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应该如何去寺庙还愿?
因此，常常会有人到寺院里向佛菩萨求财运、求姻缘、求事业等，并许诺一旦愿望成真，就送一面“有求必应”的锦旗，还要修庙、造像来报答佛菩萨。反之，如果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说佛菩萨不灵验。这样拜佛、百菩萨就好像是带着礼物去求人办事，跟佛菩萨谈条件一样，这是以世俗心态来揣度佛菩萨，把佛菩萨当成生意伙伴了。
佛菩萨都是慈悲的，怜悯众生，慈悲一切有情，发愿帮助和引导我们，又岂会如此狭隘呢？许愿是把希望寄托于外力保佑，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佛菩萨身上，让佛菩萨来帮你实现。想要得到什么而发愿，则是主动发诸自心的志向，明白自己要去做什么，并且在这个愿力的引导下去实践，是策发自己内心的力量。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才会得到想应的结果。信佛、学佛的人都要有自己的愿心，就连圆满觉悟的佛菩萨也会发下普度众生的广大愿心，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地藏菩萨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愿就像种子一样，依愿而行，从因上努力，最终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就连福德智慧圆满具足的观世音菩萨，也无时无刻不在手里握着一串念珠念自己的名号。千百年来，佛教一直的思想便是求人不如求己。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菩萨也怕造恶因，所以时时观照自心，凡夫却不知因果，造恶因，招致恶果，导致大难临头抱佛脚。念观音、求观音，不如自己做个观世音。
大约从宋元杂剧开始，热情的民间文学写手们赋予了包拯同志宝剑、金牌、钢铡等多种杀伤性武器，并且赋予了他可以先斩后奏的特权，而且他还可以出入阴阳两界断案，不用办护照。老百姓看完戏这个美呀，这个解恨呀，可回去该挨打还得挨打，该交罚款还得交罚款。 具体地说，大力提升包拯同志历史和精神品位的是元杂剧。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包公还只是一位精干的裁判官，那么在元杂剧中，包公就被塑造成了铁面无私，专跟高官豪强较劲的超级斗士。在元代，有关包公的戏大量出现，现存的一百几十种元杂剧中，光包公戏就有十多种。比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等。有的戏主角虽不是包公，可他的形象在戏中也很高大。 值得注意的，1967年在古墓中出土了明代成化年间刊出的九种说唱包公案故事，如《仁宗认母传》、《断国舅公案传》等，说明到了明代已有连台讲唱的大书，其中斩皇亲系列突出了包拯铁面无私的大无畏精神。 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刊出的《百家公案》也叫《包公演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包公案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判断百家公案事迹”，为了凑足一百个案例，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事件来贯穿全书，因此，书中每一回都是个独立故事，其中秦香莲的故事首次在书中出现。这些故事题材取自前代法家公案集、文言笔记、元曲等书籍，然后全都附会在包公身上，达到提高了包拯同志崇高形象的目的。 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龙图公案》，以《百家公案》为基础，删去了其中的诗词评语，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故事。清嘉庆年间出版的《万花楼》，将史传英雄演义与公案故事相结合，以反权奸为主题，开创了包公案小说的新形式。但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石玉昆说唱的《三侠五义》。这本书是无名氏据石玉昆的说唱“听而录之”的，因为是以高大全的包大人为偶像人物，所以又叫《龙图公案》或《包公案》。在这本书中的包拯已演变成了成熟政治家，既要扶正祛邪，平反冤狱；又要反对朝野豪强搅乱朝纲；还要将离经叛道的侠客们纳入封建秩序轨道，为朝廷去效力，简直把公检法纪检监察，甚至牧师的活全包了。因此破案只是小说的框架和引子，重点已转向侠客们无时不在的惩恶行动，而侠客们既到处张扬自己的个性，又强调遵守朝廷的法纪，成了供大家瞻仰的高大全。 到了清末民初，不光武侠小说很兴盛，戏曲中也有十几种剧目移植于《三侠五义》，如《五鼠闹东京》、《断后》等等都是。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清代嘉庆年间还出现了大家熟悉的《铡美案》，经过民间文学的加工，包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故事越来越离谱儿，连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阴间无所不能的阎罗都惧他三分。 说起来包拯在开封府尹的任上不过三年，他真的有过打龙袍、铡驸马，斩包勉的反潮流事迹吗？这其实是老百姓和民间戏剧家“添油加醋”的结果。 先说斩包勉。我们前面说过，包拯根本不是由大嫂带大的，也根本没有管大嫂叫嫂娘这档子事儿。