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 志第一百四十七(2)
三年，诏选骁骑、云骑、骁胜填拱圣，武骑、宁朔、神骑填骁骑。
康定元年，选御辇官为禁军。辇官二十六人遮辅臣喧诉，斩其首二人，余黥隶岭南，卒选如初。
庆历三年，诏韩琦、田况选京师奉钱五百已上禁军武技精捷者，营取五人，枢密院籍记姓名，以备驱使。况因言："今天下兵逾百万，视先朝几三倍，自昔养兵之冗，未有若是。且诸路宣毅、广勇等军孱弱众甚，大不堪战，小不堪役。宜分遣官选不堪战者降为厢军，不堪役者释之。"上然其言。
皇祐元年，拣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禁厢诸军，退其罢癃为半分，甚者给粮遣还乡里。系化外若以罪隶军或尝有战功者，悉以剩员处之。
三年，韩琦奏："河北就粮诸军愿就上军者，许因大阅自言。若等试中格，旧无罪恶，即部送阙，量材升补。"乃诏四路都总管司："自今春秋阅，委主管选长五尺六寸已上、弓一石五斗、弩三石五斗者，并家属部送阙。
嘉祐二年，诏神卫水军等以五年，诸司库务役兵以三年一拣。五年，选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本城、牢城、河清、装御、马递铺卒长五尺三寸胜带甲者，补禁军。其尝犯盗亡坐黥者，配外州军归远、壮勇。
八年，右正言王陶奏："天下厢军以岁首拣，至于禁军虽有驻紥还日拣法，或不举。臣窃惟调发禁军本籍精锐，军出之时尤当拣练。请下有司，凡调发禁军，委当职官汰年六十已上，将校年六十五已上衰老者，如此则兵精而用省矣。"下其章。殿前、马步军司奏曰："旧制，遣戍陕西、河北、河东、广南被边诸军悉拣汰，余路则无令。请自今诸军调发，悉从拣法。"诏可。又诏："凡选本城、牢城军士以补龙猛等军者，并案籍取尝给奉钱五百及龙猛等者，以配龙猛;其不及等与尝给奉钱四百以下，若百姓黥隶及龙骑等者，以配龙骑;其龙骑军士戍还，即选填龙猛。自今本城、牢城悉三年一拣，著为令。"
治平元年，阅亲从官武技，得百二十人以补诸班直。乃诏：自今亲从官，限年三十五以下者充。又诏："如闻三路就粮兵，多老疾不胜铠甲者，可勿拘时，拣年五十以上有子弟或异姓亲属等应样者代之。如无，听召外人。"是岁，诏京畿并诸路拣龙骑、壮勇、归远、本城、牢城、宣效六军;河清、车营、致远、窑务、铸钱监、屯田务隶籍三十年胜铠甲者，部送京师填龙猛等军;其自广南拣中者，就填江西、荆湖归远阙额。仍诏每三年以龙猛等军阙数闻。又诏诸路，有步射引弓两石、彍弩四石五斗已上者，奏遣诣阙。
二年，诏京东教阅补禁军。先是，京东教阅本城，自初置即番隶本路巡检，久不选补。上闻其军多勇壮可用者，欲示激劝，故有是诏。
治平四年五月，拣选拱圣、神勇以下勇分，以补捧日、天武、龙、神卫阙数。
元丰三年六月，权主管马步军司燕达言："内外就粮退军二十一指挥八千余人，以禁军小疾故拣退及武艺浅弱人配填，既不训练，又免屯戍，安居冗食，耗蠹军储。若自今更不增补，庶渐销减，候有阙，依禁军选募，教习武世，不数年间，退军可尽变锐士。内奉钱七百者减为五百，依五百奉钱军等杖招拣。"从之。仍诏："上四军退军改作五百奉钱军额。"八月，殿前、步军司虎翼十指挥出戍归营，闵其劳苦，诏并升补为神勇指挥。广西路经略司言："雄略、澄海指挥阙额，请以诸路配送隶牢城卒所犯稍轻，及少壮任披带者选补。"从之。
四年四月，提举河北义勇保甲狄谘言："旧制，诸指挥兵给内有老疾年五十五已上、有弟侄子孙及等杖者，令承替名粮，其间亦有不堪征役者，乞年四十已上许令承替。"诏河北马步诸军依此。十二月，诏诸班直、上四军，毋得简常有罪改配人。
元祐二年七月，诏诸路每岁于八月后解发试武艺人到阙，殿前司限次年正月，军头司限二月以前试验推恩。呈试武艺人同。
三年闰十二月，枢密院言："在京诸军兵额多阙，而京东、西路就粮禁军往往溢额。"诏差官往逐路同长吏拣选发遣，以补其数。
大观元年四月，诏曰："东南诸郡军旅之事，久失训齐，民虽浮弱，而阻山带江，轻而易摇。安必虑危，诚不可忽。其诸军事艺生疏精熟不同，非独见将官训练优劣，实亦系教头能否。"枢密院请委逐路提举训练官妙选精熟教头，二年一替，若能训练精熟，然后推赏。从之。
至若省并之法，凡军各有营，营各有额。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帝患之，熙宁二年，始议并废。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凡拨并者，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府界、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足其常额。
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员溢，则以补他军阙，或随所并兵入各指挥，依职次高下同领。帝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余人，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其可胜用哉!"
