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男孩姓王起什么名字最好听 男宝宝取名阳刚霸气
男孩姓王起什么名字最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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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诺健、李云慕、李绍勇、李灿驰、李鑫衡、李豪艾
李帆宁、李亚万、李业特、李丰祥、李杉升、李恩君
李飞麟、李普兆、李彬泰、李炫永、李辉梁、李悦途
李优东、李岩衡、李东裕、李咏润、李百友、李良永
李宇皓、李禾航、李耀航、李圣廉、李谦江、李义驰
李岩达、李星志、李杰昌、李海华、李博志、李儒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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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彬、李绍昌、李骏瑄、李嘉谦、李景亿、李桦义
李强佰、李新智、李雨西、李成俊、李圣德、李威洋
李蓝诺、李金恩、李霆梦、李虎恒、李荣嘉、李梁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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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高宗一日十二面金牌，将南宋上下“收拾旧山河”的美梦击得粉碎，岳飞被迫收兵南返，留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喟叹。千百年来，这次“虎头蛇尾”的北伐令无数豪杰扼腕，也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
□ 顺昌之围与岳飞北伐
绍兴九年（1139年），金宋达成和议，金国将陕西、河南归还南宋，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因此爆发激烈冲突。主和派完颜昌（挞懒）、宗磐、宗隽在斗倒宗翰一派后也失了势，完颜昌被贬为燕京行台左丞，在金熙宗完颜亶的支持下，女真贵族中最坚定的主战派宗弼（也就是兀术）和宗斡重掌朝政。宗弼晋封都元帅、越国王，仍领行台尚书；宗斡晋封太师，梁宋国王，仍领三省事；很快，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被处死，大权在握的宗弼被金熙宗授予全权，“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对于绍兴九年的和议，宗弼和宗斡原也赞同，但议和的基础却是反对归还河南、陕西，因此当初宗弼交割土地，率大军渡河返祁州（今河南安国），从汴京移镇河北大名时，就深以为恨，如今重掌大权，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经过激烈讨论，金国主政大臣达成了统一意见，认为：“赵构蒙恩再造，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5月，金熙宗颁诏，命宗弼的都元帅府兴师问罪，尽复疆土。
当时，宗弼因降将郦琼对南宋情况比较了解，问计于他，郦琼答道：
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
宗弼闻言大喜，于是四路兴兵、败盟南下，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喝侵陕西，李成攻西京，宗弼自己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率领孔彦舟、郦琼等将及精兵10万直趋汴京，旬日之间，尽复河南故地。宗弼以战胜之威，继续进兵攻宋淮南之地。金军游骑先抵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龙虎大王等人率前锋3万人“并至城下”，攻之不克。5月25日，宗弼亲率大军抵达，见城墙简陋，十分轻视，下令包围攻击，南宋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18万人闭城坚守，经数日激战，屡败金军，宗弼被迫退返汴京，“自是不复出”。
顺昌围急时，宋廷曾命张俊率军救援，韩世忠以轻骑取宿州，岳飞派骑兵到光、蔡、陈、许诸州相机策应，以钳制金军主力；宗弼退兵后，各路宋军相继转入反击。宋高宗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岳飞为京湖、京西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刘锜为沿淮制置使；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各率所部分道出击。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一代名将岳飞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在顺昌之围期间，一向主战的岳飞，所作所为却令人费解：
上文提到，5月下旬，宋高宗就在诏书中命岳飞出兵驰援顺昌，但岳飞却没有奉诏，反而求“赴行在”，面陈机密，宋高宗不准，再次颁诏给岳飞：
览卿来奏，欲赴行在，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伫也，遣此亲札，想宜休悉。
可是，岳家军还是没有动静，6月1日，南宋朝廷又特授岳飞为“少保”，加食邑700户，以示鼓励，6月6日，宋高宗再下诏书，命岳飞“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语气中已有责备之意，但岳飞原有“目疾”，此时又患“寒嗽”，因此还是迟至6月11日才从鄂州出师，但也只是以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背嵬军、游奕军骑兵出光州北上，岳家军主力仍未出发，与此相反，时驻襄阳的岳飞“复请诣行在所，面陈机密，”宋高宗仍不同意，命岳飞“疾速起发，……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认为，岳飞进军迟缓，是因为文书在递送中出现延误，此议恐不成立。《武经总要行军约束》有云：“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一日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梦溪笔谈》也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可见，宋高宗与岳飞文书往来，应用急脚递，襄阳距临安3200里，“急脚递”8日可到，所谓文书延误的说法应不成立。
