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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也都能叫出一些。然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只有三十六好汉，宋江及其结拜兄弟聚义造反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起义军是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们又是哪些英雄？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宋江起义至少爆发于宣和元年(1119)之前，要使朝廷发诏招抚，说明起义已达一定规模，且呈现出有相当的力量，使官军围剿感到非常吃力。但是此时的具体情况，史载阙如，人们不得而知，现在只有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不过，既称“山东盗”，说明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应在山东，而相传梁山泊聚义，应就在此起义初期。《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谈到，作者曾路过梁山泊，坐舟遥见一峰，篙师介绍，此山就是当年宋江三十六好汉聚义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至今山下分赃台置有石座三十六所。山东《寿张县志》载，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山上有宋江寨，即山冈上一小垣，周围村邑中风气强悍，圩寨甚多。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此处称“京东贼”，而北宋京东路其实就是以山东地区为主，只在其西面包括今河南、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很少一些区域。其中，青州治今山东益都，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所以其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在山东。可以说，起义军横扫青、齐、单、濮一带，势如破竹。但是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为蒋圆的伏兵所败。蒋圆虽然战胜宋江，却也“益其多才”，就是承认宋江确有不俗的才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此时称“淮南盗”，北宋的淮南路包括今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一些地区，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县东，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说明起义军在运动战中有向南方发展的趋向，或者说是其战略方向有所转变。南下的一路上，也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所谓“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但在海州沭阳战败，后又中张叔夜的埋伏，起义军估计损失不小，于是在张叔夜的说降下，宋江接受朝廷招安。
上述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从短短几年时间中，宋江一伙横行河北、山东、淮南等一大片地区，说明其应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然而从在海州曾夺取官府大船作为大本营，说明其有水战的习惯，似乎完全可能在梁山泊一带活动过，上述有关地方志和口传史料也留下一定痕迹，但究竟规模如何？待了多长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历史之谜了。起义军受招安后，其前景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么，后人为什么对宋江起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如此感兴趣呢？梁山泊或称梁山泺，古称钜野泽，绵亘数百里，确为当时京东巨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等载，梁山泊在北宋就是著名的“盗薮”。整个北宋时期，梁山泊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如天禧中“盗寇所伏”，庆历中“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皇祐中“寇盗群起”，元祐中“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尤其是北宋末年，这里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穷，“梁山泺渔者，习艺为盗”，官府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应还要早于此年，有人以为他杀的就是宋江一伙之人，不知根据何在？可见人们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是有道理的。
最早记载宋江起义三十六好汉有关情况的，大概是南宋末年的那部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描述宋江是从九天玄女庙中所得“天书”上看到这三十六人的姓名，他们是；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 *** 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著云杜千、铁天王晁盖。最末一行还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这可说是世人最早有关宋江三十六好汉的整体记载，可能也应算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档案材料。
与其差不多时间的另一个资料，是宋末元初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其续集上收有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谓：宋江事迹见于街谈巷语，然不足采著。自己年少时钦佩其为人，想作一些画赞之类，但未见有关事实的记载，不敢轻易下笔。后看到《东都事略》中的《侯蒙传》，他曾奏盲“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诸语，才知宋江之辈真有非凡事迹存于当时。由是，龚圣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完成此三十六人画赞，人为一赞，估计参考过《宣和遗事》的记载。