初议并营，大臣皆以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不可。帝不听，独王安石赞决之。时苏轼言曰："近者并军蒐卒之令猝然轻发，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枢密使文彦博曰："近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事合更张，岂惮此辈纷纷邪!"帝用安石言，卒并营之。自熙宁以至元丰，岁有并废。
元符二年，枢密院言："已诏诸路并废堡砦，减罢兵将，鄜延、秦凤路已减并，余路未见施行。"诏泾原、熙河兰会、环庆、河东路速议以闻。
三年，罢都护府，安抚使隶河、兰州，以省馈运。诏边帅减额外戍兵。
建中靖国元年，减放秦凤路土兵。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因古代交通条件限制，此时岳飞郾城捷奏还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七月十八日，岳飞才收到这份班师诏，而在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败逃，张宪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地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向北挺进。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金国将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也在颍昌府的东北方，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40公里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以北约40公里，则岳飞大军已经抵达朱仙镇一带，绝非虚言。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金兀术和黄龙府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北伐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即完颜宗弼）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了，赶不上杀个回马 *** 。
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可知，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大军对峙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须知早在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古代府是正五品行政级别，
1、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职官名。州郡最高行政长官。 据古代正史职官志(百官志)记载，唐朝时已有相近的权变做法，宋朝时正式设立州府级地方长官"知府事"，明朝时才最后有了以"知府"为名的地方官职，由于好古，士人经常雅称知府为太守。
2、古代官职等级中，正五品中包括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3、唐代开创了中国行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不过这些道没实际权力，唐代城市等级主要是总管府、都督府、节度使等，府以下为州、县。
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设360州（府），下辖1557县。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三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设州、府，州、府下设县，开元末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4、水浒传里的济南府，大名府，太原府。这些与唐朝的府不同，他们是宋朝的四个京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 、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扩展资料：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
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
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重庆府、夔州、潼川府、京西南、成都府、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
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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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上五(役法上)
役法 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建隆中，诏文武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因下诏禁之。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因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徭差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捐役人。自是数下诏书，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前期揭示，不实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至是，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捐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
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
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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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玲珑自提点 绵竹市大南街三星丰泰苑5幢6号 详细地址 0838-6203177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两宋三个多世纪中，虽然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我国的封建经济在两宋相对稳定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货币流通和货币铸造成为颇具特色的内容。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钱币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杂的朝代，但是终两宋之世，“钱荒”之声不绝于耳，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钱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宋王朝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以下仅就宋代钱荒的原因及其缓解对策作一些探讨。
一 钱荒频频的原因
宋王朝和过去历代王朝相同，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铜矿产地设监，矿务、场务有专任官吏管理；但实际采炼由该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这与当时各种手工业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经营有所不同。
