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名“高淳”有三种说法

高淳原先属于溧水县，地处溧水县的西南边。

全县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三面环水，历来有“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说法。

现境南有固城湖（又称小南湖），西有丹阳湖、北有石臼湖。

沿湖滩地围成良田万倾，湖中水产品更是十分丰富，当年曾被称为溧水县的“粮仓”、“金库”。

那时候，溧水县衙已经从开化城（今高淳境内，距固城东二十里）迁到了在城镇（今溧水永阳镇）。

县城距西部圩区相距百里之遥，又隔山隔水，来去很不方便。

老百姓要上县城完粮纳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陆路，向北翻过一座座山岗，穿过一条条羊肠小道。

路不但难走，还要担心野兽伤人，土匪打劫；另一条是走水路，撑船横渡波涛滚滚的石臼湖。

倘遇狂风恶浪，翻船落水，便有葬身鱼腹的可能。

总之，走陆路难上之难，行水路又担惊受怕。

这难那也难，难煞了当地的百姓。

大家要求分县的呼声越来越高。

溧水县衙的老爷们舍不得放弃现成的“粮仓”、“金库”，把西乡百姓的呼声当作耳边风，根本不买帐。

到了明弘治四年（1491年），本地有三位年轻的读书人，看到家乡父老每到完粮纳税就叫苦连天，心里很难过，就挺身而出，联手为民 。

他们越级上书应天府，举出一桩桩事实，提出一条条理由，请求将溧水西南七乡一镇（即崇教、立信、永丰、永成、游山、唐昌、安兴七乡和高淳镇）划出，另建一县。

应天丞冀绮对溧水西乡百姓要求分县的呼声有耳闻，这次接到书后，格外引起重视，马上派人下来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书所写的情况属实，建议可行。

于是冀绮便以“地旷难制”为理由，向当时的明孝宗奏本，请求批准划溧水县西南七乡一镇另建一县。

到这时，溧水分县的事总算“通了天”。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那三位大胆上书的热血青年，也自然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

凑巧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后边都有一个“三”字，其中一位叫刘鉴三，一位叫夏佑三，另一位叫孔份三，因此高淳民间流传着“三三分县”的说法。

应天府丞冀绮的奏章递上去后，孝宗皇帝觉得“地旷难制”不能不加以重视，于是就提笔签上了“准奏”二字。

关于县名，奏章上提的是“淳化”，孝宗认为不妥，理由是当时山西也有个淳化县，两县重名，会带来不应有的麻烦。

既然不妥，就得改名。

改什么好呢？孝宗看到奏章上有“县治拟设高淳镇”一句，觉的“高淳”二字不错，就御批“以‘高淳’命名”。

因为有这个插曲，所以后代人每提起县名，就有“初拟淳化，钦定高淳”的说法。

说到高淳镇，确实是一座美丽富饶的水乡古镇。

它紧靠一望无际的古丹阳湖，是湖东北的一快山丘高地，又名镇山。

古镇何时行成，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高淳道中》的诗，诗中写道：“路人高淳麦更深，草泥沾润马骏骏。

雨归陇首云凝黛，日漏石渗金。

老柳不春花自蔓，古祠无壁树空阴。

一箪足属前村店，滚滚炊烟起竹林。”从诗中所描写的情景看，说明这里早在宋代就是一处人烟稠密的山村集市，至少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建县后，县名“钦定高淳”，镇名就改为“淳溪”，以镇山下的一条溪流命名。

原来的镇名“高淳”二字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话是：街是建在镇山之上，是一处湖滨高阜；山下有一条叫淳溪的山河，自北向南经青龙桥、大通桥流入固城湖，再向西与官溪河会合。

溪水环山流过，犹如玉带金锁。

这样的地形地貌，古人认为是一块“活地”，一块风水宝地。

居住在这里，倚山临水，山水相映，可保财源茂盛，人丁兴旺。

因此，便取“高阜”与“淳溪”的第一个字，命名“高淳”。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沧海变桑田，以前的那条淳溪河，如今已找不到影踪，只有官溪河边的一条古街，店堂依旧，古色古香，还保留来江南古镇的特色。

第二种说法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长年接纳山水秀气，过着清静自在犹如世外桃源的日子，民性淳厚，风俗古朴。

于是就取“地高”、“民淳”的最后一个字，命名“高淳”。

说起高淳民风淳朴，既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也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关，并非自吹自擂。

民国初年，有四位 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到高淳挂职锻炼，体察民情。

当他们经过一番调查考察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看法，说高淳有“三小三多”。

哪“三小三多”？即“小桥渡口多，小脚女人多，小庙祠堂多”。

话虽说得有点片面，但话中却道出了高淳当时的现状和实情。

小桥渡口多，反映了高淳依山傍水，河汊纵横，一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幽美环境。

同时也反映出地方交通不畅、交往不便的落后一面。

小脚女人多，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已被摧垮，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民国初年，地区偏僻的高淳，封建残余、旧风陋俗，依然根深蒂固。

