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州当地申姓族人家中供奉的成吉思汗像

成吉思汗后裔隐居林州600余年

在河南林州有一个村庄叫申家岗，村中有申姓1400余口，村中的老人讲，自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后代，为躲避追杀全族人隐居林州已有600余年，所藏《申氏家谱》记载了其先人逃亡并改姓的经历。

两年前，有记者走访了长期研究林州地方史志的王买金，他也向记者透露了这个惊人秘密：在申氏家庭中长期流传有“打锅”和“不打锅”之分，经多方考证这“打锅申”的始姐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这个家族从14世纪中期开始在林州居住了六个多世纪。

林州当地申姓族人展示申氏族谱

林州申姓百年族谱揭开神秘身世

元朝从1368年灭亡到今天已有641年，其缔造者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但居住在林州的申姓居民却认为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蒙古族后裔，那他们为何改姓申呢？透过历史长河，去追寻哪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家住石板岩的申喜山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是从一本编撰于三百年前的《申氏族谱》上发现自己是成吉思汗后代的。据其介绍，在林州境内有着手抄、木刻等多种版本的《申氏家谱》以及根据清光绪十年《重修元帝庙碑记》记载，里面所载内容基本相同。

记者见到了长期研究《林州百家姓》的王买金先生。王先生告诉记者，他退休后长期研究林州民间文化地方史志工作，先后出版了《林州民俗志》《林州地名探源》等箸作，现在正着手于编撰《林州百家姓》。他对林州的申性进行了十多年调查研究，走访了内蒙古、黑龙江、河北沙河、山东福山、江苏吴县等地，逐渐把申氏完整的家谱了解清楚。

王买金说，这本编撰于清朝年间的家谱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家族草原起兵建立元朝到他们如何逃亡到林州隐姓埋名的这段历史。其中所记载的历史秩事、祖训族规、服饰礼仪等，对研究元史及林州的历史变迁有重要价值。

林州申家岗村一景

逃避追杀隐姓埋名散落民间

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曰改申，一黄昏”、“罗锅申”等民间俗语。据王买金讲述，多方史料证实，林州“打锅申”确系成吉思汗的后代。事情还得追溯到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的大将徐达率北伐明军攻陷了元朝首都大都，顺帝皇帝逃亡漠北和林。

此时，受封于山西的潞王曰憬（顺帝叔父）得到消息后，深感局势危急，自己虽封藩在外远离国都，但毕竟为顺帝皇叔，日后必遭明军缉捕，曰憬有18个儿子和6个女儿，为免遭满门抄斩厄运，便带领家人连夜逃奔屯留绛州。他深知此地也不可久留，连夜如开家族会议共寻良方，众人议来议去，最后决定采取“改姓隐名分散逃离”之策，在原姓“曰”字中间坚加一笔，改“曰”姓为“申”姓，以示“上顶天，下立地，誓与天地共春秋”的决心。

同时商定，分离前需选一共同信物各自保存，作为日后本族亲人相认之凭证。曰憬遂当着众人的面，将一罗锅砸为18块，18个儿子每人取得一块后，即自找出路四散逃命去了。

但是当成吉思汗后代一起分散逃离时，留下的十八块铁锅信物，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元朝皇族。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百年不曾相见”。王买金说，在这600多年里，为了防止诛杀，兄妹十八人的后代都没有会过面。直到他在近十年研究林州百家姓工作中，根据百年家谱，才发现了“铁锅申”的故事。

当地祠堂开光大典

根据家谱和碑文后来得知，长子申文秀迁居河北沙河，四门申文美流落河北永年，七门申文智到了河北武安，十八门申文义隐匿在了山西省潞城县天贡村，局势平稳后又改迁洪洞。其余分别逃到了江苏吴县、山东福山、河南延津濮阳、河北邢台鸡泽等地。其中，定居洪洞的申文义（字任道）年纪最小排行十八，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随移民潮改迁到河南彰德府涉县（今属河北）段曲村。

明万历年间，十六世后裔申一能又从段曲迁到了林州任村镇木家庄。经初步调查，现在林州任村的盘阳、尖庄、河东湾、赵所、黄岩坪、苇园、古城；石板岩的朝阳、车佛沟、西乡坪；河顺的东曲阳、东山、申家垴、杨家营、井东坡；姚村的申家岗、申家泊、辛庄；陵阳镇的水磨山，南陵阳；城郊的西街南庄等地都有从木家庄迁出的成吉思汗后裔。

原人大主任申富生介绍，在林州现有申姓20316人，排名居全市第13位。虽然有家谱和碑文记载他们是成蒙古族成吉思汗后代，但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汉族人毫无差异，身份证上民族归属也是“汉族”。经过几百年与汉族共同生活，现在的“铁锅申”原有的蒙古族生活习俗没有保留下来。只是从他们这里的人耿直、刚烈的性格上，似乎还能见到一丝蒙古人的影子。

热闹的庆典仪式

特别是每到节日，在姚村的申家岗，村民都会到元帝庙前祭先祖。根据祖训，每年清明时节必须要为祖先和亲人上坟。

陵阳北辛庄的60岁申秋喜向记者说，为了纪念先祖，他的家中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画像，每天都要在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先祖面前注目几分钟。

专家声称成吉思汗后裔一事完全有可能

就林州居住申氏家族系成吉思汗后裔一事，记者采访了林州市文化局长期从事地方史志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杨玉东先生。杨玉东认为，这种事完全有可能。他说，元朝靠武力征服天下，统治基础并不牢固。为了巩固统治，蒙古贵族分散驻扎各地。元末明初时，元朝统治者败得很匆忙，不可能撤回蒙古草原，必然在全国各地留下蒙古贵族后裔。

申家大院看潞商文化的经济价值

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汉族民居建筑。

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

5 月27日，在长治市郊区区委、区 组织召开的“潞商与申家二十四院”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省城和我市的多位资深晋商研究专家一致认为，西白兔乡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发现，填补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实物方面的空白，成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极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

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

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

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

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

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

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

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

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

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

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 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

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蓬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

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

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

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

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

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

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

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

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

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

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

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

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品。

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

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

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

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

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

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

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

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

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

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

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

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

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

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

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

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

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

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

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

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

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

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

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

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

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

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

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

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申佑祠称“申忠节公祠”，位于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北侧波罗山之麓。土木堡就不清楚了。

当初他卫国殉难之后，朝廷建祠于思南府（今思南县，不知道是不是土木堡）和务川

在土木堡有显忠祠，它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为祭祀死难将士而建造的，历经几度毁坏和重修，至今还保存着3间大殿和一些碑刻，从正中一间大殿锁着的门往里窥望，可见一块写着显忠祠简介的牌子和一块写着死难大臣官衔和名字的牌子与输水管道、农具等杂物堆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