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古代南京是哪几个朝代的都城六朝古都是哪六个
所谓“六朝”是指：
（1）三国吴，孙权称王，定都建业（今南京）。
（2）东晋公元317年，逃亡江南的西晋皇族司马睿被拥戴在建康（今南京）当皇帝，建立东晋政权。
（3）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均定都建康（今南京）。
229年，吴大帝孙权在此建都，改秣陵为建业。此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均相继在此建都，故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
建都南京的朝代有：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五代·杨吴（西都）、五代·南唐、南宋（行都）、明、南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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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朝古都：自公元229年起，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先后在南京定都，故有十朝古都之称。
历史上南京既受益又罹祸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度不凡的风水佳境，过去曾多次遭受兵燹之灾，但亦屡屡从瓦砾荒烟中重整繁华。
且在中原被异族所占领，汉民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通常汉民族都会选择南京休养生息，立志北伐，恢复华夏。
大明、民国二次北伐成功；东晋、萧梁、刘宋三番北伐功败垂成。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以显匡复中原之图，惜宋高宗无意北伐而定行在于杭州，但迫于舆论仍定金陵为行都。太平天国以南京为都，也以驱除异族统治为动员基础和合法性之一。
所以南京被视为汉族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故朱偰先生在比较了长安、洛阳、金陵、燕京四大古都后，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参考资料：
（420年－589年）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一次大分裂时期，亦是北方少数民族融于我中华文明的一次历史时期。
东晋末年，天下大。刘裕取代东晋后，建立宋政权。
当时，先后有很多政权建立。
南北朝前期时势
南朝
宋（420年－479年）
武帝(刘裕) 出生:公元363年--去世:公元420年(在位2年)
武帝刘裕，小名寄奴，小时家贫。后因战功逐渐成为东晋的权臣，420年，他迫晋恭帝禅让，建立南朝宋，刘裕称帝前后，注意节俭，整顿朝纲，抑制豪强，赈济百姓，禁止豪强封固山泽，实行土断，精简侨州郡，还减轻刑罚，兴办学校，策试诸州郡秀才等。江南农业生产由是得以恢复发展，为元嘉之治奠定了基础。在位3年死，时年60岁。
少帝(刘义符) 出生:公元406年--去世:公元424年(在位2年)
少帝刘义符，刘裕长子，因他游戏无度，不亲政事，即位3年，被杀，时年19岁。
文帝(刘义隆) 出生:公元407年--去世:公元453年(在位29年)
文帝刘义隆，刘裕第三子，他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义隆博涉经史，善隶书，深沉有谋略，但体弱多病，好猜忌。)，“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三十多年中相对安定，所以旧史常称“元嘉之治”。453年，他被太子所杀，时年47岁。
孝武帝(刘骏) 出生:公元430年--去世:公元464年(在位11年)
孝武帝刘骏，文帝第三子，残暴昏君。死于464年，时年35岁。
前废帝(刘子业) 出生:公元449年--去世:公元465年(在位1年)
前废帝刘子业，孝武帝长子，暴君一个，嗜杀，在位6个月被杀，时年17岁。
明帝(刘彧) 出生:公元439年--去世:公元472年(在位7年)
明帝刘彧，文帝第十一子，残暴昏庸之君，在位8年，死时34岁。
后废帝(刘昱) 出生:公元463年--去世:公元477年(在位5年)
后废帝刘昱，明帝长子，暴无比，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被萧道成杀死，死时15岁。历代王朝中，没有像南北朝时宋朝的前废帝，明帝，后废帝这三个皇帝这样，闺门无礼，秽，手足相残，几近禽兽。
顺帝(刘准) 出生:公元469年--去世:公元480年(在位2年)
顺帝刘准，明帝第三子，在位3年后退位，480年被杀，时年12岁。
齐（479年－502年）
高帝(萧道成) 出生:公元427年--去世:公元482年(在位3年)
高帝萧道成。南朝宋的宰相，后废顺帝自立，建立南朝齐，道成惩宋之亡,务从俭约,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宽简刑罚，但对宋之宗室王侯，无少长皆幽死。在位4年，时年56岁。
武帝(萧赜) 出生:公元440年--去世:公元493年(在位11年)
