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褴褛王

IT精英的抉择
汪剑超从没料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出现“超级破烂王”这个环节。从中国科学软件研究所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微软中国，成了令人羡慕的IT精英。
五年内，汪剑超先后担任了研发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他雄心勃勃，一心想通过写代码来改变亿万人的生活。但渐渐地，他发现微软这样庞大的公司其实是在以整体的方式去影响世界，作为其中的个体，真正能改变的事微乎其微。
有一次，汪剑超去美国微软总部出差。在微软餐厅吃完饭去倒垃圾，可贴着不同标志的五个垃圾桶让他傻眼了。虽然汪剑超知道垃圾分类，但没想到这里分得这么细！旁边的美国同事看出了他的窘迫，友好地告诉他如何分配，才化解了他的尴尬。这次经历令汪剑超感触颇深：环境是由每个人决定的，如果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就能让环境变得更好。
回国后，汪剑在浏览新闻时看到了一张名为“垃圾围城”的。图中，偌大的北京被几百个垃圾场团团围住，压抑而绝望。“原来我们的生存环境已如此恶劣。”汪剑超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搜索了不少资料，发现我国垃圾处理能力远落后于垃圾的增速，许多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2010年，汪剑超离开了年薪几十万元的微软，前往一家电商公司担任产品总监，积累创业经验。
汪剑超的一个好友在成都创立了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事就是城市垃圾资源化回收。了解到汪剑超的想法，朋友热情地邀他一起创业。
“绿色地球”的灵感来自一家名为“再生银行”的美国公司，住户每投递10磅可再生垃圾，再生银行向住户支付5美元，划入专门开立的 *** 里，住户可到参与该计划的商家消费。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真正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绿色地球”这一运作模式令他一振，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吗？2011年，汪剑超辞去工作，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成都，加入“绿色地球”，开启了与垃圾奋战的人生。
创业之初的辛劳，不亲历很难感同身受，尤其是垃圾回收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来自当地市民的质疑，是汪剑超和他的团队首先遇到的问题。“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他们觉得垃圾分类回收说起来很新鲜，但能够产生什么效果，很多人一开始持怀疑态度。”汪剑超说，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打着环保旗号行牟利之实。
每个周末，汪剑超都带着公司团队到大街小巷和社区里宣传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发送传单、海报，一遍又一遍地讲解，过程异常繁琐。物业公司的态度，也让推广走得磕磕绊绊。因为需要在小区内进出，还要安放半米多高的可回收垃圾箱，有可能破坏园区绿化，一些物业公司难免不乐意。汪剑超和团队需要到小区逐一谈判入驻事宜，为此没少做工作，常常刚打开电脑里的PPT，就被人请走了。
起初，“绿色地球”一个月只能收到一两吨可回收物，与对接企业谈判时也没有议价权。在汪剑超和团队的努力下，情况慢慢好转，当地小区的大叔大妈们开始懂得，生活垃圾和厨余是要分开放的，而废电池和金属是可能产生毒害的，物业公司也由不合作变成了默许。汪剑超在艰难中看到了希望。
给垃圾贴个“ *** ”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让大家知道垃圾分类的概念只是第一步，从“会”到“做”又是一个门槛。汪剑超决心用“80后”的独特方式——“信息化与用户体验”解决这个现实难题。
汪剑超和团队选择用二维码来跟踪每一袋垃圾的去向。居民跟“绿色地球”签订协议并实名注册绿色账户后，先学习详细的垃圾分类方法，然后领取分类垃圾袋和二维条形码。每个条形码对应一个家庭账户，就像是独一无二的 *** 。用户把家中产生的垃圾分类收集到袋子里，贴上二维码后投放在社区里的专用垃圾回收箱。这招效果不错，小区里那些环保意识强的居民开始将垃圾投放到分类回收箱里，并慢慢带动更多人加入进来。
“绿色地球”还采用积分制来激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他们专门制作了称重器设置在小区内，方便居民给垃圾称重。仪表盘可以输入居民的门牌号，称重后自动折算成积分，然后，居民就可以在旁边用积分兑换肥皂、洗衣液、抽纸、垃圾袋等物品。
“这些废品的回收基本上是比照市场价格来的，但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买卖关系。”汪剑超多次强调这一点，“毕竟我们无法强制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包括滴滴打车，最初都是靠奖励、补贴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汪剑超所料，奖励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居民的环保意识。现在，每周日来“绿色地球”进行垃圾投放，现场兑换礼品，在很多“绿色地球”服务的小区基本成了居民的生活方式。随后，成都市锦江区 找到汪剑超，希望投入400万元购买为期三年的服务。
汪剑超欣喜不已。他明白，这次购买服务是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以往， 对于垃圾分类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的这次采购对“绿色地球”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机会。
“绿色地球”回收的垃圾越来越多。2014年，他们每天收运垃圾超过三吨，其中可再生垃圾率超过90%。公司网站首页滚动刷新着垃圾回收背后的隐形价值：相当于少砍伐874058棵树，节省石油1584523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44568吨……
三年过去了，“绿色地球”因在成都的实践，被住建部评价为“垃圾回收分类做得最好的企业”。2016年，“绿色地球”用了近八年的时间，在成都市服务了460多个小区的垃圾分类，15万户居民家庭注册成为“绿色地球”用户。汪剑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破烂王”。
全球大回收
有一年，汪剑超去台湾考察垃圾分类，认识了尤努斯。尤努斯原本是新德里大学的教授，生活优渥。在深入当地农村做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尤努斯被那里贫困的现状深深震撼了。一年多接触下来，尤努斯决定要做些事情改变社会底层的生活。随后，他在印度发起了小额贷款银行，推动了无数农村无业妇女就业。
尤努斯的演讲契合了汪剑超一直深有同感的话题——整个社会都是用金钱来衡量成功，但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来衡量自己所做的事呢？大概就是像尤努斯这样，做真正对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帮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台湾之行让汪剑超的心越来越清晰，对自己的信念越来越笃定。
很多时候，“绿色地球”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汪剑超刚刚加入“绿色地球”时，团队只有几个人，日子艰难，大家都是怀着一腔热情在做事。时间久了，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比如工资低、工作累，很难对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做更专业的事情，也难以吸引到专业的人才。
必须转变思维。汪剑超意识到，虽然是做环保，但作为一个公司还是要回归商业运行的本质，付出好的价钱才能找到相应的人才。2015年6月始，汪剑超带领团队下狠心做了调整，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与公司理念一致的人留下来继续做事。
在持续的努力和创新下，2016年，“绿色地球”在对外合作上拓出一条新路，同优步联手开展“纸造森林·全球大回收”�划，携手京东对快递纸箱再利用，都获得了极高的参与度。
“我们的目标是，用十年时间去引导一千万中国家庭用更加绿色的方式来生活。”担任“绿色地球”执行总裁的汪剑超曾以为加入大公司就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现在他明白：“改变世界也可以不指向某个遥远虚幻的群体，我想看看自己能伸手为身边人做点什么小事。”现在，汪剑超常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演讲，在分享“绿色地球”环保理念的同时，他总是不忘给那些有志于从事公益创业的年轻人分享心得。
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秦王春秋司马相如卓文君韩信经典

