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历史

济南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地处古四渎之一“济水”（故道为今黄河所据）之南而得名。据考古发掘资料，远在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距今4000～4500年前以磨光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系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济南东郊龙山镇而被命名。夏代，龙山镇城子崖一带建有较大规模的城市。

商周时代，济南为古谭国（东方方国，都城在今城子崖、平陵城一带）地。春秋战国时代，济南属齐国，称“泺”“鞍”“历下”等邑，为齐国西南边陲重镇。

秦代，地属济北郡（郡治博阳，即今泰安）。西汉始置济南郡，郡治东平陵（今济南市章丘平陵城）。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设济南国，首府东平陵。

前154年，废济南国，复置济南郡。汉武帝时，济南郡辖东平陵、历城等14县，属青州刺史部。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济南郡复称济南国，辖14县，后改辖10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屡屡更替，济南先后为魏、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辖境，置郡置国，变化频繁。

其间，济南郡治于西晋永嘉末年（313年前）从平陵（即东平陵）迁至历城。从此，今济南市区成为历代郡国、州府的行政中心。

刘宋元嘉九年（432年）在济南郡侨置冀州，济南为州、郡两级治所。北魏皇兴三年（469年），改侨冀州为齐州，辖济南郡、东魏郡、太原郡等6郡35县。

隋开皇三年（583年）撤郡并县，齐州仍治济南，辖历城等10县。大业三年（607年）齐州改称齐郡。唐朝建立后，复称齐州，辖历城、章丘、长清等6县。唐中叶天宝年间，齐州曾一度改称临淄郡、济南郡。五代时期，仍称齐州，先后为梁、唐、晋、汉、周的辖境。

北宋，齐州先后属京东路和京东东路。政和六年（1116年），齐州升为济南府，辖历城、章丘、长清等5县。建炎二年（1128年）后，被金朝所据，仍为济南府，辖7县，属山东东路。

其间，曾一度为原济南知府刘豫建立的伪齐辖境。元初，改为济南路，直隶于中央中书省。至元二年（1265年），辖棣州、滨州2州及历城、章丘、济阳、商河等11县。

金元时期，济南先后为金山东东西路提刑司、元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治所，是山东地区的监察中心。

明初，复称济南府，辖泰安、德州、武定、滨州4州及历城、章丘、长清、济阳、商河等26县。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最高行政机关“承宣布政使司”由青州迁至济南。

济南成为山东省会，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清初，沿明朝建置。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年（1734年）调整区划。

济南府改辖德州和历城、章丘、长清、济阳等1州15县。民国初年，撤销济南府，置岱北道，辖27县。1914年岱北道改称济南道，辖县未变。

1925年改辖历城、章丘、长清、济阳等10县。1929年7月，析历城县城厢及其四郊，正式设立济南市。时济南市面积175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设立济南特别市。1949年5月复称济南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的济南。

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1958年，历城县划归济南市。其后，章丘、长清县于1978年，平阴县于1985年，济阳、商河县于1990年陆续划归济南市管辖。

1994年2月，济南市被正式确定为副省级城市。2016年12月，章丘撤市设区。济南市现辖7区3县。

扩展资料：

“济南”，顾名思义，因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济水，是一条早已消失了的河流，它发源于河南省的济源县，在山东境内的故道大约就是现在的黄河。

上古时代，济、河、淮(最初可能是指潍水)、江(最初可能是指沂水)并称“四渎”，都是古中国的圣河，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名川。

济水，是沟通中原与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黄金水道，她在济南上古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用任何语言形容之都不过分。然而“济南”作为地名，却出现较晚。

西汉初年，设置济南郡，郡治在东平陵。东平陵今属章丘，位于今济南以东大约二三十公里处。东平陵西侧2公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城子崖古城遗址。

城子崖古城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它创建于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当时应该是一个早期国家的都城所在。夏朝的时候，它是赢姓谭国的都城;商周时期，它是子姓谭国的都城。

春秋前期，齐桓公灭掉谭国，设置平陵邑。到了战国，齐国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便在城子崖平陵城的东侧，新建一座360万平方米的东平陵城。

