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斌

19世纪末黄浦江苏州河口新涨滩地（绿色部分）

一

1895年夏天，《马关条约》初成，张之洞正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除了为清政府张罗赔款之外，还急着要偿还另外一笔债务。两年前他在湖北通过上海瑞记与地亚士两个洋行定购了四万零七百余锭纺纱机器，准备开办武昌南纱厂。后南纱厂招商失败，纱机存放上海。除了预付的定银2万余两外，购买纱机的货款由洋行垫付。此时这笔纱机欠款因为利息和汇率上涨等因素，累计已经达到60余万两，且还在增长中。

8月，张之洞派叶大庄到上海来开办烟土捐，想从鸦片贸易中开辟财源，收效甚微。适逢上海地价飞涨，冒名贩卖滩地的案件时有发生。在10月的一个案件中，3位地保联手将新闸50亩滩地冒名升科，准备以3万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洋行，不料那些滩地是有主的，事情败露。张之洞从这些案件中受到启发，于12月3日致电上海道台黄祖络：

闻紧连租界新堤地方有未升科地数百亩，为该处地保冒名禀请升科，业已零星转售。果有此事，该地保实属胆大可恶，应即澈底追究。闻此外未升科地甚多，该道务即督同上海县及叶丞一并切实查明，变价充公。此后如有禀请升科者，务必严斥，勿令朦混私占。

这封电报的重点，不在于追究冒名升科，而在于谕令未升科的滩地一律停止升科，“变价充公”。显然，张之洞在上海滩地中发现了新财源。

所谓“升科”，是指无主荒地晋升为科税田地。通过升科，国家获得田赋，而农户获得拥有土地的凭证。升科的时候，农户会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即升科银，一般要低于当时地价。1882年，上海县集中进行过一次滩地的清丈升科。当时的升科银是每亩6两，而上海道契反映的平均地价当时为每亩130两左右。滩地升科习惯上遵守“子母相生之例”，新涨滩地相当于毗连土地的延伸，只有毗连土地业主才有资格申请升科。

荒地升科政策是清政府鼓励垦荒的国策，升科政策的改变，以往都是由督抚奏请朝廷批准的。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为了平息民间为了争夺滩地沙洲的升科权而产生的冲突，奏准清廷禁止江苏滩地升科。不过这个政策早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又被两江总督怡良奏准废除了。张之洞暂时代理两江总督，未经奏准，一句话就把上海滩地升科之路堵死了，作风相当霸道。上海道台黄祖络对于张之洞惟命是从，接到来电后立即照办。12月8日，《申报》发布消息称，张之洞委托叶大庄在上海开办升科局。

张之洞像

二

叶大庄，字临恭，福建闽县人，1873年举人，著名词人，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交好，此时正以候补同知身份担任张之洞幕僚。1896年2月，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离开江宁，回任湖广总督。行前，他给叶大庄安排了一个署理松江府海防同知的官职，让他继续在升科局办理清理滩地的差事。不过，叶大庄以一介微官，替张之洞在上海料理棘手事，实属不易。

3月28日，叶大庄与上海知县会衔发出告示，表示此次清理，是奉“署南洋大臣”张之洞的谕令进行的，目的在于将上海宝山两县的新涨滩地清理出来，“按照时值核实变价，拨凑要需”，以免它们被侵占盗卖，且此次清理的滩地，专指“无粮久荒官地”，即从未纳税、久未利用、尚未升科之地。

张之洞回到武昌之后，通过贩卖湘、鄂盐票筹得30万两，归还了一部分欠款。4月16日，叶大庄禀告张之洞，已经清出了约1000亩滩地，其中，宝山约300亩，上海约700亩。当时宝山那边充公的滩地，最低大约每亩100两，而上海浦东烂泥渡那边的地价，已涨到每亩1250两。以当时的进展推算，似乎余下的30万左右纱机债务，完全有可能通过卖地款筹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8月，叶大庄在升科局的差事被刘坤一免去。不久，又被免去署理海防同知一职。11月，江苏布政司任命他署理邳州知州。