武帝萧赜，高帝长子，他整顿户籍,缺被富人和污吏弄的激起民变死于493年，时年54岁。
郁林王(萧昭业) 出生:公元473年--去世:公元494年(在位1年)
郁林王萧昭业，武帝长孙。在位1年被杀。时年22岁。
海陵王(萧昭文) 出生:公元480年--去世:公元494年(在位0年)
海陵王萧昭文，郁林王弟，在位4个月被杀，时年15岁。
明帝(萧鸾) 出生:公元452年--去世:公元498年(在位4年)
明帝萧鸾，高帝侄，即位后大杀手足，南齐国衰，死于498年，时年47岁。
东昏侯(萧宝卷) 出生:公元483年--去世:公元501年(在位3年)
东昏侯萧宝卷，明帝第二子，他残忍凶暴，嗜杀成性，挥金如土，被萧衍杀死，时年19岁。
和帝(萧宝融) 出生:公元488年--去世:公元502年(在位1年)
和帝萧宝融，明帝第八子，在位1年，被萧衍所杀，南齐亡。
梁（502年－557年）
武帝(萧衍) 出生:公元464年--去世:公元549年(在位47年)
武帝萧衍，502年废南齐皇帝自立，建立南朝梁，萧衍信奉佛教，生活简朴，但政治昏庸，萧衍博学能文，长于音乐诗赋，并擅书法。公元547年接受东魏大将侯景归降。次年，侯景叛乱，引兵渡江，攻破京都，萧衍饿死。549年死，时年86岁。
简文帝(萧纲) 出生:公元503年--去世:公元551年(在位2年)
简文帝萧纲，武帝第三子，在位2年死，时年49岁。
元帝(萧绎) 出生:公元508年--去世:公元554年(在位2年)
元帝萧绎，武帝第七子，在位3年被杀，时年47岁。
敬帝(萧方智) 出生:公元543年--去世:公元558年(在位2年)
敬帝萧方智，元帝子，在位2年被陈霸先废，558年被杀，时年16岁。梁亡。
陈（557年－589年）
武帝(陈霸先) 出生:公元503年--去世:公元559年(在位2年)
武帝陈霸先，557年废南朝梁的皇帝自立，国号陈，他为人十分简朴，在位3年死，时年57岁。
文帝(陈茜) 出生:公元522年--去世:公元566年(在位7年)
武帝侄，他在位时,著手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在位7年死，时年45岁。
废帝(陈伯宗) 出生:公元552年--去世:公元570年(在位2年)
废帝陈伯宗，文帝长子，在位2年被废，570年死，时年19岁。
宣帝(陈顼) 出生:公元528年--去世:公元582年(在位14年)
宣帝，文帝弟，他在位时,北齐亡,宣帝奖励垦荒死于582年，时年55岁。
后主(陈叔宝) 出生:公元553年--去世:公元604年(在位7年)
后主陈叔宝，宣帝长子。他是一个荒的皇帝，就知道游宴玩乐，制作艳词，又大建宫室,滥施刑罚，对于一衣带水的强大隋朝了无防备。588年隋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率八十总管、五十一万士兵南下。叔宝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翌年正月，隋军分道攻入建康, 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人避入井中被俘，陈亡。死于604年，时年52岁。
北朝
北魏（386年－534年）
道武帝(拓拔圭) 出生:公元371年--去世:公元409年(在位23年)
道武帝拓拔圭，鲜卑族人。383年，前秦经淝水之战后，国力日弱，386年16岁的拓拔圭复国，称代王，同年改称“魏”，史称“北魏”，死于409年，时年39岁。
明元帝(拓拔嗣) 出生:公元392年--去世:公元423年(在位14年)
明元帝拓拔嗣，道武帝长子，死于423年，时年32岁
太武帝(拓拔焘) 出生:公元409年--去世:公元452年(在位29年)
太武帝拓拔焘，明元帝长子，即位后先后消灭大夏，北燕，北凉，大大增强北魏国力，统一了北方。但在与南朝宋的战争中大败，452年，太武帝死，时年45岁。
南安王(拓拔余) 出生:不详--去世:公元452年(在位0年)
南安王拓拔余，太武帝子，在位8个月被杀。
文成帝(拓拔浚) 出生:公元440年--去世:公元465年(在位13年)
文成帝拓拔浚，太武帝嫡孙，他在位时北魏国力开始下降。死于465年，时年26岁。
献文帝(拓拔弘) 出生:公元454年--去世:公元476年(在位6年)
献文帝拓拔弘，文成帝长子，即位时14岁。18岁时就让位给4岁的太子，476年死，时年23岁。
孝文帝(拓拔宏) 出生:公元467年--去世:公元499年(在位28年)
孝文帝拓拔宏，献文帝子，孝文帝一朝，进行改革，494年，迁都洛阳，推广汉化，并带头将姓改为“元”。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死于499年，时年33岁。
宣武帝(元恪) 出生:公元483年--去世:公元515年(在位16年)
宣武帝元恪，孝文帝二子，即位后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起义不断，他死于515年，时年33岁。
孝明帝(元诩) 出生:公元510年--去世:公元528年(在位13年)
孝明帝元诩，宣武帝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他死于528年，时年19岁。
孝庄帝(元子攸) 出生:公元507年--去世:公元530年(在位2年)
孝庄帝元子攸，528年被拥为帝，在位2年被杀，时年24岁。
长广王(元晔) 出生:不详--去世:公元531年(在位1年)
长广王元晔，咸阳王元禧子，在位半年被杀。
节闵帝(元恭) 出生:公元498年--去世:公元533年(在位1年)
