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间美术的问题——试卷中的。(急,在线等!)如果答案满意我会加分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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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主要分布在开封、朱仙镇及其周边地区,另外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等地年画都受其影响。它用色讲究、色彩浑厚鲜艳、久不褪色、对比强烈、古拙粗犷、饱满紧凑、概括性强等特征。以传统技法构图,画面有主有次,对象明显,情景人物安排巧妙,表现出匀实对称的美感。 朱仙镇在河南省开封市城南10公里,虽然是个小镇,在古代却名列中国四大古镇之一。特别是北宋末年岳飞曾率军在这里大破兀术的金兵,朱仙镇更为国人所知。为纪念岳家军的功绩,在朱仙镇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岳王庙,而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就设在这座古庙之中。北宋年间,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以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镇邪除妖。后来北宋没落、灭亡,开卦几经战乱,木版年画便衰落下来。到了明代,开封年画虽然又获复兴,但已逐渐转移到朱仙镇。明朝末年洪水泛滥,开封被淹没,百业俱废,朱仙镇便成了木版年画的中心。明、清时期,朱仙镇就有300多家木版年画作坊,其作品畅销各地,于是开封地区的年画被统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影响深远。 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五大特点:一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神码多,严肃端庄。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就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那些大大小小的门神画中,两位武将或衣着不同,或形态各异: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竖刀、披袍等,不下20种样式。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文武门神。文门神有五子、九莲灯、福禄寿等;武门神常是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各类英雄好汉。不同人的房门常贴不同内容的门神:已婚子女辈房门贴天仙送子、连生贵子、三娘教子;中年人房门贴加官进禄、步步莲生;老年人房门贴松鹤延年和寿星之类;少年儿童居室房门贴五子夺魁、刘海戏金蟾等。 我国中原地区的一种民间木刻画。因产于河南朱仙镇而得名。《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期,汴京一带木版年画已相当繁盛,每逢岁节,市井皆印卖灶马、门神等。明代中期到清初,朱仙镇有木版年画作坊三百多家,生产门神、红纸等。风格粗犷浑厚、构图饱满、色彩鲜丽、造型夸张。品种有武门神、文门神、神像图、戏出和挂笺等。武门神又分将军、武财神、勇士型等;文门神又分祈福、童子和辟邪型等。印制手法主要是雕版水色套印,一般为六版一套,有的多至九版。色彩以暖色为主。多数人物脸部采用白脸、红眼皮,这是它特有的装饰手法。在印刷时采用透明水色,套版印刷后,色彩中微显木纹,突出了木版年画的艺术特点。现在朱仙镇已成立了木版年画社。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这是一首流传久远的民谣。而“门神”就是年画! 当一颗心随“门神”骑着红马从遥远的地方踏歌而来,我感动!感动她的源远流长、风雨兼程。我骄傲!骄傲她的出生地就在咱们开封。 说起木版门神的起源,先听老辈人讲一个古老的传说…… 当年,秦王李世民率兵攻占了开封。当地父老向他诉苦:连年的打仗城中夜里闹鬼,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当晚李世民也连连被噩梦惊醒,不能入睡。大将秦琼、尉迟敬德得知后,一个手持双锏,一个紧握金鞭,威风凛凛分站在门旁,夜来无事。李世民灵机一动,令谋士画了秦琼、敬德像贴在两扇城门之上,以保百姓平安。 朱仙镇一位巧木匠来到开封,看到城门上将军的画像,回去后把两人的像刻在梨木版上印成门神。木匠的门神画供不应求,后来门神发展成供喜庆节日张贴的年画。从此,朱仙镇年画一举成名。 传说归传说,史载:中国木版年画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的开封。 《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开封“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门神在宋代称为“纸马”、“纸画儿”。