汉代，这座东平陵城成为济南郡的郡城，或者是济南国的都城。东汉末年的曹 *** ，就曾做过济南国的国相。

所以，上古时代，今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济南以东的章丘一带，只是到了西晋末年，才转移到现在的济南。论其原因，主要在于生态环境的变化。

具体说，东平陵由于是汉魏时期的一座繁荣的大都市，人众物阜，居民用水和工农业用水过多，势必导致地下水位降低。另外，过度的开发，也使得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而影响到附近河流(如武原水)的流量，乃至枯竭。用水问题日益突出，最终迫使人们放弃东平陵城，而将济南郡治迁到历城，也就是今日的济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济南

宝坻区
天津市辖区
宝坻区，隶属于天津市。位于天津市中北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南麓，属于华北平原北部的一部分，地处京、津、唐三角地带，临近渤海湾。
宝坻自古是商业要地，据考证，早在4000多年前就被开发利用，秦城遗址等古迹遍布。金大定十二年（1172），分香河县建县，取《诗经》中“如坻如京”之意，命名为宝坻县。
宝坻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宝坻区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水网交织，宝坻区水系水域面积为3033万亩。
2018年10月22日，宝坻区入选2018年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2018年12月，宝坻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确定为第二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19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基本信息
外文名
Baodi District
别名
渠阳
行政类别
市辖区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属地区
天津市
展开
历史沿革
宝坻历史悠久。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有人类聚居、繁衍和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此地归属屡易，直至金大定年间（公元12世纪70年代）始建县。
夏、商时（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省幽并冀”，转属冀州。
秦（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分全境为四十六郡，此地属郡仍称渔阳。
三国时期（220年-265年），此地乃曹魏之领地。
隋代（581年-618年），此地属冀州诼郡。
唐代（618年-907年）初期，“高祖改郡为州”。
西汉置雍奴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称武清县。
辽会同元年（938年）割武清、潞、三河等县置香河县。
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分香河建县，取《诗经》中“如坻如京”之意，命名为宝坻县。
承安三年（1198年）升为盈州。
泰和四年(1204年)又废州为县。
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从1949年8月，宝坻县隶属于河北省天津专区。
1958年6月，改属河北省唐山专区，同年11月与香河县合并，仍称宝坻县。
1960年3月又改属河北省天津市。
1962年6月，又分为宝坻、香河两县。
1973年8月，宝坻县改属天津市。
2001年，撤销宝坻县，设立宝坻区。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宝坻区位于天津市北部，东及东南与河北省玉田县、天津市宁河区相邻；南及西南与宁河区、武清区接壤；西及西北与河北省香河县、三河市相连；北及东北与天津市蓟州区、河北省玉田县隔河相望。宝坻区总面积1450平方公里，南北长65公里，东西宽24公里，地理坐标是东经117°8'～117°40'，北纬39°21'～39°50'。
地形地貌
宝坻区平原高度在海拔25～3米之间。
气候
宝坻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之中四季分明，春秋短，冬夏长，年平均气温116℃，年降水量6125毫米，历年无霜期平在184天左右。
自然资源
水利资源
宝坻区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水网交织，宝坻区水系水域面积为3033万亩。现有6条一级行洪河道，分别为潮白新河、青龙湾减河、引泃入潮、泃河、蓟运河、北京排污河；8条二级河道，分别为午河、鲍丘河、百里河、窝头河、绣针河、箭杆河、导流河、青龙湾故道；87条干渠，508条支渠，这些河流水系担负着宝坻区防洪、除涝、供水等任务。
潮白新河是宝坻区地表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来源，贯穿宝坻区南北，是宝坻区的母亲河，补给量占90%以上，同时潮白新河也是宝坻区非汛期的蓄水河道，河面最宽处达到1000米，一次性最大蓄水能力为096亿立方米。
宝坻区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59亿立方米，入境水量1248亿立方米，年利用引滦水规模为900万立方米。区内地表水一次性蓄水能力165亿立方米，地下水总供水能力为105亿立方米。
尔王庄水库包括8座输水泵站、17座配套闸涵、189公里输水明渠、65公里输水暗渠和1座库容4530万立方米的平原水库，常年担负着向天津中心城区、滨海新区及大中型企业的供水任务，年供水量6亿立方米左右，是引滦入津工程的重要供水枢纽。
宝坻区
土地资源
宝坻区土地总面积1472万公顷。北部高上地区以普通潮土类居多，土壤质地为壤质，肥力较高，水肥气热比较协调，土层较厚，利于粮食、瓜果、蔬菜、药材等多种作物精作高产。中部以潮湿土为主，质地粘重，宜水稻、高梁、大豆、大葱、棉花、麻类种植。南部大洼地区为盐化潮湿土，地域广阔，宜耕期短，宜发展淡水养殖，种植抗盐碱、抗潮湿作物。东部大洼地区，多为粘质土，适宜小麦、水稻、大豆等作物的种植。
2021年12月8日，天津市宝坻区发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全面查清了全区国土利用状况。
依据公报显示，天津市宝坻区现有耕地6990188公顷（10485万亩）；园地75808公顷（114万亩）；林地1621592公顷（2432万亩）；草地58333公顷（088万亩）；湿地36325公顷（054万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27414公顷（4113万亩）；交通运输用地439759公顷（66万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3059132公顷（4588万亩）。[9]