女子“裹脚”的陋习，虽为广大妇女所痛恨，但敢站出来反抗的毕竟少数。

女孩子们拗不过封建礼教的压力，不得不含泪让大人用长长的白布条，将 的脚掌一层一层裹起来，硬是在承受长年累月的痛苦煎熬后，挤压出一双“三寸金莲”。

从此走起路来一扭一拐，十分不便。

这在当时，不以为苦，反以为美，叫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时至民国初年，外界都在轰轰烈烈地革故鼎新，破旧俗，立新风，而高淳的女子还仍旧扭着一双小脚在走路，可见地方讯息是咋样的闭塞，百姓思想又是何等守旧。

小庙祠堂多，反映了旧社会高淳宗族、宗教势力渗透极深，影响极大。

首先是宗教势力很大。

高淳百姓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姓，很少杂姓。

几乎村村有家庙，处处有祠堂。

同宗的人遇到不公不法的事，大都不愿上县衙告状申诉，而只肯到本姓祠堂里评理。

祠堂里族长的权力很大，族规很严。

触犯族规的人，轻者受罚，重者处死，家法替代国法。

其次是信教和迷信鬼神的人不少。

佛、道二教传入高淳的历史比较长，佛教可追溯到汉代，道教最迟起愿于晋代，均有史料作证。

因为百姓中信佛信道的人多，所以庙宇庵堂遍布全县各个村镇，香火极盛。

有迷信思想的人认为，人生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一切听天由命。

抱着这种消极的处世态度，人的心理上必然发生畸变，变的遇事瑾小慎微，性情温良恭顺。

性淳固然是好事，但守旧就明显是缺陷。

再说，儒教的渗透，儒家“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影响，也是高淳民风淳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相传孔子适楚时上过游山，在游山上设坛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在当地留下很深的影响。

特别是西汉末年和北宋末年，内乱外患不断发生，大批士大夫，带着家眷随驾南迁，有许多就选择在山青水秀的高淳安家落户。

这些人到高淳后，大兴教育，办儒学、建义塾，广泛传播孔孟之道，更使儒家思想在在高淳人民心中深深扎根。

过去有不少在高淳当过县令的文人，做起文章来，一致赞叹高淳民风淳朴，社会安定。

他们感到在高淳当县令，只要取得地方士绅、族长的支持，就不必为审不完理不清的官司而烦恼。

平时找几个地方士绅喝茶写写诗，惬意得很。

有的县官一任再任，觉得在这里当官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感、悠闲感。

“高淳”二字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有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环抱，有游山、花山、九龙山诸山依靠，既可得山利，有可享水福。

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人们取“高”字表示百姓居住的地方是在高岗之上，取“淳”字表示居住在高阜的百姓可以“享三湖之福”。

何谓“享三湖之福”？就是取淳字的“三点水的偏旁”表示三湖，联上右边的“享”字构成“享三湖之福”的意思。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二）

励双杰

第二部，勉帅李兴锐《浏东六碓李氏家谱》

湖南浏阳《浏东六碓李氏家谱》十二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七年部香堂木活字本，李兴灿等纂修，十二册。

勉帅李兴锐，有资料这样介绍：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1870年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浚治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1902年诏行“新政”，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等。1903年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旋病卒，谥勤恪。

从这里看，“勉林”是他的字，再查，连《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列传二百三十四》都说他“字勉林”，但家谱世系记载：“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应是号而并非字。修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时，李兴锐尚在世，他在首序中说：“道光甲午始叙次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是没有参与这次修谱，但他又说：“昨庚子冬，兴锐奉巡抚江西之命，取道里门，展修祀事”，说明在修谱的前一年，他回过一次家，参与了家族的祭祀，家族中总不至于连他的字、号都会搞错，象这样一个光祖耀宗的人物，家族是没有理由不慎重的。所以说，仅这一点，也可显示这部家谱的那么一点重要来，现正在重修《清史》，《浏阳六碓李氏家谱》略可补前人所误。

李兴锐元配萧氏，继配马氏、姚氏，但只有元配萧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昌濬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同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儿子刘瑞浺。

说到李兴锐，顺便还可以再说一下同族的李鸿球。李鸿球虽与李兴锐同族，却已在五服之外，从辈份上排，李鸿球是李兴锐的孙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修谱之时，虚岁三岁。