所赞三十六好汉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 *** 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周密在此赞后评论道：上述都是相关群盗的记录，龚圣与既为各人作赞，又写序论之。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太史公司马迁序游侠列传，而又为其中的奸雄立传，此虽免不了后世之讥，但司马迁还是有勇气首次为陈胜、吴广立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中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读者当自能体察。说明这“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然而，毕竟时间已过了百数十年，又经过了民间文学的加工，所以其中定会有经修饰而改动的地方。就以上述两张名单作一比较，也已有不少区别，如李进义与卢俊义，李海与李俊，关必胜与关胜，阮进与阮小二，朱同与朱仝，王雄与杨雄，张岑与张横。此外，《宣和遗事》中的公孙胜、林冲、杜千，《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解珍、解宝，都只此一家，就是说此时在民间的传说中至少已有近四十位英雄的名字。由此我们想到，这三十六人中除宋江外，哪些人的名字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呢？
我们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中看到宣和四年五、六月间，将军赵明与“招安巨寇”杨志“将先锋军”，随大将辛兴宗等北上抗辽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载，此时由童贯、蔡攸所统领的征辽大军中，杨志为东路军将军之一。后杨志还随种师道解救太原之围，均立有战功，受到过皇帝的嘉奖，皇帝御批：“当优与推恩”。说明“青面兽杨志”确有其人，他在招安后已成为宋王朝官军的大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第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有人猜测此“史”姓好汉应是“九纹龙史进”，由于年月的荏苒，“史斌”已被民间修改为“史进”。这里称“叛贼”，可见史斌曾随宋江接受招安，已为宋将，建炎初乘国事动乱，再次起事，然而第二年就被镇压了。
此外，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景阳冈打虎的武松了，两张名单上都有“行者武松”的名字，但在宋代有关史籍中却并不见其大名，更不用说其打虎事迹了。大约在元人的杂剧中，开始出现武松故事。如在《义侠记传奇》中写到，武松自幼与贾氏订婚，因逼上梁山而与之失散，后来宋江受了招安，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也找到了贾氏，由宋江等作主，两人结了婚。明朝中叶流行的水浒故事《菽园杂记》有一个情节，说官府曾经悬赏一千万贯捉拿武松，这个数目仅次于宋江，据称此说源自张叔夜招安时的梁山泺榜文。《宣和遗事》载，武松征方腊回来，因战伤残废。遂于杭州六和塔出家为僧。清朝时，有人说在杭州铁岭关附近掘地得石碣，上题“武松之墓”。有人认为此恐杭人附会为之，不然为何南宋无一人言之，历四百余年却有此异闻？反正武松在杭州的各种传说不少，以致抗战前夕，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还在西湖秋瑾墓附近搞了个“宋义士武松之墓”。然而，武松是否确有其人，还很难说。
晁盖其人也同时见于上述两张名单，以“铁天王”为号，然而排名却颇后。前者排在最后，后者排在倒数第三，可能这比较接近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宣和遗事》中记载了晁盖、吴加亮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接着是官府追捕，郓城押司宋江星夜报信，叫晁盖逃走，八条好汉上梁山落草为寇。然后宋江杀阎婆惜，也上梁山入伙，后为众好汉之首领。可以说后来《水浒传》故事开张的骨架已经在这里具备，但是这一基本事迹是否历史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晁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宋江三十六好汉横行齐魏时，他是否还在其中？我们还是不清楚。民间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晁盖，也有很多差别，但人们一般都认为晁盖是实有其人。如清朝初年，山东寿张县知县曹玉珂写的《过梁山记》就说：“晁(盖)、宋(江)皆有后于郓(城)。”至今山东郓城县西北晁庄村的晁姓人，都自称是晁盖后裔。然而翻开那里的《晁氏宗谱》，其记有九世祖“晁盍”，人们说他就是晁盖，因为造反，砍头入谱，所以把繁体字上的“艹”头去掉，就成为“盍”字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还有人以为，与西门庆共同害死武大郎的妇潘金莲，历史上也可能真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的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这样的记载，你相信吗？《水浒传》中，武松不是把潘金莲给杀了吗？怎么还会有潘的母系后裔呢？
当然，《水浒传》只是历史小说，那么其中包含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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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并称。明末辽东也有三袁并称，他们是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故又有前者“文三袁”，后者“武三袁”之说。
目录
简介
三袁介绍袁宏道
袁宗道
袁中道
主要作品选《满井游记》袁宏道
《极乐寺纪游》 袁宗道
历史探秘——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辽东三袁
袁崇焕
袁可立
袁应泰简介
三袁介绍 袁宏道
袁宗道
袁中道
主要作品选 《满井游记》袁宏道
《极乐寺纪游》 袁宗道
历史探秘——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辽东三袁
袁崇焕
袁可立
袁应泰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出处：《明史·文苑·袁宏道传》："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深受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反对伪道学对人性的束缚。 在文学主张上，“公安三袁”是“公安派”代表人物，他们激烈反对复古、拟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使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持续百余年的复古思潮因而衰退。他们还推崇民歌，高度赞赏通俗文学，冲破士大夫独尊传统文体的偏见。创作上大量写清灵通脱、新颖别致的小品文，进一步解放文体。三袁中，袁宗道最早反对复古和道学文风，开创了公安派。袁宏道名声最著，长于论诗，为公安派提出了较系统的文学主张；诗文则感愤国家，关怀民生，率直自然，活脱鲜隽。袁中道于宏道卒后，进一步阐发修正其诗论；作品直抒胸臆，文笔优美。但"三袁"过于宗信"信口"、宽容艺术上的粗糙化，有些作品给人浮薄浅陋之感，缺乏深切感人的力量，给文坛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编辑本段三袁介绍