煤炭资源
宝坻区北潭村的东南部，地下含有煤炭，埋藏深度在300～500米，储量丰富，每平方公里煤储量为2500万吨，2010年探明储量为30606万吨。煤质牌号为气煤及肥气煤，粘结性较强，焦油含量在10%以上，在浅部火成岩侵入后局部变为贫煤及无烟煤。
地热资源
境内有两个地热异常区，城区以东至新安镇异常区贮热面积232平方公里，天然可采量216亿立方米；城区南部的周良庄异常区，贮热面积202平方公里，热贮为基岩和第三系两个类型，基岩热水层贮热水188亿立方米，第三系地热层贮热水611亿立方米。水质含硫、硅、钙、铁、镁、等多种元素，可广泛用于纺织、印染、造纸、制药、食品加工等行业，还可用于采暖、洗浴、医疗、开发旅游业和农业孵化、养禽、养鱼、温室种植等。
行政区划
区划沿革
1999年，宝坻县辖9个镇、26个乡：城关镇、大口屯镇、林亭口镇、大白庄镇、王卜庄镇、方家庄镇、八门城镇、大钟庄镇、新安镇乡、城关乡、石桥乡、霍各庄乡、三岔口乡、高家庄乡、赵各庄乡、牛道口镇、史各庄镇、南仁垺乡、马家店乡、新开口乡、牛家牌乡、郝各庄乡、周良庄乡、尔王庄乡、大唐庄乡、口东乡、杨家口乡、黑狼口乡、中登乡、黄庄乡、糙甸乡、欢喜庄乡、袁罗庄乡、北潭乡、何仉庄乡。
2000年，宝坻县辖19个镇、16个乡。
2001年，宝坻县乡镇区划调整。2001年底，宝坻县撤县设区，辖19个镇、3个乡：城关镇、大口屯镇、林亭口镇、大白庄镇、王卜庄镇、方家庄镇、八门城镇、大钟庄镇、新安镇、霍各庄镇、高家庄镇、新开口镇、大唐庄镇、口东镇、马家店镇、牛道口镇、史各庄镇、郝各庄镇、周良庄镇，牛家牌乡、尔王庄乡、黄庄乡。
2004年初，宝坻区辖19个镇、3个乡：城关镇、马家店镇、大口屯镇、新开口镇、大白庄镇、郝各庄镇、牛道口镇、大钟庄镇、新安镇、王卜庄镇、方家庄镇、口东镇、高家庄镇、霍各庄镇、八门城镇、林亭口镇、周良庄镇、大唐庄镇、史各庄镇，牛家牌乡、尔王庄乡、黄庄乡。
2012年，宝坻辖3个街道、21个镇：海滨街道、宝平街道、钰华街道；大口屯镇、大白庄镇、王卜庄镇、方家庄镇、林亭口镇、八门城镇、大钟庄镇、新安镇、马家店镇、霍各庄镇、新开口镇、大唐庄镇、高家庄镇、口东镇、牛道口镇、史各庄镇、郝各庄镇、周良庄镇、牛家牌镇、尔王庄镇、黄庄镇。
2013年12月26日高家庄镇改为朝霞街道、马家店镇改为潮阳街道、口东镇改为口东街道、大白庄镇改为大白街道、周良庄镇改为周良街道。至此，宝坻辖8个街道、16个镇：海滨街道、宝平街道、钰华街道、潮阳街道、朝霞街道、周良街道、大白街道、口东街道；大口屯镇、王卜庄镇、方家庄镇、林亭口镇、八门城镇、大钟庄镇、新安镇、霍各庄镇、新开口镇、大唐庄镇、牛道口镇、史各庄镇、郝各庄镇、牛家牌镇、尔王庄镇、黄庄镇。
区划详情
截至2019年，宝坻区下辖6个街道：宝平街道、钰华街道、海滨街道、周良街道、朝霞街道、潮阳街道，18个镇：大白庄镇、口东镇、霍各庄镇、史各庄镇、牛道口镇、大口屯镇、新开口镇、牛家牌镇、郝各庄镇、大唐庄镇、尔王庄镇、王卜庄镇、方家庄镇、林亭口镇、八门城镇、黄庄镇、大钟庄镇、新安镇。宝坻区人民政府驻宝平街道。
截至2020年6月，宝坻区下辖6个街道、18个镇、1个开发区[6]。区政府位于宝平街道。
6个街道、18个镇。1个开发区[6]。
宝平街道
钰华街道
海滨街道
周良街道
朝霞街道
潮阳街道
大白庄镇
口东镇
霍各庄镇
史各庄镇
牛道口镇
大口屯镇
新开口镇
牛家牌镇
郝各庄镇
大唐庄镇
尔王庄镇
王卜庄镇
方家庄镇
林亭口镇
八门城镇
黄庄镇
大钟庄镇
新安镇
宝坻经济开发区
人口民族
截至2017年，宝坻区以汉族为主，有回、满、壮、蒙古、朝鲜、瑶、土家、苗、藏、侗等15个少数民族。
2020年11月1日，宝坻区常住人口为722367人。[5]
经济
综述
2019年，宝坻区地区生产总值368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396亿元，增长77％；第二产业增加值13290亿元，增长36％；第三产业增加值21202亿元，增长75％。三次产业结构为65：360：575。[10]
2017年，宝坻区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7％。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08％；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57％；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18％。
2017年，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40亿元，增长06%。其中，税收收入3837亿元，增长32%，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596%，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从主体税种看，增值税1190亿元，增长302%；企业所得税369亿元，增长204%；个人所得税077亿元，增长24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056亿元，增长06％，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867亿元，增长320%。
2013年，宝坻区地区生产总值475亿元，同比增长22%；区域财政收入952亿元，增长219%，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14亿元，增长2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8亿元，增长3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458亿元，增长171%；外贸出口494亿美元。
2020年，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73亿元，下降439%。其中，税收收入2335亿元，下降19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736%，比上年提升226%。从主体税种看，增值税764亿元，下降199%；企业所得税349亿元，增长04%；个人所得税073亿元，增长481%。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542亿元，下降323％，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32亿元，增长29%；公共安全支出473亿元，增长05%；教育支出1959亿元，下降26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26亿元，下降08%。[5]
人民生活