6月22日，宋高宗得到顺昌府陈规的奏书，告知岳飞援兵已到，因此在诏书中说了几句“卿忠义许国之诚，嘉叹不已”之类的褒语，其实，宋高宗对岳飞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早在十天前的6月12日，宗弼大军就已从顺昌撤退了，所谓援兵成了马后炮。
对于这一阶段岳飞屡请“赴行在”的怪异举动，岳珂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言之凿凿，宣称岳飞欲与宋高宗商量建储之事，这是令人遗憾的杜撰。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已因建储事开罪宋高宗，双方深存芥蒂，军情紧急之际，岳飞不在前线督战，反而欲赴行在，重提旧事，既不合情理，更几近要胁，断无此理。
邓广铭猜测岳飞“欲赴行在”，是要商讨北伐的战略部署，这有可能，但金军此番败盟南下，其志非小，而顺昌地当要冲，一旦城破，淮南顿失屏障，个中利害，以岳飞之明察，焉能不知？岂有迟缓拖延之理？如果担心宗弼围城打援，也可袭“围魏救赵”故智，攻敌所必救，减轻顺昌压力，而岳飞两者皆不取，却要跑到遥远的临安与皇帝面谈，动机着实费解。
从今天掌握的史料来看，岳飞当时不积极救援顺昌，很可能是出于一种相当复杂的动机，也与他对整个战略形势的误判有关。众所周知，岳飞的夙愿是北伐中原，顺昌既牵制了宗弼主力，张俊、韩世忠又已率兵赴援，金军穷于应付，这样正好给岳家军腾开了进取中原道路，因此岳飞只是以偏师应付诏书，主力仍做进图中原的准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此举无异于置顺昌18万守军于死地，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在地理位置上，张俊的中护军确实距顺昌稍近，但张俊暴而寡谋、畏敌如虎，指望他积极救援顺昌，根本不现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6月中，张俊才出兵占领濠州，命统制官赵密经苏村西进，时值涨水，宋军经6昼夜徒涉，方抵宿城，一举败金兵，6月14日，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从寿春出兵趋宿州，夜半破城，金国守将马秦投降，26日，张俊主力进抵亳州，守将郦琼闻讯，弃城而逃。
此后，宿、亳一带“遇大雨，（宋军）皆坐水中”，张俊斗志顿失，奉派到他军中的枢密承旨周聿与李若虚不同，他劝张俊执行宋高宗“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旨意，张俊自然心领神会，于是留下雄胜军统制官宋超等千人守亳州后，便偕同王德回师庐州了。
相比张俊，韩世忠的战志当然要坚定得多。当时，他率前护军从楚州出发，占领海州，分兵包围淮阳军，金兵来救，韩世忠败之于泇口镇，又遣统制官解元占领谭城，刘宝败金军于千秋湖。不过，韩军围攻淮阳军，屡战不利，统制成闵、许世安等人负伤，师老兵疲，已成强弩之末；这样，真正能够救援顺昌的，其实只剩岳家军了，也正是基于此，岳飞的犹豫才引起种种猜测。
还有一种可能是，岳飞对情报出现了误判，最初抵达顺昌的金军只有3万多人，而刘锜守军接近2万，八字军又素号善战，岳飞或许认为守住顺昌绰绰有余，因此没有积极出兵救援，而是集中主力，向中原腹心地区进攻。
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种猜测是，岳飞出于个人恩怨，故意不救顺昌。建炎元年，岳飞曾在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麾下任职，当时王彦聚集义军攻陷卫州新乡县，突遭金军数万包围，义军突围溃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这次战役中，岳飞“违公节度，以其所部别为一寨”，后来，王彦的军队重新集合，岳飞惧诛，单骑前来请罪，左右将领劝王彦“斩飞以谢众”，岳飞闻言“惶恐色动”，但王彦以用人之际，人才难得，亲自给岳飞松绑，把酒压惊。这次事件后，岳飞“终不自安，即檄使赴荣河把隘，自尔复睽”。
10月，王彦率军进入太行山，士兵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八字军”，我们不妨设想，由于在八字军中曾险遭杀身之祸，岳飞可能因此与这支部队结怨，于是才有绍兴十年不救顺昌之举，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缺乏证据的揣测。
6月19日，也就是顺昌围解后，宋高宗根据形势，制定了反攻战略，在给岳飞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反攻的期许以及对岳飞的倚重：
金贼背约，兀术见据东京，刘锜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已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会合诸路，扼其奔冲，卿之一军，与两处形势相撞，况卿忠义谋略，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弃，付此亲札，想宜体悉。
应该说，诏书对进军的部署写很明确，岳飞早在绍兴五年，就已定下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这时，岳飞的军队实际上已分为五部分，我们按现代军事战略的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援淮军、挺进军、野战军、主力军和留守部队：
一、援淮军，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骑兵出光州援顺昌；
