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朝鲜在元朝的时候是叫什么?
朱元璋赐名朝鲜
元朝与高丽一直保持着比较特殊的关系，自元世祖忽必烈后，高丽的历代国王几乎都是元朝皇帝的女婿（尽管其王后不一定是元朝皇帝的亲生女儿），而高丽的美女也成为一种特殊的贡品，元朝灭亡后，明朝继续接收这种贡品，后来的清朝也不例外。而赏赐高丽女子给大臣当小妾也成了皇帝的一种恩赐。但这种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后才逐步形成的。
当时的高丽国位于朝鲜半岛，与蒙古人兴起的漠北之地相距不远，因此，蒙古人兴起不久便与高丽有了联系。1216年，一支原依附于蒙古人的契丹人军队造反失败后，流窜进入高丽境内，占领高丽江东城，并以此为据点四处烧杀抢掠。1218年，蒙古大将哈真统帅大军追击契丹叛军进入高丽，高丽国王派遣将军赵冲领军协助，并向蒙古军提供粮草。第二年，江东城守敌投降，哈真与赵冲举行盟誓，蒙古与高丽约为兄弟之国。但蒙古人显然对这个兄弟之国一点儿也不客气，从此年年遣使到高丽索要各种物品(从毛皮、绸缎到笔墨纸砚无一不要)，让高丽人觉得“蒙古于夷狄中最为凶悍”。蒙古年复一年的巨额勒索，让高丽喘不过气来，也使敌视蒙古的情绪逐渐升温。1225年，一蒙古使者在出使高丽返回的途中被杀，虽然凶手是谁一直没查出来，但蒙古人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高丽的头上。杀死使者在蒙古人看来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曾多次为此与别国开战。但由于蒙古大军西征，接着成吉思汗又在征讨西夏途中逝世，使蒙古没有立即对高丽展开报复。直到1231年，蒙古大军才首次进攻高丽，连战连捷的蒙军直逼高丽王城。高丽高宗无奈只好遣使议和，蒙古军队勒索了巨额财物后退军。但仍在高丽的各京、府、县留下了72名达鲁花赤（镇守者），对高丽进行间接控制。
但高丽人并未因此而臣服，高丽民间的反蒙浪潮从未停止，许多地方的蒙古达鲁花赤相继被杀。为避免蒙古的报复，高丽权臣崔怡决定迁都江华岛。被激怒的蒙古大军又一次入侵高丽。蒙古军队虽然陆上无敌，无奈却不习水战，而高丽朝廷则是坚壁清野，誓死不出岛。到1257年止，蒙古先后遣军7次征伐高丽,但都无功而返。当然，金银财宝和美女、工匠倒是抢了不少。虽然高丽国拒不投降，但蒙古大军的多次讨伐给高丽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不少地方因惧怕蒙古军队屠城，纷纷举城归附蒙古。高丽有不少大臣也对与蒙古对抗到底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同时，蒙古也在筹划另立高丽入质蒙古的质子为新君，而这一旦成为既成事实，高丽朝廷便面临边缘化的危险。1258年，高丽众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主张弃陆保岛的权臣崔氏，出陆降蒙。1259年，蒙古与高丽达成和解协议，蒙军撤出高丽，高丽王室也承诺移居陆地，两国战争状态终于结束。
1259年，高丽世子应蒙古要求入朝，前往正在四川前线督战的蒙古大汗蒙哥军营。当他到达六盘山时，得到蒙哥7月在钓鱼城去世的消息（正史说是染病，也有说是攻城时被宋军打伤致死的），于是改道向南，正巧遇见从前线返回的忽必烈。此时忽必烈正打算回去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高丽世子此时前来觐见，无疑是一个吉兆。他十分高兴，对部下说：“高丽远在万里之外，即使是英明如唐太宗，亲征也不能使其臣服，现在高丽世子主动来归附于我，这岂不是天意让我即大汗之位。”于是，忽必烈让王与自己一起北行，共同抵达开平。不久，高丽高宗去世，高丽世子回国即位，这就是高丽元宗。但1260年元宗继位后，国内并不安定，权臣林衍和金俊一直把持着朝政。而由于蒙古多次入侵高丽，高丽国内的反元情绪不断高涨，对这位蒙古人所立的国王本就十分不满，加上忽必烈南征南宋的时候，高丽又被迫为蒙军制造战舰，提供粮草，国人对亲元的元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情况下，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趁机废掉元宗，拥立安庆公为国王。得知消息的忽必烈立刻派使臣前去责问。在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林衍被迫拥元宗复位。为了巩固高丽王室的地位，高丽元宗决定与元王室联姻，借助蒙古的力量保全王室，同时也好阻止蒙古吞并高丽，维持半独立的地位。1271年，高丽元宗再次遣使赴元，为高丽世子王谌请婚，同时遣世子王谌入元为质。忽必烈同意了高丽元宗的联姻请求，决定以自己13岁的幼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后封齐国公主）下嫁已经入元为质的王谌。公主年幼，直到3年后婚礼才举行。。婚后一个月，元宗就去世了，王谌归国即位，是为高丽忠烈王。