翻开历史长卷《清明上河图》会看到“王家纸马店”门前门神画“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清晰可辨。北宋门神画在中国绘画史上首开了木版年画的先河。 明清时期的朱仙镇木版年画达到盛时。 《岳飞与朱仙镇》 一书载:“红纸门神系旧习过新年之消用物,为镇中最著名特产。往昔盛时,业此者三百余家……”想当年朱仙镇300余家门神店星罗棋布,年画产量高峰年可达400万张。每年入冬,各地“打门神”的客商云集。“门神门神骑红马” ,朱仙镇木版年画乘运粮河之船,装太平车之载走遍全省,走向山东、江苏、湖北、福建、甘肃、宁夏…… 走进百姓的万家灯火。 清中叶以后,黄河在中原一带多次泛滥,朱仙镇受灾严重。至20世纪初,镇内年画商号仅存70余家。 民国初年,朱仙镇经济萧条,商业锐减,年画作坊只剩下40余家。 抗战前夕,年画行业为了生存,多迁往开封城中的书店街、大南门里、西大街、东大街、土街一带。 1938年,日军侵占了开封,使古城百业凋敝,年画商号相继倒闭或转行。到解放前夕,年画作坊在开封地区所剩寥寥无几…… 1949年共和国成立。一批美术工作者和年画艺人创作出了歌颂和平、胜利的新年画。 60年代初,开封组织起一批老艺人,开始了搜集古版年画和创作刻印新年画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文学艺术遭到摧残,很多木版年画及老版被付之一炬。 80年代以来,开封和朱仙镇成立了木版年画社和研究会,并恢复了数家门神老字号。2004年9月,“中国朱仙镇年画博物馆”的大牌子挂在了朱仙镇大关帝庙的大门旁…… 一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折射出中国历史的沧桑。千百年来,它随着岁月跌宕起伏,令后人的思绪也如此悠长…… 作家冯骥才先生说:“中国农耕的文明跟大自然的节律有关系。过年的时候,更多的理想和愿望要进入人们的心灵里边,这种心理就体现在年文化里。中国年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生活尽量地理想化,使理想更多地生活化,它反映到了年画里面。年画的文化信息量很大,有大量的吉祥图案;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传说;有大量的文化符号,这方面没有一种中国艺术可以和年画相比!” 朱仙镇木版年画以线条粗犷奔放,情节概括简练,构图饱满匀称,形象古朴生动,色彩浑厚强烈的鲜明特色,在全国诸多年画流派中独树一帜。 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的就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马上鞭》中两位将军一手持鞭、锏,一手勒马缰,形象威严庄重,气宇轩昂。新年伊始,千家万户贴饰院宅大门以避灾驱邪。以秦琼、敬德为题材的门神画有20余种不同规格和样式,这是朱仙镇木刻门神的精品,最受群众喜爱。 《钟馗》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又一代表作。 取材于终南山道士钟馗除鬼的故事。画中钟馗龇牙瞠目,满髯胡须,怒发冲冠,极富装饰效果,俗称魁头。人说这类人物能降伏恶鬼威赫魑魅,镇护家宅消灾避邪,故称“镇宅钟馗”。“镇宅钟馗”在中国百姓中特有人缘! 时至今日,各种版本、不同包装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精品不断问世。中原大地哺育出的带着泥土气息,透着纯正民风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显示出生命的活力! 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曾这样说:“河南朱仙镇年画……刻线粗健有力……不染脂粉,人物无媚态,很有乡土味,具有北方年画的独有特色。”当年鲁迅先生的话十分精确,应该是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的精髓。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千百年来,他们世代承袭、师徒相传沿用至今…… 木版年画雕版十分关键。一块好的雕版既保持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笔锋和力度,又体现木版年画之木味。一幅上乘的雕刻主线版就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普通年画以黑、黄、红、丹、绿、紫6色,先淡后浓,依次套印而成。高档年画与神像画人物之眼眸、胡须、服饰需加套水墨、金粉、套色可多达9遍。朱仙镇木版年画是刀与版的对话,色与纸的对话,更是年画艺人与传承在对话,人与岁月在对话…… “沙沙、沙沙”的印刷声催着染色后掀动的年画,使人感到一页页翻过的日子……朱仙镇木版年画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信仰一脉相承。 据统计,开封及朱仙镇年画艺人创作的老版年画大约有500多种。迄今幸存的历史老版约有100多种。众多历史名店著名商号印记着时代的烙印——“二合永”、“天成德”、“二天成”、“天义德”、“万同”、“万通”、“敬德永”、“天顺德”、“高德隆”、“天信德”、“云记”、“汇川”、“泰盛源”、“福盛长”……品读着这些老店的名称,如同品读着一本厚厚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史册,真有一种沧桑的感受…… 木版年画对于民间艺人来讲:是老辈儿传下来的,不能放弃!