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有改汉姓为“郑”的满洲老姓主要有：纪里氏、郑讷鲁特氏（加入满八旗的蒙古姓氏）、舒穆禄氏。

其中在正白旗里有分布的姓氏有舒穆禄氏和郑氏（汉）。舒穆禄氏是八旗中比较大的姓氏，几乎每旗中都有，应该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正白旗舒穆禄氏的著名人物有努尔哈赤的妹夫、胡勒额驸叶臣、大学士徐元梦。正白旗的舒穆禄氏里也有部分是隶属包衣籍。汉族的郑氏主要存在于上三旗和两蓝旗这五旗的包衣籍里。

其他几个姓氏都是希姓或是加入满八旗的蒙古、朝鲜姓氏，人数也比较少。郑氏（朝鲜）是正黄旗和镶蓝旗的包衣籍，郑讷鲁特氏（蒙古）是镶蓝旗的包衣籍 ，纪里氏分布于正黄旗和镶蓝旗，郑佳氏分布于正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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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消失的民族——契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稿件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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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金朝、宋朝版图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朝－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多汉化程度、南境者为熟女真，少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

清朝以后，“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汉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齐，楚等傀儡政权。稍后，建立按照汉人的习惯建立叫做金的国家。 女真人用家乡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建立的金朝（黄金，女真文anchuhu相当于后来的满洲语 aisin - 金的，黄金）。

辽，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说938年)改称辽。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西夏，是朝代，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西夏政权国号为“大夏”，因在当时宋朝的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还有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唐贞观九年（635），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是达斡尔族。10世纪以前，契丹是随寒暑逐水草的北方游牧民族，其活动区域在今北起洮儿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南麓，流入嫩江），南至大凌河（在今辽宁省境内，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流域的广阔地区。

辽极盛时期的版图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山西省和蒙古国的部分地区。1125年辽亡，契丹族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族众，北投正在崛起的蒙古族。以库烈儿为首的契丹人，北迁至大兴安岭西北之额尔古纳河流域。

元、明交替之际，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和洮儿河流域的契丹遗民北迁黑龙江流域。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成为历次北迁之契丹人的聚居地。上述契丹族的历史变迁，与达斡尔族人民关于自己祖先的历史传说极吻合。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达斡尔族能征善战，后金为入关巩固后方，三征索伦，故有俗语“索伦骑射甲天下”。

清朝内外战争均有达斡尔将领参与。抗日战争时期，为东北地区抗日做出杰出贡献。达斡尔族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间音乐有山歌、对口唱和舞词等多钟形式。

-达斡尔族

契丹 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亦指这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唐灭亡的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辽末，女真族起事，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其余部建立了西辽王国，延续了93年。辽国疆域是赵宋王朝的一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

　　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所谓国外称中国为“契丹”，以俄语读音相似，故为人误解。而事实上，俄语中对中国的称谓来源于蒙古语称“汉人”Hitad，而非“契丹”。但目前很多人有此误解，故有必要说明一下。

寻找消失的民族——契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稿件来源：新华网）

参考资料：

历史上的辽国契丹族是现在的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

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扩展资料：

蒙元时期，元朝为统一中国，开疆辟壤，动员契丹兵马参加灭金、灭南宋的战争。契丹人也对女真亡其国十分不满，遂积极参战，而且屡建战功。从地域来看，蒙元时期的契丹人主要部分仍分布在故地，即今内蒙古的赤峰市、通辽市和辽宁、吉林一带。

但随着蒙古人破西夏、灭金、降高丽、平大理、亡宋、西征等战争的进行，部分契丹人被征调出征，离开了上述地区，开始遍布整个中国，甚至远至朝鲜、中亚和西亚地区，他们有的被安排在各地驻防，有的留在当地做官并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