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儒家文化经济成就
有人认为这是儒家文化成就“东亚奇迹”，有人提出儒学伦理正是造成东亚现代化的主要源头活水，乃至把东亚的经济模式称为 “儒家资本主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更是提出了“亚洲价值观”。新儒家终于自豪认定“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提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一些人迫不及待预言21 世纪是东亚文化——儒学的世纪。21 世纪 必将看到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兴旺发达，21 世纪，儒家文化将 “不战而胜”。
“东亚模式”、“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儒家资本主义”，一切美好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戛然而止。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1994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中提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人，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克鲁格曼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东亚模式”“东亚奇迹”。
李光耀这个提出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总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
所谓的儒家文化成就“东亚奇迹”，最终被李光耀戳破这一神话。
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不起主导作用，正如李光耀所说：“ 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 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 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 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
李光耀自己感叹，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
新加坡王鼎昌、吴作栋二人也解释说：“建国以来，在经济、科技建设等方面，我们都取得可喜的成就，这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韩国学者金永同在分析东方现代化初期儒家思想的作用时说：“ 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 儒家思想并未提供精神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发或推进作用， 倒是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促进了亚洲的转变。”
诺贝尔奖获得者、 台北 “ 中央研究院” 院长李远哲的观点更为直接：“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 儒家思想除了被当作一种正确的生活指南外， 从未获得太大的重视。 反而应该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就为儒家争了光。”
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刺激了儒学的复兴，让儒学家异常兴奋，以为是儒家文化主导了东亚模式，一个地方的崛起有政治经济制度国际体系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单纯文化而决定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问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 16 世纪、 17 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 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几百年都没有实现现代化？
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等著作中提出： 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而儒教理性主义试图在一种理性方式中使自身去适应世界， 不能体现以理性的、有限的手段追求非理性的、无限宗旨的资本主义精神， 因而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简单说，马克斯 ·韦伯就认为儒教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儒教无法使中国现代化。
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价值观的没落，反而从反面证明马克斯 ·韦伯的独特之处，儒教与现代化是矛盾的。东亚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威权模式，强人政治，独裁专制。新加坡是李光耀，韩国是朴正熙的军人政府，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在他们身上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亚洲金融风暴更加显示出来裙带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1997年亚洲金融 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因为儒家文化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是有限的，即便是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也是各不相同的，马来西亚印尼都是是穆斯林为主，泰国是佛教，日本是神道教，菲律宾是基督教。美国的扎卡里亚直接就说，“亚洲价值观”已成陈迹，可以称作进入历史垃圾箱的理论。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被人扔到了历史垃圾桶，这对新儒家们来说是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就开始反儒西化，脱亚入欧，文化上全面开化。现在日本最重要的是神道教，而不是儒教。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沟口雄三教授就曾说过：日本所利用儒学只是利用了“ 忠” 与“ 孝” ，变成对外侵略的工具。日裔美籍的著名学者福山在更是提出，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差距往往被人们低估，所谓“东亚奇迹”是不一样的，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
韩国过去是儒教影响最深的国家，是个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军人政变上台的总统朴正熙就说，韩国人不配有民主。韩国在民主化过程发现，只有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褪去，民主才会扎根。而现代韩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韩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徒总统金大中说：“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统治和影响、保持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
自由、民主、法制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儒家的等级观念序化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忠君与自由、孝父与民主、伦理与法制之间的冲突，很显然儒家思想存在的严重悖论。看不到这一点就是看不到儒家文化的实质。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及其重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扬长避短，更好融入全球化的大家庭是十分必要的。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三个方面，随之带来的对我国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1、市场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就没有生产要素全球性的自由流动，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有利于资源全球性的优化配置，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当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后，全球经济逐渐趋于市场化。我国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已经逐步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市场体系。
2、贸易全球化提高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对外贸易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贸易数量上很少，贸易结构和质量也偏低。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与世界接轨，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并且持续稳定增长。这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贸易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贸易中突出了我国的外贸优势。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现在，我国每年的出口产品中有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而且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0%也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可以说，贸易全球化促进了我国成为贸易大国。
3、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二战后，一些世界经济组织在调节世界经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世界经济组织的三大支柱。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国际多边贸易的基础和法律载体。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贸易的协调作用促进了市场规则的全球化。2001年我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融入了一个全球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我国可以享受100多个成员国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发达国家的普惠制待遇。在国际贸易上，改善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快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二、经济全球化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实力
1、生产全球化加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企业生产创造了较优越的国际环境，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我们可以引进短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等。同时，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一是迅速成长的巨大的市场；二是低成本的制造能力和很好的配套能力，还有潜在的科技能力。
2、生产全球化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科技水平
作为生产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纷纷抢滩中国。其目的是开拓市场，赢得利润。但也有助于我国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一些企业通过生产与跨国公司该产品相关联的零部件，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不出国门就可以学习到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1、金融全球化加速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电子技术与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世界各国纷纷解除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货币的国际交换和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使经济信息资源在全球迅速准确地传递，大大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发展了多种金融工具和多种信用形式，1996年我国正式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大量引进外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放宽了对三资企业的股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在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下，外商投资猛增，对外开放呈现了一片崭新气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的对外投资的发展