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敦）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 “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本来对于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此文初稿于2003年，有三万余字，最近发表在《中国儒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此文第一部分讲“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第二部分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第三部分讲 “范仲淹与儒学复兴”。后一部分曾以《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当然，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仍是可以讨论的，但若弃置这种讨论于不顾，只是单方面地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则这种评价只是偏学而已。如果对新学和理学都予以高度评价，同等观之，两无轩轾，那么这也只是回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写《“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的过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广的列宁对王安石的评价，即“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我特意对此作了考证，先是作为此文的一个注释，后因文字太长而单独成篇，即发表于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的《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我认为，那篇文章已经考证清楚了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此不能作详述，概括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是因为庆历新政是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 >——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石原是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为一个假想敌的，而范仲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儿子范纯仁那样加入“旧党”。这并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作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奉劝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他在临终给仁宗上的《遗表》中也痛陈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同上书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 为急务，实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评的“以浅末为急务”，违背了范仲淹的“进贤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张发展农、工、商，他所谓“抑末”是指 “革滥赏，省冗官”和“减徭役”等等，参见其所作《四民诗》和《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书长达万言，但以往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书中的一段话，即：“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这段话是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言事书》的精神是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是与庆历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于嘉佑八年（1063）逝世，继立者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继位。熙宁元年（1068）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后的熙宁变法实就是禀承了神宗的这个旨意，但这个旨意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同，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此时，他所谓“择术”就是希望神宗“以尧舜为法”（同上）。在此后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他先列举了科举和吏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讲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财”的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发生争论，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时，神宗口头上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但心中已属意于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神宗问：“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同上）此时，王安石已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引起政争和以后激烈党争的是在同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这两部“理财”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以及苏辙、苏轼、程颢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都与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转向至此而完成。对于这一转向，吕中评论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王夫之评论说：“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涖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论》卷六）吕中的评论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并非王安石的先隐后彰，而是王安石逐渐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严格地说，熙宁变法应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以后，神宗在元丰年间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丰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宁变法又称“熙丰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经济或“解放生产力”为急务，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若其重视农田、水利，则已早见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参见其“厚农桑”条的“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程颢等也曾参加了熙宁二年的视察农田、水利等，这是不会引起朝臣的争论以至党争的。
引起争论的是均输法和青苗法。所谓“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制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页）。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就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 “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 “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宋史司马光传》）韩琦也谏止青苗法，说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评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不问民之贫富”而强行“抑配”（摊派）的情况，又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这样下去会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司马温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并告诫王安石，“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书卷六十）。司马光的告诫后来还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应验了，《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荆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宋史吕惠卿传》也记：“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所谓 “辅臣不同心”，就是当时的新法引起政争；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举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晓财利之人”，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参见《程氏文集》卷一《谏新法疏》）。当时，二程和张载等人主张“复井田”，这是一种带有均田或土地国有性质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革方案，说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说他们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其对王安石变法的误解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思想上有主张“土地国有”因素的并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以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这从他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 “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国体”来说，“正义”显然不在新党方面。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义》来为“理财”作合理性辩护时，那也是徒劳的。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用不足”和士风不正、吏治腐败。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来，“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他认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须首先“举县令，择郡守”，“慎选举，敦教育”，这样才可以解决“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问题（参见《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言事书》中所说，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就是说，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理财”和任贤授能、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也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熙宁变法在“理财”方面，特别是它也曾颁布了“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并非没有成效，这在邓广铭先生书的“为天下理财的成效”一节已有较充分的表述（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页）。但从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效果或“实践标准”（参见同上书第9页）来考虑，我认为仍不能对它作出积极肯定的评价。
首先，把熙宁变法的反对派都说成是“保守派”，把“新党”与“旧党”之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参见同上书第314页），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带有“阶级之间斗争”色彩的简单判断，那么熙宁年间的“辅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其次，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是程颢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也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五）此次党争之害，是在熙、丰年间旧党全被贬逐，而其遗祸则是在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尽力排除新党；哲宗亲政后，新党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后执政，把旧党全都打入元佑党案；而元佑党案又为南宋的庆元党案开了先河，这两次党案乃“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宋元学案元佑党案》）。从熙宁党争到元佑党案，新、旧党“亦须两分其罪可也”，但新党的责任毕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评价的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刚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义观点”，但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辅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势下，此“三不足”说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如在广开言路方面，吕中评论说：“熙宁之初，言者何多；熙宁四年以后，言者何少。当（熙宁）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犹有争新法之风……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远’之说，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气塞矣。”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亦载有：“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仍认为“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
最后，也是我最遗憾的一点是，熙宁变法从反面刺激了道学的发展，而道学的历史局限性又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发展。例如，范仲淹在《遗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见“人欲”在那时候是个积极肯定的词汇，但后来道学家针对熙宁变法和“君心之非”，严格地分辨王霸、义利、理欲，以致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竟然成为一个普遍的教条。再如，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除了重视“明体”“经义”之外，也是重视“达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如此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熙宁变法以后，党争日烈，道学家更重视王霸、义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为根本或前提（参见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学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已只重视“明人伦”，而没有“治事”之斋了。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变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网贷和 *** ，曾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可惜银行为了利润自甘堕落，把 *** 异化为和网贷同样的产品了。