李鸿球，字韵清，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好收藏。去台湾前曾在北平、汉口、郑州、上海等地供职于银行及信托公司，任经理等职。后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创办大中书局，任董事长。曾居欧洲数年。著有《天涯浪迹记》、海棠书屋力学杂录/诗存》《董其昌书画年谱》、《古钱今话》、《古印综述》、《剑花楼书画录/古钱币/古印鉥/古铜镜》、《中国古兵器》、《吴佩孚年谱》等。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介绍该馆藏品时说：“本馆藏有中国历代钱币甚丰，计自上古原贝、骨贝、铜贝、刀币、布币、圜钱、纸钞、银锭、元宝、银洋、铜币共三万余件。其来源有各界人士捐赠者，有向收藏家价购者，政府拨交拨赠者，而民国八十三年本馆价购李鸿球先生遗藏古钱一七八三件，使本馆钱币收藏更趋完整，成为中国钱币收藏之重镇，而侪名于世界搜藏中国钱币最富的博物馆之一。本馆所藏古代钱币之中，有周代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即为原李鸿球先生收藏中之精品。其形制为耸肩、尖足、圆档；此布币的首部有銎，是为空首。此件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是典型的春秋时代布币，属于大型布钱，形制完美，造型古朴，极具苍浑之美。”可见李鸿球藏品不但丰富，而且质量极高！

李鸿球去台湾后曾在“民国六十年”编印《旅台六碓李氏承先启后册》平装一册，台湾家谱收藏家廖庆六先生的“万万斋”有藏。这册名为《承先启后册》的家谱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旧家谱续编的。以我的猜想，当年李鸿球匆匆忙忙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带上家谱的可能性比较小，待大局已定，至1971年以前，再要想得到一部家族的老家谱，几乎蜀道难，难以上青天。这个迷，以后有机会得请廖庆六先生来破了。

相比之下，咱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人那可是太幸福啦。别跟我抬杠啊，我也知道1971年前后上下左右大陆人民提起家谱是谈虎色变的。可我在2003年的1月25日还是得到了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是1月31日，也就说，再过六天就要过年，给我送谱来的湖南浏阳老黄，雄纠纠气昂昂的背来五部家谱共一百零几册，结好账我要送他走，却发现火车票、汽车票啥的都是爆满，买不到了，飞到长沙的飞机票倒还有，可老黄不干，说我这次的利润也就够一张机票钱，总不能白干吧？既然到了你的地盘，你得给我想办法，可不能不管我。讹上我了。我没办法，只好四处打听，恰好有一个搞运输的朋友手下还有一个司机要到湖南醴陵送一趟货，醴陵跟浏阳不远，最后老黄是跟着那货车走的。老黄回到家，打来电话千恩万谢，说你那朋友不但白让我坐车，路上的伙食都是他招呼的，没要我钱，你得代我谢谢他。敢尽这次是净收入净利润，瞧把老黄乐的。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0 页： 李兴锐，字勉林，浏阳人，素治湘军军需，廉勤为曾国藩所赏，洊授知府，奏调直隶差遗。勉之为循吏，后赞日本使事，擢道台，历桂、赣等省藩皋。庚子擢赣，擢移粤、晋、闽督，卒于两江任。兴锐当官无赫赫名，而直实，每奉命按事，未尝代同官复掩。能饮，日尽百觞，予尝问以变法利弊，兴锐曰，此官此人变，犹不变也。至今尚思其言。

第三部，颂帅卞宝第《江都卞氏族谱》

江苏扬州、仪征《江都卞氏族谱》二十四卷首四卷，清道光十年庚寅木活字本，春田、泰徵等重修，今缺卷首一、卷四，存二十八册。

“卞”姓的家谱比较少见，2007年孔网曾出现过一部三十八册的近年新修江阴《卞氏》，原四函，因为少了二个函套，被我以较廉的价格买到。这事被江苏江阴的一位家谱收藏家知道，以为我是经过我的江苏朋友阿风才搞到手的，打电话责备阿风“人家卖国你卖省”，几乎把阿风气得吐血。这话说得极有杀伤力，基本达到了柔道红带、围棋七段的功力，但他没想过孔网是天下人的孔网，人人都可以参与，用不着别人帮忙。何况出省又非出国，既然流到了市场，只要还在中华大地上，谁藏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收藏近几年新修的家谱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是稀见姓的家谱，如果碰上也偶尔笑纳一、二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卞氏谱》入藏，得这一部江阴《卞氏》，也是聊胜于无罢了。后来才意识到江阴《卞氏》只是个先声，没多少日子，就在南京文庙得到了这部缺了二册的道光十年《江都卞氏族谱》。

