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位旅居川西的美国人慨叹：悠久历史的成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可是没有了昔日的建筑，没有了古旧的风貌！其实，成都某些偏街窄巷，依然还有极少的老建筑留存，虽然稀如凤毛麟角，却隐约透露出老成都的故事，保留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这在“老外”是很难知晓的。始建于晚清的商业场背后不远处，古华阳县境内，现成都锦江区和平街16号四川省图书馆员工宿舍内的贲（读bi，四声)园书库，即为一例。

        贲园书库为清季民初藏书家严遨始建，在其继子严谷声手中竣工，并以他毕生精力而经营。其声名显赫处，与严氏父子及其书藏截然不可分离。严遨（公元1855～1918年）原名祖馨，字德舆，后更字雁峰，号贲园。祖籍陕西渭南。其先世为盐业富贾，客居蜀中。严遨少入成都尊经书院，师从王闾运求学。“一应乡试不第，遂弃去不顾”，淡于功名，以家訾富足，“遍游南北，搜求奇书故籍”（林山腴语）。严遨以收藏书籍为毕生事业，兼以精选典籍雕版刻印，读书写书，成为一代大藏书家，也是学者和诗人。

        作为诗人的严遨，有《贲园诗钞》传世，收其所著《既冠集》《太华归来集》（辟咡集》中诗作计59首。卷后附刻合州张森楷撰《故清遗老雁峰先生行状》、富顺宋育仁撰《文学处士严君墓志铭并序》、井研廖平撰《文学处士严君家传》、贵阳金正炜撰《严先生传》，可表明其深远影响。《责园诗钞》刻成时，严遨已逝，是编为继子严谷声所刊，每卷尾署有“男式诲校梓”。

        严遨一生本无子嗣，家业、事业后继无人，遂从老家族人中过继一男，取名谷声。严邀物色继子时称：“只求保我五万卷藏书，则平生愿足。“其以藏书为身前身后要事之心情，溢于言表。

         严谷声（公元1899～1976年）原名式海，又名谷孙。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书画鉴赏家于一身，其名字取意《诗经》“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教海尔子，式谷似之”。诗中借用蜾赢（细腰蜂）代养螟蛉（青虫）之子，劝渝人们教育子孙，继承光大祖上美德。这蕴涵了严邀的苦心，而他的心意竞得以实现，继子严谷声继承他的衣体，发扬光大了他的事业。

         严谷声初到成都时，已过学龄，严邀为儿子的书斋命名为“时过学斋”，勉励他埋头向学，须臾不可懈息。严遨去世时，谷声年仅20岁。但他守住祖业，有丰高的藏书可读，兼之聪颖好学，从小有父亲和张森楷这样的学问大家耳提面命，授以学问，交游皆名宿耆老，耳濡目染，蔚然自成大家。几十年之后，他继承的藏书成倍增长；经年累月浸润于书斋，使他对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名人掌故、书画真伪，皆能了然于胸，解难答疑。民国二十六年(1935年)，他与张大千于北平相识时，大千先生对他的学识亦折服不已。

        严谷声继承父业，藏书、读书、刻印书，藏书品种数量达到盛况，新中国建立初期，已逾30万卷。

        责园书库，是严氏藏书之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此处有景勋楼，为清代名将岳钟琪将军在成都的宅第。清末民初，严遨买下景勋楼，依仿皇家档案馆样式，于民国三年(1914年)至十三年(1924年)建成贲园书库。

        位于骆公祠街（现为和平街）的严宅，为三进院落，有花园三处。宅第古雅敞阔，园内花木扶疏，修竹环绕。新中国建立之初，严氏藏书捐赠国有，此宅成为四川省图书馆中文部。省图书馆已故研究员田宜超先生曾记述：“严氏故居，旧多花木，数亩之间，奇葩吐芬，嘉树涵碧，其昔日之主人名之日贲园，中取《周易》‘贲于丘园'之意也。”

        做过严氏子女教习的陶亮生先生，则进一步记录了贲园书库和周边环境：“书库建在花园中，系楠木结构，高大宽散，外甃石，通户牖，为石库状，周围种植银杏、幽篁，冬暖夏凉，清新雅洁。”