    网贷的出现，实际就是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的这几年。线下的小贷公司搬到网上，就成了所谓的“线上金融”，本来只能祸害一地的小贷，转眼成为祸害全国年轻人的“网贷”。借网贷的都是些什么人？就是那些不符合银行借款条件的次级贷借贷人，他们的还款来源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去东家申请网贷来还西家网贷，结果就是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而 *** 呢？曾经是人们理财的好帮手，如今一方面推出了什么现金分期，和网贷公司抢生意；另一方面纵容套现，只要不那么明显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一切都是为了利润。虽说“法无禁止皆许可”，可是这种做法，是助推年轻人无节制消费，最终毁了他们，银行自己也受到影响。——据统计，现在 *** 逾期六个月以上未还的金额已经将近800亿！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网贷和 *** ，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弊大于利。我不知道网贷和 *** 加起来逾期的余额有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欠了网贷和 *** 无力偿还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不会有信用观念，因为“信用”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沉重的包袱，谁愿意背着包袱成长呢！——这是网贷和 *** 给 社会 带来的最大危害！

网贷是互联网贷款的简称。互联网贷款又分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网贷和商业银行的网贷，还有二者结合的网贷。

这种网贷大家都耳熟能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率高，大部分不上征信，有些平台甚至涉及非法催收。额度较小，基本是使用这些互联网平台利用自有资金为客户发放的贷款。

互联网平台前身一般都是小贷公司，或是电商平台、金融 科技 公司。他们要么离客户比较近，要么离 科技 比较近。这样的平台慢慢走向两条极端，规模小的，慢慢退出市场；规模大的开始逐步与银行合作。

2018年下发的《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上限定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边界：

如果你是某家银行的粉丝，你会在它们的手机银行、直销银行、 *** app上看到有很多银行自营的互联网贷款，当时申请，立即就能出结果的贷款。比如建行的快e贷，招商的闪电贷等等。它们的特点就是利率低，审批快速，相比互联网平台贷款来说，额度较大。

有的时候商业银行又和互联网平台相互合作，互联网平台向银行引流客户，商业银行通过一定的风控手段提供资金。最终客户在互联网平台获取进行额度申请、提款、还款等 *** 作。

在网贷市场上，最容易见到的，规模比较大，品牌比较好的头部平台互联网贷款都是采用互联网平台+银行的模式。单说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量，资金成本，任何平台都比不上银行。由于头部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巨大，需要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所以越大规模的平台越会和银行合作。

我认为网贷是利大于弊，那为什么还会出现怨声载道的现象呢？我认为主要是打开方式不对。

从银行发起的网贷，入口在银行，利率一般会比市面低，金额也会比市面高，最关键的是征信上报的产品来源就是银行。这样的征信记录使得借款人在办理房贷的时候不会受到银行的刁难。

