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特征，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

所谓盛世即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时的状况：内政方面，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科技发达；外,交方面，国际影响力大、对外贸易交流频繁、武力强大等。《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载： “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两千多年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度过的，这之间，自然有盛世也有乱世，这是必要的一种循环过程，也就是“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但是，跳出这种治乱兴衰的外在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其封建社会的本质并无改变。

封,建,社,会的盛世不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能消除封建的剥,削和奴,役，所以它不是人间天堂。盛世中存在着潜伏的危机与矛盾。表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不同调和的矛盾；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产,生,威,胁；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暴,政。

中国的盛世王朝由盛及衰的规律是由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确切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在王朝后期的土,地,垄,断,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社会分配体系严重倾斜，继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引起连锁反应，致使帝国逐渐衰弱。这是由儒家文化体系造成的，这一点在汉、唐、明最为显著，清朝的衰亡，固然有外敌入侵的因素，但严重的土地兼并是导致清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

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明白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几个特点：

1、儒家的文化体系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重农抑商”是这个体系的显著特点。

2、“士绅不纳粮”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个人的主要出路最好的情况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它手段成为“士”，或者通过家族的经营成为“绅”，如果还不行就务农。工和商在社会上地位极低。比如明朝，干脆以户籍的方式明确等级制度，一旦成为“工户”或“商户”（当然实际上不是这么称呼的，一般细分为“乐籍”、“匠籍”等），既不能参,加,科,举，又要缴,纳,高,额,税,赋，连嫁女儿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门当户对”。汉武帝打下河套地区后，从内地移民，干脆就规定移民的范围包括“商人、赘婿、囚,犯”等，可见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低。

这种制,度在王朝开始建立之时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只要走上这条轨道，结果都是一样的：

王朝建立时普遍采取“均田”政,策——没收上一朝代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于是全,国,人,民都是地主，但是几十年后，由于个人经营能力的差距，有些人很富有了，有些人很贫困。富有的人避免成为商人，所以有钱也不能投资商业，用钱来生钱，只能扩大自己的土地规模；贫困的人连赋税都交不起，只能把土地卖给有钱人成为佃户，富有的人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成为“士绅”阶层，便不用缴,纳,赋,税，政,府,赋,税,减,少，入不敷出，于是就增,加,赋,税，增,加,赋,税又造成了更多的穷人，就更加剧了土地兼并，恶性循环于是开始。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赋,税大于田租时，很多小农甚至愿意或恳求把自己的田地主动献给士绅，自己成为佃农来免交“钱粮”，士绅阶层也因此有条件提高地租，更加严,酷的剥,削,佃,农。当赋税与田租都超过了佃农的承担能力，特别是遇到灾年，老百姓走头无路，于是只能,揭,竿,而,起，谋求推翻这个王朝。农,民,起,义对国家的打击非常大，即使勉强镇压下去，也使政,府,元,气,大,伤，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加赋税来“堵窟窿”，于是又造就了另一批起义的“种子”，又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推翻了旧的王朝后，新建立的仍是同样制度的封建王朝，只是在初期搞一次“均田”，然后就开始了与前朝一模一样的恶性循环。

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

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

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到宣帝去世，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到安史之乱爆发，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

“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许多时候，新王朝取得的统,治,成,果其实并不那么辉煌，但是却在刚刚过去的祸乱痛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被后世称颂得无以复加，实际上贞观之治创造的经济成就远不及隋王朝。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陆贾受刘邦之命总结秦及其他“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写成了《新语》一书。事实很清楚，秦王朝暴兴暴亡的主因是统治者兴作过繁、劳民过度、重税剥削、竭泽而渔。因此，汉初君臣明智地提出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贞观年间大臣们上奏章谏议，动不动就引用隋炀帝的事例来警诫皇帝。而唐太宗下达诏旨，也经常都要拿隋炀帝说事。

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过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他们喜欢提盛世二字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导致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的来临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希望远离它们。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出于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唯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禀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汉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成为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

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历史是一门学问，我们要认识好这个的问题，继续认真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批判和继承我们的传统，才能更好的总结过展望未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姓氏由来：姓氏考略：本作随，隋文帝改隋，遂分二姓。元史有隋世昌，又剁据《许姓公谱》噎鸣的后代分为薄浑、甘氏、洲氏、向氏、随氏、先龙