袁宏道
(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
袁宗道
（1560-1600） 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授编修。官至右庶子。他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袁中道
1570-1623） 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长愈豪迈。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袁小修日记》）20卷。 袁中道与其兄宗道、宏道被称为公安派。在"三袁"中，他的成绩仅次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诗歌亦疏朗清新，偶有关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诗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应答、感时伤怀为内容，思想平泛，艺术上也创新不多，与其文学主张不能相称。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选
《满井游记》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极乐寺纪游》 袁宗道
高梁桥水，从西山深涧中来，道此入玉河。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柳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余。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间。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殿前剔牙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韵各赋一诗而别。 进贤冠：古代懦者所戴之缁布冠。这里指文官所戴之冠。六桥；西湖苏堤上六座桥，名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暇日，能携同二三好友，到郊外去饱览田园风光，对不得不在官场中讨生活的袁宗道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不是朱门绀殿的寺院，而是路途的景物：白练千匹，山如螺髻；两波夹堤，绿杨成行……秀丽清幽的景象也许和钱塘苏堤有几分相似，这不能不使“身在魏阙，心系林下”的作者触景生情，发出“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的感喟。
编辑本段历史探秘——公安三袁
明朝时，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爱，而且他们从个个聪明机敏。但他们从不自持聪明，打小便勤奋好学，对人便是彬彬有礼，深受乡里喜爱。教书先生们都觉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学兼优的可造之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们。 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兄弟三人变锝更加刻苦，对老师越发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负了老师们的苦心。老师们瞧在眼里，乐在心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兄弟三人都长成了大人，各自学有所成。先生们觉得：再没什么可教他们了。这一天，先生们把三兄弟叫到面前，点着头逐个看了一番，有点恋恋不舍的说：“是时候了，凭你们现在的学识，考进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老师虽然舍不得你们，但不能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读十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然而这时，三兄弟不由锝想起那些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三兄弟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一拜再拜，很久才缓缓的离去。 很快喜讯就传回乡里，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进士。袁家一收到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腾了，决定设盛宴庆贺。一切就绪，只等三兄弟回来，但左等右等总不见人，终于，兄弟们都回来了，连老师们也来了。原来，三兄弟约好直接赶到老师们家中，接老师们回来庆贺。酒席上，三兄弟对老师们一拜再拜，老师们满面红光，高兴锝合不拢嘴，拉着三兄弟连说：“懦子可教,懦子可教啊~~~" 但此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闷气呢，他叫刘福锦，是老三的启蒙老师，由于时间太久，所以袁家对他印象不深，这次宴请，竟将他忘掉了。刘福锦见袁家请客没有请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借机挖苦他，他实在忍不住，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高塔入云有一层”这句话，意思是提醒老三，有了今天的成绩可别忘记了老师。老三打开一看，恍然大悟，连说：“失礼了，失礼了。”又急忙去找两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专门请刘福锦先生一次，并重邀所有的师长、长辈作陪。 在送给刘福锦先生的请贴上，老三就刘老师的原话作了一首诗：“高塔入云有一层，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为师终生父，谨请先生谅晚生。”委蜿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轿子，去刘福锦先生家接他，刘先生假装还生气，不肯上轿。老大和老二在家的锝知此事，连忙步行赶到刘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请。这一来刘福锦先生大为感动，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轿前去赴宴。酒席间，师生们共叙往事，开怀畅饮，高兴锝不得了。 后来，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国杰出的大学问家。他们就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
编辑本段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编辑本段辽东三袁
