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北京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为什么会逐渐提高呢？
第一，尽管依靠政府主导、政府补贴的传统“文化交流”模式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文化出口的意义变得更为重要。
发达国家在依靠文化出口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早在“一战”期间，美国便极力推动本国占领世界市场；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在《关于文化外交的新构想》中，明确提出“动漫外交”战略；2006年1月17日，韩国总理李海瓒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的是“韩流”产品世界化问题。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流”电视剧等等，都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依靠的恰恰是文化出口的方式，它们能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其中当然有着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本身的强大竞争力。
第二，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在一国文化影响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吉布森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代文化生产在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就业、投资、产业集结等方面，大都市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首都城市远远高于非首都的其他都市。在美国，50％以上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集中在人口100万以上的都市里，更严格地说，主要是集中在两个中心：纽约和洛杉矶。1998年，悉尼在文化产业方面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30％以上，而悉尼文化产业的产值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322%。 从就业方面看，伦敦占整个英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269％ 。瑞典的文化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国职位总数的9％）大多集中在斯德格尔摩 。在日本，东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占日本文化产业就业总数的16％。进入21 世纪以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是呈现出跨国资本运作、产业结构高度提升、产业分布组群化态势，在一些国际性的大都市周边产生出带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未来的工作重点。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812亿元，占GDP比重103％，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首都城市，北京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正确选择。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面向国际市场、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会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一、北京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明显
（一）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800 多年建都史、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不仅有故宫、颐和园等丰富的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更有京剧、曲艺、美术工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北京有了自己独特的符号，有了可供挖掘的历史文化金矿。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北京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汇处，并在这种多元交汇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北京有以中关村为代表的数字等高科技文化，有全国最大规模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市场，更有全国最高水平的文体演出盛事。
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北京诸多文化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总量的1/2，音像制品占1/3，期刊占1/4，报纸占1/5，电视剧出品（部）集数和产量占全国1/3 以上。在出口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规模也日益扩大，尤其是软件、图书、影视等行业的产品出口量居全国前列。2001年北京文化产品出口量约占全国的30%；2004年约占40%，年增幅20%以上。2006年北京实现海关软件出口356亿美元，占全国海关软件出口的1/3。
（二）创新能力全国领先
创新能力是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作为全国首都，不仅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方面也都位居全国前列。在专利授权量方面，2000年北京的专利授权量为5905件，2006年为11238件，增长了902%，其中发明专利2000年为1074件，2006年为3864件，增长了2598%；在科技奖项获得方面，2005年，北京地区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5项（通用项目），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总数247项（通用项目）的304%。
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在R&D投入上，2005年，北京科研机构共获得科技活动经费735亿元，占全国科技经费的14%，高居全国各地区之首。另外，北京的R&D投入逐年递增， 2006年达到58%，超出了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科研项目上，北京地区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各项研究项目排名和经费使用均为全国第一。2004年承担的基础研究计划158项，占全国的417%，使用经费48亿元，占全国的461%；承担的863计划1227项，占全国的 321%，使用经费279亿元，占全国的300%；承担攻关计划716项，占全国的351%，使用经费200亿元，占全国的134%；承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76项，占全国的12%，使用经费11亿元，占全国的134%。总之，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强大，在全国的优势十分明显。
（三）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 创意资源丰富, 聚集了一大批享誉全国的文化名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大量创意人才。全国有400多个科技信息类研究院所及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拥有独立信息机构50多个，占全国的107%。根据《200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5年北京地区拥有高等院校89所，科研机构350所，有科研活动的单位数目6481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有254家。北京市的人力科技资源占全国总科技人力资源的924%，其中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人员数量高居全国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北京每10万人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17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北京两院院士有706人；北京拥有全国1/3的研究生院、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北京培养的博士后占全国的1/3。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为北京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 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四）首都优势