节闵帝元恭，广陵王子，在位1年被废，533年死。
后废帝(元朗) 出生:公元513年--去世:公元532年(在位0年)
后废帝元朗，章武王子，在位半年，被高欢（北齐文宣王之父）所杀。
出帝(元修) 出生:公元510年--去世:公元534年(在位2年)
出帝元修，广平王子，被高欢用力为帝，534年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被宇文泰所杀，时年25岁。
东魏（534年－550年）
孝静帝(元善见) 出生:公元524年--去世:公元551年(在位16年)
孝静帝元善见，出帝逃后，高欢拥立他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
北齐（550年－557年）
文宣帝(高洋) 出生:公元529年--去世:公元559年(在位9年)
文宣帝高洋，其父高欢为北魏的渤海王，534年北魏分为东西魏，550年，高洋废东魏皇帝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在对突厥，契丹的战争中，他屡次获胜。但他后期荒无度，死于559年，时年31岁。
废帝(高殷) 出生:公元545年--去世:公元561年(在位2年)
废帝高殷，文宣帝长子，在位1年被高演所杀，时年17岁。
孝昭帝(高演) 出生:公元535年--去世:公元561年(在位1年)
孝昭帝高演，高欢第六子，文宣帝之弟，在位1年死，时年27岁。
武成帝(高湛) 出生:公元537年--去世:公元568年(在位4年)
武成帝高湛，高欢第九子，高演弟，他是一个暴君565年，禅位与其子，后死于568年，时年32岁。
后主(高纬) 出生:公元557年--去世:公元577年(在位12年)
后主高纬，武成帝长子，576年周武帝大军攻北齐，他禅位给儿子高恒，被俘被杀，时年20岁。
幼主(高恒) 出生:公元570年--去世:公元577年(在位0年)
幼主高恒，后主长子，在位25天被俘，北齐亡，高恒被杀，时年8岁
西魏（535年－556年）
文皇帝(元宝炬) 出生:公元507年--去世:公元551年(在位16年)
文皇帝元宝炬，535年被宇文泰拥立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
废帝(元钦) 出生:公元539年--去世:公元554年(在位3年)
废帝元钦，文帝长子，在位2年，被杀。
恭帝(拓拔廓) 出生:公元537年--去世:公元557年(在位2年)
恭帝拓拔廓，文帝第四子，在位3年被杀，西魏亡。
北周（557年－581年）
孝闵帝(宇文觉) 出生:公元542年--去世:公元557年(在位0年)
孝闵帝宇文觉，鲜卑族宇文泰第三子，557年即位，国号“周”，在位8个月被杀。
明帝(宇文毓) 出生:公元534年--去世:公元560年(在位3年)
明帝宇文毓，宇文泰长子，在位4年被杀，时年27岁。
武帝(宇文邕) 出生:公元543年--去世:公元578年(在位18年)
帝宇文邕，宇文泰第四子，他统治时，首先杀死权臣宇文护,同时他极力摆脱鲜卑旧俗,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北周日益强大，开始统一北方，消灭北齐，并攻击南陈，取得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武帝生活俭朴,"身布袍,寝布被后公不过十余人"他死于578年，时年36岁。
宣帝(宇文赟)（斌贝，合一字，上下结构。念：yun）出生:公元559年--去世:公元580年(在位1年)
宣帝宇文赟，武帝长子，荒无度，嗜酒如命，在位1年就禅位于太子。死于580年，时年22岁。
静帝(宇文衍) 出生:公元573年--去世:公元583年(在位2年)
静帝宇文衍，宣帝长子，即位时才7岁，由杨坚辅政，581年，杨坚迫静帝禅位于他，建立隋朝，北周亡
南壁壁画形象自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壁画形象自外而内依次为向秀、刘灵、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以树木分隔，成为各自独立的画面。
“竹林七贤”以其特有的风范，成为魏晋时期文士的楷模。他们的思想行为，曾经在中国文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粉本出自名家之手，而砖画则是工匠的摹仿之作，当然要比原作减色。即使如此，每个形象还保留有鲜明的个性。
公元372年六月，苻坚任命王猛为丞相，让他从冀州回朝执政；同时任命阳平公苻融为使持节、代替王猛担任负责六州军事的镇东大将军兼冀州牧。 苻融在冀州，认真挑选辅佐的臣属，任命尚书郎房默和河间相申绍为治中别驾，任命清河人崔宏为州从事，管记室。苻融年轻，为政喜欢标新立异，有点苛刻繁琐。申绍多次规劝他，引导他以宽和为政。苻融虽然很敬重他，但却不能全部听从他的劝告。后来申绍出外担任济北太守，苻融因为他不在身边，所以经常出现过失，并传到朝廷那里，多次受到苻坚的责让。苻融因此悔恨没即使采用申绍的建议。 苻融曾因为擅自兴修学舍而被有司起诉。苻融派遣主簿李纂前往长安申诉。李纂忧虑惧怕，紧张过度，居然死在路上。苻融问申绍说：「 ”谁可以担任使者？”申绍说：「 ”燕原来的尚书郎高泰，头脑清楚，又有辩才和胆略。可以派他当使者。”王猛和苻融都曾经多次聘请高泰，但高泰不肯就任。到这时，苻融跟高泰说：「 ”君子应当救人之急。先生不能再推辞了！”高泰这才从命。到了长安，丞相王猛见到他，笑道：「 ”高子伯现在才来。为什么这么晚呢？”高泰说：「 ”罪人来接受惩罚，问什么早晚！”