        责园书库为一座石库状的小楼，整个小楼造型简洁，气韵厚重，建在三进院落最里面的小院里。小院门棚上雕刻着“怡乐”两个篆字。小楼为两层青砖建筑，歇山式屋顶，双层檐角，出檐粗犷，三楼上端有一石刻画额，题写“书库”字。书库四周开有方形小窗户，楼窗左右对称，小巧精致，中间有阳台；墙体有尺半厚，所有窗户都装有隔水板，屋檐下修有腰檐，小窗之上设有气窗，防潮、防火、防晒都有周全考虑。楼基座上有一些浮雕，雕刻着卷草白云，青狮和象。

        时过境迁，昔日的三进院落如今已然不在，水泥建筑的楼群后面，所幸贲园书库保留了下来，但被囚禁在一小片天地里，在两株枝干磅礴、直插入云的古银杏树下。以书库功能和藏书规模而言，华夏之内，地处川西的贲园书库与遥远的宁波天一阁和杭州嘉邺堂可有一比，然而以现状相较，贲园书库似乎算不得幸运：天一阁作为独立的文物机构，其规模、境遇，自不待说；嘉邺堂现为渐江省图书馆分馆，园林于外，书藏其中，风采依旧；独贲园书库不用不弃，处境尴尬。好在2001年，成都市政府公布责园书库为成都市首批文物建筑，避免了撤除销毁的厄运。

        严雁峰曾为贲园自撰对联一副，并由书法大家于右任写出。读懂了这副对联，即读懂了严氏父子的精神操守，亦即贲园首日的骄傲： 无爵自尊，不官亦贵。异书满室，其富莫京。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又难。”这是江南天一阁藏书楼开创人范软的箴言。严氏藏书不如天一阁藏书起源早，天一阁建于明朝，而责园书库建于民国初期，严邀搜集书藏始于清季，远早于书库始建的时期，但还是晚于天一阁几百年。不过，天一阁藏书最富的清前期为7万余卷，而责园书库早期，张森楷曾编提《责园书库目录辑略)（卷后《坿录》，收富顺宋育仁撰《严处士责园书库记》、井研廖平撰《贲园书库记》、华阳林思进撰《资园书库记》，卷末为乙丑寒露后四日严谷声跋)，即著录贲园所藏四部之书共计14145种，45982册，115232卷，隆富甲于蜀中；民国末期至严氏藏书最多时，逾30万卷。

         严氏藏书和杭州嘉邺堂更有可比性，都是民国前期建筑，嘉邺堂虽晚建几年，但藏书最多时达61万卷，几近严氏藏书最多时期的一倍，但到新中国成立时，其典籍保存远远不及，仅余11万卷，落后于严氏藏书。

        贲园书库所藏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尤以奇书、精刻善本、孤本驰名海内外。这其中有孤本宋版《淮南子》《淳化阁双钩字帖》，也有胡林翼、严树森、曾国藩来往信札手稿及用兵的山川地图，刘永福幕僚的《使越日记》等，还有大量文化、医学、经济等藏书。严氏父子皆通中医，却“志在医医，而非医病”，希望通过所藏医书为医家提供更多的文献依据，故在贲园藏书中，传统中医典籍甚为丰富。大儒廖季平精于医书，称贲园“富于藏书，于医部尤详”。宋版《圣济总录》，明版《医统正脉)，还有日籍《丹波修堂丛书》，“皆寻常不可多得之书”。严谷声将这批书籍辑录、镌刻为5种，计34卷，字数达百万。其中，《金匮伤寒论》《本经逢源》等皆是不可多得之书。前中医学院院长、名医吴棹仙传道授业，即只选用这套丛书作为教学用书，道理很简单：“以其可靠，避免以讹传讹。”光阴荏苒，岁月流逝，更显出这套丛书的珍贵。

        严氏父子，不仅以藏书为毕生事业，又以刻书精善而著称。纸质、字迹、刻印皆称上品，备受中外称誉。严谷声为了纪念父亲，刊刻《贲园诗钞》，牌记“渭南严氏孝义家塾刊于成都”，黄纸线装5卷全1册，版阔字大，刻工精谨，开卷悦目，可谓民国雕版之典范。

        责园藏书音韵典籍浩繁广博，龚向农、向楚历经数度寒暑，对其进行整理，辑成《音韵学丛书》32种123卷巨著，专家誉为唐宋以来中国音韵学之大成，并由严谷声聘请刻工汇刻印出。这是严氏辑刻古代典籍的得意之作。严谷声曾携籍赴杭州求教于大儒章太炎，太炎先生赞赏不已，亲为之序。这套丛书曾送展德国莱比锡万国博览会，博得好评。