他们把印制年画看得很重很重。毕竟,这源自民间的吉祥物是不可替代的。民间艺人讲不来什么大道理,但他们在沉重和辛劳中,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默默地耕耘着。 我们在朱仙镇腰铺村见到一位叫辛思会的老艺人,年近90岁的他是目前朱仙镇健在的木版年画艺人中年龄最长者。一提起印了一辈子的门神,老人来了精神,向我们讲起当年因门神印得快,他在作坊圈儿里被称为“火车头”的故事。 开封城里有一年画师傅叫郭泰运,13岁就在“云记”门神老店学徒。听他讲起木版年画中的道行让你觉得奥秘无穷,再看他印起年画时的麻利劲儿你真感觉不出郭师傅已76岁了。 张廷旭出身朱仙镇木版年画世家。数10年来,他雕刻复制、创新的年画版子有200多套。张师傅家中的一把两尺长的祖传裁纸刀让来访者开了眼界,但要看他雕刻年画版子更令人称奇。只见他手中刻刀“伐”、“跟”、“支”、“挑”如克敌的岳家 *** 法神出鬼没游刃有余。 还有张继忠、姚敬堂、任鹤林、刘金录、尹国全……让我们也记住这些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做出奉献的人们。他们印出的年画不仅装点着祖国大地,而且也走向了世界。但他们有一个担心就是年画这门技艺怎么样传下去! 开封及朱仙镇现有的从事木版年画印制的民间艺人仅有20名,并且年龄都在50岁以上。后继乏人的状况压在他们心上,也沉甸甸地压在中国木版年画之乡——朱仙镇人的心上。 2002年10月,世人瞩目的“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木版年画大联展”在古都开封、历史名镇朱仙镇举办。这项活动被称作“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历史性的开端和发动。而木版年画抢救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龙头工程。 2004年6月,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河南省第一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在开封启动。笔者有幸成为《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编纂组和电视摄制组的成员,兴奋中感到的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在古城、名镇的市井街巷、阡陌乡间我们痴迷地追寻着中国“门神”神秘而厚重的足痕。在年画作坊的工艺流程里感受古朴;在行业习俗、口诀歌谣中领略神奇;我们在风情和岁月间缓缓而行;我们在年画作品和年画故事里流连忘返…… 一年间,我们运用文字、拍照、摄像三结合手法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视觉记录。今年6月,6万字的书稿、近千幅的、100分钟的电视片业已完成,带着家乡人民的重托,《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已送往北京。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年画的源头。至今仍存留着传递久远的人类文化记忆和信息的功能。朱仙镇木版年画所具有的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美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被视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瑰宝当之无愧! 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要抢救的是人才,是老版子,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手工技艺。但往深处说,要抢救的最重要的应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内涵的解读!是对待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观念意识!历史名城文化先行,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文化一张珍贵的名片,当然,她也是咱开封发展文化产业的无价之宝! “门神门神骑红马”,朱仙镇木版年画任重道远……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河南省开封市的郭泰运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平阳木版年画 起源于古代山西河东路的平阳府(今临汾市),自宋、金到明代、清代年间,流传甚广。 宋代,自毕升发明活字排版印刷后,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北宋灭亡时,金人以汴梁掳迁至平阳去的刻工与书版作为基础,使这一带的印刷业得到发展。平阳,成为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官府在这里专门设置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与书铺,使这里的雕版印刷逐渐繁荣起来。 