2020年，宝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09元，增长34%，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83元，增长3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31元，增长35%。[5]
第一产业
宝坻境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适宜耕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有耕地面积1158万亩，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经济作物中的“三辣”（五叶齐大葱、红皮大蒜、天鹰椒）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土特产主要有红皮大蒜、天鹰椒、五叶齐大葱并称宝坻“三辣”。
2000年来已成为天津市和北京市的肉、蛋、菜副食品生产基地之一。2001年，粮食播种面积1053万亩，总产量316万吨，生猪饲养量1387万头，羊存栏135万只，家禽存栏4052万只，禽蛋产量42万吨，肉类总产量78万吨，奶类1268吨，水产品养殖面积4800余亩，产量2700吨。
2020年，宝坻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420亿元，增长26%，其中：种植业产值3281亿元，增长27%；林业产值212亿元，增长125%；畜牧业产值2607亿元，增65%，渔业产值1169亿元，增长143%；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150亿元，增长193%。农业生产用电量229亿千瓦时。
2020年，宝坻区粮食总产量6698万吨，增长30％，蔬菜及食用菌产量2133万吨，增长261%，水果产量127万吨，增长406%。
2020年，宝坻区实有林地面积5482万亩，其中当年造林面积459亩，当年苗木总量32537万株。林木覆盖率355％。
2020年，宝坻区猪存栏2218万头，增长304%，猪出栏2383万头，下降38%，活家禽存栏58286万只，下降170%，活家禽出栏187673万只，下降73%，禽蛋总产量624万吨，增长02%。
2020年，宝坻区水产品养殖面积678万亩，增长118%，水产品产量538万吨，增长152%，其中，养殖产量531万吨。[5]
第二产业
宝坻区内有两个省（直辖市）级开发区即宝坻经济开发区、九园工业园区，两个市级示范工业园区即塑料制品工业区、马家店工业园区。
改革开放以来，宝坻区拥有各类性质的工业企业7700余家，从业人数155万人，轻纺服装、食品、文体设施、建材、地毯、家具是宝坻区六大传统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打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型装备制造、新型塑料制品、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拥有日立楼宇、德国霍曼、根来环保、大连实德、深圳贝特瑞、天拖、广州京龙、晋铝建设、首航空冷、北方玻璃、华健天恒、天龙钨钼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逐步形成了以室内外升降设备为主的工程装备机械产业；以农用机械制造为主的农机制造产业；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为主的新能源产业；以新型节能设备、节能材料为主的节能环保产业。
2020年，宝坻区工业增加值8457亿元，增长1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8320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23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50%，营业收入增长76%，利润总额增长20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比232%。
2020年，宝坻区建筑业增加值3325亿元，下降335％。建筑业总产值7741亿元,下降314%。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13951万平方米，其中新开工面积3795万平方米。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142家，比上年增加14家。[5]
第三产业
宝坻区城区集市面积已达40万平方米，是天津地区最大的集贸市场，辐射八省三市三十多个区，素有“京东第一集市”之称。2000年来新建、改造完善和扩大了一批专业市场。各乡镇普遍建立了集贸市场，共有集贸市场、各类专业和批发市场几十个。
金融保险业是宝坻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之一，设有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天津银行、天津农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人民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中天津农商银行及邮政储蓄代办所遍布宝坻区城乡。
宝坻奉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并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加入WTO，各个方面都与国际接轨，宝坻对外经济贸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外贸出口494亿美元，年度实际利用外资22亿美元、内资460亿元。宝坻海滨商贸物流园区、万炬电子商务基地、阿迪达斯物流仓储园区加快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
2020年，宝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降05%，其中民间投资增长364%。从投资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125%；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63%；房地产投资下降05%。分产业情况看：一产投资下降199%；二产投资增长125%；三产投资下降27%。
房地产业
2020年，宝坻区房地产业增加值5862亿元，下降10%。商品房销售面积11656万平方米，销售额12172亿元。
交通运输、仓储
2020年，宝坻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1553亿元，与2019年持平。
邮政业
2020年，宝坻区邮政业务总量5842万元，发送邮政函件1161万件，包裹快递9532万件，订销报刊期发数57339万份，集邮业务4047万枚。