王猛问道：「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高泰说：「 ”当年鲁僖公因为修建泮宫（古代的国家高等学校）而被颂扬，齐宣王因为稷下的学宫而名垂青史。如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宣王和鲁僖公的业绩。不但没听说朝廷有明诏褒奖赞美他，反而受到有司的检举 *** 劾。明公在圣朝执政，竟然这样向圣上建言，下面的官吏怎能逃过无理的惩罚！”王猛说：「 ”这的确是我的过错。”事情于是得以解释得一清二楚。王猛因而叹道：「 ”高子伯哪里只配在阳平公手下供职！”便跟苻坚建议让他入朝为官。苻坚召见了高泰，非常高兴，便请教他什么是治国的根本。高泰说：「 ”治国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而得到人才在于审理举荐，而审理举荐又在于考核落实。从未有过得到人才而国家不治的先例。”苻坚说：「 ”爱卿的话可说是言辞简单而道理博深。”于是任命他为尚书郎。高泰再三请求回冀州，苻坚答应了。 十一月，负责北蕃军事的镇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方侯梁平老去世。梁平老在镇所十多年，鲜卑和匈奴民众都既害怕又爱戴他。 公元373年二月，东晋权臣大司马桓温从他的镇所姑孰前来建康，同时赴拜皇家山陵。在这期间，桓温得了病。三月，他在京师停留了十四天后回到姑孰，竟然一病不起。 七月十四，桓温去世。当初，桓温重病时，曾暗示朝廷赐给他九锡，并屡次派人去催促。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故意拖延这事，结果桓温的帝梦终未实现。 桓温因为世子桓熙的才具较弱，便让弟弟桓冲率领他的部众。桓冲声称根据桓温的遗命，以桓温的小儿子桓玄为嗣。桓玄那时才五岁，袭封南郡公。 桓温去世十一天后，朝廷加他弟弟右将军兼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负责荆、杨、雍、交、广五州的军事。朝廷又任命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负责扬、豫、江三州的军事、兼扬、豫二州刺史，出镇姑孰；任命桓豁的儿子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兼江州刺史，出镇寻阳。 谢安因为天子年幼，又刚丧失辅政元老，便想请崇德太后垂帘听政。尚书仆射王彪之说：「 ”前世（穆帝）的皇上登基时尚在襁褓，母子一体，因此不得不临朝听政。太后也不能专断作决定，还必须征求大臣的意见。如今皇上（孝武帝）已经超过十岁，很快就要谈婚论嫁了，却反而叫堂嫂临朝听政，这不是明摆着向人表示说皇上幼弱？这样又岂是光扬圣德的办法！诸位公卿如果一定要这么做，我也制止不了，只是这样做有点不识大体而已。”谢安不想把大权交给桓冲，所以希望让太后临朝，自己得以专门献策帮助太后作决定，因此不听从王彪之的劝告。八月初二，太后再次临朝慑政。 八月，东晋梁州刺史杨亮派他儿子杨广去袭击仇池。杨广和前秦梁州刺史杨安大战，结果杨广兵败，沿江各个卫戌堡垒的将士都弃城逃溃。杨亮十分害怕，便退守磬险。九月，杨安进攻汉川。 冬季，前秦君主苻坚派益州刺史王统和秘书监朱肜率领二万大军出汉川，派前禁将军毛当和鹰扬将军徐成率领三万大军出剑门，入侵东晋的梁益二州。杨亮率领巴蜀的一万多少数民族士兵抗拒，在青谷和秦军交锋。结果杨亮兵败，逃到固西城。朱肜因而攻拔了汉中，徐成也攻拔了剑门。杨安进攻梓潼，东晋梓潼太守周飏坚守涪城，并派步骑几千人把母亲和妻儿从汉水直接送到江陵，结果在路上都被朱肜的伏兵俘获了。作为孝子的周飏不得不投降了杨安。十一月，杨安攻克梓潼。东晋荆州刺史桓豁派江夏相竺瑶去救梁益二州。竺瑶听说广汉太守赵长已经战死，只好带兵退回。东晋益州刺史周仲孙带兵在绵竹抵御朱肜，后来听说毛当即将进逼成都，周仲孙便带了五千骑兵逃到南中。前秦因此夺取了梁、益二州，于是邛、莋、夜郎等小国都依附于前秦。苻坚任命杨安为益州牧，出镇成都；任命毛当为梁州刺史，出镇汉中；任命姚苌为宁州刺史，出镇垫江；任命王统为南秦州刺史，出镇仇池。自此，当年桓温收复的西南地区全部落入了苻坚的掌控之下。 苻坚打算任命周飏为尚书郎。周飏说：「 ”我承蒙晋的厚恩，但老母被俘获，只好失去气节而留在这里。母子获全，这是秦给予的恩惠。即使公侯的尊贵，我也不以为荣，何况区区一个郎官！”因此不肯出仕。他每次谒见苻坚，要么盘腿而坐，要么直呼苻坚为氐贼。曾有过一次朝廷元会，仪卫十分盛大，苻坚问周飏道：「 ”晋朝的元会，跟我们的比较怎样？”周飏卷起衣袖厉声答道：「 ”这不过是犬羊相聚，怎敢跟天朝的盛会相比拟！”秦人觉得周飏大不逊，屡次请求苻坚把他杀了，但苻坚却反而待他更加优厚。 周仲孙因为益州失守被免官。桓冲任命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任命毛虎生的儿子毛球为梓潼太守。毛虎生和毛球一道去讨伐前秦，来到巴西时，因为缺乏粮草，只好退驻巴东。 九月十五，朝廷任命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兼吏部尚书，共同执掌朝政。谢安总是感叹说：「 ”朝廷的大事，当大家都不能解决时，只要咨询王公，无不当场解决。” 朝廷任命吴国内史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出镇广陵。十一月，又任命侍中王坦之为中书令，领丹杨尹。 这年，鲜卑酋长勃寒寇掠陇西，苻坚派乞伏司繁去讨伐他。勃寒战败请降，苻坚便让乞伏司繁出镇勇士川。 