姓氏由来：姓氏考略：本作随，隋文帝改隋，遂分二姓。元史有隋世昌，又剁姓后改隋，见通雅。 郡望堂号：清河郡 姓氏家谱：隋氏族谱 历史名人：隋世昌, 隋同文, 隋玉清 隋姓是由随姓分化而来的姓氏，姓氏原作“随”，后改为隋。相传早在女娲开天辟地时，就有一个名为随的人，他的后代就以随为姓。至周代，王族中有一支被分封于随（今湖北随州），建随国，侯爵，为周诸侯国之一。周未，并于楚，原随国贵族有人以随为姓。另外，春时战国时，原陶唐氏之后杜伯的玄孙士会在晋国担任士大夫职务，以随为食邑，史称随会。他受封的地方在今山西介休东，子孙留居于此，也姓随。至隋朝初年，上述三支随姓人大都随例改为隋姓，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今隋姓主体。 除从随姓分化而来外，隋姓还有自己的血统本源。早在汉代时，就有一位名为隋昱的人名载史籍，于东汉初年官至五原太守，其姓氏的来源显然另有所出。另外在明代，将军王骥远征麓川（治所在今云南腾冲一带），后又在当地任职。原土著居民请求他赐给像汉人一样的姓氏，他便以怕、刀、剁三姓相于。后来，以怕为姓的人因姓氏读音不雅，改为与怕字字形相近的隋姓，从而成为隋姓中的一员。至于在当代，除汉族以外，满、蒙等民族也都有人以隋为姓。 隋姓得姓以后，在发展中还在清河（今属河北）一带形成望族，以致仍被人当作隋姓的代表郡望。同样，在分布上，隋姓人口也以清河及其附近的山东省最为集中，几乎占全国隋姓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另外自古至今的隋姓名人中，如宋高密令隋宝、元代人隋业昌、明巢县丞隋（上斌下贝）、主簿隋翥等人，籍贯也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 隋姓的起源：隋姓最早发源于春秋随国（当今湖北随州市）和春秋随邑（当今山西介休），应当是以国、以邑为姓两支。据史料记载：随国为周朝本姓诸侯国即姬姓，国君随侯是炎帝后裔，当今隋姓据传说是其后代。经多年考证和依据《定海郡隋氏族谱》及其他隋姓祖谱资料来分析，目前大多隋姓都来自于山东，与我同为一宗，未发现与山东隋姓无关的同姓姓氏（或许未考证到），山东隋姓是宋朝后期（约十世纪中叶）由河南固始县迁徙到山东栖霞县蛇窝泊的，居今八百余年（有关资料记载当时隋姓共三支，两支落户山东，余下一支留在固始）。如果从地理角度来假设，固始与随州相距四百余里，说隋姓由随州迁徙而来也是可信的。另一源隋姓就是随邑的随会：史书讲“杜伯之玄孙范会是晋国大夫，食采于随，人称随会，其子孙以随为姓。”在隋姓传说中，称其来自于随国，也就是说其是隋姓的祖先。从其受封于随邑而言，可以排除其与随国隋姓的关联，由于就其一家，要与随国隋姓的数量比较也相差甚远，是否有传人，无法考证，称其为隋姓的远祖，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隋姓本姓“随”，隋字是由繁体字“随“去走之而来的。当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是引用其称帝前的封号“随国公”而来，因其忌讳“随”字的本意，而去走之取“隋”字为其国名，之前并无 隋”字，自此隋姓以“隋”为姓，延续千余年

节[节，读音作jié(ㄐㄧㄝ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古帝伏羲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中国民间传说，自伏羲之后，大庭氏王才有天下。

伏羲之后，分衍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节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燧人氏，皆袭谥庖牺氏(即伏羲)之号。

其尊节氏之后有节氏后裔，是为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古炎帝神农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帝王世纪》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神话：“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炎帝号为神农，“教民耕稼、蜡祭、医药、交易之事，开万世衣食相生相养之原。”后人称颂神农，“其功如天”，“盛德不孤，万世同仁”。商周之际的大贤人伯夷、叔齐兄弟曾经哀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东汉张衡作《东京赋》慨称：“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叹复真”的惋惜；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更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怨慨。可知炎帝时代曾令众多士人向往。《尸子》解释神农之神为：“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为之神。”

周武王灭殷纣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安徽亳州市)”，代表当时人们对炎帝功业的纪念和褒扬。

炎帝的世系，据《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系》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泼，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在史籍《吕氏春秋·慎势览》中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可能比较接近史实。如此，则上述所传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

《万姓统谱》所载世系与《帝王世系》相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

据史籍《汉书·律历志》记载：神农氏“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神农氏：部族首领称炎帝，姜姓，羊图腾。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蚩尤氏：炎帝之后(一日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共工氏：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

烈山氏：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

史籍《国语·鲁语上》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在史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而在史籍《礼记·祭法》中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一百四十年(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一百二十年，逝世后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八十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六十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四十八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哀(裹)，在位四十二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帝哀之后为节茎，节茎不愿为帝。节茎有三子，为节氏、戏氏、克氏。节氏和戏氏也不愿为帝，由克，即榆罔即位。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五十五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

