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谈道：所谓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国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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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干材料强调的是国家的崛起需要国家制度的健全，说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故选B。国家崛起的外部环境取决于内部因素，排除A；题干材料强调的是制度而不是军事，排除C；内部团结说法与题干材料无关，排除D。 |
传统上，美国为了在国外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到处搞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但现在特朗普很可能会调整为到处搞“民粹主义革命”。
编者按
特朗普今天正式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并且作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不难发现，特朗普演说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与其说是总统，倒不如说是世界革命家。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特朗普的就职表明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特朗普演讲具有内政外交的深刻含义。就内政来说，其主题就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美国”；就外交来说，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那么，作为革命家的特朗普到底想做什么？他会把美国带向何方？会对世界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IPP评论和郑永年老师进行了讨论。
特朗普发出革命的檄文
IPP: 郑老师，特朗普今天正式就职美国总统。你对他的就职演说总体印象如何？
郑永年：正如一些人已经指出的，特朗普的演讲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的确如此。这篇演讲根本不像传统美国总统的演说，更像一篇革命的檄文。这篇演说可以放到任何一个革命的时代，例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的西方激进青年学生运动、切格瓦纳时代等等。也就是说，演说的唯一主题就是为了“人民”的“革命”。“革命”涵盖了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要把财富才既得利益手中、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去，归于人民。
就内部来说，特朗普几乎在宣布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他（对民众）说，“长久以来，我们首都中的一小批人享用着利益的果实，而民众却要承受代价。华府欣欣向荣，却未和人民公诸同好。政客贪位慕禄，而工作渐渐流逝，工厂一一关闭。建制派自顾利禄，而忘记人民应该被保护。”“他们的成功不属于你们，他们的光荣与你们无关，他们在首都庆贺，但是全国各地奋斗的一个个家庭却在挣扎。那些都将得到改变，从此时此地开始。因为这一刻是你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你们。”正因为如此，美国需要革命。“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府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人民。” “美利坚合众国，是你们的国家。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在执掌我们的政府，而是我们的政府是否民有。2017年1月20日将再次成为人民变成国家主人的一天。”
传统上，总统演说往往强调民主自由等美国核心价值及其如何张扬和追其这些价值。不过，特朗普很不一样。他根本没有强调这些传统价值，而是强调人民。他和建制派（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决裂，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代表人民的全新政权。这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完全与他竞选过程的主张一致。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再三强调，他所进行的不仅仅选举，而是一场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特点便是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他的当选，表明这场社会革命成功了一半。他当着那么多的被他视为是“既得利益”者的人（前总统、国会议员、资本家等），说这番话的确说明了他是“另类人物”。使美国重新伟大”这句竞选口号已经不足以表达特朗普所要做的了。他所要做的是“建设一个新美国”。当然，特朗普是否能够实现其“服务于人民”的理想则另当别论。
特朗普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
IPP：也就是说，内部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民的民主。那么，外交的主题是什么呢？
郑永年：外交主题则可以概括成两个“主义”，即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经济上的。他的演讲充满了传统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美国）“国家利己主义。”例如，他说，“几十年来，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发展外国工业。以消耗美国军队为代表，援助外国军队。以破坏美国边境为代价，保护着外国边境。”“我们在海外花倾尽所有，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陈腐破败。我们助他国致富，而我国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已经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上。工厂一个个关停，搬往他处，将百上千万的美国工人被丢在脑后。财富从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手中流逝，却被分配到了世界各地。” “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免受他国蹂躏，他们生产我们的商品，偷走我们的公司，破坏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夺回我们的边界。我们将夺回我们的财富。我们将夺回我们的梦想。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将建设新的道路、高速公路、桥梁、机场、管道、铁路。我们将让我们的人民不再依赖福利，而是重返岗位。用美国的工人的双手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的原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所有这些也是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表述和强调的。也很显然，如果特朗普根据他所说的去做，我们所面临的不会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世界很可能回到18、十九世纪各国列强争夺世界市场的情形。特朗普的确强调“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国际合作的味道，完全是过去的列强精神。
种族主义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发表了诸多种族主义言论，往往引出诸多批评。不过，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也表述出来了。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他强调“团结文明国家”。这里当然隐含了“文明国家”的对立面，即“非文明国家”。谁是文明国家？谁是非文明国家？这里要取决于特朗普的主观定义了。第二，反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点这么多年里一直是美国的主题。“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之后，小布什总统用过“十字军东征”的概念。特朗普更进一步，他宣称要“我们将会把他们（穆斯林恐怖主义）从地表上荡除。”这是宣布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新战争。不过，正如以往的历史所显示的，如何在实践层面把穆斯林恐怖主义和穆斯林区分开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搞不好，就会轻易演变成为极端的种族主义。