木版年画,是用传统的木版水印方法印制的年画。平阳木版年画的刻印者,大都是农民,他们平常务农,闲暇时创制年画销售,成为一种副业。平阳木版年画,与河北省武强、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同为我国历来以年画著称的产地之一。 平阳木版年画的题材大都是以民情风俗、神话传说、花卉人物、鱼虫鸟兽为内容的。由于木版年画一般是在过年或喜庆节日时张贴使用,因此,内容以欢乐、吉祥为主,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审美情趣、年画的形式是随着实用和需要而变化的。木版年画中,有中堂画、门画、影壁画、门头画、窗画、条屏画、灶龛画、桌裙等。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延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平阳木版年画,不受自然现象、客观文物的约束,而是采用集中概括、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运用注重人物传神、象征寓意的手法,力求使画面完整、造型夸张、形象生动、主题突出、装饰性强。在色彩运用上不受自然光色的局限,注重色彩的对比,艳丽、明快,给人以豪放、健康、洒脱的感觉。 平阳木版年画,在明末清初是极盛时期。当时,这里的年画远销华北、西北、内蒙以及东北等地。仅临汾城内,就有益顺画店、德隆画店、兴昌画店等;洪洞县城内的瑞兰斋天泰成画局、曲沃县的同成纸局,常年雇用很多工人印刷木版年画。农村,印制的自制木版年画更是遍布各地,每年腊月,晋南各县城乡集市上,设摊摆画,卖窗花,卖对联,处处皆有,颇为兴盛。近年来,平阳木版年画愈加兴盛,而且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外国朋友,对平阳木版年画倍加青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窗口。[编辑本段]2、佛山木版年画 佛山木版年画中的主要品种,源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至民初及抗日战争前最为鼎盛,行销华南、西南各省及南洋各地,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成为我国著名木版年画四大产区之一。 佛山木版门画可分为工笔、意笔、木版套印、木版印线手绘等。具有构图丰满、造型夸张、色彩强烈、线条朴拙浑厚、粗犷简洁、极富装饰的独特风格。其用色以大红、朱红(丹色)、黄、绿为主,特别以填丹为佛山门画所特有(即以丹色作底色),可耐日晒雨淋而不变色。 佛山木版门画内容丰富,根据不同省份和地区、地域特点、习俗和喜好而印制题材和颜色各别的门画。民众则按大门、房门等不同地方而张贴不同类型题材的门画,抒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编辑本段]3、新绛木板年画 新绛木版年画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清朝中叶,是在传统雕刻印刷工艺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它的绘画、刀刻,线条细腻、手法独特,所印制的年画颜色鲜亮、人物传神,它的内容题材与传统的春节习俗息息相关,千百年来,寄托着人们祈求幸福、驱灾避邪的美好心愿。 今年的1月17日正是数九寒天,晋南大地漫天飞雪,寒气逼人,然而新绛县木版年画传承人郭全生的心里却升腾着一种热切的希望,他刚刚参加了在河南召开的全国木版年画研讨会,一回来,便迫不及待的把他的好友木版年画老字号天福成的后人苏廷生邀请到自己家,商量下一步如何把木版年画这门古老的技艺保护好、传承好。 新绛县生产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新绛县在西周时期是荀国所在地,春秋时称故绛,数千年来,一直是在山西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有七十二行,行行俱全的美誉,北宋年间,由于雕刻印刷业的繁荣,木版年画开始兴起,到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当时新绛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江苏桃花坞、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齐名,代表画有《春牛图》、《四季美人》、《猴子抢帽》、《馗头》等等,一些老字号还与天津杨柳青有业务往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新绛县木版年画的老字号有著名的七大家八小家,加上散落在乡间的十几家画庄,全县的老字号共有30多家,在老字号景记书局的后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们先辈创业时的故事。