轩辕即黄帝，姬姓有熊氏，从此帝系转入姬姓。

神农氏后裔繁衍发展，支族甚多。在商、周时期，分建很多国家(方国)。传说神农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等。厉氏分衍出丽氏和赖氏。

节茎之后，有节氏、戏氏、克氏三支。克传帝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氏、露、赤狄和白狄；戏传器和小帝。

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

钜之后有封氏、钜氏、封父、富父氏。

伯陵生蜂氏和逢氏，逢生殳氏、延氏和鼓氏，鼓生灵契氏，灵契生氐氏。

祝庸氏胄胤更加发达：祝庸生术嚣，术嚣生条、勾龙(即后土)；勾龙平水土有功，后人纪念，尊为社神；勾龙之后有勾氏、勾龙氏、共工氏、信氏、垂氏；共工氏衍生共氏、龚氏；信生夸父；垂生噎鸣(即伯夷)。

伯夷之后为太岳氏、骀氏、怡氏；太岳即四岳，其后裔于商、周时期受分封，于是有了吕氏、申氏、隋氏、淳氏、向氏、薄氏、甘氏、州氏、文叔氏、岳氏、先龙氏等。

节茎的后裔节氏，就是今节氏的始祖，世居北海。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省潍坊、博山、烟台地区。

二分布：

今山东省的潍坊市安丘县，河北省的故城县,河北任县大宋村等地，均有节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北海郡：汉朝时期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分齐郡置郡，治所在北海(一说营陵，今山东昌乐)，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潍坊、烟台一带地区。隋、唐两朝的北海郡即青州，治益都，其时辖地在今潍坊等一带地区。

八历史名人：

节振国：(公元1910～1940年)，山东武城柳塘村人(今河北故城)。著名抗日英烈。

节振国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家乡闹灾荒，民不聊生，节振国随父亲逃到河北唐山赵各庄。长大后，他十四岁起在开滦煤矿赵各庄煤矿当了井下工人。

节振国在井下干了十年。他和其他矿工，受尽英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井下不断发生事故，工人的生命没有保障。当时英资本家规定，井下工作死一条骡子赔偿六十元，而死一个工人只给二十元。

工人们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1938年3月，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 运动，节振国也参加了 运动，由于他精通武术，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不久，日寇侵占了开滦煤矿，井下工人夏连凤被捕叛变，密告日寇节振国与 有来往。日寇宪兵和伪警察直奔赵各庄来抓节振国。

1938年5月6日，大批日伪宪兵包围节家，搜捕节振德等工人领袖。当节振国闻讯赶回家时，他家大门外有许多日寇宪兵和伪警察，节振国怒火上窜。一个日寇宪兵刚要阻拦他进院子，节振国拍拍胸膛大喊一声：“我就是节振国！”

日寇宪兵一愣，节振国已大步冲了进去。

房内的日寇宪兵、警察看见突然闯进来一个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的年轻人，有些迷惑。日寇宪兵队长恶狠狠的对节振国说：“你的什么的干活？ 的，大日本皇军要你死了死了的！”

旁边两个日寇拿起绳子就要过来绑节振国，节振国看见屋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哥哥被绑着。他不由怒从心起，一步跨过去打开橱门，抄起一把菜刀，对准日寇宪兵队长的头一刀劈下，这家伙连哼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丧了命。旁边的日寇宪兵和伪警察还没反应过来，节振国已抄起日寇宪兵队长的军刀，砍杀起来，很快就砍倒三个日寇。他又用刀挑断绑哥哥的绳子，对大哥节振德说：“哥，快跑！”

节振国冲出后门，翻过一丈多高的石墙，脱险跑远了。节振德没能跳过高墙，被日寇打死在后门内，英勇牺牲。

节振国刀劈日寇宪兵的消息震动了冀东，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就连远在陕北的 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 亲口称赞节振国是“民族英雄”。矿工们更是奔走相告：“节振国是好样的！”

节振国逃出赵各庄后，他在韩家梢、榛子镇一带，组织了一支以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共有一百多人，节振国任队长。不久，节振国率队投奔冀东抗日联军，在双鹤岭找到了 员李运昌，遂将游击队改编为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仍任大队长。

不到一年，工人特务大队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多次袭击日伪敌人，节振国威震冀东。

有一次，节振国听说赵各庄伪警察所运来许多枪支弹药，决定去攻打伪警察所。他率领部分队员赶到赵各庄警察所，一枪打倒了岗警，就冲进了院子里，他用双枪指着十几个手足无措的伪军，威严地命令：“缴枪！我是节振国！”