北京作为首都，意味着被赋予了一个代表中国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给北京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首都优势是北京所特有的财富，是国内任何城市不可比拟、无法相争的无形资产。首先，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注意力”资源，这种“注意力”资源在当代社会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无形资产。其次，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庞大的各种消费人流，其中，国内外高端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庞大的高端人员流动数量，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再次，首都优势为北京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契机。如北京近年来兴起的会展业、总部经济，包括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带来的奥运经济，主要是靠首都优势实现的。
（五）文化创意机构数量众多，文化创意集聚区初具规模
《北京蓝皮书》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在全国573 家出版社中，有237 家在北京，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4136%，而从出版量、种类上，北京市的图书出版业所占比例将近全国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提高。由于北京拥有全国最集中的作者资源、媒体宣传资源和市场影响力，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发行集团都纷纷北上，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贝贝特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成立北京发行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世纪文景图书公司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此外，相当一批外地的民营图书公司，也将企业总部迁往北京或在北京开展业务，如山东世纪天鸿、广东天时音像、福建厦门光合作用书房，以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文化工作室等。
北京目前已经形成了海淀园的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石景山数字娱乐产业基地、雍和文化园、电子城798 文化基地、北京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等多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另外，东城区文化产业园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三辰卡通动漫网游产业基地、朝阳公园文化园区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六）奥运机遇
加拿大学者约翰·弗里德曼指出：“奥运会已经远远不只是（像始创时那样）关乎运动技能，至少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它已经变成了一桩大买卖。奥运会不仅把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主办城市，而且正如所期盼的那样，在当地零售商、旅店以及其他服务者的口袋里留下了上亿的美钞。”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不仅能够为北京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有长远的后续影响。奥运会使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北京，为展示北京传统和东方文化神韵，扩大国际交流，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国际对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不足与隐忧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与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战略定位有待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中，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以世界大都市作为参照与直接竞争对象。因此，面向全球的、整体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定位、战略布局非常重要。目前，北京市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就整体而言，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定位尚不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区域、全球应处于何种位置？面对伦敦、纽约、东京等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应采取何种战略步骤以应对其竞争？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等等，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定位、发展路径和实施步骤。
（二）文化创意产业主体实力较弱，国际竞争力不足
企业是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推广者，也是文化市场的开拓者，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和跨国经营的承担者。没有名牌的企业就不可能打开国际文化贸易的局面，更不可能形成国际文化的竞争力。竞争，实际上是企业实力和创造力的一种较量，培育和造就名牌文化创意企业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唯有下工夫培育一批文化的名牌企业，才能担当起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的重任。目前，北京的部分文化创意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作为比照对象，这些企业无论在规模、效益还是品牌方面，都难以与之直接竞争。
（三）配套服务有待健全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大多将眼光放在国内市场，原因有三：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文化市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仅面向国内市场便可获得足够利润；第二，由于文化历史悠久和前期市场培育不足的原因，我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往往遭受较大的文化折扣，文化企业采取外向型发展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第三，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外向型文化出口企业至今仍难以形成规模，难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恰恰是文化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这些企业在北京市场也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有很多企业迫切需要立足北京、面向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使得它们在走向国际市场时面临资源、渠道、资金、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三、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一）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
全球化时代，城市间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营销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视。“城市营销”概念来源于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概念。科特勒认为，国家其实是由消费者、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实际行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国家也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由国家营销概念衍生而来的城市营销也力求将城市视为一个企业，将城市各种资源、产品和城市整体形象以现代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推广。
城市营销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包括城市资源、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投资环境乃至城市形象的全方位的营销。城市营销有三种主要的营销方式：一是“景点”营销，二是“项目”营销，三是系统整体营销。无论“景点”还是“项目”，都是静态的、局部的城市营销方式，只有系统整体营销才能真正体现城市整体形象和特征。
当今时代，在城市系统整体营销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至关重要的产业型态。第二，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体现城市风貌和城市精神。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可以形成相关产业链，从而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整体营销。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对良好创意的孵化作用，也会为城市营销方式的更新产生推动。