网贷之所以方便，它最根源的地方是可以随借随还，利息按日计。它是救急的，不是救穷的。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贷款工具，那么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把它当作临时的救一时之急的产品，那是非常合适的。

网贷最方便的功能是随借随还，可要实现随借随还的大前提是必须每月按时还款。很多人一方面不注意自己的还款情况，另一方面，又在埋怨网贷平台抽贷，导致自己资金链断裂了。

就目前现状来看，网贷平台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着眼到个人上，可能会有些不如意的地方，但如果能避开上面三个错误的打开方式，可能会大大减少网贷带来的不如意。

网贷对于 社会 一定是利，有大利。
2006年，一个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就是尤努斯，他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专门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以往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肯给身无分文的穷人贷款。尤努斯细致入微的让穷人做简单的创业项目，让他们脱贫，然后收取20%的单利利息。孟加拉国穷人还款率达到98%。这家银行盈利了，似乎达到了共赢。
但是等等，在今年诺贝尔奖，尤努斯的努力已经全部变为了一个笑话。各国都有了小额贷款公司。他们也是学习尤努斯。但是如今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已经重新上50%甚至更高。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印度人班纳吉的描绘中，这些小额贷款公司贷出去的钱根本收不回来，他们会在农村遭遇围攻。在印度，只要有农民上吊，大家就说这是贷款公司造孽。收回贷款成为一个有生命危险的事情，而印度当地法院，会出于保护欠款人的目的而使得欠债者不用归还欠款。

常识是，欠债要还，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个恶性循环。对于盈利性的小额贷款公司，如果要回钱的难度越大，他越是要提高审查，越是要提高利率。而利率越高，穷人越还不出钱。
能借到钱的，你可以去银行。那么借款人为什么要去网贷借钱？真的是因为被骗吗？其实不是的，很多人是银行借不出来，同样的亲戚朋友方面积攒的信用人气也十分有限。于是才去寻求网贷的帮忙。
网贷，尤其是P2P，做了一件事，就是将债务双方，不认识的双方，通过平台将双方链接起来。网贷收益更高，谁都知道，为什么收益高。因为到网贷借钱的人，都是被银行拒绝的用户，这群人当然利率高。

那么网贷有问题吗？也有问题，问题在于双方的信息透明问题。熟人借钱好说，知根知底，你几斤几两一清二楚。银行借钱也好说，他可以查询信用记录，也可以要你有抵押物。可网贷的问题，就在于网贷在初期，牵线搭桥的时候并不负责这些。网贷也可以要抵押物，但是有抵押物的贷款，银行不会抢吗？银行的利息可是低很多很多的。

历史 上的王安石变法，就是2分利借钱给穷人，年息两成。当时宋朝老百姓借钱的利息是一年翻倍，而且利滚利。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农耕 社会 地主家借粮的利息是200%一年。万恶旧 社会 ，真的就是一借就是几代人为奴。遇到灾年，恶性循环。

很多人在反对网贷模式，是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根本的贫富逻辑。

我以前在建筑行业，年底，我看到有建筑老板5分利的贷款，不是网贷，就是向那些土龙贷款（地头蛇贷款）。我后来听说这个老板被人关笼子一个月（几年前了，如今扫黑除恶应该好了点，但是如今年底，有些人是真借不到钱了）。

经济学上面，低利率说明借贷市场发达，人们敢借出钱款，获得收益。而对于网贷或者小额贷款，最高的成本是两个：一个是违约成本，另一个是借款人信用信息采集成本。所以越是借不到钱的人，越是利率高。
如何降低违约成本：法院执行庭要增加执法力度。

如何降低信用信息采集成本：增加财产透明度。

网贷不宜背锅，没有网贷，一样会崛起其他的借贷模式。不能总是从黄世仁那里找原因，杨白劳也要找找自己的原因。

网贷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不受监管的放任肯定会出问题。就像之前的套路贷、校园贷之类，被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借了，倒霉的不仅是借贷人，还有出借人，最终就是双输。

钱这么好用，每个人都想要。之前去车管所交罚单，碰到推销 *** 的（据说以后直接可以交罚单）然后就办了一张。后来有个老头笑盈盈地走过来，他问，办张卡就可以来钱了吗，这个怎么办呀？但借贷这事还得以信用为基础，没有信用都是白搭。再举个例子，在今年双十一之前，某电商暂停了不少会员平台自有的分期支付方式（类似于花呗、京东白条这种），后面又有报道，有用户用分期买了一部苹果手机，平台也给退单了。其实这些无非是为了控制坏账的断臂之举。在度娘上搜搜xxx逾期了怎么办，其实里面的内容还是蛮让人诧异的，不少人觉得，逾期没什么好怕的，说是追讨不过是吓唬人……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仅仅从网贷这个业务的本质上来看，对 社会 是整体有利的，但是当网贷的发展缺乏有效监管，发展方向失控，造成的危害可能就会远远大于其产生的益处。

网贷，本身也是一种贷款，只不过是渠道的变化，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性，将线下的贷款业务延伸致网络，使贷款业务更加高效。从这个角度来看，网贷肯定是有利于 社会 的，因为贷款本身是有利于 社会 的，如果没有贷款，可能 社会 就会失去创新动力。