伪警察乖乖地缴了枪，队员们从屋里押出一个姓耿的巡官。之后工人特务大队迅速运走了这批枪枝弹药。

节振国向 起来的伪警升胃话：“你们当汉奸帮助日本鬼子欺压老百姓，按理都该杀头！今天先饶你们不死。你们以后如果再敢为非作歹，可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他又指着浑身发抖的耿巡官对伪警们说：“他是鬼子的一条忠实走狗，不但欺压咱赵各庄的老百姓，而且还帮助鬼子做特务工作，死罪难饶。现在我代表抗日 宣判这个汉奸的死刑！”说罢“当！当”两枪击毙了耿巡官。

还有一次，节振国得知赵各庄商会会长遵从日寇旨意，准备筹建一支汉奸部队，便在一天晚上带了十几个队员冲进赵各庄，架走了商会会长。节振国严厉地盯着商会会长说：“你跟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要组织伪军是不是？”

商会会长头上的汗珠滚落下来。

“我们正式警告你，你要再敢跟鬼子勾结，甘心当汉奸，我们随时都能杀掉你！”

“是！不敢了，不敢了。”

“听说你们为了筹建伪军，正向老百姓摊款是吗？”

商会会长点了点头。

“不许你这样做！从今往后，你悔悟了就没事，仍当你的商会会长，我们不管；要是还跟着鬼子干坏事，我们决不饶你！”

商会会长放回去了，鬼子的计划泡汤了。他们十分气恼，派汉奸特务到赵各庄侦察节振国的活动。汉奸特务们找不到节振国的踪迹，就胡乱抓一些工人拷打审问，还四处勒索。

一天夜里，几个汉奸特务正在赵各庄的一家戏院里看戏，忽然节振国和战士们出现在他们面前，几个汉奸特务吓呆了，只能束手就擒。

节振国跳上戏台，对台下观众大声说：“老乡们！请安静！大家坐下！我们是来抓汉奸的。这几个家伙在咱们赵各庄为非作歹，今天该跟他们算算帐了。”

1938年冬天，节振国加入了中国 。

1939年，丰润县双庙的伪警察所按照日寇指令，要召集伪乡保长开会，向老百姓派款。开会的那天早上，伪警察所长正在屋里擦着一把手枪，忽然进来一个人，面带笑容地问：“这枪好使吗？”

伪所长以为问话的是哪个乡来开会的乡长，便随声附和：“好使！”

“我看好不好使！”那人一箭步冲过来拿枪在手，很快对准了警察所长的脑袋，说：“我是节振国！”

伪警察所长一下子瘫在地上，脸吓得苍白。

“别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今天来了不少人，为了避免大家误会，请你先命令你的部下缴枪！”节振国威严地说。

伪警察所长只能照办，伪警们全都缴了枪。

节振国又命令他给伪乡保长每人打一张收款的收条。节振国对伪乡保长们说：“今天免了你们的派款，是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你们回去后不准提起今天的事，更不准再敲诈老百姓。如果不听，我们知道了决不会饶你们！”

节振国又对伪警察所长说：“你派人报告日本鬼子，就说八路军端了警察所，枪缴了，各区乡保长缴来的款子也抢了，让鬼子找我来要。”

节振国故意在门口放了几枪，然后离开了伪警察所。

1939年秋末，节振国到平西 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翌年6月，他从平西回到冀东。节振国率领的工人特务大队越战越强，后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二团一连，为开辟冀东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7月的一天，节振国奉命在金庄截击日寇。烈日高照，战士们埋伏在青纱帐内，汗如雨滴，不久，南面、东面同时出现了敌人，经过一阵激战，南面的敌人被击溃，东面的敌人在阵地左侧抢占了一块机枪阵地，战士们一时不能前进。

节振国看见冲在前边的战士被机枪打倒，心如刀割，他发现敌人机枪阵地西边是一块高粱地，还有棵大槐树。他快速冲进高粱地，绕出槐树，一排子弹打死了敌机枪手，日寇逃窜了。

五十多具日寇的尸首倒在阵地上，节振国正和战士们打扫战场，收缴武器。槐树旁边青纱帐里一个受伤的鬼子小官手拿短枪瞄准了节振国，节振国忽然觉得左胸像扎了钉子一样酸麻，他支撑了一下，然后扑倒在地，壮烈牺牲了。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岁。

1940年8月，延安出刊的《中国工人》杂志，向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介绍了节振国从刀劈日本宪兵开始的英勇抗日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节振国的英雄事迹被编成小说和现代京剧、拍摄成**在全国放映。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翻译：姓隋的人舍不得奖励和封赏，致使（他）失去了人心，为什么要效仿他？

其中，隋氏：姓隋的人

吝惜：顾惜，舍不得

致：致使，使得

奈何：为何，为什么

效：效仿

此句出自唐高祖：

原文

李渊克霍邑。行赏时，军吏拟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

引见霍邑吏民，劳赏于西河，选其壮丁，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姓氏由来：姓氏考略：本作随，隋文帝改隋，遂分二姓。元史有隋世昌，又剁姓后改隋，见通雅。