从80年代起，我国一批较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发展海外企业有了新的发展，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工程承包、加工装配到资源开发、交通运输、科研合作等多方位的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源于资本主义诞生之时，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贸易、生产、金融等方面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直至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反面影响。因此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因此，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将中扮演什么角色，自然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向看，还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中国在新世纪最初的20年内定将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一、世界经济展现的历史机遇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趋向。中国便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势必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由18世纪产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在二三百年间铸造了一批工业化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间，英国、美国、日本被先后铸造成历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厂”。20世界60年代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结果，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从32%降到26%和从25%降到18%；在英国分别从44%降到32%和从33%降到20%；在日本则从47%降到42%和从36%降到26%。对于后工业化社会来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从过去工业化高峰时期(60%左右)降下来，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未动摇美、日、英等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倒是与制造业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性潮流密切有关。在这历史性的产业转移潮流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历时二百多年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相区别，我把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例如，东亚发展中地区在70年代腾起了“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M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行经济“起飞”(takeoff)，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以前的20年里分别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出“东亚奇迹”。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1970-2001年间，印尼的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352%降至162%和从280%增至360%；泰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则分别从302%降到80%和从257%增至440%；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从282%降到201%和从337%增到340%。马来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1980-2001年10年间，分别从229%降到82%和从358%增到431%。中国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70-2001年间从3522%降到1523%，工业的比重要同一时期从4049%增到5115%。总之，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正标志着东亚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工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像东亚之类有发展中地区铸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有其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陷：(1)作为工业化进程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曾代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产业，而今代表当今科技最高水平的产业则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制造业。如今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所铸造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当年“世界工厂”的瑰丽光环，它们在科技和经济水平与垄断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2)就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言，它的发展与强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科技开发力量为之开道，二是要有强大装备制造业为一般制造业作支撑。当年发达国家就是靠这两大条件来推行工业化的。如今，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科技开发力量薄弱和装备制造业滞后的条件下推行工业化的。即使像现已堪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严重受制于这个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损(这一点本文后面将进一步阐述)。在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下，制造业即使可以做大，却难以做强。即使有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但转移的多系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技术。只有发展本国的科技开发力量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才能把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并不是所有推行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几十个工业化国家中只有几个曾在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为这样的新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之一，因为，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已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2)中国还是贸易大国，居世界贸易第6位，还有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近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4)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等)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虽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6)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7)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中国的上述优势条件，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势必给中国铸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内外有利条件，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二、我国工业化历史性任务的要求我国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时期，工业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性阶段；但我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次产业在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按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研究，二产在GDP中所占比重达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据统计，我国有639%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一产占50%。以占全国一半的众多从业者只创造152%的商品性财富，供养着60%多的人口。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应从农业、农村之外找出路，即从工业化或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我国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可从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即将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另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强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结构，即建立强大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据最近出版的一专题著作深刻指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技术开发力不强和制造加工质量水平低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了发展装备工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术引进，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业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势。”另一份调研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4位。……从总量上看，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造’的装备时，却发现了的却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这个情况值得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是我们主要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一般技术可以转让，但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紧抱住“专利权”不放。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举例说，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工业企业计797万多家，仅有3%的国内企业(即2474家)申请发明专利，共申请专利2480件，而美国一国在华企业就申请专利5433件，日本在华企业共申请专利7588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开发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国企业对技术严守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这就越发显现出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把我国的二元经济建设成为现代经济，还是强化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我们都必须通过工业化阶段来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为一个制造强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便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工业化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时刻都要记住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特别是要把上亿农民转移出来；但我们反对机械唯物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沿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上几百年，不必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走一条既尊重历史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