这一点其实已无需去讨论，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债务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一个国家如果能合理的、正确的利用债务，可以让经济活动成倍增加，更快的拉动经济增长，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债务，意味着经济增长完全失去杠杆，很可能步入衰退之中。

但是网贷这种方式，因为早期监管不完善，使得很多打歪主意的人利用这个东西来敛财、欺诈，那么实际上它并没有起到拉动经济的效果。比如很多P2P公司，打着网贷的幌子，把投资人的钱骗进平台，并没有真正贷款给需要资金的人，这些平台编造虚假资料进行“骗贷”、“自融”。

那么这些网贷资金没有产生实际收益，就演变成了一场“庞氏骗局”，最终骗局被揭穿，P2P老板卷款前逃，投资人血本无归，这些人半辈子或一辈子的血汗钱都打了水漂，最终会造成整体的消费下降，反而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

再包括现在的很多网贷平台，其实都是没有牌照、不具有合法性的平台，我们称之为“黑网贷”，他们贷出去的钱，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高利贷”，很多借黑网贷的人，一般都是在其他平台信誉不佳借不了钱才会来借，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这些贷款实际也是不能创造经济增量的，而黑网贷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从这些人身上榨取巨大的非法收益，最终造成一些借黑网贷的人家破人亡，这对 社会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网贷本身并不是坏事，好比一把菜刀，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如果用这把菜刀来切菜，可以做出美味的菜肴，但是如果用这把菜刀来行凶，则会酿成人间悲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量力而行，远离黑网贷，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我个人认为，网贷对 社会 不利的，凡是代款人都是手头紧的，放款人想高利代款，又高利回收，这 社会 就产生了恶性循环，代款人还不上，放款人收不回，更可怕学生贷，套路贷，高利贷等，催款人暴力催收上吊，自杀，跳楼等很可怕恶性循环，所以不建议有网贷

网贷对 社会 的发展可以说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应该严厉打击，坚决取缔。

第一、网贷的单笔放款的额度都很小，这么点钱根本无法解决借款人的资金短缺问题，也无法解决借款人资金实际问题，你说这点钱能够干什么啊。

第二、网贷的放款时间都很短，一般一个礼拜，大多一个月半个月的，你说这么点钱借这么一点时间能够干什么呢？其实什么也干不了，就是给00后90后借款懒惰提供舞台然后左手到右手然后家里还钱。

第三、所有的网贷都是利息奇高无比，可以说就是吸血鬼，一旦沾上网贷，可以说麻烦无穷无尽。

第四、所有的网贷催收都是没有底线的，全部都是无下线的，一旦被他们缠上，朋友以及信誉都损失了。

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英文写作或者阅读理解里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了地球村，一方面任何人也不再有隐私。网贷也是互联网发展在金融方面的一个体现，就像在银行出现之前的票号一样，大家都认为银行是吸血鬼周扒皮，但也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不断演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很重要的一环，网贷在兴起阶段确实是按照孟加拉网贷之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小额分散理念， 探索 给予那些银行看不上，无资产抵押的人群，帮助他们手工创业或者种养殖临时周转。利率水平因为安全系数和风控数据空白，只能提高利率来覆盖部分风险。但商人的逐利性和我国政策的滞后性，让这个行业被太多无良人员插入，导致了现在人人喊打，但你也会发现目前银行网上贷款审批以及风控模型不也是从网贷行业学习到了一部分么，服务也更加便捷了。我认为网贷的人都是成年人，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是自己能控制的，那些一味的说网贷害人的人先审视下自己能否很快从银行贷到款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能否摸着良心说是否就可以借钱不还。按照民法相关规定，如果网贷机构没有牌照开展中介服务撮合交易，他违反行政管理，但借款合同只要真实合法，就需要偿还。综述，网贷有利有弊。

目前来看，它是弊大于利，p2p，因为模式原因注定利息不便宜，而这么高的利息，会借这种钱的人，的上哪去挣这个利润呢？坏账率高是真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恶意逃废债的人太多太多了。

利在哪呢？其实是有的，互联网金融这个东西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可以加速很多行业的发展。比如，医美，教育分期…等等等。还有，它给全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上了一课。[呲牙]

民间借贷从 历史 发现来看是刚需，网贷只是在民间借贷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也是刚需，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
一、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P2P是网贷，但是网贷并不一定就是P2P。

1、P2P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至少要包含三个主体，一是投资人，二是借款人，三是平台主体，但是没有投资人，只有平台和借款人的纯线上放贷平台也叫网贷。

2、P2P在2015年和2016年的时候爆发了一些对 社会 有负面影响的事件，一度让大家对于这个“舶来品”失去信心，到目前有些省份已经禁止P2P了。但我们也能看到有些网贷模式也留了下来，像一些成熟的互联网公司推出的纯网络信用贷款，360借条，京东金融等等，利息大家可以接受，申请也非常方便。
二、网贷是刚需。

1、通过 历史 我们知道，民间借贷从有商业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之后一直没有中断过，直到近代正规银行的诞生，民间借贷作为补充也一直是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是刚需。