与元朝的联姻让高丽王室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原本对高丽国王粗暴无礼、颐指气使的元朝使臣和达鲁花赤们现在居然也开始讲起礼仪来，对忠烈王格外尊重，而这是元宗在世时想也不敢想的。显然这都与忠烈王成了大元皇帝忽必烈的附马有关。尝到甜头的高丽王室于是将娶个元朝公主作为保住王位和性命的首要任务。高丽忠烈王之后，除忠穆王和忠定王因在位时过于年幼，不宜娶妻外，其他国王娶的都是元朝的公主，其中忠肃王因丧偶故，前后迎娶了3位元朝公主。不过，显然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对高丽并不是十分看重，这些“公主”都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尽管如此，这些元朝公主们在高丽还是享有极大的特权。她们一旦下嫁高丽国王，无论高丽国王是否已有嫔妃，元朝公主立刻就册封为正宫王后，其生的儿子则自动获得嫡子的地位，并且优先立为世子。同时，元朝公主们依仗元廷的支持，把握内宫权柄，甚至还多次干预国事，决定人事的任免。而从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们则普遍患上了惧内的病症（这与现在的韩国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史书记载，虽然齐国公主嫁人的时候才16岁，而忠烈王已经39了，但齐国公主不改蒙古女子的火暴脾气，经常对忠烈王伸手就打，张口就骂，乃至棍棒相加，而忠烈王对这位公主老婆丝毫根本不敢得罪，只有躲在一边暗自落泪。当然，这种忍让也换来了不少好处，忠烈王携齐国公主第一次朝见元世祖时，提请废除元朝专设的高丽达鲁花赤一职，忽必烈欣然允诺。后来，高丽还收回了元朝侵占的两处领土。为表示对元朝的敬意，原本与中原汉人服式一致的高丽王室在服装和发式上开始效仿蒙古。忠烈王不仅平时穿着蒙式服装，头发也结成辫子，高丽民众见之都摇头叹息，甚至痛哭流涕。1278年，忠烈王更是规定高丽境内的服式都依照蒙古式样制作，以致于忽必烈闻讯后都十分惊讶,自己好象没有下过这样的。
当然，元朝也不会一味的纵容高丽，当奴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国高丽除了献上些粮食牛马和人参之外，唯一让蒙古人看得上眼的特产好象也只有女人了。当时达官贵人们都以拥有高丽女奴的多少与数量相比较，女奴少且“质量”差的，往往被人取笑。因此，元朝不断向高丽索取女子。1287年，元世祖下旨要求高丽的处女必须先告官登记，否则不得出嫁。1307年，高丽王廷下令，全国13岁以上16岁以下的女子，不得擅自出嫁，以优先供元朝挑选。自1275到1347年，高丽共遣使赴元献处女16次。这样做的结果是高丽人生了女儿往往都秘而不宣，即便是邻居也不让知道，以防被官府送去元朝。（当然，生儿子的结果也不一定好，甚至更差，因为元朝也需要大量的太监的，而且高丽太监特别受欢迎，原因吗？我也不清楚。）但即使是高丽国极其配合,也满足不了元朝对女人的需求，因为除了元朝皇帝及王公大臣需要高丽女子作为妃嫔妻妾或侍女以供乐外，元朝还需要大量女子配给军人作配偶。于是，高丽国为此专门成立了结婚都监和寡妇处女推考别监，除了处女还到处搜寻已婚妇女和孤儿、逆贼之妻、僧人之女、罪犯的妻女等，以满足元朝的需要（估计高丽人也很能生的。）。而高丽的王室女子的高官之女更是以献给元朝皇帝或王公大臣为荣。两家的姻亲关系也因此更加亲近，以至于元朝皇帝虽然换了不少，其中几个皇帝的家族还有相互敌对的，但与高丽的关系却一直十分亲密。而高丽贡女的地位在元顺帝时也达到了顶峰。通过一娶一送，高丽国依靠女人存活了下来，总算没有被蒙古大军灭掉，对高丽王室来说，应该还是合算的买卖。
元顺帝刚即位的时候，高丽籍宦官、徽政院使突满迭儿向皇帝进献了一批礼物，其中便包括一名高丽贡女奇氏。奇氏生性聪颖慧黠，很快就取得了皇帝的欢心。当钦察氏答纳失里皇后因兄弟叛乱被废杀之后，元顺帝便提出要立奇氏为皇后。
但权臣伯颜认为皇帝必须按照成吉思汗定下“弘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的规矩，册立一名出身显赫的弘吉剌氏女子为皇后。
至元三年（公元1337）三月，元顺帝依照伯颜的意志册立了他的第二任皇后。她的名字叫伯颜忽都。这位皇后曾生过一个儿子，可惜才两岁就死了。而奇氏却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爱猷识理达腊。于是，奇氏被封为第二皇后，这为她将来接任皇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皇后不太爱管事，宫中大权尽落奇氏手中。奇氏因宠生骄，和幼年时的邻居，一个叫朴不花的高丽宦官狼狈为奸，结party营私，干了不少坏事。为了控制其他大臣，奇氏从老家又弄了不少高丽美女，分送给各位王公大臣。这些女子仗着皇后的势力，在夫家为所欲为，不久就取代了原来正妻的位置。眼看着爱猷识理达腊成为太子，很可能在未来登上皇位，在高丽的奇氏家族也逐渐从一贫贱人家变成一方恶霸，并严重威胁到高丽王室的统治。此时已是元朝末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反元义军此起彼伏。1356年，高丽恭愍王趁机以谋反为名尽诛奇氏家族。奇氏决心要报复，她说动元顺帝，出动了一万大军，准备废了高丽恭愍王，结果却大败而回。1365年，皇后伯颜忽都去世，享年42岁。元顺帝册立奇氏为皇后。1369年，明太祖出师进攻开平，顺帝又逃到和林，后来又颠沛流离到了应昌。不久51岁的顺帝因痢疾去世。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这是北元昭宗。他的皇后也是高丽◆氏。此时，逃回漠北的元朝廷对于高丽国再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高丽转而向明朝称臣。