商业
2020年，宝坻区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2890亿元，下降133%；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152亿元，下降207%。批发业商品销售额下降202%，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增长228%，住宿业营业额下降169%，餐饮业营业额下降320%。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2%。
金融
2020年，宝坻区金融业增加值2088亿元，增长45%。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3608亿元，下降10%，其中：储蓄存款45916亿元，增长151％，各项贷款余额72425亿元，增长64％[5]。
文化
地名由来
宝坻区的“坻”字，原只读“chí”，水中高地之意。据传，清朝乾隆巡游到此地，脱口念成宝坻“dǐ”，从此就成了金口玉言。宝坻又名渠阳，仅次于渔阳（蓟县）和雍阳（武清）之间，自古是商业要地。据考证，早在4000多年前就被开发利用，歇马台、秦城等古迹遍布。公元10世纪20年代，因“高阜平阔”而设置专卖盐院，时称“新仓”，成为朝廷贮盐基地。过了两个半世纪，因人烟繁庶，贸易兴旺，改为县。当时，此地盐产的收入占全国盐利的1/10，国人视盐为国宝，故“富商巨贾，货值丛繁”。
地方特产
宝坻大蒜
宝坻大蒜，天津市宝坻区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宝坻区域内土壤主要由河流冲积物沉积而成，有机质含量高，氮、钾及微量元素丰富，粘壤适中，保肥、保水、透气性强，适合“宝坻大蒜”生长。宝坻大蒜以6瓣为主，茎盘上围成一轮，蒜皮为紫红色，蒜瓣洁白、均匀，鲜嫩多汁，口感辛辣，脆香浓郁，风味独特，肉质肥厚。
2016年3月31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对“宝坻大蒜”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宝坻大葱
宝坻大葱，天津市宝坻区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2011年12月20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对“宝坻大葱”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14]保护。
宝坻天鹰椒
宝坻天鹰椒，天津市宝坻区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2011年12月20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对“宝坻天鹰椒”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14]
交通
2020年，宝坻区除高速公路外，公路总长度1641/2198条/千米，客运量1665万人，旅客周转量1332万人千米。[5]
公路
津蓟高速公路、宝平公路、津围公路贯穿宝坻区南北；京沈高速公路、大黑林路、京唐公路横贯东西；京沈高速和津蓟高速公路在城区交汇。
铁路
津蓟铁路途径宝坻区境内。
天津积极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轨道上的京津冀不断高速化，在未来京津双城之间形成京津城际、京沪高铁、京唐城际、京滨城际、天津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络线5条高速铁路。[7]
航空
宝坻区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75公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85公里。
航运
宝坻区距天津新港90公里，到北京、天津、唐山及港口的车程均在40-50分钟。
社会
教育
截至2006年，宝坻区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000名，其中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3800名。
类别
学校列表
高等院校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民办）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民办）
部分中学
天津市宝坻第一中学
天津市宝坻第四中学
天津市大口屯高级中学
天津市大白庄高级中学
天津市王卜庄高级中学
天津市林亭口高级中学
天津市大钟庄高级中学
天津市李家深高级中学
北大宝坻附属实验学校
截至2020年，宝坻区共有普通中学45所，小学81所，职业教育学校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49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1所，普通中学招生116万人，在校生382万人，毕业生116万人；小学招生069万人，在校生389万人，毕业生066万人。公办幼儿园97所，在园幼儿126万人；民办幼儿园及托幼点65所，在园幼儿054万人。[5]
科技
截至2020年，宝坻区共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9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17家、雏鹰企业80家、瞪羚企业18家。组织实施区级以上科技项目277个，专利授权4097件，专利有效量11905件，组织科普宣讲活动60次，科技培训班25期，参加各类宣讲和培训人数40万人次。[5]
文化事业
国家二级图书馆：宝坻区图书馆。
截至2020年，宝坻区共有文化馆站25个，图书馆1个，藏书39万册，农家书屋751个，拥有图书214万册。[5]
体育
截至2020年，宝坻区共有体育场馆1个，面积152万平方米。年内修建3条高品质健身步道。举办各类区级体育竞赛20次，参赛人数3万人；参加市级及以上各种竞赛获奖牌35枚，其中金牌7枚，银牌13枚，铜牌15枚。[5]
医疗卫生
宝坻区已形成区、乡（镇）、村三级卫生服务站网络。宝坻区医院是中国“百佳”医院之一。
截至2020年，宝坻区共有卫生机构436个，其中医院、卫生院42个。迁建区妇产医院、北潭医院，改扩建区中医院，新建区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卫生机构床位2698张，其中医院、卫生院2626张。卫生技术人员3595人，全年诊疗人数4171万人次，病床使用率406%。[5]
社会保障