当时有彗星出现在尾箕，长十余丈，经过太微后，扫入东井（即井宿）。这彗星从四月开始出现，到秋冬还不冥灭。秦太史令张孟跟苻坚说：「 ”尾宿和箕宿是燕的；而东井则是秦的。如今彗星起于尾箕而扫过东井，这意味着十年之后，燕将灭秦。二十年之后，代将灭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他们现在布列在朝廷，得到的尊贵无人可比，臣私下感到非常担忧。陛下应当翦除这些潜在的敌人，好抵消天象的变化。”苻坚不听，反而任命慕容暐为尚书，慕容垂为京兆尹，慕容冲为平阳太守。 阳平公苻融听说后，上疏道：「 ”东胡当时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进行了多年的军事部署之后，才消灭了他们。显然这些鲜卑人本来就不是慕义而来的。如今陛下对他们这么亲热宠幸，让他们父子兄弟布满朝廷，执掌朝权，势力超过功勋旧臣。臣以为有狼虎之心的人，终究不可豢养。星象的变化都这样了，还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臣占据着可以上言的高位，不容许自己沉默。《诗经》说：‘兄弟急难’，‘朋友好合’。当年刘向只是宗室的亲人，还能极力进言，何况臣是陛下的亲弟弟！”苻坚回诏说：「 ”你的德望尚未充实而心怀是非，你的善行尚未卓著而言过其实。《诗经》说：‘德輶如毛，人鲜克举’（意思是即使施行仁政并不困难，但真正实行的人却很少）。君子处于高位，总是害怕会遭到失败，能够不勤勉担忧吗！如今天下虽然没有大事，但百姓尚未完全安宁，黎民也应当得到安抚，各个民族更应当和睦相处。朕正准备让各民族大众成为一家，把异族民众当作赤子。你应当停止担虑，千万不要心怀耿介。俗话说，天道助顺。只有修德才可以消灾。果真能够内求知己，哪里还怕外患！” 公元374正月初一，东晋大赦。正月二十七，刁彝去世。刁彝字大伦。少年时就遭遇家难。王敦之乱平定后，刁彝杀了仇人的党徒，用他的首级祭奠父亲刁协的墓，然后到廷尉去请罪自首。朝廷特赦了他，因此知名。 二月初一，朝廷任命王坦之代替刁彝负责徐、兖、青三州的军事、兼徐、兖二州刺史，出镇广陵。朝廷又下诏任命谢安总体负责中书省。谢安一心都在辅导幼主上头，即使会稽王司马道子也都得到他辅佐协调的好处。当时强敌经常入寇边境，告急书信连续不断，梁益二州不守，襄樊和邓县先后陷没。谢安却总是平心静气，遇事不慌，考虑问题都是做长远打算。正因为他施行的德政，所以文武百官能够同心协力。他也不苛求小事，精力都放在重要的大纲上，因此威望达到朝廷之外。谢安曾和王羲之一道登上冶城。他放眼远方，忽然悠然遐想，有超脱凡世的感慨。王羲之跟他说：「 ”夏禹为王室服务时，手足都长满了硬茧；文王从政时，废餐忘食，日不暇接。如今四处都是敌寇，我们应当思量如何为国效力。空谈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妨碍正事的虚浮文章，恐怕并非现在应当做的。”谢安答道：「 ”先秦任用商鞅，结果只存在了二世。难道那也是因为清谈导致的祸患吗？”谢安喜好声律，即使在服丧期间，也不放弃丝竹音乐。士大夫们都仿效他，因而成为习俗。王坦之屡次写信苦口婆心地劝谏他。谢安给王坦之回信说：「 ”我知道你完全出自爱惜我的好意，但我所追求的只是声乐而已。我以为称颂情义，没有什么是不可做的，你还以为我是为了自娱。如果要说度量轨迹和崇尚世教这些事，那不是我打算要议论的，也不是我在乎的。我常常以为你大体了解我的情趣，但显然你还没有领悟我濠上之鱼那种自得其乐的境界！因此看来，两人完全意气相投，并非容易。”王坦之回信说：「 ”您是天下之宝，所以被天下人所爱惜。而您做的不对的事，为何天下人不可以为之担心呢？希望您有幸为之三思。”书信往返四次，谢安终究不能听从他的劝告。 三月，秦太尉建宁公李威去世。苻坚让王猛接任司徒。王猛再次上疏推辞，觉得会因此受到权力过大的诽谤。苻坚终竟不肯。王猛只好受命，于是朝廷的内外万机，事无巨细，无不取决于王猛。 夏五月，蜀人张育和杨光起兵反秦，有部众二万人。他们同时还派遣使者前往建康请求援兵。苻坚派镇军将军邓羌率领甲士五万去讨伐他们。东晋益州刺史竺瑶和威远将军桓石虔率领部众三万进攻垫江，结果镇守那里的秦宁州刺史姚苌兵败，退守五城。竺瑶和桓石虔于是进驻巴东。张育自称蜀王，和巴獠酋帅张重和尹万等五万多人进围成都。六月，张育改元黑龙。秋七月，张育与张重等人争权，举兵互相攻打。杨安和邓羌趁机袭击张育，打败了他。张育和杨光退驻绵竹。八月，邓羌在涪西打败晋兵。九月，杨安在成都城南打败张重和尹万。张重战死，部众阵亡了二万三千人。邓羌接着进击张育和杨光，在绵竹把他们彻底打败，把他俩都杀了。益州于是重新归入前秦。 冬十二月，有人进入秦明光殿大呼大叫道：「 ”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苻坚命令禁卫拿下，但被他跑了。秘书监朱肜和秘书侍郎略阳人赵整因此再三请求杀了那些鲜卑人，苻坚不肯。赵整是个宦官，他博闻强记，写得一手好文章，并喜欢仗义直言。他上书以及面谏，前后涉及五十多件大事。慕容垂的夫人得幸于苻坚，苻坚曾和她同乘一辆车辇在 游玩。赵整唱歌讽谏：「 ”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苻坚改容向他致歉，同时让慕容垂夫人下车。 公元375年春正月，东晋大赦。五月初，蓝田献侯王坦之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他临终时还给谢安和桓冲写信，一心以国家为忧，根本不谈及私事。王坦之字文度，二十岁弱冠时与郗超一道很有名气，当时人们有这样的说法：「 ”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 桓冲因为谢安历来很有名望，便想将扬州让给他，自己请求外任。桓氏家族的人都觉得不能这么做，无不扼腕叹息和苦心劝谏，郗超也极力劝止，但桓冲不听，泰然处之。不久，朝廷下诏改任桓冲负责徐、豫、兖、青、扬五州的军事兼徐州刺史，出镇京口；任命谢安为扬州刺史，并加侍中。东晋京都建康隶属扬州，所以扬州刺史是朝廷最重要的职位之一。 要想知道前秦和东晋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文章。没有，在古代墓葬形式没有砖井这个形式。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墓葬的发展：