郡望堂号：清河郡

姓氏家谱：隋氏族谱

历史名人：隋世昌, 隋同文, 隋玉清

隋姓是由随姓分化而来的姓氏，姓氏原作“随”，后改为隋。相传早在女娲开天辟地时，就有一个名为随的人，他的后代就以随为姓。至周代，王族中有一支被分封于随（今湖北随州），建随国，侯爵，为周诸侯国之一。周未，并于楚，原随国贵族有人以随为姓。另外，春时战国时，原陶唐氏之后杜伯的玄孙士会在晋国担任士大夫职务，以随为食邑，史称随会。他受封的地方在今山西介休东，子孙留居于此，也姓随。至隋朝初年，上述三支随姓人大都随例改为隋姓，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今隋姓主体。

除从随姓分化而来外，隋姓还有自己的血统本源。早在汉代时，就有一位名为隋昱的人名载史籍，于东汉初年官至五原太守，其姓氏的来源显然另有所出。另外在明代，将军王骥远征麓川（治所在今云南腾冲一带），后又在当地任职。原土著居民请求他赐给像汉人一样的姓氏，他便以怕、刀、剁三姓相于。后来，以怕为姓的人因姓氏读音不雅，改为与怕字字形相近的隋姓，从而成为隋姓中的一员。至于在当代，除汉族以外，满、蒙等民族也都有人以隋为姓。

隋姓得姓以后，在发展中还在清河（今属河北）一带形成望族，以致仍被人当作隋姓的代表郡望。同样，在分布上，隋姓人口也以清河及其附近的山东省最为集中，几乎占全国隋姓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另外自古至今的隋姓名人中，如宋高密令隋宝、元代人隋业昌、明巢县丞隋（上斌下贝）、主簿隋翥等人，籍贯也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

隋姓的起源：隋姓最早发源于春秋随国（当今湖北随州市）和春秋随邑（当今山西介休），应当是以国、以邑为姓两支。据史料记载：随国为周朝本姓诸侯国即姬姓，国君随侯是炎帝后裔，当今隋姓据传说是其后代。经多年考证和依据《定海郡隋氏族谱》及其他隋姓祖谱资料来分析，目前大多隋姓都来自于山东，与我同为一宗，未发现与山东隋姓无关的同姓姓氏（或许未考证到），山东隋姓是宋朝后期（约十世纪中叶）由河南固始县迁徙到山东栖霞县蛇窝泊的，居今八百余年（有关资料记载当时隋姓共三支，两支落户山东，余下一支留在固始）。如果从地理角度来假设，固始与随州相距四百余里，说隋姓由随州迁徙而来也是可信的。另一源隋姓就是随邑的随会：史书讲“杜伯之玄孙范会是晋国大夫，食采于随，人称随会，其子孙以随为姓。”在隋姓传说中，称其来自于随国，也就是说其是隋姓的祖先。从其受封于随邑而言，可以排除其与随国隋姓的关联，由于就其一家，要与随国隋姓的数量比较也相差甚远，是否有传人，无法考证，称其为隋姓的远祖，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隋姓本姓“随”，隋字是由繁体字“随“去走之而来的。当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是引用其称帝前的封号“随国公”而来，因其忌讳“随”字的本意，而去走之取“隋”字为其国名，之前并无

隋”字，自此隋姓以“隋”为姓，延续千余年

皇1世，皇帝。

皇20世，周武王：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他继承父亲遗志，于西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皇21世，唐叔虞：周武王姬发幼子叫唐叔虞，姓姬，字子于，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周成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周公灭唐后，把唐封给了叔虞。先是封在唐地，称为唐叔虞，国名为唐国。唐叔虞有两子：长燮，次杼。周武王姬发是黄帝的20世孙。唐叔虞是我燮父族系、杨杼族系的共同杨氏老祖宗。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唐叔虞的母亲邑姜，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妃，后世被尊为圣母。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皇22世，燮 父、杨 杼：唐叔虞有两子：长燮，次杼。

燮父，姬姓，晋氏，又名燮，为晋侯，是西周诸侯国晋国的第二任统治者，为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之子，继唐叔虞为君。

杨杼，周武王姬发之孙，唐叔虞之次子，晋侯燮父之弟。南方尊其为杨姓开派之始祖，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前1085年)七月十一日子时 (均为夏历，下同)。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食采于杨国，始以杨为姓。

皇32世，尚父：尚父是周武王姬发第12代嫡孙（黄帝的31世孙）周宣王姬静的次子。西周的王位由周武王数传至周宣王姬静时，已是西周末年，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周宣王有位小儿子，名姬尚父，因在周宣王时未能获得封爵，直到周幽王姬宫湦时才被封于杨邑，为侯爵，史称他为杨侯，后建立了杨国。姬尚父的杨国后为晋国兼并，原杨国侯一族的后裔子孙以先祖故封邑为姓氏，称杨氏。