包拯小时候父母硬朗着那，再说正史里也根本没有包拯斩亲侄子的记载。所以说，斩包勉连同上面说过的包拯被当做弃婴扔掉的故事，纯属民间文人挑动别人家庭矛盾，制造不和谐因素所为。 至于铡驸马，我们在前一讲也说过，宋代的公主中没有一个下嫁当朝驸马的，陈世美是晚好几百年的清初人，所以，包拯就是把铡刀抡的虎虎生风，也铡不下老陈的脑袋。据史料记载，唐宋两朝“驸马都尉从五品，皆尚主者为之”。看来，古代的“驸马”也没有多大实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一种“宫廷摆设”罢了。犯不上让老包同志打开杀戒。 另外，京剧《铡美案》中还有一个力挺包拯的老相爷王延龄，按照包拯在北宋活动年代，丞相中并无王延龄其人。只有一个叫王旦的人，可能是王延龄的原形。王旦在真宗朝为相时间最长，老成持重，待人接物也较平和，但王旦和包拯并无师生之谊。包拯为开封府尹是宋仁宗时的事，那时王旦已经去世，多年，可见包公上演的“铡美案”完全是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只有京剧《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好像还能在正史中找到点痕迹。它说的是：宋仁宗皇帝的生母李宸妃生完小皇子后，被刘皇后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了。皇上因此怪罪下来，在好心宫女和太监的帮助下李宸妃逃出皇宫，后来流落到了陈州。仁宗继位后，包拯到陈州放粮救济灾民，李宸妃在义子的帮助下拦轿告状。明朝秋毫的包拯，立刻就审清了案由，并从陈州捎回了李宸妃，终于使仁宗母子相认，实现了皇家大团圆。仁宗想到老娘在民间流落多年，受了很大的罪，虽然不能让包拯对自己血丝呼喇地论铡刀，怎么也得象征性地打自己几下，树立树立自己的孝子形象呀！包拯多聪明，龙头和龙体当然不能打，那就打打龙袍吧，这就是京剧《打龙袍》的来历。 宫女们心说，其实每天晒衣服时，甭管龙袍、凤袍都得打一打，因为这样省得招尘土，生虫子。不过这可是个力气活，就她们那小嫩胳膊、小细腿的怎么打，也打不干净。这回包大人既然要承包打龙袍的活儿，当当小时工，咱也不能拦着呀。要不是赶上事儿，谁敢用包相爷这样的小时工呀！那得多高的薪酬呀！这回包相爷自愿打龙袍，省的大家受累，宫女们能不高兴吗？ 我这虽然是开玩笑，可上面说的那些，也全是民间小说家、戏剧家在逗你玩儿。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据宋史记载，真宗皇后刘氏确是一位很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可刘后垂帘听政，历史上却非议很多，可事实上她临朝实行的善政很多。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调整政府机构和消减公务员，大大减少了行政支出，并且在兴办学校和科举考试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改革。史称：“初，仁宗即位尚少，(章献)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这恐怕跟刘氏出身贫苦，了解民间疾苦有关。 《涑水记闻》中说“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龚美携之入京。”这句话准确介绍了刘后的出身籍贯，等于是为她填写了一张履历表。 具体地说，刘后原籍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名字叫刘娥。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刘娥却有一个绝技，就是打拨浪鼓。她打小就没了爹，由外祖父做主嫁给了穷银匠龚美。拨浪鼓原本是小贩用来招引顾客的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哄孩子。可这玩意儿到了人家刘娥手里，却打得非常有节奏感，也很动听，实现了经济、政治效益的最大化逗乐了皇帝当皇后。 话说，龚美因为在成都日子过得不如意，于是就想到东京汴梁来做“京漂”。一开始龚美还以为带着刘娥是个累赘，没想到一路上人家打拨浪鼓的绝技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打拨浪鼓卖唱的名声不大好听，可刘娥发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精神，有力地回击了来自社会的流言蜚语，胜利地挺进了京城。 到了京城，龚美的生活过得依然很艰苦，只好让刘娥继续在街上卖艺打拨浪鼓。没想到，刘娥在京城文艺圈儿一炮打响，原来围观者见她长得面若桃花，歌喉婉转，拨浪鼓又打得非常动听，所以都很捧场，一时积攒了不少粉丝。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娥在京城杂耍界的人气越来越旺，连宫里的襄王赵恒都听说了此人此事。一天他带着几个随从，特意来观赏刘娥的演出。刘娥一见当朝王子光临，便使出浑身解数展示绝技，她还不时地挑眉飞眼，暗中传情。当时只有14岁的赵恒，抵抗精神污染的能力很差，一见这民间野狐缠，魂儿立刻就被人家勾走了。回宫后赵恒立刻派人跟龚美谈判，很快谈妥了刘美女的转让价格，将她引进宫里来。 宋太宗听说儿子赵恒小小年纪便沉溺女色，而且还弄了个二婚头，感到非常愤怒，立刻下令把刘娥遣送四川原籍劳动教养。赵恒没法，只好当面答应把刘娥送回老家，暗地里却将她安排到了幕僚张蓍的家中。张蓍立即让老婆以娘娘的规格伺候好刘娥，自己却大张旗鼓地搬到了襄王府值班。张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嫌，他明白刘娥躲到自己家，完全是在搞政治储蓄。