目前，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将其与城市营销的整体进行整合。我们认为，在政策指定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应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解决观念、机制和策略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观念层面，应该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观与城市营销观念结合起来。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城市”的整体意识和“营销”意识。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的核心地位，强调它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城市形象提升过程中的整合效应，这是它与文化产业概念不同的关键所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始终贯穿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整体意识。“营销”意识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真正把城市整体形象“营销”出去。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营销和贸易环节的忽视是一个普遍问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须充分贯穿营销意识，将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作为重要战略环节。
在机制层面，应充分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推动表现北京城市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在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出于严重逆差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既关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建立鼓励相关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激励机制，同时建立防止内部企业恶性竞争的制约机制。鼓励充分体现北京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对好的文化创意产品给予奖励或补贴。建立相关协调机制，打破行业间、产业间的各种壁垒，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龙头，以相关产业链为主体，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创造力为目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牢固树立“北京创意”的品牌。
在策略层面，在挖掘本市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应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和现代市场策略。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北京城市营销过程中的重点所在。在大众文化成为主要文化型态、文化贸易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这种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必须与现代媒体相结合，以此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并通过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使之为世界所认知和了解。在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策略上，应强调以现代方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策略上，应变被动的“请进来”为“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品牌策略上，应变单纯的产品品牌为“北京品牌”，以体现北京城市形象为核心，形成相关的系列品牌。
（二）尽快落实各项鼓励政策
自北京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来，出台了各种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在2006年10月发布的《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对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出口采取了出口退（免）税、奖励优秀出口企业、培育营销网络体系等各个方面的鼓励政策。从现有情况看，这些鼓励政策仍存在着规定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等种种不足。有关部门应根据产业、企业的现实，尽快落实资金、税收、法律援助、咨询服务等有关政策，使得各种鼓励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
（三）整合产业资源，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形成合力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那些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本身的优势。在走向国际市场的初期，其背后往往存在政治和经济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力推动。在政治推动方面，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政治压力促使目标市场国开放本国文化市场，比如，美国便是利用WTO谈判等手段极力推动本国文化产品出口。在经济方面，那些国际竞争力强大的文化创意产品背后往往有着其他产业资本的推动，索尼、哥伦比亚、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它们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使得文化创意产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为依托，文化创意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一枝独秀”。
由于综合国力和中国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在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借助政治压力不太现实。较为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对接，吸纳其他产业领域的资金、营销网络等资源，形成合力。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走出去过程中急待解决的各种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火车头”作用，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从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双赢。
（四）完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机制，为国际贸易人才转轨提供便利
龙永图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有国外生活、工作背景，取得过成功经验的，比较熟悉国外的制作方式、营销渠道、发行放映的人才” 。相关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北京也不例外。
目前，北京有多家高校开设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文化贸易等相关专业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专业的设置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注重相关文化、传媒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在与经济、贸易对接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今后，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应着力解决文化与经济、贸易的对接，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在完善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同时，也应为外贸人才的交流、转向提供便利。与文化贸易相比，我国在其他产品贸易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更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等领域拥有大量能够熟练从事国际贸易和应对相关问题的高端人才。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充分利用其他领域已经成长起来的贸易人才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捷径。对内，可联合文化、外贸等有关部门，对优秀贸易人才进行登记备案，根据其意向选择对其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关培训；对外，可由政府部门牵线，促成国内机构与国外文化企业的联合、交流，邀请有关人员为国内非文化产业方面的高端贸易人才进行培训。另外，也可设立专门的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定期组织其他领域的国际贸易人才参加。