2020年，宝坻区新增就业15万人，举办招聘活动102场，培训各类人员17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94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4万人。[5]
基础设施
程控交换机总容量达20万门，通信网络已覆盖宝坻区。现代化邮政、通讯设施齐全，全面开通国际互联网，逐步形成企业开拓市场的一条重要渠道。
代表人物
李瑞环
赵丽蓉
马季
刘元
获得荣誉
2018年10月，宝坻区入选2018年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12]
2018年12月，宝坻区入选第二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3]
2019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同年11月，获得“‘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区”称号。
2019年12月6日，入选2019年全国百强区。
2020年6月30日，入选“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2020年12月22日，入选全国第五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名单。
2020年12月25日，被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授予“无偿献血先进市”荣誉称号。
2021年1月，入选2018-2020周期国家卫生城市（区）名单。
2021年1月，入选中央文明办2021—2023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
2021年2月18日，入选“2020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2021年，入选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名单。
2021年7月15日，入选水利部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
2021年8月，被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认定为“2021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2021年10月12日，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021年11月24日，天津市宝坻区水稻全产业链典型县被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列入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建设名单。
2021年12月2日，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办公室公示为2017—2020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对象。[11]
2022年11月，获得“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荣誉称号。[15]
参考资料
相关合集
相关视频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下令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用庞大船队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送几千吨粮食到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是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发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从扬州引入长江水经过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从水路调兵运粮。三年后吴王夫差扩展邗沟，开荷水运河，接通泗水。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荥阳（今荥阳县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来的漕粮自淮河入汴，北来的漕粮循河、洛而西，使京师粮食供应不忧匮乏。这是东汉漕运事业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时王霸击匈奴，曾从温水（即漯余水，流经今北京北）漕运军粮，安帝时虞诩为武都太守，在沮（今陕西略阳东）、下辩（今甘肃成县西）间数十里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该地区粮食运输紧张的状况。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漕问题就是运东方的粮食以实长安，从全局来看，最重要的转运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五里）。西汉时东方的粮谷多从此西运，东汉时置敖仓官，属河南尹管辖。 淮河、长江流域是南北对峙政权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积谷为要务。孙吴都京口（今江苏镇江），曾疏凿杜野（今镇江市东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苏丹阳市北十余里）的徒阳运河。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后，又开凿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十七里许）至云阳西城（今句容县南唐庄）间三十余里的破冈渎，立仓储粮，以避长江漕路风涛之险。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颍、洧、渠四水，开贾侯渠、讨虏渠、淮阳渠与百丈渠，这一运河网东南沟通江淮，便于运兵运粮、屯田积谷。西晋末，鉴于徒阳运河位于地势高仰的镇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倾北泻的状况，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运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节制了河水的流失。东晋时，为改善江淮间的运输条件，曾对邗沟进行多次整治。邗沟与鸿沟、汴水等运河开通以来，淮北地区的泗水成了南方沟通中原和黄河下游的主干。谢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遇泗水洪流，军粮运输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东南六十里的吕梁河等泗水支流。东晋时还于彭城之北开人工渠，使汶、济、泗诸水相通，泗水过彭城西，入汴通黄河。北魏经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仓十二处，储漕粮以供军需。