但元朝的灭亡最终还是给高丽王室带来了灾难。只是这根子是很早就埋下的。公元1351年（元顺帝至正11年）5月，刘福通在颖州首举义旗，江淮之间纷纷响应，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为消灭红巾军，高丽国也奉诏派兵协助镇压，但出师不利，数员大将先后被杀，但高丽军并未离开，而是在江淮等地大肆烧杀抢掠，这也激起了红巾军将士对高丽人的愤怒。1357年6月，刘福通指挥三路大军北伐，兵锋直指大都。三路红巾军转战千里，声势浩大。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从山东曹州出发迂回包围大都。1359年（元顺帝至正19年）元月，大军攻克辽阳。元顺帝为避红巾军锋芒，下旨于高丽耽罗（济州岛）修建行宫，欲避难于高丽。
为切断高丽对元的军事援助，巩固辽阳行省，围困大都，红巾军决议东征高丽。1359年，红巾军主将毛居敬帅大军四万渡过鸭绿江，开始第一次讨伐。虽然红巾军连续攻克义州，麟州，又于宣州大败高丽军，攻克定州和西京（平壤），但因天寒地冻，红巾军中冻伤者甚众，只好撤离西京，退至龙冈，咸从。咸从一战。红巾军大败，渡过鸭绿江西归者不满千余。1361年10月，红巾军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所部20万大军第二次讨伐高丽。11月，两军大战于安州，高丽军大败。数日后，红巾军攻陷开京。但红巾军将领此时只顾四处抢掠，忘了追歼残敌。而高丽人则以大量女子贿赂红巾军将领和兵士，使之沉醉于温柔乡中。就在红巾军将士在高丽王城中享乐的时候，高丽总兵官郑世云率军二十万，已屯兵于开京东郊天寿寺。一个大雪中，趁红巾军多于营中取暖之际，高丽万户李成桂（以后的朝鲜太祖）率2000精兵出其不意的攻入开京，城内的高丽人群起接应，高丽大军随后迅速攻入，红巾军大败。关先生，沙刘二以下十万人战死，破头潘率余部遁走鸭绿江，退回辽阳，后被元军俘虏。
尽管红巾军被打退了，但立下大功的李成桂却也就此逐渐掌握了兵权，并最终废掉了国王，自立为王，高丽国就此灭亡。称王后的李成桂拟定了两个国号——“朝鲜”和“和宁”请朱元璋决定，朱元璋选了朝鲜二字，这就是朝鲜国名的由来了。
来源：博客 远东巡洋舰
来历：
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创建朝鲜王朝。为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参考了高丽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遣使请明太祖朱元璋裁定国号。朱元璋认为“朝鲜”是古名，而且“朝日鲜明”出处文雅，因此裁定朝鲜为新国名。
1948年9月9日，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北半部建国时，采用了“朝鲜”这一国号，定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扩展资料
70万年前： 朝鲜半岛开始有人类定居。
公元前2333年：传说中的檀君王俭建立古朝鲜国。“朝鲜”，意思是“宁静晨曦之地”。
约3000年前：殷商贵族箕子率部众来到朝鲜半岛，建立第一个有信史记载的王朝，史称“箕氏朝鲜”。
公元前194年：燕国的将军卫满推翻了箕氏朝鲜的政权，建立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史称“卫氏朝鲜”。
公元前100年前后：朝鲜半岛上形成了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
668年：唐朝、新罗联军灭亡高句丽和百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918年：后高句丽的部将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他迁都至自己的家乡松岳（今朝鲜开成），改国号为“高丽”。
1392年：高丽的将领李成桂发动兵变，建立朝鲜，定都汉阳（今韩国首尔），后世称“李氏朝鲜”。
1592年：日本关白（丞相）丰臣秀吉率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1598年，日军被中朝联军击溃，此段历史称“壬辰倭乱”。
1894年：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的“甲午战争”，战后日本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结束中朝宗藩关系。
1910年8月22日：韩国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光复”。
1948年：8月15日，半岛南部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任总统；9月9日，北部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任国家元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1953年7月27日：中朝联军同联合国军签订了停战协议。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双方。
1972年7月4日：北南双方联合发表了《七·四南北联合声明》，敌对近30年后朝韩之间正式对话。
1990年9月5日：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在汉城举行了自45年分裂以来的首次总理级会谈。