（五）明确目标市场定位，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具有人类共通性，比如，中国纺织品物美价廉，这一点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落后国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按照同一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不同国家。然而，对于文化创意产品来说则并非如此。文化创意产品以其中蕴涵的文化内容为根本，文化创意产品的内容若与目标市场国的价值观、审美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该文化产品就不可能在目标市场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首先明确目标市场定位，并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早在1927年，美国商务部便发布过一份由驻华使领馆人员提供的中国市场调研报告，该报告对“中国趣味”的把握相当细致，特别提醒制片人“三角恋爱和两代人冲突的题材因违反传统伦理而不受中国人欢迎”，还将“大团圆”、“善恶分明”等归纳为美国能够占据中国市场的原因。对目标市场国文化习惯、文化市场的深入了解，是美国文化产品能够风靡世界的原因之一。
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必须有针对性地了解目标市场国的文化习惯和文化市场状况，做到有的放矢，根据目标市场国的实际情况制作、发行文化产品，从而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在具体措施方面，可组建专业性调研机构，对世界各国文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定期发布各国市场调研报告，供业界参考；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也可将归国后提供演出总结报告、参展总结报告等国外市场信息作为条件，收集国外文化市场的有关情况，既方便管理部门的宏观统筹，也能在以后的有关申请中向申请企业提供建议和指导。
中国古人云：“借势胜于造势，借力强于发力。”加强与目标市场国的合作，挖掘合作方的资源优势，为我所用，将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六）着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文化贸易的主导地位开始从一国政府转向跨国公司。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文化集团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在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这些大型跨国集团可以集中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形成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链，然后以多种形式向全球的文化市场大量推出，获得竞争的优势。在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文化贸易真正主体的今天，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也成为一种“巨人”之间的竞争，如果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文化公司，将难以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鉴于北京市文化创意企业规模普遍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的问题，应鼓励本地企业之间、本地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集团。在企业整合充足的过程中，应将行政性整合与市场整合加以统一，使企业整合之后真正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改变国内文化企业整合的政府运作模式，以免形成“大而不强”的局面。您好，根据统计数据，北京市的人口祖籍比例为：汉族占比833%，其他少数民族占比167%。其中，满族占比79%，蒙古族占比32%，回族占比22%，藏族占比04%，维吾尔族占比03%，壮族占比02%，彝族占比01%，其他少数民族占比24%。北京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顺义、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区域。北京新华联图书库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2号北京新华联书店大楼，楼上4层。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北京市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交通便利，离北京地铁八号线魏公村站仅50米，距离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火车站约2公里，步行可达，周边生活配套完善，整体环境优雅宜人。图书库房内设有古籍、现代文献、北京志总集、年鉴、期刊、书刊及各类外文书刊，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是一个集图书阅览、文献检索、科技信息服务、电子图书资源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图书馆。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市志 （全二卷） 下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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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衢坊巷之概略rar阳市常住人口为430465人，男性人口占比503%，女性人口占比497%，年龄结构中0-14岁占比1085%，15-59岁占比6161%，60岁以上占比2754%，65岁以上占比191%。
2019末2020初全市常住人口464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5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80%，比上年末提高076个百分点。年末全市户籍人口4646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2574人，出生率55‰;死亡人口3105人，死亡率67‰;自然增长率-12‰。
阳市常住人口为430465人，男性人口占比503%，女性人口占比497%，年龄结构中0-14岁占比1085%，15-59岁占比6161%，60岁以上占比2754%，65岁以上占比191%。
2019末2020初全市常住人口464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5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80%，比上年末提高076个百分点。年末全市户籍人口4646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2574人，出生率55‰;死亡人口3105人，死亡率67‰;自然增长率-12‰。原名徽音，福建省闽侯人。l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并回福州探亲。在福州期间，曾为乌石山第一中学演讲《建筑与文学》，为仓前山英华中学演讲《园林建筑艺术》，1929年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讲授《雕塑史》和专业英语。是年，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1930年因患肺病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疗养。1931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
从1931年到1946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西、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地。
1946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等专题课。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1951年调查研究景泰蓝生产工艺并设计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新图案，还亲自参与测试。
1950年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工程师，1953年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参与设计的工程有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清华大学教师住宅。中南海怀仁堂装修工程等。
她发表的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徽因诗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
林徽因是20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女。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当时，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包括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等，常聚集在这里，一杯清茶，些微点心，谈文学，说艺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厅”里，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读诗，辩论，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优秀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欣赏和激励。