新绛木版年画的刻版印刷技艺十分繁杂和讲究,从起草绘图到最后印制出一幅年画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既要有高超的绘画水平,又要有不俗的刻版技艺,还要熟练掌握套版印刷的窍门,要想成为一名木版年画的全把式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绛木版年画在内容、题材、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新绛木版年画在种类上有神像、财马、戏曲、美人、门画、四条屏等十多种,绘画手法既有工笔也有写意,印刷方法既有单线印刷后彩绘的,也有套版印刷,使用颜色既有简单的红、黄两色,也有黑、红、黄、绿、蓝五色,它的内容体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历史发展脉络清楚。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工业印刷水平的突飞猛进,批量生产的工业年画迅速占领市场,纯手工的新绛木版年画由于成本太高,淡出历史舞台。那段时期,散落在民间的画版基本上被破坏殆尽,还有不少被国内外的文物贩子买走。 当时,作为县博物馆馆长的蔺永茂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千方百计购买和收藏了170多幅画版,并走访记载了它的工艺和方法,从而使这一珍贵的民间工艺保存下来。让人欣慰的是,当时还是一名农村小木匠的郭全生在走村串户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了一些木版年画,就深深的被这门古老精湛的艺术所吸引,从好奇临摹开始,走上了传承和创新木版年画艺术的道路。 十多个春秋,郭全生如痴如醉地揣摩绘画和刻版技艺,投入数万元收藏画版、购买原料,而他的行为却不为人们所理解,但郭全生痴心不改,他觉得这么好的艺术一定会有被世人重新关注的时候。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新绛县的绛州鼓乐、澄泥砚等古老的艺术不仅得到抢救、保护,而且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为当地带来知名度,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但木版年画却迟迟没有得到重视。在08年以前,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关于木版年画的项目有12个,但新绛县木版年画榜上无名。 2007年,新绛县对全县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摸底和梳理,木版年画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今年的1月15日,县里推荐郭全生参加了全国木版年画研讨会,并诚恳邀请冯骥才来这里考察。冯骥才提出,当务之急是抢救和保护,抓紧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和其它地方的木版年画一起捆绑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新绛县政府正在抓紧对木版年画相关情况进行普查和搜集,并提出了一些保护的意见,对于有识之士来说,传承创新这门古老技艺的信心更足了。 以中华民族独特想象力和典型化手法创造出来的新绛木版年画,像一颗明珠,一度湮没于历史的风尘,而在岁月的轮回和有识之士的守护中,它重新向世人展示出亮丽的容颜,值得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正在本着自觉、清醒、全面的精神,对这一遗产进行科学的挖掘和整理,相信它会较好地得到延续和传承。
凤翔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年画的一大流派,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被国外收藏家赞誉为“东方智慧的结晶”,在世界各著名博物馆皆有收藏。凤翔木版年画,主要分为门画、十美画、风俗画、戏剧故事画、家宅六神画和窗花画六类;品种最多的时候有六百多种,现在经过木板年画的第二十代传人邰立平数十年的恢复、挖掘、整理和创新的有三百多种。
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江南水乡的特产,图文并解,具有连环画故事风格。采用木版套印,长期以来一直运用比较简单的手工方式从事生产,色彩上红黄绿黑蓝五种颜色。在无数雕板和印刷工人的精心制作下,苏州年画不仅色彩绚丽夺目,而且构图精巧,形象突出,主次分明,富于装饰性,形成一种优美清秀、严密工整的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 桃花坞木刻品种很多,大致可分为门画、农事画、儿童、美女画、装饰图案画、历史故事画和神州传说画等,其中神仙佛像等迷信类画片,内容有门神、灶神,以及所谓“辟邪人物”。含有致富获利内容的画片有《一团和气》、《娃娃得利》、《刘海戏金钱》、《岁朝图》等。有关农事的有《春牛图》、《丰收图》、《鱼樵耕读》、《大庆丰收》等。山水风景画片有各地风景,如《姑苏万年桥》、《苏州阊门图》等。雍正后出现的故事戏文画片,范围很广,有古有今,有单张有连续,如《武松打虎》、《花果山》、《定军山》等。风俗画有《玄妙观庙会》、《苏州城内外三百六十行图》等。风土人情跃然纸上,今天成了宝贵的地方史料。有些年画富有爱国主义色彩,如《法人求和》、《刘军门大败法军图》等,赞扬中法战争中爱国将领刘永福,可谓较早的政治宣传画。

