罩价格大幅下降。由于各地限价标准和处罚力度不统一，口罩实际价格P2沿着价格平均上限上下波动。此时口罩存在短缺，药店不再进货口罩，因为卖口罩无利可图，一些人通过关系获得口罩，一些人无法获得口罩，而在灰色市场上口罩价格更高。
限制性的价格上限
四在低价格区间稳定，但仍略高于正常水平
在需求方，随着疫情形势好转，民众不再恐慌地囤积口罩，口罩的需求量在近几个月的增长后趋于稳定。在供给方，口罩的生产逐步恢复。较高的需求和较高的供给达到了新的均衡，口罩市场恢复原有的良好运行环境，口罩价格降低并保持稳定。由于疫情还未完全解除，口罩仍是必要且热销的生活物资，其价格仍相比疫情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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