2、近几十年，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模式应运而生，之后网贷就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网贷的本质依然是金融借贷，是刚需。
三、总体利大于弊。

1、当投资理财这个模块加入到网贷后，网贷基本上变的无法收拾，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仔细想来，如果把投资理财这个模块去除，仅保留平台和借款人这两个主体，网贷真的是一无是处、没有价值么？

网贷至少帮助解决了几个问题：

①、经营需求。好的网贷平台整体的利率在月息一分以内，期限可以做到3-5年，额度也可以做到几十万，是可以满足经营需要的；

②、消费需求。这个不用多说，就是花未来的钱，提前享受生活；

③、资金周转。

2、有人会说，因为网贷，让很多人的过度消费，影响了未来生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网贷为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所携带的副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反思，如果没有网贷，这部分群体就不会过度消费么？恐怕未必，网贷只是借贷的其中一种方式，还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获得资金。

总结， 网贷是金融借贷的一种创新发展模式，但根本上依然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同时也具备其他线下的借贷所不具备的快速、便捷的特点。 相信这个行业以后依然会有大的发展空间！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关不羽

最近读到一篇奇文，是10月16日发表在某港媒网站作者署名为“谭新强”的文章《蚂蚁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得出谭老师和很多国人一样，有着浓厚的诺奖情结。这个话题也颇有些现实意义。

署名为“谭新强”的文章——《蚂蚁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年来，蚂蚁 科技 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成功备受瞩目。都是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免不了被拿来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企业家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格莱珉模式做比较。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颁给了印度裔学者阿比吉特·巴纳吉的三人团队，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在对抗贫困的领域，中国做对什么？有哪些代表人物和机构，是否形成了值得一个诺奖的经济学理论，确实值得分析研究。

然而，谭老师这篇怪腔浓郁的奇文，让人感到有些失望。夸张的表达有捧杀之嫌，别扭的表扬真不如畅快的批评来得爽利，比文风更重要的是观点差次，颇多误解令人遗憾。

谭新强文章末尾强调“中环资产拥有阿里、腾讯、京东、Apple、PayPal、Mastercard 的财务权益”

网上资料显示，谭新强是香港中环资产投资创始人、行政总裁。文末还特意提示了“中环资产拥有阿里、腾讯、京东、Apple、PayPal、Mastercard 的财务权益”，妥妥的专业投资人士，文中很多观点却是如此不妥。

谭老师自称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兴趣，是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荒谬谜团”。殊不知这“荒谬”二字不知从何而来？作为专业投资人士，又对经济学理论有兴趣，那么应该熟悉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解释，科斯、张五常、林毅夫等经济学大家都有精彩的理论洞见。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觉得荒谬或谜团。这些名家著作流传甚广，谭老师不妨留意一下。

至于谭老师在文中脑补的“以唯物论为核心价值观”，似乎在笨拙地模仿一些意识形态话语。假如是谭老师出于个人兴趣提出一套新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也无妨。这方面可以参考胡鞍钢，他的理论主要在微博上晒着，很容易找。

总之，中国既不是谜团，也不荒谬，每一个成功跨入工业化的现代国家都经历过几十年国民生产总值8%以上的高增长期，英美德日都有过这个阶段，而且各自的高速增长期也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 社会 政治状况下实现的。

要说共通之处，那就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其中市场经济的贡献是最为关键的，中国也不例外。这在官方、民间总结改革开放成就时是有共识的。所以说，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值诺奖级别的理论创新。

或许是对中国经济大势存在某种误解，造成了谭老师对文中的主角蚂蚁 科技 也是雾里看花，许多判断有失偏颇。

谭老师的中环资产投资既然持有包括阿里在内的多家中国大型 科技 企业的财务权益，也应该对自家投资的中国 科技 企业有更多的了解，免生误解，影响了投资判断。

蚂蚁集团（图/图虫创意）

就阿里旗下的蚂蚁 科技 而言，谭老师似乎把蚂蚁 科技 从事的普惠金融业务，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和传统银行业“抢饭碗”，这未免有失专业水准了。

谭老师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效率低，未能对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满意服务，在这文化和实质背景下，蚂蚁 科技 划时代诞生出来了！”这是对蚂蚁 科技 的发端存在严重的误会。蚂蚁从事的普惠金融领域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显然不是针对“中国的银行效率低”，而是针对全球金融产业发展的期许。

谭新强在文中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效率低，未能对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满意服务”

弱势群体在传统商业银行模式下无法获得服务，是全球普遍现象。以针对个人的金融服务为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商业银行的服务范围拓展总是在进入富裕 社会 之后。

比如说 *** 业务是商业银行提供大众化的个人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式。这一业务的出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并且追随着繁荣与富裕的步伐走进新的国度。 *** 业务至今也不可能在贫困地区、弱势人口中大举开展，这不是全球的商业银行“效率低”，更不是弱势群体对商业银行服务“不满意”，而是传统商业银行运营模式所决定的。