由此，燮父族系、杨杼族系与尚父族系已构成为中华杨姓的三大族系，即：1、第一支燮父族系：唐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迁都于晋水之旁，将唐改为晋，此国号一直沿用六百余年。《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2、第二支杨杼族系：作为唐叔虞的次子、燮父的弟弟杨杼，一直尊为南方杨姓的始祖。3、第三支尚父族系：尚父是周武王姬发第12代嫡孙（黄帝的31世孙）周宣王姬静的次子，宣王封其子尚父为杨侯。由此可见，中华杨姓已经形成了“燮、杼、尚”三系归一的格局，即都是与轩辕黄帝的血脉、周武王姬发的子孙，故有“杨姓者，黄帝子孙也。”

皇32世，伯乔杨氏1世，杨伯乔：（公元前704—678年），又名文实，为燮父第11世孙。周襄王念其先人功勋，仍封伯乔于杨，为杨侯，承继乃祖爵位，谥贤敬。后世尊伯乔为杨氏始祖。

皇57世，伯乔杨氏26世，杨震：（公元59—124年），公元112--114年任东莱郡太守（掖县）。刊于661年前《午城杨氏先茔》的一段碑文：“在汉太尉震世为弘农人，屡为东莱太守，子孙遂家焉”。我村杨姓氏族乃是“屡为东莱郡太守”杨震的后裔，且世居东莱。更重要的是“子孙遂家焉”来肯定午城杨氏来自何方。震公东莱做官，子孙就地安家，贾邓杨姓氏族就是这一支派弘农杨氏在东莱“遂家焉”的坐地户。

皇95世，伯乔杨氏64世，午城杨氏1世，杨忠：(1200—)莱阳县尹，1225年迁来朱桥午城后杨家安家。

皇104世，伯乔杨氏73世，午城杨氏10世，贾邓杨氏1世，杨宿：（1447—？）约1472年（成化八年）由午城后杨家迁来贾邓杨家安家。

皇113世，伯乔杨氏82世，午城杨氏19世，贾邓杨氏10世，杨之允：（1676—1749）。之允后代为：之允—立业—俊—毓琦—崇文—锡予—和昌—敏德—振山—健。

皇116世，伯乔杨氏85世，午城杨氏22世，贾邓杨氏13世，杨毓才：（1761—1836）1826年首修贾邓《杨氏族谱》，后又率守文等子孙分别于1850年和1860年进行了两次重修，从而形成了贾邓《杨代族谱》的一至三卷，为杨代族谱做出了重大贡献。

皇118世，伯乔杨氏87世，午城杨氏24世，贾邓杨氏15世，杨日章：于1911年（宣统三年）主持完成贾邓《杨氏族族谱（东三支）》。

皇120世，伯乔杨氏89世，午城杨氏26世，贾邓杨氏17世，杨敏德：（1886—1960），于1950年（民国三十九年）主持并与书年、守培、振西等合作完成第八次重修贾邓《杨氏族族谱（西三支）》。

皇121世，伯乔杨氏90世，午城杨氏27世，贾邓杨氏18世，杨振山：（1935—），在1950年第八次重修贾邓《杨氏族谱》和1911年重修贾邓《杨氏族族谱（东三支）》之后，时隔60年一个甲子，共花费2008至2010年三年时间，杨振山历尽艰辛，积劳成疾，带病主持并率春启、嘉仁、嘉旭等成功完成第九次大修《贾邓杨氏族全谱》工程。

《贾邓杨氏全谱（卷九）》序

家族之有宗谱如同省、地、县之有志，国之有史也。宗谱记姓氏之渊源，志叙地域之历史沿革，史载一国之兴衰，隆替和礼乐典章。宗谱、方志、国史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三大擎天巨柱，是我国文化遗产极其珍贵组成部分。有谱则家族之历史有所稽察，有志则地之发展有所凭依，有史则国之兴衰存亡有所稽考。故一国不可以无史，一地不可以无志，而一家尤不可以无谱也。诚如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曾说过：“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984国家档案局曾发文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有重要价值。”其中，族谱在继承中华文化遗产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了。

建国迄今已有一个甲子，期间并无续谱。60个春秋年轮，沧海桑田，斗换星移，吾宗辉煌历史亟待检典承载，宗亲人际脉络需要整齐梳理，宗族人心力量需要凝聚。宋代名贤欧阳文忠公曾说：“三十年不修谱，谓之不孝”，难道我辈甘作杨门之不肖子孙耶？族中热心宗亲每每念此也寝食难安，续修新之宗谱迫在眉睫。受热心宗亲重托，有志者的通力合作，2008年岁末特组成杨氏修扩宗谱编委会，以期完成杨氏全谱任务。