作家萧乾就是在“太太客厅”里认识林徽因的。那是在1930年，萧乾正与美国的安澜一同编辑期刊《中国简报》，经他的老师杨振声的介绍，萧乾访问了沈从文。在这次见面后，他即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写了一篇专访刊登在《中国简报》上。1933年秋天，萧乾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在萧乾的稿子上作一些修改后发表了，这使萧乾得益匪浅。萧乾的这篇手稿现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天，还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萧乾穿了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与沈从文一起来到“太太客厅”。萧乾早就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很厉害，想象中她应是一脸病容；谁知当他看到林徽因时，不禁呆了。只见她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美丽动人，像个运动员。原来她时常和朋友到外国人办的俱乐部去骑马。林徽因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话给了萧乾很大的鼓励。沈从文是常常到林徽因家去的，他从小在湘西长大，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底子。林徽因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沈从文碰到一些事，也会跑到林徽因家去寻求安慰。有一天，沈从文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林徽因家，说他的妻子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理解。林徽因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应有喜怒哀乐。林徽因在她的客厅里认识了沈从文和萧乾，但这对师生在她去世后竟相互反目，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厅”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费正清曾和他们谈起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由于费慰梅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因此与林徽因夫妇更有共同的语言了。
考察发现唐代建筑
梁思成撰写的《清式营造则例》于1932年3月脱稿后，直到1934年才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林徽因除为这本书写《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的数次增删修改，以及照片的摄制及选择等，都花去了她大量的精力。梁思成在序言里写道：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林徽因是一位古建筑学家，但她将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在这门科学上造诣很深。那时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所以后来梁思成常常对人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林徽因“点”上去的。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对山东曲阜的孔庙进行修缮和养护。梁思成到曲阜勘察孔庙，并作修葺计划。就在这时，林徽因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林徽因只答应休息六个月。每天，林徽因除了睡觉外，就进行写作。2月，她的诗《忆》被选入杨晋豪编的《中国文艺年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6月1日，她的诗《吊玮德》发表在《文艺月刊》第7卷第6期上。她的小说《钟绿》、《吉公》，诗《城楼上》，散文《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等，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另外她还写了诗《灵感》，生前没有发表，后收入1985年出版的《林徽因诗集》。1936年5月，林徽因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便和梁思成到达洛阳，会同刘敦桢和陈明达等，一起考察龙门石窟。接着又去考察了位于洛南市南郊的关羽墓，并到开封考察了宋代的繁塔，去泰安考察了泰山脚下的岱庙——这是历代帝王祭祀的地方。
日本人曾经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他们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很多材料，结果有重大的发现。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有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标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见到一本《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志》，里面有佛光寺的记载。梁思成和林徽因估计这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进香的人也不多，比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乘火车到太原。之后坐汽车，到了半路改骑驮骡，往五台山进军。在险峻的山路上迂回前进，有时连牲口也不肯向前，他们只好拉着毛驴步行。这样走了两天，才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60华里的佛光寺。只见那里的唐代木构、泥塑、石刻、壁画、墨迹，以及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荟萃一处，相互依衬。这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
梁思成在《寻找古建筑》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佛光寺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们第二天就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无论是单个或总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其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这使他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
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大家的影响犹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当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番努力，林徽因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在外面台阶前的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他们回北平后，林徽因见到朱自清和萧乾，还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描述考察时的情景。林徽因和同伴们发现的佛光寺大殿，是当时国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林徽因与林洙
1948年秋天，林徽因家里来了一位叫林洙的姑娘。她身材不高，鹅蛋形的脸上，长着端正的五官。1955年林徽因去世，林洙于1962年嫁给了梁思成。
林洙1948年中学毕业后，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经程应铨介绍，林洙慕名去拜访林徽因。她一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林徽因问林洙考大学的事，林洙说自己没能考上，觉得数学、化学、语文还可以，最难的是英语。林徽因一听笑了，说：“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他们都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她告诉林洙，英语并不可怕，接着林徽因就谈起了北京的历史，并谈到了颐和园。她说：“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
由于清华大学不办先修班，林洙只得自己进行复习，有时还去听梁思成讲的西方建筑史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课。林徽因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自己来教林洙的英语，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林徽因上课很严厉，这使林洙进步很快。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到了，房里得有暖气，因此梁思成每天给林徽因烧暖气。那是很累的活，要往大炉子里添煤，要倒炉渣，还要掌握好温度，梁思成不敢把这活交给别人去干。另外，他每天定时给林徽因打针，有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梁思成都会。为了让林徽因坐得舒服一些，梁思成给她放了各种各样的靠垫和垫圈。林洙看到这些，心想，他真是个好丈夫呵！