上海图书馆有此本递修的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十五年三部，其中光绪二十五年本有四十二册，其目录如下：“卷首一、二载忠贞世纂、卷首三初辑谱牒、卷首四徵述录，卷一荣赠录(诰命、旌奖、题赠)，卷二规范录(条约、宗规、格言、宗法、宗训、家训等)，卷三源流录，卷四祠墓录，卷五继美录(修谱旧序、旧例、义例、凡例、历修总目、杂记、书札、书後、後跋)，卷六显著录，卷七世德录(列祖传赞铭状)，卷八清芬录(贞孝节烈)，卷九里居录(迁徙侨寄)，卷十世守录(发祥录、衍庆录、归化录等)，卷十一同宗纪略，卷十二高淳、丹徒、阳湖三族纪略，卷十三至二十七世系表。”

我所藏谱因缺卷首一，已无目录。此本所存卷首二为“忠贞世纂续编”，可知卷首一即为“忠贞世纂”；卷一与卷三合装一册，而卷二有二册，我所藏本卷三为“规范录”，卷二才为“源流录”，可知光绪本与此道光本的卷二、卷三内容对调；卷四“祠墓录”缺。余除卷数不同，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略有增删而已。

颂帅卞宝第，字颂臣，号娱园，咸丰辛亥举人。曾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御史、府尹、直至闽浙巡抚、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清史稿》说卞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滑，扶植良愿，民尤感之”。有“公敬历内外，管领封疆，关于国计民生，先后政迹，昭垂国史”之名。在官廉俸外一无所受，人莫敢干以私。为地方兴学兴利。著有《方岳采风录》、《闽浙猷轩录》各一卷，《抚湘公牍》四卷，《疏稿》十二卷。今卞宝第故居犹存。

卞宝第生于道光四年，道光十年本谱纂修之时，他还不过七岁，详卷二十三中关于他的世系记载极简：“宝第，行尊，光河次子，字 ，生道光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午时。聘高氏”，唯一有价格的信息是已经给他定下了娃娃亲。而他父亲卞士云的世系记载就较详：“士云，行贤，原名荣贤，新盘公子，仪封公孙，时敏公曾孙（此亦为本家谱特色之一，从曾祖、祖、父记起，其它族人亦如此），字光河，号季青，生乾隆戊申五月十三日未时，道光癸未科进士，诰授奉直大夫，山东道监察御史，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戊子科四川典试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配吴氏，生乾隆辛亥九月廿四日申时，诰封宜人，例晋封恭人。生二子：宝书、宝第”。卞士云虽没有参与修谱，但谱中关于他的文篇收录了不少，仅在卷五《继美录》，就有《松泉寄光河书》及《光河覆松泉书》。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也是这于这个卞氏家族，他在邵文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中说：“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于东晋时避乱南迁，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我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只是修谱之时，他远未出世，谱中自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不过，他曾利用光绪二十五年修本《江都卞氏族谱》做过一些研究，他说：“我还写过一篇《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家族文化个案研究之一》……我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重修《江都卞氏族谱》，先编制仪征卞氏四世主要成员简表，继据族谱考出静仪之夫、卞宝第第三子卞绥昌生平，知其与静仪同年，二十二岁卒；静仪乃四川永宁道黄云鹄女。研究黄侃及读其《日记》者，多为文史后辈，对于《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不治国学的卞昌、卞缙昌（女）、卞斌孙、卞孙、卞寿孙等人，感到茫然，我利用《卞氏族谱》，解答了人们心存已久的疑惑。”

现在想来，还有一桩极巧合的事，那天我刚到南京文庙，就接到了江苏常州家谱收藏家朱炳国先生的电话，他说已跟卞（孝萱）老通过电话，卞老同意给他主编的《家谱与地方文化》再写篇文章，言下极为开心。我才挂了电话，就看到摆在地摊上的这部《江都卞氏族谱》，因为缺了二册，摊主底气不足，并没有开出高价，稍一还价即就成交。文庙我去过也就三、四次，没买到过一部家谱，只有这一次，才把颂帅、卞教授家族的家谱捧了来，有时候想想，凡事皆有定数，不是你的，强求都是无用；是你的，她就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别人想带都带不走。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7 页： 卞宝第，字颂臣，扬州人，以翰林御史外任监司，擢疆圻，终于闽浙总督任。宝第强毅，官台谏日，强击不避贵要。及为疆吏，颇偏听执拗，有谮建宁令者，谓其衰颓，属藩司易人，藩司谓令方壮，人言弗足信，不纳，以履历陈览曰，是必捏书者，竟撤之。及至省投谒，则一翩翩一少年。宝第大慙沮，而卒假他事劾罢之，其横若此。故人称之曰“卡（当为‘卞’字误）牛”。颇嫉李鸿章，遇海防事，辄云，此合肥老儿言，何足道。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