        严谷声不惜重金，聘请名匠，翻刻皮藏精品，除馈赠国内图书馆和学者外，还向海外赠书。英、美、法、苏等国不少大图书馆，存有渭南严氏精刻本。抗战期间，苏联政府收到赠书，斯大林亲自签署了答谢状。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列宁图书馆均有其刻印本陈列。美国国会图书馆专辟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书籍室”。

        民国时期，民间官方，黑道白道，海内海外，觊觎严氏藏书及珍善本者比比皆是，严谷声不畏强暴，不为利所动，历经劫难，将书保存至新中国建立，后全部捐赠给国家。严氏藏书成为四川省图书馆馆藏重要的一部分。

        四川地方及旅川学者名流，如谢无量、林山腴、庞石帚、蒙文通、张森楷、宋育仁、廖平、向楚、邵力子、章士钊、于右任、沈尹默、顾颉刚、陈寅恪、张大千、叶浅予、谢稚柳、马季明、朱少滨、陶亮生等，皆曾为严宅上宾，问津贲园藏书。许多名满天下的文人骚客，到贲园谈诗论文挥毫书画，如张大千，抗战时期竟在严宅一住近两年之久。抗战时期，陈寅恪到了成都，经朋友引介，曾前往严府，查阅严氏藏书目录，翻阅贲园珍善孤本。

        民初，林山腴自请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是四川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先驱。责园书库建成晚于四川省图书馆的创立，但在服务社会，促进学术进步方面，贲园书库甚至并不逊色于图书馆的功用。张森楷以贲园藏书为资料，撰成《通史人表》《廿四史校勘记》《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等史学专著；宋育仁修省志县志；廖平考订伤寒古本、研究公羊谷梁，都是以贲园的藏书作为资料引证考订的……贲园藏书后归属于四川省图书馆，成为其馆藏的一部分，永久保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进一步彰显，应与贲园主人的初衷暗合。

        贲园书库，现隐蔽于锦江区偏街的一隅（编者注：地处和平街深处），孤独的矗立在那里。但绝不仅仅是表面看起来那样不经眼的一座古旧的青灰小楼，那里面曾积蓄了两代藏书家的心血，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中华文化和四川乡邦文化的典籍，掠过了若许先贤大家的身影。

     （下篇：《燕鲁公所说会馆》）

安徽程氏家谱

■数量排行

程姓排行：程姓分布广泛，全国程姓总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57%，在中国五十个大姓中排第三十一位。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湖南、四川、山东等省，这五个省的程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程姓人口的60%。

■程姓起源

程姓起源有五：

1、出自风姓，以国为姓，是重和黎的后裔。重、黎是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人物。他的后裔伯符(一作乔伯)在西周前期被封在程地，建立了程国。古程国的地望在汉晋时期的洛阳上程聚，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洛阳和偃师交界处。程国的居民以国名为氏，于是就产生了程氏。程氏得氏之前的远祖，黄帝时有风后，颛顼时有重、黎，舜、禹时有伯益。程氏的得氏，是在西周时期。

2、以地名为姓。传说，周宣王之时，重黎的裔孙程伯休父入朝为大司马，后又因攻占徐方(今山东滕县东南薛故城)有功，被封到程邑(今陕西咸阳市东，也有人说在今洛阳市东)，他的子孙有一部分人以地为姓，称程姓。

3、出自商、周之际的伯符之后。据资料记载，伯符是程姓的始祖。由于伯符向周王敬献“泰山之车、井中之玉和双穗之禾”这“三异之端”有功，被周王封在广平的程地，后世子孙以国为氏，称程姓。实则伯符是重和黎的后代。

4、出自姬姓是荀氏后裔以邑为姓而改。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晋国荀氏的支子(非正妻长子或妾生子)食采于程邑（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其后裔以邑为姓，称程姓。

5、别的民族和姓氏改为程姓。

■程姓迁徙史

历史上，程姓的分布北方以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为主，南方以安徽、浙江、广东为主。