林洙的第一次婚姻是林徽因替她 *** 办的。当时林洙收到父母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让她和程应铨尽快完婚。为准备婚事，林洙准备卖掉自己的首饰。这事不知怎么让林徽因知道了，就对她说：“营造学社有一笔用来赞助青年学生的专款，你可以先用这笔钱，以后再还。”说着就把存折给了林洙。第二天，林洙到银行里去取钱时，发现上面写着梁思成的名字。以后林洙每次要还钱时，林徽因总是把话题岔开。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林洙才搞清楚，林徽因给她钱的时候，营造学社早就停办了，这其实就是林徽因自己的钱啊！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入京郊清华园，进逼北平城。一天深夜，老朋友张奚若带着两位军人来到林徽因的家，原来他们是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负责人。来人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万分。梁思成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解放军干部，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讲解。后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在了毛泽东指挥所的墙壁上。
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与梁思成等一起参加了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那时，文工团经常到大学里去演出。林洙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表现农民的秧歌剧，觉得很新鲜，就讲给林徽因听。林徽因很感兴趣，有一次清华大学里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林徽因得知后，执意要去。林洙只得为她留一个位子，但林徽因从家里出来只走了几步路，就咳嗽喘息不止，只好回家躺下。
50年代初，北京市委领导决定大批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人们都记得梁思成曾为此作了痛苦的抗争，其实林徽因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到1954年，林徽因已经病得很重，她仍然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当时的市委领导辩论。她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历史证明，她说的都是对的。
林徽因是1955年4月1日病逝的，年仅51岁。
30年代以来，林徽因在诗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她的才貌双全和爱情传奇又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而家喻户晓。学者亲友对该剧远离史实的非议更引发海内外读者探究的兴趣。
《窗子内外忆徽因》是国内第一部多人回忆林徽因的专集，收著名作家、建筑家及亲友学生文章近三十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超凡脱俗的亲密友谊和她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不约而同，几乎到过林家的人都特别赞赏她那著名的“客厅”。
这位女主人的茶会对当年的文学青年萧乾“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为保留住这样健康的生动，刘小沁在《中国文艺家》2000年第6期上，特意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时间对“客厅”的忆叙类聚成篇引读者“走进徽因的客厅”。
你会发觉，当“真实”并非特意为不真实而记录时，往事不言自明了。
下文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人物的广泛性
在抗战前10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有茶会。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
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家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
不是闲言碎语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聚会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徽因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时，经常把我们也带去。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这对“老外”在场。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师，而我们的中文也流利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老金家的聚会时常挪到一家中国餐馆碰面。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客厅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些事情发生，尤其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拿主意。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说，梁家高围墙西沿住的那位邻居，屋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项。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任房客的祖先在两百年前的乾隆年间就租下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户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按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生动而详细地叙述，最后以徽因捐给房东一笔修缮屋顶的款项，而结束了这个故事。我们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讲明了过去的北京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译注：林徽因的才气过人，徐志摩曾说她是“中国的曼殊斐儿”。)
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
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家的茶会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语言锋利，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常到梁家来喝茶的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同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几位年轻教师也是常客。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
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
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o)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接着她学着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口罗(原来她是云南人口罗)。”逗得我们都笑了。
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又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
“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
这时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云南楚雄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
“真叫人哭笑不得。”
记得在梁家的茶会上，林徽因有一天和客人们谈起天府之国的文化。林徽因说梁思成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上，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已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梁思成说，在旅途中很少听到抬滑竿的轿夫们用普通的语言对话，他们几乎都是出口成章。两人抬滑竿，后面的人看不见路，所以前后两人要很好地配合。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立刻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用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活动了，不小心会踩滑摔跤，或把石缝中的泥浆溅到身上，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立刻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jǒu)”，诸如此类的对话不胜枚举。有时高兴了前后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山歌，词汇丰富语言优美。梁思成说：
“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的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
林徽因接上来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大家都笑了。林徽因又说：“四川的谚语和民谣真是美呀！只要略加整理就能成为很好的诗歌与民谣，可以把它编一本《滑竿曲》。”可惜生命之神没有给林徽因时间去完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我也始终没有见到这个笔记本。