自己要是经受不了引诱，动用了这个人体资源，就离倒霉不远了。因为，一待时机成熟了，自己就得连本带利还给赵官家，千万不能私立美人“小金库”。 后来赵恒果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真宗。他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前边咱们说过的潘美的第八个女儿，还没等赵恒当上皇帝就死了；第二个老婆郭氏虽然熬地当上了皇后，可不久也死了；就这样刘娥这个潜力股，终于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涨停板。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折，虽然天遂人愿，可刘娥也到了生育困难的中年，所以她做梦都想有个皇子，以便确保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并最终成为皇后。后来她发现侍候自己的宫人李顺容有了身孕，于是就打起了李代桃僵的主意，所以李顺容生子之后，刘娥马上就派人把他抱了过去，收为己子。李顺容见儿子还没睁开眼就被人抱走了，虽然心如刀绞，但她却不敢流露丝毫的不满，否则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给儿子带来灾难。但也有人说，这是李顺容在进行的特殊人力投资，因为她明白把儿子送给刘后代养，就等于搭上了时速500公里的命运“高铁”很快就能当上皇帝。 后来宋真宗死了，仁宗赵祯即位了，那时他只有13岁。由于宋真宗临死前曾有：“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的遗诏，所以刘娥得以垂帘听政多年。仁宗即位，李顺容也在这一年病死了，不过刘皇后并没有迫害李宸妃，更没干“狸猫换太子”的怪事，因为没这个必要，抱来儿子代养，完全是真宗默许的。 不过，已垂帘执政多年的刘太后，确实想按一般宫人规格，对李妃来个丧事从简。这时，宰相吕夷简找到太监罗崇勋说，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不知道当今皇上是李宸妃的亲生儿子吗？如果你们对她丧事从简，等他儿子亲政后肯定收拾你们。罗崇勋忙问，那怎么办？老吕说，得用皇后的服饰给她下葬呀，千万别在这事儿上省钱，老话不是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吗！你们不按我说的办，有你跳冰窟窿的那天。罗崇勋一听很害怕，马上转告了刘太后，吕夷简还是不放心，又直接找到了刘后说：“您对李宸妃绝对不能搞丧事从简，难道您日后不想保全刘氏宗族吗？”刘后一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马下旨厚葬李宸妃。 明道二年，刘太后死了，宋仁宗亲自执政。他的叔叔，曾经的“八千岁”赵元俨，别有用心地告诉了赵祯一个20年前的出生秘密：你的生母是李宸妃，她被迫害致死并草草埋葬。宋仁宗一听，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开棺检查。可开棺后，却发现母亲被殓以水银，穿的也是皇后冠服，于是就感叹道：“人言岂可信哉！”。事情既然如此，他也就没有实施报复，并厚待了刘太后族人。 说起来，宋代垂帘听政的并不止这位刘皇后。其实，两宋曾有九位后妃因形势需要主持过大政。比如英宗朝的仁宗曹皇后；徽宗朝的神宗向皇后；恭宗朝理宗谢皇后；端宗朝的度宗杨淑妃等等。其中苦大仇深的刘娥刘皇后听政最长，有11年之久，最短的吴皇后则只有4天。 后妃参与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只有宋代没有造成后妃篡位，外戚篡权的大动乱。相反，宋代后妃们主政，往往有效发挥了稳定政局、延续政权统治的作用，而且她们还具有居功不傲，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说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开国之初就确立的“皇帝士与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本国策框架内，朝臣对后妃与政的“进”与“退”掌握着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当需要稳定政局、辅佐幼帝时，士大夫就会积极支持后妃参政；一旦幼主长大，具有了执政能力，朝臣又会坚决要求后妃归还权利。这样的制度制约机制，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高，实在是高！ 刚才咱们说到，赵宋皇室之所以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宫廷仇杀，既有朝臣吕夷简、范仲淹善意调解的结果，又跟刘后受制度约束，不敢肆意妄为有关。这一宫廷事件的解决跟包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时他还在家乡做七品芝麻官那，就是想制约后妃专权，管皇上家闲事儿，也靠不了前儿。 话说回包拯。他在开封府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他积极办案，别人也全力配合，也办不完诸如打龙袍、杀赵王、铡驸马，斩包勉等通天大案。查《宋史。包拯传》只有一起审理割牛舌的案例，还是包拯任安徽天长县知县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案例，《宋史》还记在了俩人名下，就是发劳务费也得对半分，包拯想独吞都不可能。 