1991年9月17日：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12月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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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小民的切肤之痛是赋役繁重，随州亦不例外。所谓“陷税”即偷税、漏税。随州陷税问题较轻，因为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如种桑柘，毋得增税，“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为求均税，实行方田法，从京西、河北两路开始。宋代交纳赋税有固定的处所，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这叫支移。本来支移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由于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不按规定“徙丰就歉”，即以丰收地方的物资调剂歉收地方的困难；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徙歉以就丰”，通过这一手段以中饱私囊。贫下户虽免支移，然估价既高，更收脚力钱，成为变相的税外之税。与支移联系在一起的“折变”，对小民是一种折磨，因交实物不方便，就将实物折算成现钱。贪官污吏耍花招，“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辗转折算，小民是越折算越吃亏。南宋时，“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小民卖出的物品价贱，而官府折算的价钱比实价要贵一倍两倍，支移折变给小民的痛苦极大。而京西路旧不支移，随州百姓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免除了这一痛苦。到北宋末徽宗时，政治腐朽，朝廷挥霍无度，崇宁(1102—1106年)中命令“支移所宜同，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从此经常征收脚费，一斗交钱56文《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相当元丰(1078—1085年)年间正税的数目，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百姓不堪其苦，推行30余年后，地里脚钱不到一斗的，全减免；凡税钱不到一斗的，支移皆免。
随州除享受不支移的优惠外，还享受过不榷的照顾。随州与陈、滑、蔡、颍、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即在这一带官府不实行酒的专卖和课税。太平兴国(976—983年)时改行榷酤法，官府获利无几，民间被害甚大《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冬十月辛未》及《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说明这一带民风淳朴，嗜酒者少，酒的消耗量小，这是原来不榷的根本原因。
京西膏腴官田多，承租官田的，“官贷牛、种，八年乃偿”《宋史》卷173《食货上一》。京西路租佃官田者，所享受的优惠条件为其他地方所罕见。宋代“州县既广，徭役益众”，民户多因役重破产，“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为规避重役出家当和尚的，赵州即有上千人。庆历(1041—1048年)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万一不足使用，以厢兵代役，京西南路的随州在“裁损役人”之列，“土地不敢多耕”的现象有所缓和。当然，土地抛荒与人口逃亡难以完全避免，但比不裁损役人之处在程度上必然有所不同。为解救百姓疾苦，宋代设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常平仓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惠民仓则是遇岁歉，减价抛出以惠民。京东西路常平仓的设置比荆湖、川峡、广南早15年《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随州人民的疾苦的减轻虽是有限度的，但对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南宋初年，随州居对敌前线，权势之家大量南移，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南，争占圩田、围田，与两浙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包占水荡，影响到广大农民排涝灌溉。会稽一半田亩靠鉴湖灌溉，兴化的木兰陂滋润民田万顷，这类大型水利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官豪侵占，填淤益狭”。随州一带，却没有发生这类灾难性的事情。随州一带，出现“土广人稀”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赋轻税少。“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江南“狭乡”的百姓往安、复、岳、鄂流动，吸引力就是“土广人稀”与赋轻税少。南宋绍兴四年明令蠲襄阳等六郡(包括随州)三年租税。在两淮、京西、湖北，“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田宽税轻，为随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其他地区比较，随州占有不可多得的优势。元代经济在宋代已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突出的有两大成就：