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997)的37年中，曾允许百姓私采铜、金、银等矿。《宋史·食货志》载，开宝三年(970)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凋疲，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能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县)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中华书局1964年版)表明朝廷不与矿冶业主争利，使他们在一定的减税、免税政策下，从事采矿和冶炼。其后曾一度将采冶收归官营，凡出铜地区，一律禁止民采。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部分地放开开矿权，主要控制冶炼和铸造权。
宋代金属矿场的分布及岁课量。据《宋史·食货志下七·坑冶》载：“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劭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铜、铁、银等金属矿场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极一时之盛，远远超过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到治平年间(1064～1067)，铜矿分布共11州1军46冶，以江西、福建为主，广东、四川为次。元丰年间铜矿分布计22州(军)，与治平年间基本相似，又增开浙江、河南、陕西共5场。金属矿的产量也呈上升之势，仁宗皇韦占时(1049～1053)，岁课铜510万斤，铅约10万斤，锡33万斤；英宗治平时，铜为697万斤，铅增至200万斤，锡增至百余万斤；神宗元丰元年(1078)，岁课铜1460余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铸币数也由太宗至道年间的80万贯，至真宗景德年问增至183万贯，到神宗元丰年间，仅所铸铜钱达到500万贯，铜监增至17所，所铸铁钱也达至500万贯，有铁监7所。
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铸造数量特别多、钱名种类最为丰富的时期。唐天宝年问，每年铸钱数只有32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的铸钱量就达100万贯以上，最多的元丰年间达500万贯以上，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就数十倍于唐。根据各年铸造铜钱数来计算，从北宋立国到元丰末年截止，总铸造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缗，若加上私铸的钱，合计当接近二亿贯。官府的铜钱，在铜监监督下铸造，铜料一般来源于周边的矿山，也有从较远产区调配来的。
宋代铜冶增长的情况已如前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钱最盛的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积聚已久的钱荒问题却突显出来。正如当时人张方平所指出的，“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宋代钱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民间销熔铜钱，制造器皿以获利。铜是国家的禁榷物，由国家严加控制，民间缺铜，一般民用铜器在市场上价格上扬，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销熔铜钱以铸造器皿，据记载因此可以获利5～10倍；其次，北宋虽严格禁止“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但铜钱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铜钱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流落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流到海外，难于阻扼；再次，铁钱大量铸造，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变动。因此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这种状况在宋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进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最后，宋代货币流通的地方性十分突出，其钱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最复杂、币材种类最多的王朝，加上一直没有统一，铜、铁钱兼用，钱币分大小以及铜、铁钱交换比率的不确定等也是钱币正常流通受阻的原因。
二 缓解对策
钱荒说到底就是铜荒，尽管宋代大量开采铜矿、锡矿，到处设铜监铸币，但钱币仍然不足，宋王朝采取以下多项措施增加钱币的铸造和投入，以期缓解或解决钱荒问题。
方法之一，大铸铁钱，以铁钱补铜钱之不足。
早在宋初，铁钱就与铜钱并行，且形成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成为宋代金属铸币流通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铁钱流通的区域，由初期的四川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地。南渡以后，为防止铜钱流入北方，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朝廷在重要产铁区设置铁监。
史载，真宗景德年间，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12斤10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25斤8两，铜钱1个当小铁钱10个兼用。仁宗庆历五年(1045)，泉州青阳铁冶大发，置铁务于泉。神宗熙宁年间，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睦(治今浙江建德梅城镇)、衡(治今湖南衡阳)、舒(治今安徽安庆市)、鄂(治今湖北武昌市)、惠州(治今广东惠州市)置6监。(《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孝宗乾道六年(1170)，增置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皆铸造折二钱，岁各30万贯，所铸之钱在两淮通行。淳熙五年(1178)，诏令舒州岁增铸10万贯，蕲州增5万贯。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十年又将舒州之宿城监并入同安监。后复以发运司通领四监——江州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军名，治今江西清江临江镇)之丰余监、抚(治今江西抚州)之裕国监。司农许子中所领三监，岁各认30万贯，所铸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嘉定元年(1208)，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30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同上)
两宋所置铜监和铁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兴废之间主要由资源的多寡决定，有的监兴亦突然，废亦匆匆。但有些监如饶州、池州等得以延续较长时间，主要得益于资源的丰富。
方法之二，以次充好，在铜钱中搀杂其他金属。
为减少铜的使用量，在铜钱铸造中适当增加铁、铅、锡的含量，以牺牲铜钱质量的方法增铸铜钱。据《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费省而利厚。试用此法铸于京师，铸钱时搀杂铅、锡，结果液流速而易成，搀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不堪言，逾月才得万钱。虽最终没有成功，可以看成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崇宁元年(1102)，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认为江、池、饶、建等监所铸钱不够用，建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30余万斤，计增铸钱15万9千余缗。所铸之钱光明坚韧，与现行流通的钱相同。