全球化与反建制革命
IPP：我们原来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已经成熟，不会出现革命了。尤其是美国，一直被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典范。福山强调过，美国的民主过度制度化以至于很难发生必要的变革。但为什么特朗普那么容易就发动一场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运动呢？
郑永年：历史上看，任何制度都没有成功阻止过民粹主义运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专制人物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美国民主的制度化的确很高，但这里指的是建制。特朗普很轻易地把整个建制置于一边，搞了自己的一个小团队，利用社交媒体当上了总统。他以后执政的方式也会是一样，核心在于自己设立的小团队，正式的建制可能不是那么重要。这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的。
不过，所有民粹主义为政治人物所 *** 纵的。只要民粹主义客观存在着，自私的政治人物都会去 *** 纵和动员。所以，我们人们需要理解今天的西方民粹主义是如何崛起的。
近代以来，西方民粹主义政治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反应。西方近代以来一直就是资本主导政治的，而政治则是对资本逻辑的反应。政治引入不确定因素，但也创造了变化和改革的可能性。没有政治，资本主义会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直至自我灭亡（诚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
今天的民粹主义类似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情形。近代崛起的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共同体解体，狄更斯的劳工阶层，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原始资本主义的反应。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得以转型，即从毫无人性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比较人性的福利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主要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的改善或者改进。不过，在另一些国家主要是不发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则走向了极端，即用暴力或者政治力量消灭了资本主义，例如前苏联和东欧等共产主义国家。当然，这些国家最终演变成官僚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部解体。
资本主义和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反建制运动也是紧密关联的。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西方主要国家官僚机构的大扩张，社会自由深受其害，引起了社会的反 *** ，导致了规模不小的反建制运动。不过，60年代反建制派主要是知识界的教授和学生，没有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因此也没有形成大气候。
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实现了“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民权大扩张，但就其实质来说，当代西方政治继续受资本的主导。简单地说，特朗普现象就是对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后果的反应。这一波新的全球化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本身是对二战之后西方政治的反应。二战之后，西方福利社会急速发展，而官僚体制也以同样的速度扩张，国家规制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对资本来说，如此规制化的国家有效地制约了资本本身的发展。于是便有了资本的革命。资本基本上诉诸国内和国际两个轨道。在内部发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的改革，以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为代表，主要是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去规制化，就是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国际层面，资本发起和引导了新一波全球化。对资本来说，这一波全球化异常成功，在不费多少劲的情况下，全球化达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的成功是多个因素结合的结果，包括来自西方资本本身的趋利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前苏联集团的瓦解等。
但是，全球化对各国的社会也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全球化尽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但财富在社会各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公平。财富的绝大多数流向了绝少数人，大多群体只是得到很少的份额，更有社会群体成为受害者。就美国来说，其中产阶级从2008年危机之前的百分之七十多减少到不到百分之五十。同时，尽管资本制造了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但仍然能够有效地把危机转嫁给社会整体，而自己继续我行我道。
西方社会对资本的愤怒早已经表达出来。2008年的危机导致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西方各地一直在爆发反全球化运动。很多选举也表明这种愤怒，例如希腊的公投、英国的脱欧公投等等。而特朗普的崛起使得这场运动延伸到了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他所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选举，更是一场社会运动。政治对他来说只是要为这场社会运动创造一种可能性，因为唯有政治才能创造变革的可能性，对美国这样的既得利益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尤其如此。而政治就其本质来说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无论是克林顿还是特朗普都尽其所能诉诸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即各种肮脏的手段。特朗普所使用的手段包括：把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少数族群、移民、自由贸易，进而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现存体制。他成功地把选举塑造成反体制社会运动。现存体制不倒，美国就没有希望，这是特朗普向选民传达的主要信息。而其对手克林顿则被塑造成为是现存体制的代表和维护者。
特朗普与桑德斯
IPP：特朗普的社会革命会演变成类似19世纪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吗？他在就职演说上强调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社会公正。
郑永年：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特朗普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拯救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他如何拯救资本主义？这一点，他和奥巴马分离开来，更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区分开来。奥巴马和桑德斯都是有传统欧洲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尤其是桑德斯。奥巴马上台之后开始搞医疗等改革，有利于穷人，尤其是少数族群。而桑德斯认为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搞得不彻底，他要搞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桑德斯就表示对特朗普持开放态度，甚至表示在有些问题上，和特朗普具有一致性。不过，这里桑德斯可能只是给特朗普寄予了一种希望，希望特朗普能够搞社会主义。