春秋时，程姓主要繁衍于晋国(今山西省境内)。晋国是西周王室的同姓国，春秋时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诸侯国。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国土以今山西省为中心，包括河南、河北和陕西部分地方。在由荀氏改姓程氏的人群中也出了不少名人。苟驩的孙子中有个程季。他的儿子程郑，为人品行端正，又敢于直言极谏，得到晋悼公的赏识，被任命为乘马御，后来升任下军副统帅，成为晋国六卿之一。又有大夫程滑，在权臣栾书、中行偃的支持下，刺死了荒*无道的晋厉公，成为哄动一时的人物。除了苟氏改姓程氏外，智氏家族中也有改姓程氏的，如程秀。荀氏支子苟驩食邑于程，以邑为氏，这是程姓人群的一个源头。虽然它不是程氏最早的源头，但毕竟壮大了程姓的队伍。西周灭亡后，部分程姓先民迁居晋国，以后又有苟氏、智氏人改姓程氏，于是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程姓先民的主要聚居地。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晋国魏、韩、赵三家晋升为诸侯。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晋国宣告灭亡。随着赵国迁都邯郸，韩国迁都新郑，魏国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原来生活在晋国的程姓先民，有不少人迁到黄河南北的新郑、大梁和邯郸居住，这是程氏的又一次较大的迁徙。

因为程婴拥立赵氏孤儿，对赵家有恩德，所以赵氏立为诸侯并迁都邯郸时，程婴的后代也随之东迁，到邯郸附近原来程氏始祖伯符初封地(就是汉代的广乎)居住。程姓人群在这一地区不断繁衍，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派。

除了赵、魏、韩三国乏外；在关中地区的秦国也生活着不少程姓先民。他们是西周宣王时期程伯休父徙封咸阳附近的程邑后，在那里繁衍起来的。这一支程姓先民，后来发展成著名的安定郡望。程姓先民的足迹，也到达了山东的鲁国（今山东西南）。鲁国有个程郑，是有名的富豪，以善于冶金铸造闻名。

到了战国时期，在黄河中下游乎原，在关中地区，都程姓人群居住。程式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地区有影响的姓氏之一。

秦汉时期，程姓在今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衍和发展，并且已有程姓人口迁入今四川、浙江和江西。这一时期在河南洛阳形成了一大郡望，在河北的广平形成了一大望族。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亡关东六国，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秦朝二世而亡，刘邦在陈胜起兵反秦和楚汉战争之后，建立了汉王朝。西汉和东汉共延续四百年之久。秦汉时期程姓先民开始播迁到长江流域。留居中原的程姓先民中，也有不少人遭遇风云际会，建立了丰功伟业。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实行有组织的迁民。关东六国的豪门右族大多被迫离开故土，到异地安家落户。汉朝派将士开拓边疆，实行屯田，内地一些士兵和民众也随之到边地生活。程姓先民就在这时开始迁徙到长江流域，在那里建设新的家园。以冶金铸造为业的鲁国豪富程郑，在秦朝建立以后，被强行迁到蜀郡的临邛，就是现在的四川省邛邾县。

有个名叫程林的人，秦朝时从中原地区迁居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他精通酿酒技艺，酿造的酒味道佳美。他开办—了一个酿酒作坊，生产醇酒。当地还有一个姓乌名巾的人也善于酿酒，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著名的酒乡。人们为了纪念乌巾和程林二人，就将这个县取名乌程。古代的乌；程县就在今天的浙江吴兴县南。

魏晋时，程姓大举南迁，主要迁往安徽、江苏，后再迁居湖南、江西。这一时期，程姓在我国西北部地区宁夏、甘肃也形成了一大郡望——安定郡。

南朝宋时，抱罕（今甘肃省临夏）人程道养流入巴蜀地区，被当地人尊奉为蜀王。齐时，岭南地区出现了一位乡贤，就是程曼。他的家族可能是西晋永嘉之乱时南迁的。程曼德高望重，不务仕宦。乡人发生纠纷，不去找官府，而找他评判是非。人们为纪念他，称他所在乡为“义化”，所在县以“程乡”命名，就是今天的广东梅州。程曼遂为岭南梅州程氏的始祖。

隋唐五代时期，程姓人群由于多种原因，背井离乡，迁徙到其他地区居住，从而使程姓在全国的分布更为广泛。南朝陈末年，歙州新安郡(今安徽歙县)有程姓人士北迁中山（今河北省定县）。隋末又有人北迁洛阳。五代时期又有程秀，从歙州北迁中山博野（今河北省蠡县）。程姓先民在魏晋战乱时从中原南迁，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又有人回迁到故地居住。