这一时期，针对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状况，还建造了许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运载能力增强。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县治东南）入长江；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汜县治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陕西运渠所在沿岸置黎阳、河阴、常平和广通等仓。召募运丁，运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粮食。灭陈后，长安粮大部由江淮输送。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储粮二千六百万石。
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关中运道艰险，东南运路长年失修，故唐廷常驻东都（洛阳），“就食”太原、洛口仓（分别在河南陕州与巩县）的巨量积粮。开元中期，官府机构膨胀，特别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粮物需求剧增。天下漕粮，愈益以江淮为重，唐廷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租粮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长运法”为转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则，于沿河就势设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费三十万贯。天宝元年（742），李齐物于三门峡附近凿开元新河；不久后，韦坚又开挖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终避开了运道下段的车载陆运。这期间最高运额达四百万石。安史之乱，东南漕路曾一度中断，转以长江入汉水，由陆路抵扶风（今陕西凤翔）。广德元年（763），刘晏主漕政，针对时弊作全面改革：开决汴河、疏浚河道；以盐利为漕佣，雇人运输；于河沿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创纲运法，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运；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黄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则，改进转般法；据各航段水情分造运船，训练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动荡，年运江淮米多为百余万石，少则五十万石。德宗时中原藩镇割据，扼断运路，韩■从镇海军（驻江苏镇江）载江南粮，武装押运，直抵中原、关中，转般法中止。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复刘晏时的漕运水平。唐末漕政大乱，年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至关中仅十余万石。
贞观六年（632）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后因不敷需要而废罢。中期以来，因漕运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转运使等职，主管漕政。纲运制度形成后，制定相应奖惩制，责成地方长官分负其责，后进一步明确由沿河县令主持所在地段漕运事宜。 北宋漕粮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总领漕政，各路转运司（漕司）负责征集，发运司负责运输。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恢复与完善坝闸制，并创建复式船闸。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黄河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转般法，并以“平籴”为其基础，江湖、两浙，宿亳（淮南路）米麦，分别籴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和泗州。发运使一员驻真州，督江浙等路粮运，一员驻泗州，负责真州至京师粮运。所在粮仓称转般仓，丰则增籴，饥则罢籴，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若耽误可航期，发运司则以一百万贯的“粜籴之本”，就近趁粮价贱而籴粮起运。此法自熙宁变法以来更趋完善，发运司的本钱从一百万贯渐升，最高达三百五十万贯，除保证六百万石的年运量外，真、泗二仓还有数年储备。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仓后，还可装官盐返航，增加了效益。发运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纲运制进一步完善，熙宁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与官舟分运，征召一批商船直运至京。宋初东南六路漕米数目不定。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定岁运江淮税米三百万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五百六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七百万石，其后渐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运河设施改善，年运量达八百万石。漕运常额，自景德三年（1006）定为六百万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暂减为五百五十万石。金帛盐茶布等“东南杂运”均由运河运送。另如徐州冶铁，年运数达三十万斤。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花石纲”等危害漕运事件屡有发生，故运量渐减。钦宗时汴京被围，汴渠溃决，所入不及常数百一。