(一)水田之制的推广
自汉魏晋唐起，在陈、许、邓、颍、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成为敦本劝农的一条重要方法。有识之士认识到水田大大优于陆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为推广水田之制，有人提出具体方案：“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据估算，如此约可亩收3斛，岁可得15万斛。在七州之间置20屯，岁可得300万斛。推行水田之制，二三年间，即可致仓廪充实。这一建议为宋太宗所采纳，立即派人赶往诸州积极进行筹备，宋太宗是积极支持推广水田之制的《长编》卷37《至道元年正月戊申》及《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何承矩提倡在河北建水田种稻，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毫不气馁，载稻穗数车送京师，以实物实证平息异议《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使水田之制在北方得以巩固。真宗时，京西路种植水稻事仍存在着斗争，真宗任命耿望为京西转运使，制置营田事，种稻三百余顷。耿望初以大理寺丞武程总管营田务事，岂知武程是反对种稻的，上疏言其不便，幸好皇帝不为所惑，将武程调往他郡，另委任新人《长编》卷44《咸平二月四月丙子》。 随州水田之制的推广，得力于宋初几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们认识到水田之利，对水田之制的推广很坚定。元代继宋代之后，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将江南种稻能手迁徙到河北、河南，更在大都(今北京)附近开辟重要的稻产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今密云县)、顺州(今顺义县)”《元史》卷138《脱脱传》。在这广阔的稻产区内，连年丰收。此外，在陕西、甘肃等省种上水稻。水稻是元代主要粮食作物，元代水稻品种，据保守的估计，糯稻有20种，粳稻更达50种之多周履靖《夷门广牍·稻品》。此书真伪杂出，此数字可信。 宋元时期推广水田之制是成功的。
(二)棉纺织业的兴起
中国的丝织业，久负盛名，名扬世界。宋代随州丝织业在京西南路中独占鳌头。南宋纺织业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内容，即棉纺织业的兴起。棉花有两种，一为多年生木棉，一为一年生草棉。木棉或称树棉，原产地为非洲。亚洲木棉分布在印度、越南、马来群岛、柬埔寨和我国南部地区。草棉是亚洲古代栽培植物之一，起源于野生草棉，在南亚、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南部和贵州都有野生棉的分布。我国棉花的种植，渐次由两广、福建而推广到江南，这称为南道棉；从西域传至陕西的称为北道棉。南北道棉会合于最适宜于种植棉花的黄河流域。我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而转移的，由海南、闽广而完成其转移于东南地区。随州在南宋，至迟在元代开始植棉李（王番）《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页234，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宋代及以后，棉花的栽培大概已普及全国。”此说较含糊，所谓“以后”似应指元代。“大概”二字似可删。
元代棉花的种植已相当普遍，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随州适宜植棉，气候适宜，地理条件优越。特别是南宋地广人稀，到元代这种情况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地广人稀的情况更有所发展，更利于推广棉花的种植；不可忽略的是元政府以强制手段推广植棉，对尚未植棉的地区，硬性规定，以棉布纳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木棉提举司，每年收木棉10万匹。这一规定不够合理而一度废止。元贞二年(1296年)定江南夏税之制，规定交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元史》卷15《世祖十二》及同书卷93《食货·税粮》。 适应这一需要，未植棉地区纷纷植棉。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开端于宋元时期，这就把家庭手工业开始从狭小的特产式的范围，推向适合于广大人民需要的、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国民经济领域。