国学都包括什么内容?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国学,可译做“guoxue”(音译)、“汉学”(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

1、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2、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中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原称“中学”,后改称“国学”。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发展在二十世纪,西学的影响下明显受到了巨大冲击。明清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世致用”思想兴起,国学一词才因西学而被提出,“国学”被中国传统学者视为“国魂”。清王朝被推翻成立民国以后,各种西洋新思潮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全盘西化派鄙其为“国渣”,许多中间派因此称其为“国故学”,维护传统文化派称其为“国粹学”;学衡派昌明国粹,发扬中国文化,却往往不以国学自居。

少儿国学都包括什么内容?

《弟子规》《二十四孝故事》《千家诗》《论语》《道德经》

经典一 《弟子规》 ――精读精解,学以致用。
该书以《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纲,分五个部分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该书被认为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的最佳读物。国学堂通过解读、引导背诵及实践指导等方式让少儿无形中将圣贤言行贯穿于日常生活。

经典二 《二十四孝故事》 ――故事教学,寓学于乐。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之精髓。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本经典的选讲旨在通过通俗易懂的孝敬长辈的故事,让少儿形成孝亲的价值观,改变身心。

经典三 《千家诗》 ――诗词熏陶,出口成章。
《千家诗》用以陶冶少儿性情的诗歌读本,旨在用咏歌古诗“以养其性情”。共选诗 200余首,大部分语言流畅,词句浅近,易读易记,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鹊楼》等名诗。通过经典古诗的讲读让少儿的文学修养得到提升,语文成绩无形提高。

经典四 《论 语》 ――名句选讲,奠定基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熟知的很多名言都来自《论语》。本书影响了全亚洲及更广范围,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至理。本经典的学习使少儿对我国基本价值观念的仁、义、礼、智、信等有一定理解,摄取经典智慧,奠定国学基石。

经典五 《道德经》 ――玄妙哲理,提高悟性。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被誉为“万经之王”,对我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发生了深刻影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奥秘,此书是世界上除《圣经》外发行版本最多的著作。学堂选讲其中一些体现做人智慧和事物哲理的名句提高少儿悟性。
其他经典 《大学》、《易经》等 ――简单了解,博学多闻。
通过对其他经典的介绍和一些经典语句的简单讲解,让少儿接触更多的经典,为其以后的国学学习提供参考。同时增加其知识量,以达到博学多闻的目的。经典的介绍涉及:《大学》、《中庸》、《易经》、《心经》等。

什么叫国学?中国《国学》包括哪些内容?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中 学其宗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应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其中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乃是“为生民立命“之术;其中五术,乃是 “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 被今人疵垢为“迷信”,那些轻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的人,其实他们很少站在与人生存在状态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去认真的探究天人之际的真切意蕴与内在价值,去拉近生命存在与天人之际之间的间接和直接联系,在传统与时代、学问与生活中架设一架沟通的桥梁。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大国学论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鉴于此,今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现代“华学” 学者针对在当前国际社会上,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意故意的造成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的历史时代之际,把国学称谓“华学” (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蚩尤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一切反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论和舆论,都是对民族文化的践踏,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国学,已经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遭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中华的历史是丰富的,祖宗传下来的文学财富是仅有的。我们不应该去侮辱它,这也是世界享有的财富。所以,我们要重建国学,振兴国学。中国的前文学家给我们的启发,我们要仔细的领会。但也不承认,以如今的文学状况来看,不同的个性思想也受到认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记住,中国的古文化是影响世界的。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用一个真挚的心来享受国学。这么好的一笔属于自己人生财富,为何不好好的去深读呢?一个称职的中国人必须学好国学。而不是指你对它感兴趣就去专门学它,研究它。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去了解它。它不仅可以加强你对人生的认识,还可以将你的个人修养提升。

什么叫国学中国《国学》包括哪些内容战略的格局实质就是老板的格局,南柏课课都不一样非常生动,让我们知道企业家怎样才能拥有平衡的真正的成功,发扬国学智慧,创造事业成功、人生精彩、社会和谐的多赢局面。南柏引领我们领略东方智慧之精髓

国学包括哪些内容?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二十世纪初。
“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统治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道互补,但其它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道家、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家、还有道家、名家、墨家、农家、释家、耶教、回教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尽管儒家的宗师孔子、孟子、苟子都大力提倡仁义,尽管道家的宗师老子、庄子反对仁义,但后世在儒学独家垄断文坛时,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美学总是奄奄欲绝,了无生气;异端的道家学说一旦抬头,整个文坛马上就活跃起来,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美学马上欣欣向荣。儒家和道家这种奇妙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的确令人深思。