隋朝程乡（今广东省梅州）人程彬，是乡贤程畋的次子，学问博洽，曾担任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太守，父亲死后弃宫不做，到攸邑（今湖南攸县)隐居，子孙遂在此安家落户。郴州兴宁（今广东省兴宁西北）有程江，又称程乡溪，注入耒水，又有程公山。此地山水都以程字命名，是程姓人集中居住的地区。由于隋唐五代时期的频繁迁徙，程姓先民在祖国东南、西南、西北边疆地区都有分布，而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分布则更为密集。

隋唐五代时期，在少数民族中开始出现程姓。五代十国时，回族人群中已有程姓。

宋元时期程姓先民继续迁徙繁衍，足迹渐布于全国各地，继续建功立业，或俯拾青紫，封爵公侯，或钻研学艺，著书立说，传授知识。他们从不同方面，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而以学术方面的贡献最大。其中尤以开创洛学的程颢、程颐兄弟声名为最著。

宋元时期战争较为频繁，程姓先民为躲避战乱，多背井离乡，移居外地。也有的程姓士人外出做官，就举家迁往任所。

北宋建都开封，洛阳为西京，一些程姓先民从各地迁居开封和洛阳，河南地区程氏复兴。北魏时期从洛阳迁到东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的程氏后裔，有一部分人在宋金时期返回故土。中山博野（今河北省蠡县》人程羽，举家迁往关中地区的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北宋初任醴泉县令、成都知府。后来升兵部侍郎，在京城得赐第宅，家族迁居开封泰宁坊。他的孙子程垧，将祖父迁葬于洛阳南的伊川，全家也从开封搬迁到洛阳。家族成员世代任官，河南程氏成为程姓的显赫宗族。

后来，金兵和元军陆续南下，北宋灭亡， 中原地区的程姓先民又有不少人南迁江淮地区。河南程氏也随宋室南迁。程颢的长子程端懿，在吴门（今江苏省吴县）安家落户。程颐的长子程端中在六安（今属安徽省）殉难，次子程端辅携子孙迁居金城（今江苏省句容），三子程端彦则举家徙池州（今安徽省贵池），子孙在黄山、长江之间生息繁衍。河南程氏的南迁开吴县程氏支派和池州程氏支派。程仿浩又从池州迁至湖北孝感。

南宋绍兴年间（113l-1162年）河南洛阳人程佑之流寓桂林，死后就埋葬在那里。子孙在当地居住，广西地区也有程氏人群的足迹。应天宁陵（今属河南省）人程迥带领家口迁往绍兴余姚（今属浙江省），开浙东—程氏一派。宋代有程迈，史称黔（贵州省简称）人，官至显谟阁直学士，可见贵州在当时也有程姓人群存在。元朝在今贵阳设置了小程番长官司，当地少数民族中也存在着程姓人群。

元代国家又获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程颐的九世孙程德用从池州归业洛阳，守先祖坟茔。他的子孙后来分迁河南东部的太康、夏邑和山东的荷泽、单县等地。元末，英山（今属湖北省）人程希哲为躲避战乱，迁居孝感（今属湖北省），成为“义门”。

元朝末年，程姓南迁于福建，广东等地。程文智因官入闽，为开闽始祖。其弟程文惠居漳浦。程文惠之后程渠爵自漳浦梁山迁居诏安后门山，是为诏安始祖。之后再迁入广东等地。

明清时期程姓迅速繁衍，人口大增，继续迁徙，分布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也有程姓人群存在。而在河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安徽、江苏、四川、河北、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居住更为密集，形成了许多门派。由于程朱理学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尊地位，河南和徽州等地的程姓也享有许多殊荣。

明清时期，朝廷和地方政府曾经进行过一些有组织的迁民，将人口密集地区的部分百姓迁徒到由于战乱或灾荒而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并保障人民生活。例如山西向河南等地的移民，“湖广填四川”。部分程姓士人也被迁徙到其他地区建设家园。此外，还有一些程姓家族，因为各种原因， 自愿或被迫离；开家乡，到异地谋生。例如休宁(今属安徽)人程信在明初谪戍河间（今属河北省），就在那里安家落户。这种迁徙的结果，形成了许多新的门派，使程姓人群的分布更为广泛。