那么，特朗普会搞桑德斯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吗？欧洲社会主义搞福利社会，有利于穷人，有利于少数弱势群体。在美国，这些群体主要是底层白人劳工阶层、墨西哥人、拉丁裔、黑人等群体。少数族群是特朗普选举过程中的仇视对象，很难想象，特朗普会推进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相反，他把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视为是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是需要被革除的。我在前面讲过了，从其演说内容来看，特朗普可能倾向于使用传统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来拯救美国资本主义。
种族主义，手段还是目标？
IPP：你前面所说的“种族主义”也是特朗普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吗？
郑永年：是的。种族主义既有国际面，也有国内面。要理解特朗普所说的“社会运动”就要理解美国社会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其敏锐地抓住了这种社会变化，那就是因为人口组成变化而产生的美国国民认同问题。
早在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讨论了文化（宗教）认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明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在美国盛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当时，很多人把这个观点视为是政治上不正确。2004年，亨廷顿再出版《我们是谁美国国民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把焦点直接置于美国国内的文化变迁。在书中，亨廷顿直言，美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受大规模的拉丁裔移民的威胁，并警告说，美国有可能分化成为“两个民族(peoples)，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而十年之后美国的这次选举是不是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
共和党历来被视为是保守，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不过，共和党内部也有原教旨主义者和进步共和党之分。进步共和党也接受“政治上正确”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美国实际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少数族群问题被忽视。然而，这些问题在美国人的内心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好公开讨论，更难以提到政策议程上来。
现在，特朗普“借用”了共和党这个名，诉诸于马基雅维利方式，置“政治上正确”于不顾，赤裸裸地把这些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借此促成了这场他所说的“社会运动”。特朗普严重“冒犯了”少数族群，其冒犯的方式也难以让白人既得利益所接受，甚至所鄙视。但同时，特朗普有效地激发和鼓动了白人的种族情绪。特朗普向白人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是少数族群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次选举是美国白人的公投。各方面的统计数据都表明白人与非白人的差异。白人男性，无论是低教育水平还是高教育水平，无论男女，大多数都投票给了特朗普；而少数族群则投票给了克林顿。
如果特朗普仅仅是一个政客，只是想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方法赢得选举，那还好。但如果特朗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具有能力来实现其理想，更把手段本身变成了目标，那么人们就要非常担忧了。这里人们不得不想起二战前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都诉诸于民粹主义而掌握政权，再利用政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德国民粹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少数族群，即犹太人，导致了人类大灾难。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担心特朗普主义的种族主义性质。
特朗普的世界性民粹主义革命
IPP：我们这里是否可以提一个大胆的设想，即特朗普想造就一个世界性的民粹主义运动，不仅仅局限在美国？
郑永年：这个局面不是不可能。这也是世界各国应当关心的地方。很显然，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左派民粹主义还是左派民粹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英国工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到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政治人物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性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并且，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草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或者体制外和体制内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在两者的较量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草民和体制外赢得胜利的局面。
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大大加速民粹主义精神蔓延到整个世界。法国右派国民阵线大受鼓舞，而其政治势力急剧扩展，现在人们开始担心法国今年的选举是否会重复“特朗普现象”。德国右派政党崛起，对传统自由政治的捍卫者默克尔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默克尔已经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移民政策）作重大调整。意大利就宪政改革进行公投，选民已经说不，右派“五星党”崛起，也说不定会演变成类似英国那样的脱欧运动。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世界各国再一次进入一个政治动荡时期。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特朗普团队的一些核心人物，尤其是首席战略家班农（Stephen Bannon)，非常关切如何和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运动领袖尤其是欧洲的民粹主义领袖联系起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在颂扬民粹主义例如英国脱欧、法国意大利右派，而打击传统西方政治人物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在寻找国际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而且似乎要塑造一场国际民粹主义运动。
如果那样，这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作调整。传统上，美国为了在国外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到处搞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但现在可能会调整到到处搞“民粹主义革命”。这两者是不同的，“颜色革命”的价值就是建立西方式民主，而“民粹主义革命”则比较简单，就是推翻建制，而不管革命之后是什么。特朗普对民主不感兴趣，在演说中强调，美国不会把其生活方式（即民主）强加给其他社会。这已经和美国以往历任总统不一样了，因为从前的总统都是想把美国民主推广扩散到全世界的。这种民粹主义革命更令人担心，因为今天的世界各国都具有深厚的民粹主义社会力量。从前“颜色革命”美国依靠的是亲西方民主的力量，但特朗普可能会支持所有形式的民粹力量，而不管这里力量是亲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是右派还是左派，只要能够推翻建制即可。也就是说，比起“颜色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尽管特朗普如何把民粹主义革命推广到全世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这足以使得那些民粹主义社会力量强大的国家担心其政治安全问题了。
民粹主义与西方的治理危机
IPP：特朗普的世界民粹主义革命会成功吗？
郑永年：历史地看，民粹主义一直不断，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成功过，但要造就世界性的民粹主义运动并不容易。不过，即使这样，人们也不应当忽略民粹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