皇上家的闲事关不了，破案的事儿不内行，但包拯在打击权贵，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盘剥农民多收钱粮。人们都知道任中师廉洁，王逵是个贪官，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于是朝廷就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敢去，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回到东京向皇帝报告；对农民任意搜刮，引起民怨沸腾的正是那个王逵。在包拯的要求下王逵被撤职，并将多收的钱粮还给了农民。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及后来的戏剧《陈州放粮》都是根据这件事儿，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元杂剧其实很有现实性，它和描写现实的元曲，如张养浩的《山坡羊》一样，巧妙地用历史题材，表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现实。这时因为，元代不同于别的皇朝，它的全部统治就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蒙古酋长以军人为地方官，根本不懂得啥叫吏治，因此要说元代吏治腐败，倒是抬举人家了。因为酋长们根本不懂什么行政管理什么吏治，也根本没有读过MBA或EMBA工商管理，有的连汉语都不懂，只得把刑事案子交给汉族小吏，让他们直奔主题。自己的工作就是准备好钱袋子装钱。在铁木尔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出了一万八千四百多贪官污吏，四万五千八百多锭赃钞，五千一百多个冤狱，有势力的赃官还不包括在内。元杂剧对他们罪恶的暴露，很多是通过包公戏来曲折反映的，包公传奇的出现并不断被神化，新故事不断地被演绎出来，说明宋以后的吏治，真的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也说明舆情力量的强大改变不了现实，我就在戏剧中表达自己的好恶与爱憎。 包公戏之所以越演越热闹还因为包拯不像其他清官，如范仲淹、苏轼那样多灾多难。他总是稳坐高位，危难之时总能逢凶化吉，很适合中国人好人有好报的心理。老百姓想得也对呀，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们怎么拿您当保护神呢？在是非不分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民间正直之神的包公，会给人们带来希望，有助于人们在苦难的生活中坚持下去。包公成了他们受欺负时无奈的心里安慰，有时再吼两嗓子有关的戏文就更痛快了。其实包拯活着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说起来，老百姓对“清官包公”的塑造，对于整个封建官僚体系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贪腐者的贪婪和卑鄙，按说为官者应该极力打压才对。可相反官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为他修庙、修故居、修家谱，从官方的角度为包公重塑金身。想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统治的需要，其形成过程与基督教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起初被官方所打压，后来又极力被推崇。 其实在正史里，包公也并不都是正面形象。据史书记载：奸臣张尧佐因侄女张贵妃被仁宗所宠爱，所以张贵妃就向仁宗大力推荐自己的堂伯父张尧佐做宣徽使，包拯起初跟张择行、唐介等人“共论之，语甚切”， 《曲洧旧闻》里甚至说，仁宗的人事提议刚一出口，立即遭到包拯的反对。当时老包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唾沫星儿都溅到了仁宗脸上！ 回到后宫，贵妃马上前来慰问谢罪。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抱怨：“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可后来看到皇上固执地力挺张尧佐，包拯又釜底抽薪，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跟老张达成了政治妥协，害的唐介被撤职流放，自己却连连高升。这倒很像小说《万花楼》中，包拯审判的那个徇情枉法的案例。小说中包拯有一个不能善始善终的同窗好友，行为方式倒是跟当时的包拯很相像。所以封建政治生态中的包公，不可能事事干的磊落，也不可能是个高大全，因为人们谁都明白戏里的包公，在现实中其实是没法活下去。如果事事铁面无私，专跟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作对，上上下下得罪个够，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谁呢？可能包拯也理解，仁宗再廉洁自律，给老岳父的堂哥安排个官做，也算是人之常情。皇家的官不给皇上的亲戚做，给谁做呀？肥水不流外人田吗？老百姓都懂，老包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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