河南程氏在明清时代，由于家族繁衍，人口增多，进行了频繁的迁徙。河南伊洛地区程氏因为出现了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被称为程姓正宗。程德用是程颐的九世孙。他的次子程绍祖，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山东单县，三子敬祖，迁河南夏邑程大庄。程颐的十八代孙程世守，迁居河南上蔡，十九世孙程心圣，迁居山东单县程楼，二十世孙程宗昌，明末躲避战乱，流移河朔，家乡安定后，又返回故里。由此可见明清时代程氏名门巨族子孙迁徙之一斑。

明清时期，在满族、回族和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中，也都有程姓人群。例如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贵州少数民族酋长程受归附朝廷。清代人程民，就是满洲镶红黄旗人。他的父亲劳萨，曾在朝廷任议政大臣。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回民中，也有一些程姓人。这一时期，又有不少其他姓氏的人们改姓程氏，加入了程姓人群。根据明代的《华容县志》记载，华容（今属湖南省）人程万里，天顺丁丑年（工45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他的先世本姓陈，是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孝义之门。他的曾祖陈安泰，元朝时任荆州路（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总管，携家带口迁居荆州。明初洪武年问，祖父克让从荆州迁居华容，改姓程氏。

到了清代，由于程姓人群的不断繁衍和播迁，边疆地区都已有程姓士人居住。如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景东人程含章，乾隆年间进士，历任河南布政使，官至上部侍郎。福建莆田县有程拱辰，曾安察云南。而在我国腹地，则形成了许多支派。据有关文献记载，程姓在全国形成九十八派。其中河南十八派，山西十二派，陕西四派，山东两派，安徽三派，江西两派，浙江三派。这种；记载并不完全，还有不少省区的程氏支派有所遗漏。

河南省程氏分为十八派，即以程秀为始祖的济源王屋派，以程世汉为始祖的济源南城派，以程世和为始祖的济源金鹅派，以程延敬为始祖的孟县派，以程震为始祖的偃师派，以程世洪为始祖的登封程村派，以程继载为始祖的登封南乡派，以程彦骥为始祖的兰阳（今兰考）派，以程称为始祖的修武派，以程恭为始祖的巩县派，以程子儒为始祖的沁阳派，以程太为始祖的祥符 （今开封）派，以程官保为始祖的唐河派，以程以忠为始祖的永宁（今洛宁）派，以程天桂为始祖的滑县派，以程中学为始祖的睢州（今睢县）派，以程云路为始祖的尉氏派，以程和龙为始祖的卢氏派。

山西省程氏分为十二派，即以程心林为始祖的蒲州（今永济西南）派，以程子明为始祖的榆次派，以程子河为始祖的泽州 (今晋城)派，以程甫为始祖的清源派，以程彦行为始祖的太谷派，以程邦成为始祖的万泉派，以程世富为始祖的临晋派，以程伯先为始祖的绛州（今新绛）派，以程天爱为始祖的谋城派，以程天贵为始祖的太平派，以程崇仁为始祖的汶水派，以程端身为始祖的汾州（今汾阳）派，以程端於为始祖的乐平派。