二、随州经济发展的阻力
南宋初秦桧当政时，曾偷偷摸摸指示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民力重困，饿死者众。”随州亦难逃这一厄运。随州不利于发展经济的因素不少：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长期根深蒂固；宋金对峙时期，地处边防前线，支援前线的担子沉重；即令在相对安定时期，人心不安，影响到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随州农民的赋役负担，相对而言是轻一点，但随州实行的“推置”与“对籴”，对百姓仍是苦不堪言。“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推置，即搜刮积粮；对籴，即提高租额。因非“常制”就更可怕了，随时都可能有这样的负担或那样的负担强加在百姓头上。
元代随州农民的灾难更甚于宋代。阶级压迫之外，加上民族压迫。元朝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元朝的四等人，第一等为蒙古人，地位最高，特权最多；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及欧洲人；第三等为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宋境内的人民和西南各族人民， 随州人划归第四等，特别受歧视，丧失一切自由，夜间禁止通行，不得集会结社，不得聚众畋猎。在蒙古军入侵初期，大肆屠杀汉人，继而不断搜刮马匹、丁壮、粮食，许多良田变成牧场。特别在进攻南宋时，对投降的州县，勒索金银曰“撒花”，对坚持抵抗的城市，进城后，杀人放火，劫夺子女玉帛，曰“打虏”。“撒花”与“打虏”的痛苦灾难，随州百姓都亲身经历过，不少无辜百姓在这些痛苦灾难中丧失生命。
元世祖忽必烈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限制牧场多占民田，禁止放牧破坏农桑；提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扶持屯田户和移民，给以牛具、农器、种粮；政府颁行《农桑辑要》，总结、推广农业耕种经验。这对随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蒙古军南下时几进几出、反复蹂躏随州，使随州一度中断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在元世祖的努力下，随州经济有所复苏，但元世祖的经济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其注意力偏重于边疆开发，即原来人烟稀少的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元世祖继承成吉思汗的移民政策，组织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即开平、内蒙多伦附近)等城市周围和阿尔泰山、杭爱山、克鲁伦河等地屯田积谷，并将内地工匠迁去以传授制陶等技术。在东北建肇州城“定市里，安民居”。在西北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在西南地区派人于无粳稻桑麻处，教民播种，修陂池以备水旱。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相形之下，随州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元代显得缓慢多了。
元代手工业有重大进步，丝织业极发达，大量使用奢华的金线，织金技术有了空前成就。本来丝织业有一定基础的随州，到了元代反而显得沉寂无声，在宋代列为上州的随州，元代成为下州。元代商业掌握在蒙古贵族及西域商人手中，商业活跃于大都、泉州、杭州和东南沿海诸口岸，长城以北地区出现一些新兴城市。随州的商业，未能与全国的商业同步兴盛。忽必烈初即位时，为与南宋互市，在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建立过榷场，因处于战争状态，时开时闭。随州在元代的地位大不如前，在全国商业城市上很难排上座次，与交通不便有关；相反，水陆交通便利的城市，得到了发展，如扬州，南濒长江，又是元代新运河的起点，成为江淮一带的经济枢纽、贸易中心。溯长江而上，江宁(今南京)、芜湖、武昌、江陵，工商业发达。处于汉水中游的襄阳，成为南北贸易中心，其丝织业在宋代不如随州，到元代一跃而居随州之上。行省建置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行省分布