图/图虫创意

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成本、风险控制、信用评估等一系列机制，擅长于对规模较大、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单位提供服务，小微企业、贫困人群并非其擅长的领域。商业银行不是万能的，也没有哪种金融机构是万能，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市场分层对应的市场分工罢了。

如果按照谭老师的逻辑，投资银行专攻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比如投资初创企业，难道是因为商业银行效率不高而诞生的？是抢了商业银行的饭碗？这显然有违常识了，服务于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也一样，只不过出现更晚罢了。

普惠金融诞生前，弱势群体始终是正规金融机构的“盲区”。弱势群体只能依赖民间借贷获取利率高昂、很不稳定的金融服务，这对弱势群体改善自身经济处境非常不利。随着 社会 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凸显，才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富人、大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越来越优质高效，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状态还停留在最原始的状态。金融服务的不平等成为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

这正是普惠金融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蚂蚁 科技 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成绩是显著的，这一点谭老师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正如他所言，支付业务已经不是蚂蚁最大的业务，个人和小企业贷款的收益已经占蚂蚁收入的40%。

然而，谭老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看到了蚂蚁 科技 在普惠金融方面的规模增长，却没有理解蚂蚁 科技 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蚂蚁 科技 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无论是支付业务，还是普惠金融，没有庞大的市场，企业的技术水平再高、硬件再先进也无法实现高速增长。蚂蚁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

图/图虫创意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是一切的开端，无需多加解释。

中国有强劲的经济活力，具备成为大市场的经济实力。但有庞大的人口，却还处于刀耕火种、小农经济的前现代 社会 ，也不会成为合格的大市场。

还有，得益于后发优势，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度很高。中国拥有94亿网民，而同为人口数量与中国接近的印度仅有47亿网民。这决定了中国互联网应用有庞大的需求。

目前世界上能够同时凑齐这三个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故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优势是明显的。因此，蚂蚁虽小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其成功的基础。

市场条件得天独厚，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躺赢。正如谭老师指出的，蚂蚁 科技 始终面对强有力的竞争者，取得成功不是靠垄断，更不是因为侥幸，而是要解决普惠金融终极障碍：信用难题。

2006年，也就是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第二年，孟加拉金融企业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兼行长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该奖项唯一一次颁发给企业家，因为尤努斯经营了一家不同寻常的企业。

尤努斯（图/央视新闻）

尤努斯于1974年开始经营小额贷款业务，1986年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始终致力于向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穷人发放小额贷款。尤努斯出身于孟加拉国顶级经济豪门，深谙经营之道，也很清楚单纯靠慈善的“散财童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格莱珉银行的目标是尽可能形成可持续经营的金融模式服务于穷人，尤努斯为此设计了一整套体系，其中很多都成为了普惠金融的标配。

最经典的是针对穷人的负担能力设计的贷款业务模式。以小额短期贷款为主，而且是穷人更易接受的整贷零还。

孟加拉国当地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客户（图/图虫创意）

在风险管理方面，格莱珉采用了5人小组联保的内部监督机制，按照贷款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同时以小组会议、中心会议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尤努斯的设计已经把穷人银行的方方面面做到了极致。然而，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始终没有达成。直到2011年尤努斯被孟加拉政府以年龄为由要求立即离职时，格莱珉银行的经营始终依赖NGO的慈善捐款补贴经营。

尤努斯离职的背影引发了很多猜想和争议，有恶意的评论指责他挪用善款，也有阴谋论者认为他的事业如此成功、实现了“极高的还款率”得罪了国际资本势力。

这些评论都不正确。尤努斯的个人品格无可指摘，以其家庭背景和南亚国家的经济特质，要敛财大可不必冒着风险、劳神费力做穷人银行。但是，所谓“极高的还款率”和国际资本的“黑手”也是瞎扯。

从尤努斯1974年开始经营小额信贷开始计算，总共不过100亿美元的规模，在国际金融每年以万亿美元计的庞大体量中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何至于引起国际金融大鳄的敌意？而这100亿美元的名义还款率在80%左右，确实超出了预期。

但是，尤努斯将利息控制在10%以下的红线，还要维持其庞大分散的经营体系，捉襟见肘。格莱珉银行从未实现过盈利，经营状况极为脆弱。如果没有NGO的慈善支援，格莱珉银行早在1998年孟加拉洪灾时已经难以为继。

孟加拉国居民获得格莱珉银行住房贷款（图/图虫创意）

正因为格莱珉银行模式在经营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该模式难以复制。

尤努斯的事业在印度遭遇的挫败更为明显，慈善支援无法承受印度庞大贫困人口的压力，印度版的格莱珉银行只能打破利率红线，走向了“高利贷”。即便如此还走到了次贷危机的边缘。

尤努斯在2011年的黯然离职是令人遗憾的。但更令人遗憾的是，格莱珉模式事实上是失败的。企业的经营和慈善事业之间的边界始终不清晰，离开外部输血不可持续。2014年左右，尤努斯在京东的帮助下在中国再次启动他的事业，轰动一时，却也无疾而终。

原因在于，格莱珉模式没能解决金融最根本的问题——信用。富人和大企业的信用信息是溢出的，金融机构很容易获得他们的资产情况、收支状况、历年的金融记录等信用信息，由此做出清晰准确的信用评估和判断。