陕西省程氏分为四派，即以程顾为始祖的长安（今西安）派，以程预为始祖的长安城内派，以程心诗为始祖的韩城派，以程卷为始祖的顺化派。

山东省程氏分为两派，即以程知白为始祖的长寿派，以程元棵为始祖的济宁派。

安徽省程氏分为三派，即以程权为始祖的六安派，以程梓为始祖的灵壁派，以程徽为始祖的贵溪派。

江西程氏分为两派，即以程富为始祖的南昌派，以程正生为始祖的鄱阳派。

浙江程氏分为三派，即以程百之为始；祖的开化白沙(今浙江金华)派，以程梓为始祖的绍兴派，以程幼学为始祖的建康派。

■程姓当今分布

全国程姓人群较多的省区，有河南、安徽、山西、河北、陕西、浙江、湖北、江苏、江西、四川、山东、广东、甘肃、宁夏等。下面具体介绍程氏居民较多的县市。

河南省：嵩县、伊川、洛宁、偃师、太康、鲁山、济源、孟县、登封、兰考、沁阳、开封、唐河、滑县、睢县、尉氏、卢氏、夏邑、修武、巩义等；

山西省：榆次、泽州、清源、太谷、万泉、临晋、绛州、谋城、太平、汶水、汾州、乐平等；

安徽省：休宁、黟县、绩溪、祁门、歙县、贵溪、六安、灵壁等；

浙江省：绍兴、金华、衢州、淳安、建德、勤县、余姚等；

江苏省：常熟、武进、吴县、吴江、句容、丰县等；

湖北省：孝感、黄岗、麻城、罗田、嘉鱼、汉阳、隋州等；

山东省：东阿、荷泽、曹县、单县、济宁、长青等；

广东省：梅州、河源、中山、潮州、海丰、惠阳、阳江；

陕西省：长安、韩城、顺化、礼泉、咸阳、汉中等；

河北省：鸡泽、蠡县、邯郸、曲周等；

江西省：婺源、德兴、九江、乐平、南昌等；

湖南省：华容、醴陵、郴州、资兴、桂东等；

四川省：眉山、邛崃、宜宾、云阳等；

甘肃省：泾川、会宁等；

宁夏区：固原、灵武等。

■历史名人

程邈：秦代下杜（今陕西西安南）人，隶书的创造者，曾任狱吏、御史等职。他曾积 十年之久，将大小篆蜕变而成隶书300字，使得中国的文字自此得以定型，文 化得以传播和发展，贡献相当大。

程郑：春秋时期晋国（今属山西）人，为荀氏改程姓的后裔。他先任晋公的乘马御， 深受晋公垂爱，后竟成为晋国的“六卿”之一。

程婴：春秋时期晋国著名义士。剧目《赵氏孤儿》展现的就是他的事迹。

程本：春秋末年晋国人。以博学善议论，聚徒讲学著名而名闻诸侯。还曾与孔子会晤 过，著有《子华子》

程颐、程颢：北宋时期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世有“二程”之称。又因他们都是河南洛 阳人，其学派被称为“洛学”。其学说后为大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创立了 程朱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

程元振：京光三原（今属陕西）人，唐代宦官，因拥立代宗，得其宠信，官至骠骑大 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总率禁兵。

程知节：隋朝济州东阿人，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后归唐，任岐州刺史等

职。

程遐：十六国时后赵石勒的谋士。曾历长乐太守、右司马、宁朔将军、监冀州七郡军 事。代张宾为右长史总职朝政。

程普：又北平土根（今河北丰润东）人，三国时吴国荡寇将军，初从孙坚，后助孙权 经营江南。为讨伐董卓，平定江东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208年，曾与周瑜大 破曹操于赤壁，又曾被封为江夏（今湖北鄂城）太守。

程曾：东汉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习《严氏春秋》，教授数百人。著书百余篇， 作《孟子章句》

程邃：安徽歙县人，清代著名篆刻家、画家、篆刻取法秦汉，喜用大篆入印，朴厚苍 浑，为”皖派“代表作家之一。画工山水，善用干笔渴墨，苍茫简远，自成风格。

程长庚：安徽潜山人，清代著名京剧演员，演老生，艺术上融化徽调、汉调、昆腔于一炉，对京剧老生唱腔和表演艺术的形成，贡献很大。

程正揆：湖北孝感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能诗文，善书画，所画山水多用秃笔，而 设色浓湛。

程敏政：休宁（今安徽）人，明代文学家，其文与李东阳齐名，官曾至礼部右侍郎。

程嘉燧：休宁（今安徽）人，明代著名诗人、画家。

■程姓家谱介绍

修谱

据说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人程本曾经修撰程氏家谱。到了西汉元帝时期。司徒程泰奉诏“编修姓望”，这是程姓较早的谱牒。三国时期程昱的儿子程建曾“归郡修谱”。晋室南迁以后，在江南有所谓；《百家谱》，程姓也在其中。

唐代有个程淘，始考订《程氏谱》，考载详明，堪称信史。宋代鄱阳（今江西省鄱阳）人程祁，字忠彦，曾修撰程氏《世谱》。南宋时；人程晟，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孙子。他很有；才学。曾编次《伊川文集》八卷，并修撰《伊川家谱》一卷。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史定之任池州(今安徽贵池)知事，曾将程氏谱系上呈朝廷，于是皇帝降旨，将程颐四世孙程观之补官登仕郎。元代程氏家谱屡有修撰。但宋元以前的程姓家谱，大多亡佚不存。

明代修撰的程氏家谱较多。现存的价值较高的家谱多为明代后期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所修。比较重要的有《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河南上程谱》《河南程氏正宗世谱》《程氏家乘》等。这一时期的修谱，已从某一地区的家族门派发展到大范围乃至全国性的“统谱”。