最初,《汉书艺文志》对国学有一个基本的分类,将其分为六个部分。这六部分构成了国学的前身。 第一部分: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六艺有大六艺,小六艺。小六艺是六种技术:礼、乐、射、御、数、术。是具体培养人的人格和各种技能的。大六艺,就是六经。任何时候,经总是排在首位的。这就是中国的精神,是国学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第二部分:诸子百家。诸子如同皇帝出行时陪同的王侯,各司其职。诸子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国学是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核心,历代有《黄帝阴符经》、《老子》、《庄子》、《郁离子》和《素书》等诸子百家的经典。 第三部分:诗赋。诗和赋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体裁。《汉书"艺文志》里有《诗赋律》。古代秀才登高就能赋,而我们不如古人。 第四部分:兵书。兵书在古代知识分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和后面讲的术数和方技被看做是实用理性的。 第五部分:术数。譬如作为占筮的《周易》。 第六部分:方技。房中术、医术都是方技。
今“国学”之意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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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国安于做国际规则的守夜人”的认识误区,自觉做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建设者
一直以来,西方认为中国人只会适应和顺从国际规则,而不会寻求改变和创造国际规则。这种现象如果不改变,我们就会在国际社会逐渐失去主动发言权。今天,在国际规则制定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焦点的新形势下,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只打牌,不坐庄”,就没有“首轮出牌权”,缺乏先发制人的优势,导致在国家话语权的争夺中败下阵来,最终沦为落伍者甚至出局者。中国要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不仅要做国际规则的守护天使,而且要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创造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产品”。近年来,中国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并力推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信心。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构想,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增进亚洲国家的互联互通。亚太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在西向和东向同时发力,正在构筑大国崛起的“一体两翼”格局,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增添了鲜活的“中国元素”。特别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与沿线各国求和平、谋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是丝路精神的薪火相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体现。这表明,“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正以与世界共赢的大国胸襟和追求,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新的地缘政治大师”。
走出“中国会是挑战国际规则的搅局人”的认识误区,努力做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维护者
在历史上,新兴大国为了在全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传统大国关系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逻辑。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非常关切,甚至充满疑虑和恐惧。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中国提出构建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利、社会上互助、文化上互鉴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脱了旧的国际政治思维窠臼,说明中国不争霸、不推翻现存国际秩序、不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的权利和利益,不会按照“丛林法则”,走“国强必霸”的崛起老路,而是致力于成为合作共赢的经济大国、和平发展的安全大国、勇于担当的政治大国和伸张正义的道义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将本着“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天下为公”思想,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这表明,中国不是国际秩序中“改换门庭、另起炉灶”的挑战者,而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国际规则,继续做现有国际体系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有效维护者。
走出“中国是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的另类人”的认识误区,主动做国际新秩序的真诚践行者
国际规则是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必须遵循的重要条款。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如果不按通行的游戏规则出牌,就可能因为失道寡助,最终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历史经验昭示,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必然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个不守规则的国家,只会是“海内无知己,比邻若天涯”。当今中国要融入和引领世界,必须增强规则意识,打造法治中国的亮丽名片,培育讲诚信、守规则的国家形象,使之成为穿越世界丛林的“通行证”,以自己的真诚践行为构建国际新秩序作出示范。所以,在国际这个大家庭,中国要做个懂规则、守规则、用规则的好兄弟,才能获得大家的认同和尊重。目前,在形式上,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自1945年以后建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在亚太地区中国也参加了APEC、“10+x”、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主要的地区合作机制。但是,加入国际体系和参与地区事务不等于已在其中发挥相应作用。这表明,处于世界聚光灯下的当今中国,既要做制定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又要以一言九鼎的精神全面兑现国际承诺,努力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践行者,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注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强大正能量。
走出“中国是搭国际规则便车的受益人”的认识误区,切实做国际新秩序的更大贡献者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是搭国际秩序便车的国家”的论调。与此相联系,“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必须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面对国际上持续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压力,中国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自觉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上,承担应尽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为了稳定与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顾全大局的举措,如维持与美国的债权债务关系、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等,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近日,中国又在联合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并免除最不发达国家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债务。这表明,“这么大块头的中国”绝不可能是国际体系中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者”,而是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的“推车者”。展望未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将更好地与世界携手同行、互利共赢,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

