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一页五彩斑斓的历史是哪个文章
历史是一部恒久的名著，有韵味悠长的墨香历史是一部铿锵的乐曲，有抑扬顿挫的旋律
光影流转，五彩斑斓，历史底蕴深厚的澳门有哪些绝对不能错过的美景呢？钱穆的历史观和基本历史主张是什么？这个问题，事实上钱穆自己已经做过了非常完整的回答，那便是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所写的最为著名的那段话：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对中国历史存有温情与敬意，警惕历史进化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由此钱穆治史“一生为故国招魂”，对于传统中国尤为推崇，不仅表现在古今之辨，也表现在中西对比中，有时不免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刻意美化之处。
钱穆反对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民国史学主流考订派，而自己更多依托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间或杂糅经学的色彩，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
他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史学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立场，但另一方面其实也做了一些“无用之功”，特别是在现代史学科学严谨的研究以及考古学的诸多发现下，钱穆的很多结论都暴露出明显的错误。
徐复观评价过钱穆是“良知的迷惘”，认为“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键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
徐还指出：“钱先生把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的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特举出不三不四的事例来，以证明汉代不是专制，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学者何兆武年轻时上过钱穆的课，在他的《上学记》里有谈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
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汪荣祖则说过：“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胡适更是批判钱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
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就连他的学生余英时，虽然肯定其为开放型的现代学人，也不否认他择善固执。
所以钱穆固然在民国时已成名家，但被排除在其时的一流行列之外。
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届院士中没有他，1949年“抢救大陆学人”的名单中也没有他。
当然，这多少也与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观点不和有关。
钱穆“择善固执”的历史主张也催生了他的政治主张。
在1945年的《政学私言》中，钱穆提出“中国之前途，将决于中国之文化”。
这可以视为钱氏的“文化建国”方案，也决定了他在1949年时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大陆的选择。
在如今“国学热”的氛围下，钱穆被捧为“大师”，难免有些过誉了。
但在对新文化也进行新的审视和反思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将钱穆完全否定掉。
客观地看待其有价值的研究和思想，经由他的主张重新思考传统的意义，才是发掘钱穆的正确路径。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国史大纲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
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 “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
）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
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
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
）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
）三曰纪事本末。
（此本尚书。
）其他不胜备举。
（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
）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
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
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
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
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
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
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 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
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
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
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
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
将以 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
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 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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