清代和民国时期所修续的程氏家谱现．存数量较多，并且大多经刊印或手抄，流传至今，不再一一述及。

建国以来，由于宗法观念的破除，家族的分土析居，修续家谱较为罕见。近年来，在有些地区又有续修。例如广东五华、河源纯刚公系《程氏族谱》，就是1996-1997年新续修的程氏谱书。

现存的程氏谱书，除了部分散布民间，由私人珍藏外，大多收藏在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或档案馆中。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藏程氏谱书四十多种，上海图书馆也有较多收藏。《中国家谱目录》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Z年版)中著录程氏谱书三十九种，计二百二十二册。这些谱书如按地区分，以安徽省数量最多，达二十四种，其次是江苏省，有六种，湖北省有四种，湖南、山东两省各一种，其他一种。我国现存程氏谱书远不止这些，不少程姓人群居住较为集中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等省的许多谱书，都没有被收入。

家谱主要内容

现存的程氏谱书从名称上看，有家乘、宗谱、家谱、族谱、支谱、会谱、纂谱、信谱、世谱、统谱、谱略、世系谱、源流谱、人物志、故里志等。名称中多包含郡望县邑、门派及先祖号谥，以与其他谱书相区别，有的还加有——“续编”、“续修”等字样。

程姓谱书尽管繁简有别，但就内容而言，和其他姓氏的谱书大体相同，包括序、凡例、家族世系、家族法规、先祖行状、家族文献等。家族世系是家谱的中心内容，为谱书所必备。

序言有自序和他序两种。 自序为修谱人自写，他序多让当地的地方官或社会名流撰写。序言一般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1、阐述自始祖以来派系分衍和播迁的状况，

2、说明以往历次修撰谱书的情况。有的序言还包括修谱凡例，原因、目的以及工作的艰辛。至于他人撰写的序言，在上述内容以外，往往有对谱主家族的赞美和希望等言辞。

例言就是谱书的发凡起例。它对该谱的体例结构、内容详略、入谱对象、术语的使用、行文格式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世系部分一般先阐明本家族的繁衍源流，再详述各支派的人物与事迹。它不但记载有宗族的人物名谓，而且多通过派语来说明人物的门派和辈分。

家族法规是用来约束所有家族成员言行的规制条款。族长用它来管理族人，养成一种家族风尚。

先祖的嘉言美行和辉煌业绩，多采用传记或像赞的形式书写。凡是本家族中有德行可嘉、忠贞可旌、学问可称、文章可赞、功绩可述的，都要为他立传作记，以勉励后人。

家族文献的内容相当广泛。它既包括官府对该家族及其成员的嘉奖和褒扬，如诰命、诏谕等；也包括家庭成员的语录、著作节选等。这些都是本家族成员引以为荣耀的，因而在谱书中多有反映。

■程姓字辈

据伊洛地区程氏的《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谱》记载，程氏世系从程颐的十三世孙程子中开始，排列了三十二个辈字：

“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伎洛璋铭。毓秀光远，相远大干。源推其业，长流万年。”

清同治七年(1868年)修订的河南《太隶程氏族谱》中列入辈序二十字：

“建方端士，克文光耀，慎勉惟习，敬守修省，庆逢致泰。”

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程氏从始祖程吹四十三世开始，编定了五言辈字歌：

“国家传世德，理学必宗先，孝支宜为则，崇文作善元。”

后来又往下续了二十个辈—字：

“燕翼富强本，知书万道全。品行铭高洁，昌兴起俊贤。”

为了使族人添丁加口选字取名时，不至于感到以上“正行辈字”不足或有忌讳、拗口等情况，又确定了四十个辈字，称为“副行辈字”，和上面所说的四十个“正行辈字”一一对应，如果正行辈字不合适，可以取“副行辈字”。这四十个副行辈字是：

“邦光其佩毓，兆吉福相延。开智明龙启，敬业定飞腾。勤修竞荣秀，常思乃识远。长隆显达贵，千秋怡乐天。”

建国以后，由于宗族观念的淡漠，人们为子女取名，大多已不再按辈字规定。因此，从现在程姓人群的名字中，已难以知道他的辈分。由于古代山河阻隔，交通不便，不同地区、不同宗族的辈字也不统一。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 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