二、挺进军，京东路以李宝、孙彦的部队进行游击，梁兴、赵云和李进各率一军，与别将董荣、牛显和张峪所部一同渡河北上，联络两河义军。
三、野战军由武赳、郝义率步兵出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吴琦、商州知州邵隆会合，切断宗弼军与正在陕西作战的撒离喝军的联系。
四、主力军，岳飞本人出平靖关、信阳军，向蔡州攻击，目标直指汴京。
五、留守部队，驻扎襄阳、鄂州的部队和水军负责江西路江州到江东路池州的江防，保障后方。
6月22日，宋高宗分遣朝臣携带诏书前往各军主将处，其中司农少卿李若虚赶赴德安（今湖北安陆），与岳飞“计议军事”，他带来宋高宗的旨意：
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划措置，先入争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施设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
在这份诏书中，宋高宗似乎是有条件同意岳飞北伐，但李若虚还带来一份口谕，说 “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当时，岳家军主力既已出发，岳飞认为机不可失，李若虚激于大义，也深表赞成，主动了承担“矫诏之罪”，鼓励岳飞放开手脚，继续完成北伐大业。
在金军方面，宗弼退返汴京后，以昭武大将军韩常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淮宁府），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商丘（宋称应天府，金称归德），建立了以颍昌、陈州、商丘为据点的外围防线；宗弼与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镇国大王率主力屯汴京，机动作战；山东方面，金将赤盏晖的部队控制着登、莱、沂、密四州，掩护汴京的侧翼；在豫西，金国的河南尹李成、王胜等人率军驻守西京洛阳、河阳，构成了汴京的西部防线。
关于岳飞在北伐中的具体战斗过程，前人已有充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岳家军主力的进军路线大致是经德安、平靖关、信阳军北上，直扑蔡州、郾城，整个北伐大约持续了一月时间。从6月底到7月27日岳飞奉诏班师，岳家军与金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交战，所向无敌、连战皆捷，基本实现了岳飞扫清外围，最后会攻汴京的战略计划。
7月14日颍昌大战后，岳家军乘胜追至距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宗弼亲率10万大军迎战，又被岳飞以背嵬军500骑摧破，于是退回汴京固守。
□ 朱仙镇大战后的中原战场形势
朱仙镇战后，中原战场的形势非常微妙，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章中认为：“虏人巢穴尽聚东京，屡战屡奔，锐气沮丧，得间探报，宗弼已尽弃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这种说法表明了岳飞对当时战略形势的观点，但是否符合事实，很值得商榷，金军确实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否已“锐气沮丧”，准备逃走，这缺乏明确的记载可以佐证。
首先，我们之所以说宗弼主力一败再败，逃回汴京，这主要是基于宋人的记载，《金史》是概不承认的，《宗弼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金史》是元人所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女真人避讳，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说“宗弼再提兵，与宋将岳飞战，连败”，承认了失败，但也没有提到金军陷于瓦解的情况，宇文懋昭是所谓淮西归正士人，习知金国情况，其说或不虚。
从上述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在宋人记载中空前激烈的所谓郾城大战和颍昌之战，对金人来说，可能还至于伤其原气。金军在汴京周围，仍保有强大兵力，韩常在长葛还有5万兵力，韩世忠围攻淮阳军不克，张俊、王德、杨沂中的主力迁延时日，还在亳州、宿州一带徘徊，商丘仍在金军手中。
朱仙镇之战，后经文艺作品的演绎，流传众口，但在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史书提及这次战役，因此很可能是出于虚构，既令属实，则宗弼以10万大军出征，虽被岳飞500精骑摧破，但这种小规模战斗，不可能消灭宗弼太多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却有记载表明，当时宗弼不仅不准备放弃汴京，而且颇有故示虚弱、诱敌深入的可能，史载宗弼“与龙虎大王等会于东京，议以为（宋军）诸帅皆易与，独岳飞孤军深入，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也说“方宗弼夜弃京师，将渡河，有太学生扣马谏曰‘愿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宗弼曰‘岳少保以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城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也？’生曰‘不然，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宗弼亦悟其说，乃留居”。在《大金国志》中亦有宗弼“出入许、郑之间，签两河军，与番部凡十余万，以谋再举”的记载，这些史实充分说明金军根本没有北逃的打算。
然而，7月16日，岳飞得知忠义军统制赵俊、乔握坚等人在金军后方攻下赵州后，便高兴地上书宋高宗说“金贼近累败，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过河，唯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南，此正是中兴之时”。显而易见，岳飞把宗弼派遣8000人过河，看成是金军主力即将撤离汴京的征兆，其实从以后的记载看来，宗弼遣兵过河，很可能是为了镇压后方的义军，应是正常的军事部署，岳飞认为金人将遁恐与事实不符。