中国古墓葬墓与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事物。“墓”是指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葬”则是指安置尸体的方式。在考古学上，二者常被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自古以来，由于受“祖先崇拜”以及“事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因此，墓葬资料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本身，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风俗、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所以，墓葬所展现的埋葬习俗与埋葬制度常常被视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墓葬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后来，人们可能不忍心看到亲人尸体被禽兽所食，开始掩埋尸体，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放置尸体的墓穴。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
墓葬的意义：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
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
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
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东晋王朝（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虽然在今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朝代写进中国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中国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时间。
东晋的都城是建康(今江苏南京)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下面介绍几种帝王陵墓的封土形式：
第一种“方上”。其做法是在墓穴之上，用土层层夯筑，使之成为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因其上部为一小的方形平顶，好像方锥体截去了顶部。故日“方上”。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的坟头，望上去好像一座土山，它的形式就是典型的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坟头也多采用方上形式。
第二种“以山为陵”。即利用山丘作为陵墓的坟头，唐代帝王陵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唐昭陵就是以九蝬山为陵，凿山建造的。
第三种“宝城宝顶”。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添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这种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形坟头，称之为“宝顶”。在宝城之前，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方形明楼，称之为“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皇帝或皇后的谥号碑。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后妃皆采用了这种以宝城宝顶的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