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同时也是西方的治理危机。这一危机是二战以来经济和政治双重转型的产物。
经济上的转型是从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向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一直在发生，但并没有形成象今天那样的全球经济。所谓的国民经济，指的是各国享有经济主权。在漫长的国民经济阶段，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尽管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对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补偿那么受益不多和甚至成为受害者的社会阶层。
但是，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之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甚至完全没有主权。今天，世界上，除了少数象北朝鲜那样的封闭经济体，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并且，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仅流向资本及其和资本关联的少数社会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各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难再通过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来保障社会公平。富豪经济已经使得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加大，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则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保障。不过，全球经济已经重创今天的中产阶层。但从就业来说就可以看出今天中产阶层的恶劣环境了。在西方，今天人们看到的中产阶层由从前的产业工人转化而来。但全球经济产生了两个要素，改变了就业局面。第一，技术的流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就业）。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产业，更产生不了产业技术工人（就业）。很显然，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工人阶级被转移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着致命伤，甚至是“灾难性”的。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去年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6年6月25日)有一期专门讨论人工只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十至二十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这个百分比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在经济和技术机构转型的同时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转型，即从精英民主转向大众民主。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在精英民主阶段的早期，政府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马克思语）。发展到后期，政府则通过保守的社会政策，通过保护社会来保护资本顺利运作。一般来说，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进入大众民主阶段之后，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开始分化。从前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现在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
这一转型的积极结果就是社会政策从早期的社会保护转型全面的福利社会。尽管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没有多大关联，但大众民主有效地推进和扩展了社会政策。在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民主选举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之间的“福利拍卖会”。被视为是理性的选民实际上在投票时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简单地看看哪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社会政策对资本运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政策表示对资本的的制约和规制，不仅仅表现在高税收上，而且表现在诸如环保、安全等所有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和规制，资本开始逃避本国社会。资本逃避本国也构成了上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的动力。很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这种动力机制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这些大转型，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如上所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到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的媒介是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或者穷人的革命。而今天革命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负面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原来的中产阶级。中产阶层需要革命很容易理解。
不过，尽管革命局势正在形成，但有很多问题仍然有待回答。第一，拿什么来拯救资本主义呢？上一次是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那么这一次用什么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答案。中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除了愤怒，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替代途径。相反，一些代理人更像破坏者，而非建设者。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特朗普的社会革命方案不仅会冲击世界秩序，也会冲击美国内部秩序。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方案大多仍然充满情绪的口号，如何把它们转化成为现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特朗普的合法性危机
IPP：从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不久到正式就职，美国社会抗议不断，并且越来越激烈。你认为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郑永年：这是问题的关键。特朗普首先面临作为总统的合法性危机。特朗普只是在选举人票上赢了其对手克林顿，后者的总票数比特朗普高出5百万票。这个事实已经促使美国人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后来闹得纷纷扬扬的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事情更是为其合法性笼罩上了阴影。此外，特朗普的任人唯亲、内阁由亿万富翁、退休将军和激进者组成，这些都是人们担忧的地方。
美国是个发达社会，中产阶级传统比较深厚，并且有很好的表达机制。他们如果对总统不满，就会表达出来。如果特朗普过于违背美国人的意志，也不能低估美国人的革命性。美国不仅有“一人一票”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一人一 *** ”的社会。特朗普必须尽可能快地安抚社会，稳定下来。如果内部问题搞不掂，特朗普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对特朗普的作为，人们不能仅仅是嘲笑讽刺，而应当严肃认真对待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了。