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他们的老朋北京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2013-02-07
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73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4%。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1783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62%。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率905‰，死亡率431‰，自然增长率474‰。全市常住人口密度为1261人/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比上年末增加31人。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297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6万人。
北京市国土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218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386平方公里（中国城市第1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
四个“市区”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城区，也就是二环以内的四个区，西城区、东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现合并为两个区）。八个城区就是这四个再加上传统意义上的“近郊区”，称为“城八区”，除了上述四个以外还有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业务处室 办公室 研究室 法制处(执业监 法制宣传处 律师工作管理处 公证工作管理处 司法鉴定管理处 基层工作处 社区矫正和帮 法律援助工作处 国家司法考试 信息技术处 计财处 行政处 政治部 组织处 人事警务处 宣传教育处 离退休干部处 纪委(与派驻监 机关党委 工会 直属机构 市法律援助中心 北京市司法考试中心 市律师培训中心 法制音像出版社 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市公证协会 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老干部活动中心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北京市方正公证处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司法局设14个内设机构和政治部。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政务工作；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信息、信访、议案、建议、提案、保密、政府信息公开等工作；承担重要事项的组织和督查工作；承担本市司法行政涉台事务，参与处理涉台法律问题。 (二)研究室。 承担本市司法行政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承担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组织有关地方志、年鉴的编纂工作。 (三)法制处(执业监督处)。 负责机关推进依法行政综合工作；起草司法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负责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承担行政复议、应诉的有关工作；承担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和有关备案工作；负责对本市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京设立的国(境)外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及其代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负责本市仲裁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 (四)法制宣传处。 承担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拟订全民普及法律常识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五)律师工作管理处。 拟订本市律师工作规划及相关政策；承担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指导监督工作；承担在京设立的国(境)外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的登记备案工作。 (六)公证工作管理处。 拟订本市公证工作规划及相关政策；承担公证机构、公证员的指导监督工作；组织开展与外国及港澳台公证组织、人员的业务交流与合作；组织指导公证员考核工作。 (七)司法鉴定管理处。 拟订本市司法鉴定工作规划及相关政策；承担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审核登记、资质管理等工作。 (八)基层工作处。 拟订本市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规划及相关政策；指导和监督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指导基层司法所和基层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九)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工作处。 拟订本市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工作规划及相关政策；协调解决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区县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工作。 (十)法律援助工作处。 拟订本市法律援助工作规划及相关政策；承担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十一)国家司法考试处(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 承担本市国家司法考试的考务工作，并对考试工作进行监督；承担对取得资格证书者的有关管理工作。 (十二)信息技术处。 拟订本市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承担有关信息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指导司法行政系统的信息化工作。 (十三)计财处。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预决算和经费管理工作；承担机关及所属单位国有资产和装备的管理工作。 (十四)行政处。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行政后勤的管理与协调工作。 政治部(设组织处、人事警务处、宣传教育处)。 组织处 拟订本市司法行政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按照权限管理司法行政系统干部；协助区县管理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干部。 人事警务处 承担机关及所属单位的人事、劳动工资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组织有关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承担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人民警察警衔管理工作；审核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人民警察录用、调入。 宣传教育处 负责本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新闻发布工作。 纪委(与派驻监察处合署办公) 承担机关并指导本市司法行政系统纪检、监察和审计工作；承担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内部审计监督；受理检举、控告、申诉事项。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工会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会工作。 离退休干部处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 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 北京市崇文区司法局 北京市宣武区司法局 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 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 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 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 北京市门头沟区司法局 北京市房山区司法局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 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 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 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 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 北京市平谷区司法局 北京市怀柔区司法局 北京市密云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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