此次修谱，工程之浩大、体系之繁杂、历史之久远、联络之困难，可谓多也!首当其冲的是寻访老谱，使新谱能承前启后。其次是宗族支派庞大，干枝繁茂。寓居遍及神州大地，联系殊为不便。三是60年时光山飞海立，一日千里，社会的变革，思想的混乱，族人的新老更替，使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准确性增加了相应的难度。难得的是在寻找原谱过程中，杨氏出现了杨金铎、杨春启和杨守川等“护谱英雄”，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顶住了压力，将族谱完整地保存下来，当得知修谱的消息时，他们就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使编委会掌握了杨氏家族全套的前谱(包括西三支的一到八卷和东三支的前谱)资料。

族谱也是一种家族档案，按照与时俱进的思路将其设计成集工具型、记录型、激励型和教育型等多功能型的族谱。

所谓工具型，是指杨氏族谱提供寻根认祖(见寻根索源篇)和亲缘备查(见亲缘备查篇)详尽文献的工具，这是作为族谱必不可少的最基本功能，以贯彻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和“百善孝为先”的美德。“承前启后篇”中的第十章是杨氏前人传记，保存(记录)了“光大前人功绩，颂扬先辈美德”的内容。“承前启后篇”中的第十一章是“汇集后人业绩，激励来者奋进”，以激励杨氏后人奋发图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代更比一代强。素质教育篇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对杨氏的信息进行分析统计（第十三章），其二是对杨氏宗亲的素质进行评价，并提出进行家训教育（第十四章），使其达到“继承祖宗遗训”，“传我杨氏清史”的目的。

易曰: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悠悠岁月，宿祖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他的后裔已繁衍至二十二代之多，居住地域已由贾邓杨家村扩展到海内外。在海外的有美、加、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等国家。在国内的有京、沪、鲁、川、渝、黑、内、甘、青、湘、桂、台、港、澳(门)等。为了宿祖子孙不至数典忘祖，尊卑之序有条不紊，来住之谊不绝，完成这项历史任务责无旁贷。在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信息化深入人心的今天，广大族众对修谱工作积极支持，全体编委鼎力合作，使新族谱做到了内涵外延加深拓宽，信息载体多种多样，实现技术采用高新，利用手段灵活方便。修好族谱，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愧于列祖列宗，有利于今贤英杰，启迪后人的精神财富。

此次修谱，还有几项重大收获：

开创了东西三支统宗修谱的先例，首次实现了贾邓杨氏(东西三支和内蒙、高密分支)完整的宗支图和《贾邓杨氏全谱》，真正体现了“天下杨姓是一家”的理念。

① 突破了女性及家属不上谱的陈规旧习，真正体现了男女平等思想。

② 利用高科技手段，解决了毓才公在杨氏族谱首卷中就提出的“阙疑”，弄清了贾邓杨家村的立村时间,始祖宿的迁徙情况和各世祖的年代，也弄清了午城后杨家、午城前杨家、大冢坡、岔里杨家等确定的立村时间存在的问题。所采用的算法对于确定历史事件的年代问题有一定的通用性。

③ 对族谱的深层次地利用、高水平地实现、科学地管理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示范。如采用多媒体的信息形式，通讯的网络化，实现修谱工作的现代化，实现开放式的族谱管理方式等等，都是在实现现代化族谱必不可少的。

④ 联络迁居异地杨氏宗亲，增进了亲情。编谱激发了怀祖之情，为日后各地子孙祭拜祖先提供了条件，使杨氏声望得以振兴播扬。这些都是值得欣慰成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新谱终于面世，夙愿得偿，重负已释，心情畅快。惟望吾族子孙妥为珍藏，善加利用，勿忘“四知门第”德教，永葆“清白传家”遗风。凡我族人，皆应勤学守德，儒雅行商，谦恭避祸，宁静致远，以报祖宗高恩厚德。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十八世孙堃齐振山百拜谨序