对于叶大庄的去职，沪上中外媒体猜测与卖地款的账目有关。据《申报》8月30日报道，叶大庄曾经给刘坤一汇去10万两，得到的却是刘坤一充满疑问的批复：“此项滩地前据禀报清出约有八百余亩，此次据解银十万两，是否此项官地一齐售去，抑并未售完。……况上海地价昻贵，五六百圆起至四五千圆一亩不等，应明定价值。”可见叶大庄没有将清理滩地的账目与动态详细汇报，惹得刘坤一疑窦丛生，总觉他有所隐瞒。张之洞的人，刘坤一用起来不顺手，最终撤换了事。

叶大庄去职后，升科局一度由江海关委员曹荃生主持。曹两次到浦东勘丈滩地，觉得像是在抢东西。又看见有沿浦贫民祖传的滩地因为没有升科，要被充公，感觉伤心悖理，下不了手，便自己辞职了。

三

1896年12月，许宝书由刘坤一指派接办清丈局（即升科局）。许氏字阆轩，杭州人，江苏巡抚许乃钊的族孙，监生出身，咸丰年间投身兵营，曾因参与攻克被小刀会占领的青浦、上海县城而受到保举。1896年被委任为清丈局总办时已经69岁，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

许宝书清理滩地，采取挨户清查的方法，只要业主不能提供执业方单，或者丈量面积超出方单所载，不管是否滩地、是否纳粮，一律充公。例如，根据《申报》1897年9月6日报道，许宝书到二十五保五十图清丈的时候，对图内所有土地是否持有方单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绘制成图，将所有无单土地标注为红色，一律充公。上海居民将方单丢失或拿去抵押的情况本就不少，许氏超越权限，将他们的土地直接没收，可谓凶猛。又如，浦东杨家渡36亩滩地上密集居住着169户贫民，因受灾被前上海知县刘郇膏豁免钱粮，许宝书将他们的土地没收，卖给日商，令数百人无家可归。据《民国上海县续志》估计，许宝书圈屯的土地至少有三千亩。

在清理裕源纱厂土地的时候，为了迫使厂方补缴差额地价，许宝书申请动用官府力量，扣押裕源厂股东族人的盐票。不料裕源厂背后有李鸿章支持，后者于1898年5月致信刘坤一：

顷据上海裕源纱厂呈称，该厂地基共计七十九亩四分零，经升科局许守宝书丈量，有八十一亩二分零，仅多一亩有零，竟指为多至二十二亩有奇，每亩须另缴规银七百五十两，合计一万馀金，禀请在该股东同族朱瑞元淮岸盐票扣运作抵，向该厂缠扰，急须早为清结。……况当华商疲敝、洋商争利之时，直似助人排挤，于商务大局妨碍匪鲜。许守人本精明，而心计过于刻薄，弟所深知，办理升科局数年以来，万端搜求，声名殊劣，人言啧啧，想台端亦有所闻。兹据该厂详晰沥陈，弟系创议办理之人，自应据实代达。

李鸿章不仅指控许宝书捏造清丈数据，勒索钱财，更从政治高度指责他破坏旨在“挽回利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的指控当然是有分量的，1898年10月初，江苏布政司宣布许宝书署理淮安知府。

许宝书这么卖力地清丈土地，显然不仅是为了替张之洞还款，还款只是他搜刮土地财富的借口。许宝书的行动需要多方支持配合，其收益也令多方获利。参与这场饕餮盛宴的，既有从刘坤一到许宝书的官僚群体，也有衙役、地保、掮客等各类角色。

四

清丈局对于上海土地财富的搜刮激起了上海本地人的抗议。抗议的声音首先来自上海的报纸。《新闻报》1898年9月18日的社论《论涨滩充公之可骇》，揭露了许宝书通过变卖充公土地牟利的途径，即先把充公土地贱卖给自己人，再由后者抬价出售。实际上，许宝书的弟弟许韬安，就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地贩。

上海本地的士绅阶层一直不敢对于清丈滩地的行动表示意见，许宝书的离任让他们觉得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开始松动。为了防止继任者继续搜刮，1899年7月26日，杨德鑅等15名上海本地绅士联名给上海道台、松江知府和上海县令呈递了一份禀帖，请求“凡完粮业田，有印串可凭、印册可证者，概免充公”。这样的请求，十分卑微。而上海道台却在批复中表示，升科局由两江总督设置，他无权代为决定。