南宋漕运体系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中心作重大调整。建炎年间，江浙、湖广、四川粮大多运往沿江重镇及抗金前线，后改运临安，运数大致仍六百万石。诸路中，江西独居三分之一，长江及江南河为运输主干，采取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的方式。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故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见元代海运）。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凿济州河，引汶、泗水经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属今山东）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全线沟通。此外，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内河漕政的管理于至元十九年始趋完善，江淮都漕司负责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苏六合）段，京畿都漕运司接收前司漕粮，负责中滦（今河南封丘南，黄河北岸）至大都粮运。二司各于其关键地设行司、分司，以求上下衔接，年运粮三十万石。元代纲运划为两大组进行：短运（军般、短般），其中又分两段：南段由吕城（属今江苏丹阳）驻军运至瓜州，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由瓜州运至淮安；长运，募民船承运，从瓜州起运至淮安，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入淮，再由中滦、济州分司派员分领纲船。官府另于运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负责各所在地屯田粮的运输。
海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中书省，其“左司”下辖“粮房六科”中的“海运科”为具体办事机构，主要则由分处南北的两大组织系统承办。南方的“承运”系统最终定名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治平江，今江苏苏州）；北方的“接运”系统为“都漕运使司”（驻直沽河西务）与“京畿都漕运使司”（驻大都），前者主要负责接纳海道粮，兼及其他各路南来物资，后者将南来粮物运入大都各仓。南北两大系统各拥有布局合理的粮仓。 明代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1472）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漕运的组织与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一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一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河北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其办法：一是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计有：
①支运法（即转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四次。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②兑运法。宣德五年陈■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次年，始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③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成化七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明朝各省规定的漕粮份额
浙江：630000石
江西：570000石
河南：380000石
山东：375000石
湖广：250000石
南直隶：1794400石
苏州府：697000石
松江府：232950石
常州府：175000石
应天府：128000石
淮安府：104000石
镇江府：102000石
扬州府：97000石
安庆府：60000石
凤阳府：60000石
徐州：48000石
宁国府：30000石
池州府：25000石
太平府：17000石
庐州府：10000石
广德州：8000石 清代开凿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并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缓和河面比降，减轻浊流灌运，改善了漕运条件。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称漕粮本、折三大纲）：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三百三十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七十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截一地漕粮运往另一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帮，十船互保。总数由一万零四百五十五只升为一万四千五百只，而实际运于漕运的仅七千只左右。每船装运量不得超过五百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后因运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终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四千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十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一百二十万石左右。
晚清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与漕运有关的事件，最终导致漕运的衰落：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成为整个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1年，停止运河漕运。
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