我们将重振旧友，再造新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迫切。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不过，人们也发现，体制改革越来越困难了。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尽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仍然需要人们进行一些具体分析。至少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改革的难度。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了大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中国***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19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但现在则没有这样的大目标。尽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领导层逐渐地把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纳入其重点改革议程，但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尽管也开始强调社会建设，但其重点仍然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改革对大部分官员来说，只是经济改革的一个补充。可以预见，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目标定位，高层要作大规模的政策动员已经非常困难。 第二，除了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执行也出现了问题。顶层设计，地方执行，这一直是中国的政策模式。但现在执行层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里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官僚阶层的抵制。官僚阶层的抵制下面再谈，这里先谈强人政治这个因素。所谓的政治强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并且能够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应当强调的是，那些通过各种强权，意在维护现状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政治强人。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政治强人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动员足够的支持力量来实现的政策目标。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这类政治家。 政治强人时代已过去 在中国，这类政治家是长期革命的产物，他们不仅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于作必要的政治动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家具有一个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说，他们考虑问题能够超越个人、家庭和政治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从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政治强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误，但即使他们犯了错误，社会也仍然普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所做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现在，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有时候不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因为缺少如来自“革命”那样的“天然”的合法性，新***要开创一个新大局，必须超越诸多的利益制约，这需要比政治强人更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中层又是如何呢？唐朝的柳宗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三分法，社会的顶层是“皇帝”，中层是“大户”，底层是“民”。把这个分类法放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这里的中层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柳宗元那里，“大户”也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柳宗元认为，如果“大户”阻碍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结合起来来推进改革。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大力消减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所构成的阻力。 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首先，就是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经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毫不关心。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抵制。最典型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改革。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就产生于基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群体。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照样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很显然，来自这个领域的阻力并不比其他任何部门弱。 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发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 民众的改革疲乏症 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强度不信任症。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同社会发生关联的。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民众很难对政府发生信任。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遭致社会的强烈反 *** 。结果，任何改革变得不可能。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不过，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过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善于表达主观偏好，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拿着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评判政策，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不过，他们对民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为政府说话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为了辩护而辩护，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政府本身的话语。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严重缺失独立的、能够对事物作出客观分析的知识分子。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使得政府的政策没有一种有效的话语的支持和论证，更难在民众中间获得支持。 要推进改革，必须对体制改革的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很显然，这种困难是综合性的。从顶层到基层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不过，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认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动力。体制改革动力何处找？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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