①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称陕西四川行省、陕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两次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至元八年罢，以京兆诸路直隶中书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剌死，罢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设四川行省，于是只称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②甘肃行省——中统二年，立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设行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罢。二十三年，徙西夏中兴行省治甘州，改称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③辽阳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称北京行省；二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六年，又置行省于东京（后改辽阳，今属辽宁省），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抚，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二十四年，因乃颜叛乱，复置辽阳行省，以控制东北州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战争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荆湖、淮西两行枢密院负责攻宋，罢行省，河南路仍直隶于中书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领江北州郡隶之。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罢，分置东、西川行枢密院。十五年，罢二行院，复立行省，次年复罢。十八年，从陕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陕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两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庆，二十七年复还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灭大理国，置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广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荆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军取荆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称荆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故又称湖广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江西南昌），又称隆兴行省。十五年，并入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赣州，次年，仍还治隆兴。后因减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两省曾经几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单为一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⑩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省治。辖境包括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今俄罗斯联邦境内西伯利亚地区。 此外，大元还于高丽置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得自辟官属，高丽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亦不入都省，与大元国内诸行省性质不同。除上述统治各大地区的行省外，大元还设过几种专主大征伐的行省。一为征宋时所设，只称“行中书省”，不系地名；一为用兵外国时所设，系所征国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缅中行省（征缅行省）、占城行省等。还有一种是授权某省负责征伐某国军事，将省名与所征国名合称，如荆湖占城行省。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为镇压和抗拒农民军，先后于中书省辖境内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先后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也仿元制立行省为地方行政机构，如天完政权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权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明太祖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大明朝建立後，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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