当时的中原义兵蜂起，金军处境确实困难，但远没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宗弼在汴京“签军”，无人应募，本是意料中事，应不会影响女真士兵的士气和斗志,《宋史岳飞传》提到：“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千户高勇之属，皆密爱飞旗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似乎金军内部分崩离析。
然而，这些记载未必可信，昭武大将军韩常愿内附，岳飞派贾兴与其联系一事，就值得怀疑。韩常，燕山人，是宗弼的腹心将领，累战有功，按《金史百官志》说法，昭武大将军是正四品武职，官位不低，宗弼的女婿夏金吾也不过是正三品的金吾卫上将军，且韩常又是一员夏侯敦式的勇将，建炎四年的富平大战中，张浚以20万大军包围金兵，“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既出。”以韩常之勇，难以理解他会因暂时的失利而请降于岳飞。
以往的史料，对于河北义军的战斗力，也作了过高估计。关于这些义军的兵力，其说不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说是四十余万，到了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突然变成了百余万，如此编造夸大史实，几近儿戏。诚然，两河义军牵制了大量金军，金国怀州守将－以“狡黠”著称的乌陵思谋甚至召集父老说“若南宋军来，则不必尔等为计，我当纠率郡人，开门纳王师矣”，但这只是稳定人心的一种权谋，并不代表金国统治已陷于瘫痪，所谓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行”，有些言过其实。
当时的义军成分复杂、组织松散、装备简陋、互不联系，缺乏统一指挥，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要想攻克金军设防坚固的城市并不容易。如绍兴八年（1138年），忠义军民兵十多万人打着岳飞旗号，围攻郓州，时金国守将完颜昂仅有5000余人，双方相持几天后，占绝对优势的民兵居然攻之不克；此后，民兵又转围邳州，那里的金军只有1000多人，民兵强攻不克，又挖掘地道，都被金军一一挫败，最后金国派来援军，抗金民兵遂一哄而散。
郓州、邳州位于山东，邻近南宋统治地区，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众基础相当好，表现尚如此不济，在金军和伪齐政权盘踞多年的中原，情况不问可知。
对于金宋战争的总体形势，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诚然，在残酷的战争中，南宋方面成长起了一批以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为代表的名将，不堪一击的情况早成历史，金军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势如破竹。因此，金熙宗后，金军由全线进攻，转为对川陕、河南的重点进攻，也是这种形势的反映，金将韩常承认：“今昔事异，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也。”可见，金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以往，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南宋政权已具备了彻底收复中原甚至灭金的实力，则未免言过其实，就以这次北伐而论，岳飞虽然屡传捷音，但随着张俊、韩世忠、杨沂中的撤退，岳家军事实上已成孤军，宗弼的主力得以集中对付岳飞，这就使中原战略态势急转直下。
在今天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岳家军勇往直前，形势一片大好的描述，其实当时的形势对岳家军来说，可谓空前严峻、空前险恶，由于战线过长，岳家军分兵把口，主力已经陷于分散，在《乞刘锜依旧屯顺昌奏》中，岳飞提到“本司所管军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且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七月中旬，岳飞又上奏朝廷，“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言词之恳切，情绪之激动，可见一斑，对此，不少史书都有记载。
例如《宋朝南渡十将传》云：“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后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等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刘锜。”刘锜手下将领认为“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顾全大局的刘锜认为“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于是分遣别将雷仲、柳倪趋太康县，诸将以为“贼在沙河，而趋太康，非路也”，刘锜料敌如神，告诉诸将“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当夜，宋军进至太康，金军果然闻风遁去，岳家军才得从容撤离。
当时，刘锜本已奉诏“择利班师”，但他根据战场形势，没有“轻为进止”，只是命左军统制杜玘、右军统制焦文通率军东下镇江，刘锜的军队分为前、后、中、左、右、游奕、选锋七军共18万人，除去左右两军后，所余者不过万人，但刘锜不顾兵少力弱，仍果断出兵援助岳飞，足可证明刘锜不愧为名将。
顺昌围急时，岳飞没有积极救援；岳家军处境危急时，刘锜却不计旧怨，毅然伸出了援手，单凭这一点，刘锜和岳飞的将道高下，可谓云泥立判。
□ 岳家军与宗弼军的实力对比
关于岳家军北伐时的实际兵力，史书一直缺乏明确记载，因此只能依据各个时期中，有关岳家军兵力的零星记载来分析了。