商代是中国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字形墓”和“中字形墓”。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类似的墓葬在山东益都也有发现，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的一座最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17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余。除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形状虽然类同，但规模则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20余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字形或方形。其余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尸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随葬各种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余件,另有海贝近 7000枚。
由此可以想见，商代的王陵若不被盗掘，其随葬品应达到更为惊人的程度。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
在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字形墓的墓室之上，发现了大型的砾石，应是房屋的础石。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的墓坑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 由此可见， 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时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类似后世的所谓“享堂”。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河南省浚县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相似。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与商代一样，也多在墓底设腰坑。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葬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被证实为虢太子墓。
与商代一样，往往在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见彩图[车马坑])，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上述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10辆、马20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5辆,马1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规模最大的埋车12辆、马72匹。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
发掘 *** 明，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伯墓及其夫人井姬墓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
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有些国君和大贵族的陵墓，如上述平山中山王墓、辉县魏王墓和邯郸赵国贵族墓，都在墓室的两面设墓道，与商、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则和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湖北省随州，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附设车马坑。中山王墓的附近除车马坑以外，还有船坑，坑内埋船。这时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辉县的魏王墓，则在墓圹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粘土填在棺椁的周围，以保尸体和随葬品不朽。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随州曾侯乙墓椁室庞大,分隔为4个部分，双重木棺都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由于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一组共8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盒、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它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小型墓中，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墓室，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椁室以代替木椁的。这种横穴式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还很不普遍，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商周以来的传统墓制发生了变化。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在战国时代，确比商代、西周少见了。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从商、西周以来，墓主的尸体多是仰身直肢。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南方的楚国以外,黄河流域的秦、韩、魏、赵、燕等国都程度不同地流行屈肢葬。特别是西方的秦国，屈肢葬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墓中尸体侧身而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黄河上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种特殊葬俗的影响。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和山东省曲阜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后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陕西省临潼的,是中国第1个帝陵。陵园平面成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平面成方形。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寝殿。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元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有天井7个、壁龛8个，有天井4个、壁龛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龛2个，天井和壁龛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则都有前后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 白虎， 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 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 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的钦陵和李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后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后3室。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后作玄宫，尸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后两室的。赤峰的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都有前、中、后3室，并多设耳室， 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失。大约从早期的后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于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后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象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尸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则为此后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于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恩殿，基本上相当于唐宋陵前的献殿。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后殿的棺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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