起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8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质量较差。随后江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两年后蔡京被罢免，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次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这种方法在此之后也曾多次运用，对铜料短缺可起缓解作用，但效果不佳。
方法之三，减铸小钱，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淳化二年(991)，宗正少卿赵安易建言，因所见蜀地铁钱至轻，二万钱才可购买罗一匹，请求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铸地改称御书钱监；所有旧贮小铁钱以小换大。但是，大铁钱信用度极差，后遂罢铸。实际上赵安易所请之法应该有效，只是措施不得力，收效不显著。不久，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小铜钱3个可铸当十大铜钱1个，可省料三分之二，应是很诱人的。此后，各地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的做法便层出不穷。
熙宁后，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呆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又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这一措施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史载：“自当十钱流行，抵冒者多。……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乏。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既减铜增铁，又以当二代替小平钱，同时严厉打击私铸，可谓数法并用，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徽宗时，再次抬出皇帝御书，大铸当十大钱，立钱纲验样法，设铸钱院。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乌背，书画分明。当十大钱从此流布甚广。这一措施的推行，使钱的质量下降。大钱虽通行，但钱荒仍无法缓解，北宋已亡。
方法之四，发行交子，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
这是交子发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交子起初是川、陕一带商人因铁钱重且价值贱而发明的。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一贯，重12斤，街市买卖，难以携带，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便于携带且又很轻便的货币。宋真宗时(998～1022)，成都16家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金，造成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禁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这是中国发行纸币的开始。
起初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的，每期发行额为1256340缗，以三年为界，界满时制造新交子以调换旧交子。交子最初只在川、陕流通，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推行到秦州。交子的推行极大地方便了商贾，也弥补了铜料的紧缺和金属货币的不足，并从此开创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历史，成为世界货币发行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交子流通的范围与铁钱流通的区域相同，钱引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京师等地。
南宋的纸币流通范围广、种类多，初称关子，后称会子。市场上，既有朝廷发行的会子，也有地方性的川引、湖会、淮交等。两宋各种纸币的兑现以铜、铁钱为主。由此可见，交子最初在铁钱流通地出现，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后方便行商的需要，其后则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尤其是铜币的短缺。纸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铜钱严重不足的矛盾。
方法之五，申严下海之禁。
铜钱的输出是两宋的一个严重问题。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铜钱的外流已相当突出，南宋时期铜钱铸造量减少，但输出仍在继续。输出的途径，似乎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其去向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和国家，最大的去处是北方的金人，其次是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日本为例，日本自唐宋以降，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其中宋钱的数量最大，北宋钱又占绝对多数。如日本正德二年(1712)在水户正宗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188116枚，占总数的83％，其中北宋钱占96．6％，南宋钱仅占3．4％。(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17页注释[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如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冈部村全昌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24818枚，占总数的89．6％，其中北宋钱占97．6％，南宋钱占2．4％。又常陆国井村等处出土的古钱293026枚，宋钱占84％，其中北宋钱占99．3％，南宋钱仅占0．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0页注释[1])
宋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铜钱输出，如宋初就强调“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其后又多次重申。南宋也一再重申这一基本政策，其中仅南宋后期就有宝庆元年(1225)、端平元年(1234)、淳佑四年(1244)三次明令禁止铜铁外流，尤其是申严下海之禁。
方法之六，搜刮民间铜器，禁止毁钱铸造其他器皿。
早在开国之初的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就下诏禁止民间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同上)此后，类似的诏书也很常见。宋仁宗天圣以后，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加其罪，毁钱千，为首者抵死。但其收效有限。
宋代经济的发展，从钱币的大量铸造、钱币投入量大增可以窥见其一斑。宋王朝采用多种办法，扩大铜矿的开采和钱监的设置，上述六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铜钱的投放量，缓解了钱荒，但终宋之世，这一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钱荒客观上反映了货币经济在封建社会之重要性的提高，也折射出宋代对外交往联系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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