建炎二年时，岳飞还是一名小校，有兵2000人，受东京留守杜充的节制，建炎四年，岳飞孤军克复建康，这是他赖以成名并受知于宋高宗的一战，史载当时岳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二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绍兴二年夏，岳飞平定曹成之乱时，兵力为12万余人，同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建议宋高宗北伐中原，在奏折中也提到“今张俊军三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一千，王燮军一万三千，……刘光世军四万。”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南宋的兵制变化很大，也不是很规范，募兵仍然盛行，因此军中士卒拖家带口，具体数目很难准确估计。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整顿军队，将原来的神武左、右军和御前巡卫军整编为前、右、中、左、后、选锋、护圣七军，每军皆设统制，各军兵力不详，但杨沂中为中军统制，仅辖6900多人，岳飞为神武后军统制，却有兵一万余人，后岳飞奉调到虔州镇压农民起义，有众24万人，可见在当时已算是手握重兵了。
《宋会要辑稿》也说，“契勘江西见有岳飞一军二万余人，理宜就便差拨”，这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暗合，可见当时岳飞所部大约为二万人左右。
绍兴四年，岳飞提兵北伐，进攻伪齐的襄、邓六郡，在“措置襄汉乞兵申省状”中，他请求宋廷增兵，称本部人马现有28618人，准备扩编到6万人，经宋高宗批准，将荆湖北路安抚司统制崔邦弼、颜孝恭的部队编入岳家军，时崔部有3000人，颜部1900人。这次北伐中，岳家军的对手不是金军主力，因此战斗十分顺利，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军队减员很少，相反，从俘虏中补充了有生力量，兵力迅速增强。绍兴五年（1135年），岳家军在洞庭湖平定杨幺起义军，“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兵力又有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
也是这一年，宋高宗因神武是南北朝时北齐军旧号，因此又改番号为行营护军，分别由当时位高权重的五位大将统率，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介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这五支大军成为南宋军队的主力，韩世忠等人也被称为五大帅。
绍兴九年（1139年），韩世忠、岳飞、张俊三人所部的统制、统领、将官813人，又奉诏各进秩一等，这样，三大护军的实力又有增强，大致情况如下：
韩世忠的前护军8万人，辖统制11，统领13，正、副、准备将189，约有63将的编制，以淮东楚州（今江苏淮安）为基地；
刘光世的左护军52万人，辖十军，先以池州、庐州为基础，绍兴七年（1137年），刘光世因畏敌避战，被解除兵权，淮西兵变后，左护军名存实亡了；
张俊的中护军8万人，辖十一军，以建康府为基地，有统制10，统领14，正、副、准备将297，共有99将的编制；
岳飞的后护军10余万人，以鄂州（湖北武昌）为基地，辖十二军，有统制22，统领5，正、副、准备将252，共84将的编制；
吴玠的右护军7万人，以兴州（陕西略阳）为基地，编制情况比较复杂；
除去以上五大主力之外，南宋尚有刘锜的由八字军改编的侍卫马军司，大约2万人；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大约有3万人左右。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岳飞的后护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按目前掌握的记载，大致分为十二军，包括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其中背嵬军是岳飞亲兵，最为精锐，《云麓漫钞》记载“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所谓“背嵬”就是给大将背酒瓶的人，“燕北人呼酒瓶为嵬，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之人负之”。
作为岳飞的亲随，背嵬军是一支疆场决胜的强大力量，据记载，仅骑兵就有8000人，岳珂也说“颍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袁甫在《蒙斋集》中有诗赞：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候，先辈有闻多散佚，后生谁识发潜幽。
至于绍兴十年岳家军的实际兵力，估计应为10万多人左右，这有多项史料佐证，如“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云“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独醒杂志》说“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可以一当百”。《中兴小历》记载秦桧党羽诬蔑岳飞的说法，有“岳飞议弃两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等语。《鸡肋集》也提到：
“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岳候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
刘光世军52万人，岳家军既然用度比刘军加倍，则至少应有十万之众，到绍兴十年，岳飞所部的将校级军官较之绍兴五年增长了18倍左右，每位将领所率的平均兵力从绍兴五年的3300人下降到绍兴十年的1200人，岳家军的军官比例之高已经远超其它四护军。
岳家军兵力虽多，但绍兴四年占领襄、邓六郡后，辖境日广，因此北伐之前必须留下足够的军队守卫后方。《毘陵集》记载：宋高宗害怕岳家军北上后，“贼骑透漏渡淮，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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