而穷人、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是离散的、模糊的，远离了金融体系的记录体系。传统金融机构很难甄别和判断他们信用情况，只能以更高的利率去填平系统风险。而高额利率增加了受贷人的风险，使得这一群体的信用基础更为脆弱。

这是一个必然导致业务停滞的死循环。

格莱珉实际上也没有走出这个死循环，这并非尤努斯的设计存在不足，而是传统技术手段无法实现他的设计意图。信用壁垒是尤努斯的终点，也是蚂蚁的起点。

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奖时，支付宝才创立两年。2013年，尤努斯到中国来的前一年，支付宝正式开始转型小微金融服务企业。时间上的巧合并非纯粹的偶然，蚂蚁和格莱珉之间有着微妙的链接——那就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普惠金融事业的世代交替。

用信息技术打通信用壁垒，是尤努斯事业的火尽薪传。

支付宝（图/图虫创意）

信用的实质是信息，贷入方要释放自己的信用信息，贷出方则要收集这些信用信息并作出评估、分析和判断，每一笔信贷交易都是基于信用信息的匹配。因此，信用信息的精准度、便捷度决定了最终的金融交易成本，这是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现实版本。

蚂蚁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成功超越前人的成就，正源于大幅降低了金融交易必须的信息成本，而这要从淘宝的电商平台业务说起。

电商平台不仅为所有参与商业活动者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而且形成了一套执行力很强的交易制度，技术和制度形成合力，降低了平台上商业交易成本，而商业交易成本的降低必然会延伸到金融交易，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活动中产生的信用信息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收集整合，成为金融机构可以应用的有效信息。大量零散交易信息的整合，自然形成了成本低廉的信用市场，由此引向金融端是水到渠成的市场自然过程。

这个过程自然到交易方都很难察觉，买家在对商铺的点评、打分时很少意识到这是在为商铺提供信用评估。在“从不遗忘”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在商业交易之前，客户的赞誉或吐槽是无法被精确记录和收集为信用信息的，更不用说以此作为信用依据获得金融信贷服务。这种信息流失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更为显著。弱势群体没有大宗交易的记录，没有高额资产的证明，那些日常商业行为中的零碎信息是他们仅有的信用信息。

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在不经意中完成了弱势群体的信用培育和信息收集，这是弱势群体走近金融资源的第一步，蚂蚁 科技 以电子支付服务让金融产业和弱势群体“牵上了小手”，最终打通了普惠金融的壁垒。

多少初入大城市的小镇青年在花呗上获得了人生第一笔信用贷款？钱不多，也要付利息，但是这份信任的价值超出了金钱可以衡量的范围。又有多少被银行拒绝的小微企业一手拿着来自蚂蚁的小额贷款，一手在淘宝上经营着自家小小的事业？这就是普惠金融的价值。

图/图虫创意

以 科技 为工具，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手段，以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为目的 科技 服务，才是蚂蚁 科技 核心的商业逻辑。谭老师可能混淆了 科技 服务与传统金融贷款的套利模式之间的性质区别，尽管他也注意到了一些迹象，却没有做出正确的解读。

正如谭老师指出的蚂蚁“98%的贷款都交给银行，蚂蚁只收取一点服务费”。谭老师对蚂蚁不承担贷款风险疑虑重重，其实普惠金融的难点从来都不是资金，也不是银行没有放贷意愿，而是信用问题导致的交易成本高昂到无法承受——要么银行不敢贷，要么民间高利贷的贷不起。而这次是蚂蚁要以 科技 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蚂蚁用 科技 手段为交易双方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难道不该收服务费吗？

如此，自然也不存在“承担贷款风险”的灵魂拷问。谭老师误解了蚂蚁的企业性质，一家以服务费为主要收入的企业，怎么可能是套利为主的“Fintech （金融 科技 ）公司”？

谭老师还混淆平台业务和自营业务的区别，错判了蚂蚁业务扩张的性质，这可不是一位专业投资人应该犯的错误。各大金融机构在蚂蚁的平台上开展业务，并不等于蚂蚁与他们合体了。好比说茅台酒在淘宝上卖货，难道淘宝就成了中国最大的白酒企业？

从平台业务的角度观察蚂蚁各领域的业务增量，就不会惊诧莫名。一家 科技 服务型企业，不会也不必越俎代庖去和客户抢饭碗。蚂蚁不是巨蟒，没有吞象的野心。

以盛产金句著称的阿里有一句名言“愿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在蚂蚁的普惠金融事业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蚂蚁就是让弱势群体的金融业不再是难做的生意，让穷人贷得起，也让金融机构敢于贷，凑成一对就是双赢。这没有远离“铜臭”的清高气，却是可持续经营、可负担成本的接地气。

至于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那是谭老师想多了，荣誉应给科斯那样的伟大学者、尤努斯那样的理想家和先行者，而企业只需要多一点善意的理解，少一点恶意的揣测或捧杀。这一点对时下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

如果谭老师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许的话，那应该乐见这只步伐飞快的小蚂蚁在战胜贫困的赛道上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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