公元二零一零年岁次庚寅孟春下澣

（1）、定海杨氏先茔碑铭

肇庆路总管东莱定海杨侯，有先茔在郡北伍城，碑立石表其以状来请於雅古。惟我上世，种善植德，百年之泽，惠及我后人，而弗显於世，幸发其幽光，赐以铭，庸示悠久，请再三，弗怠，益勤，余辞不获，遂因其状而第之。按杨氏本唐叔之后，伯乔自晋归周,封为杨侯。在汉太尉震世，为弘农人，屡为东莱太守，子孙遂家焉。曾祖讳忠仕金为莱阳县尹，有惠政。祖讳贵，为招远县尹，兼益都录事参军，当金季之乱，聚民为兵，缮保障以御侵掠，乡里赖之全活者众。妻孙氏，继张氏，有子四人，女二人。长子兴，为招远县尉，孙出也，次曰均、曰福、曰幼龄，女二人，张出也。均有子曰谨，福有子曰寿、曰继，均与幼龄皆从军殁于阵。福以寿终。县尉学问多艺，颖悟过人，武善弧矢，孝悌称闻。兴任在招远，因母太夫人年高，弃职就养，辛勤备至，而甘旨无阙，夫人终，服丧哀毁，年尚强，遂不复仕，惟勤以农稼教子弟为事，春秋七十七卒，葬伍城先垅之次。配张氏夙有淑德，子七人，女三人，男孙二十五人，女孙二十五人。长曰松蚤有父风，次曰旺、曰春，肇庆公也，次曰荣、曰茂，尝为户部俸吏，次曰芳、曰桂，受承事郎淮东盐司令，皆称善士，女适良族，初县尉之归养也，七子侍侧，食禄者三，诸孙满前，怡怡愉愉，如金瑜芝兰，然乡人荣之，惟侯幼而孝悌，笃信好学，父命求进，但沾微爵，立石级録，关西遗派，修葺太尉祖庙，没齿无憾。侯居廉守约，经值改吏员一百二十五月出职，未及除授，父亡归家，追遵遗命，制中予采三品碑石，以待将来显达。禫毕赴京，慨然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由太府掾三转，授承事郎庐州路职事，愿弃职就养，中书起为左司掾，能名益彰，未几又辞去，皆以太夫人年高故也，执政嘉其孝特以上闻，受同知般阳路莱州事故事，户籍在州郡者，不得仕其处曰避贯侯之授莱州，盖近亲闱以便其养也。初至家适太夫人病，祷于岳曰：愿减春寿五年，为母三年寿，至诚获冥报。任满太夫人体尚康健，亲奉甘养，年八十九终，庐墓行丧，既服阕犹十年不就选。有司以侯行白於朝，调大都兵马副指挥，畿甸之间，豪强敛手，剽劫宁谧，狱无怨民。有远游宦者，属三女于妻，比归，妻已构三女於外，而已适人告，既而妻亦逃，去将访治之，妻乃教其女诬以人理所无者，而已证成之狱，具堂坐京师，凡百有司皆莫能直其冤者。侯辨其诈，吏惶懅怗懦曰，是执政意也，失出必得罪，侯曰：罪在我，非若属事，遂正其狱。然竟以是不调会朝议，求严而不虐，宜辑远人者，众皆曰，杨春可，遂有肇庆之命，进阶中议大夫，以行侯任兵马指挥。愿以母封让其祖母，妻封让其母，有司难其事，命遂寝令秩三品，荣封三代，果如其愿，咸钦命赠祖贵，追封中顺大夫，山东东西道宣尉副使，上骑都尉，弘农郡伯,祖母孙氏，封弘农郡尹，父兴，追封亚中大夫，般阳路总管，轻车都尉，弘农郡伯，母张氏弘农郡夫人。侯自肇庆任满，致仕归来，进赐嘉议大夫，益都路总管，妻赵氏封弘农郡夫人。侯有子三人，女二人，长曰庆祖、次曰庆福、三曰庆先，长子庆祖廕以侯职，初授承事郎同知常宁州事，次受承务郎，大有仓盐支纳三任升奉训大夫，同知濮州事，配隋氏敕封恭人。次受宣命，嘉封县尹。其一门集庆，簪缨相继，不堕其传，同知奉训，立志廉慎，奉先思孝，善述前人之事，取曩时预采碑石，刻文铭立於先茔以光其祖宗，诚为嘉矣，呜呼，经不云乎，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孝之终也，侯之纯孝廉介，虽曰天性，亦以先世有以启迪之也。盖闻之位不称其德者，必有后，自招远而下，皆当有为于世，率不过宰百里，岂非位不称其德欤。然县尉诸子克遵世守，厥后蕃衍，侯兄弟异居，不改父风，所置众皆总门，侯愿为阎王立约，无不咸应，自后时辈皆曰大院杨家。宣赐三品，已建阀阅，高大门闾，心以行之因而应之，以遂平昔之志，至是始验，杨氏之福，盖未艾欤何子孙多贤也，是宜铭铭之曰：为善之植，其始则萌，不揠於苗，厥实乃成，猗欤杨氏，兆自招远，参军谔谔，不显尉也克承多艺，而能弃禄就养，维学与耕，爰有七子，皆称善士，季曰郡侯，式成其志，于戏仁孝，其泽不穷，迨彼有年，其获必丰，先茔有碑，龟蚨螭首，勒名於上，昭示厥后。

大元至正十年岁次庚寅八月二十六日

嘉议大夫益都路总管嗣孙杨春

奉训大夫前同知濮州事杨庆祖，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