题:上海馆

上联:新上海 新智慧 石库门探新宝藏

下联:大都城 大胸怀 全球馆集大华东

题:陕西馆

上联:怀往日 含元殿 金砖碧瓦 彩凤翔玄塔

下联:看今朝 世博园 姹紫嫣红 兰花绽浦江

题:北京馆

上联:旧罐装新酒 天坛酝酿黄浦水

下联:京腔唱沪歌 剧院欢迎罗汉钱

题:山东馆

上联:书生志满怀 孔孟之乡立志

下联:齐鲁青难了 文明之树长青

题:江苏馆

上联:金木水火土 江苏魅力扬四海

下联:箔梳醋灯泥 越得风情怀九州

题:福建馆

上联:绿蓝白 城旁有海 浪漫

下联:漆画楼 笔下生花 风情

题:天津馆

上联:天津碧浪纳江山秀美

下联:海岸银滩承日月光辉

题:黑龙江馆

上联:晶莹剔透 神奇雪堡斑斓色

下联:闪烁霓虹 七彩冰城梦幻情

题:吉林馆

上联:长白山中歌响亮 宝宝人参指路

下联:凇涛树下雨缠绵 弯弯月亮藏湖

题:辽宁馆

上联:燕城地 自然宝库 中华龙鸟扬名海外

下联:渤海星 经济引擎 东北鞍钢美誉神州

题:内蒙古馆

上联:赤峰玉笔 蓝天美景怀胸里

下联:河套丹青 碧草风光醉梦中

题:河北馆

上联:京畿重地关门户

下联:避暑山庄立博园

题:安徽馆

上联:黄山雾海 奇松点缀丹青岭

下联:皎月仙桥 韵墨勾描色彩村

题:浙江馆

上联:春风舞墨 青瓷碗上 画活西湖柳

下联:细雨裁枝 竹立方间 争芳世博园

题:江西馆

上联:吴头楚尾 自古江西多宝藏

下联:粤户闽庭 今朝赣地尽繁荣

题: 广东馆

上联:绿色番禺 一片斑斓梦境

下联:骑楼巷道 满城个性情怀

题:广西馆

上联:蓝梦想 遨游海上丝绸路

下联:绿明天 绽放榕间碧树春

题:海南馆

上联:天堂岛 莺歌燕舞 浪漫休闲圣地

下联:碧海阶 鸟语花香 风情度假仙庄

题:湖北馆

上联:江城魅力 仙山论道 七彩琴弦歌盛世

下联:鄂地风云 彩凤翱翔 双音楚韵颂辉煌

题:湖南馆

上联:竹韵悠悠 湘江竹笛尖栖蝶

下联:桃容楚楚 闹市桃花洞隐尘

题:青海馆

上联:中华水塔育炎黄人千代

下联:青海盐湖怀塞外景一方

题:河南馆

上联:文明之本看豫地千年历史

下联:城市之心怀神州九曲黄河

题:山西馆

上联:三晋地 钻木取火 惊中华智慧

下联:能源仓 输煤送油 助产业繁荣

题:甘肃馆

上联:丝绸路 飞天舞 传东方智慧

下联:千佛龛 骆驼铃 颂塞外文明

题:宁夏馆

上联:金沙碧海 银川大漠波澜壮

下联:朔色长天 塞外江南秀美姿

题:上海馆

上联:新上海 新智慧 石库门探新宝藏

下联:大都城 大胸怀 全球馆集大华东

题:陕西馆

上联:怀往日 含元殿 金砖碧瓦 彩凤翔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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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北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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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世界博览会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综合性世博会,另一种是专业性世博会。世博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参展者向世界各国展示当代的文化、科技和产业上正面影响各种生活范畴的成果。

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博览会应该始于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中国广东商人徐荣村获悉后,深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很快命人精选了12包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紧急用船运到伦敦,赶赴世博会参展,托运往英国终于质压群芳,脱颖而出,独得金、银大奖。

1873年,中国清朝政府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组织并派代表出席了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参展世博会的事务是由洋人经办的。

1873年,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负责参加博览会事宜,当年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由英国人赫德担任,他于当年委派广州海关副税务司包腊代表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

到了1876年,中国派出了中国人代表参展美国费城世博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自派代表,以国家身份参加的是费城世界博览会。

当时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的人叫李圭,他是一个有智、有勇、有谋、有骨气的中国人,但淹没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李圭写了一本书叫《环游地球新录》,记录了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虽然他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但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踏足世界博览会。

此后,中国陆续参加了多届世博会。通过世博会展现自我,走向世界,发现世界。

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为国争光,成为中国酿酒行业的佼佼者。

另外一个说法是,贵州茅台酒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荣获金奖。茅台酒在展出的过程中,通过“酒香为媒”的轰动效应,成为世博会上的明星,直接由高级评审委员会授予荣誉勋章金奖。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世界博览会

辜鸿铭
人物简介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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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历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 *** 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1]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 “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 ——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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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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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贡献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地名删掉。
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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