明末辽东有三袁，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后人称“武三袁”。“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荣退休寿终于家，其余二人皆无善终，袁崇焕被正法，袁应泰殉国于阵前。袁崇焕因放言“五年平辽”而无法兑现，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终招致金人虎狼之师长驱直入至都门之下，袁督师本人也落得伏法被传首九边的下场，然对建州史最为护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狱中修成的《明史》对袁崇焕最为推重。袁可立“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抚登、莱，辽海水师成为牵制后金的有生力量，与枢辅孙承宗共议战守，使金人数年之间蜷伏其地不敢妄动。袁可立反对过袁崇焕的“议和”：“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汲取过袁应泰的失败：“臣（袁可立）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惜受其同年高攀龙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与阉党矛盾过于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10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然应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荐者而已。袁应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
编辑本段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崇焕也是较早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官员，只是崇祯即位之初，错误地将边事委之于崇焕，未予深究而已。大学士韩爌等本云：“史永安、张凤翼、袁崇焕……。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后来编造“反间计”的清修《明史》竟替袁崇焕辩曰：“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据此史家能否笑曰：“古今太监多犯科，忠贤不得已，亦为作恶”之语，亦或孙承宗等及众东林英烈怎么就没有“不得已，亦请建祠”呢？甚或从恶之众阉逆能否尽为辩白曰“不得已，亦请建祠”呢？清方官修《明史》能出此低俗之计，力图把一个因议和无能误国乱军的袁崇焕打造成一个千古完人而诋毁前朝，其毁誉明朝之目的亦昭然其若揭矣！即今思之，袁崇焕建祠事小，曲笔篡改史实事大，自清《明史》成，中华史迁之笔再无存矣。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交通差、基础设施差。
1、交通差，通德紫垣位于唐山市主干道新华道与车站路交叉口西侧（原京东餐厅），北临新华道，东临车站路，虽然处于各大车站路口处，但是属于闹市区，人口众多，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交通较差。
2、基础设施差，该小区没有完善的安全设施系统，物业管理中心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不重视，许多小区内应配备的休息区、散步区、停车区等都不完善，升值空间非常小，一直得不到升值，价格相对便宜。金宣宗伐宋是自取灭亡。
嘉定十年（1217），由于成吉思汗“策金不能国”，授木华黎以经略汉地之权，继续攻金，而自己率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金人便“乘蒙古退师之后，肆冲突以示余勇”。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
金的这次大举南掠，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夺财物。史载金南迁以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早在金都南迁的第二年（1215），金贪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金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言南伐的目的是“广疆土”。《金史食货志》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其淮南之储”。
当金军南掠之初，南宋有人主张将积蓄了几年的岁币交给金朝，以杜绝战祸。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所谓“堂堂大朝，卑辞厚礼，谨奉垂亡之国，自示削弱，谁不侮之”。金兴师大举攻宋后，史弥远曾连续写了三封信给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指示他与金军议和，但是由于崔与之等边臣积极备战抗敌，致使“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侵”。
正是金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联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宋廷中企图藉金为屏障者对金所存的幻想，使南宋关于对金政策的争论停止下来。此后南宋为了自身的存亡，遂抛弃了蒙古大举攻金以后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南下，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后来成为忽必烈著名谋臣的赫经曾作诗云“不问朔漠攻蕲黄，败盟要利增仇敌” ，讥讽金宣宗伐宋的做法。尽管在金对南宋开战后，不断有金朝大臣如张行信、许谷、杨云翼等上书力劝停止攻宋，使金免致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自恃“ 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对停止南掠的建议均未采纳，使得这场战争直到金宣宗驾崩，金哀宗即位后的嘉定十七年（1224）才结束。
金朝发动的这场长达七年的对宋战争，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金“取偿于宋”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金入淮南之初，“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抗蒙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勇将黄掴阿鲁答被宋俘获；时全大败淮上，“一军全没”。史称“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尽丧”。而当金朝“枢府武骑尽于南”的同时，其在河朔地区却只通过“九公封建”，封赏了一批附金豪强，“冀赖其力复所失地”。由于九公本身实力不足，且互不统属，内斗不已，因此根本无力抵挡木华黎率领的蒙古铁骑及附蒙武装的冲击。晋阳公郭文振多次请求金廷遣大员置行省于河朔，节制诸公府，并请枢密院派兵增援。但已陷入攻宋战争中的金朝无法给“九公”以实际支持，只能以赐姓、赐号、赐诏、封爵来换取“九公”的效忠。因此，虽然在成吉思汗统帅蒙古军主力西征以后，金朝的实力远远超过木华黎，却坐视河朔抗蒙豪强在蒙古的恩威兼施下或灭或降。在宋金停战之前，金朝在河朔的势力就已基本被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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