15名上海绅士倔强了一回，于9月14日再次呈禀，请求对于有粮（有纳税记录）无单（无执业凭证）之田，由上海县补办执业凭证，不令充公。9月23日，上海道台批示称，已经请示过两江总督，“沿江地亩分别有主无主，以顺舆情”。这个批示虽然对于上海绅士的请求作出了让步，不过回避了禀帖中含义明确的用词“有粮无粮”、“有单无单”，代之以含义不明确的“有主无主”，从而留下了下一步的寻租空间。

杨德鑅等15名联名具禀者都是在官僚系统中具有一定地位而离职在家的绅士。如杨德鑅和李曾珂都是进士、县令，姚文枏和葛士清都是举人，张焕纶是廪贡生、候选同知。这些本地绅士的官阶都比较低，在高官众多的上海，他们的影响力有限，没有能够及时制止清丈滩地的行动。作为上海民意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及时的反馈，但是结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除了报纸评论和绅士请愿之外，上海的抗议还有第三个渠道，御史的弹劾。10月8日《申报》登载了一份御史奏折，指责许宝书利用清丈滩地的机会，“将有粮田亩变价充公”，所得款项去向不明。御史名叫宋承庠，松江华亭人。他有个朋友在《申报》任撰述，《申报》因此得到了这份奏稿。

朝廷收到这份奏折后，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查明具奏。1900年1月16日，刘坤一复奏称，纱机欠款最后已经增加到了近88万两，滩地变价所得不到25万两，张之洞提供了约35万两，不足部分是他从其他渠道筹措填补的。意思很明显，清理滩地是在为张之洞善后。至于许宝书，刘坤一只是为他认领了一个小错误，说是有一块地属于“一业两主单串各执”，即执业凭证和纳税凭证有两个业主各自持有，许宝书所派办事员误将该地充公，许有失察之责。这件事牵涉到张之洞、刘坤一两大权臣，清廷不欲深究，最后给了许宝书一个“交部察议”的最轻处罚了事。

刘坤一竭力为许宝书辩护，表面上没有作出什么让步，实际上还是有所收敛。自宋承庠上奏以后，清丈行动即陷于停顿，清丈局后续工作主要是继续变卖原来囤积的充公地，直到1908年并入会丈局。但经此一役，上海涨滩的升科之路也被彻底堵死。

张之洞1893年所购四万零七百余锭纱机因计划不周、财力不足等原因，多花了很多冤枉钱。好在这批纱机后来作价50万两官本，被张謇的大生纱厂分批认领，总算物尽其用，为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滩地新政标志着国家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和买卖，主动从城市土地的财富积累中汲取财政资源。这场滩地清理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土地的城市化，并促使农业时代的滩地升科制度走向崩溃。同期上海道契有一个申领高潮，与此不无关系。

这场滩地清理运动促进了上海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上海人对于这次对上海土地财富的掠夺一直耿耿于怀，姚文枏主纂的《民国上海县续志》对此深表不满。在清末上海自治运动中，主事者也一直在争取把滩地收入转化为城市自治基金。

校对：徐亦嘉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道员的职责主要有三：

（1）监督地方行政。按照清制，上海道台是监督苏、松、太两府一州地方行政的高级长官。凡该地区内的一切政务均应由各衙门逐级上报于道，由道台实施监督，并呈送于省。上海县地处松江府境内，其政务例由县上申于府，府上申于道，道报送于省。然而，由于道、县同城，县的行政事实上时刻处在道的监督之下。每遇大事，上海知县即就近请示道台，而上海道台在就近监督县政的同时也对县发号施令，直接参与地方的治理，成为实际上的行政上司。

（2）维持地方治安。上海道台虽是文官，但作为分巡道兼兵备道，有权节制地方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绿营武职。当地方安宁受到威胁，可移牒所在营汛令其出兵弹压，甚至亲自讨剿之。清代上海县驻有江南提督本标右营所属营兵，上海道台在必要时可调动军队，维持地方治安。

（3）兼理海关。自从雍正年间江苏巡抚奏请委派苏松道监收江海关税钞以后，上海海关关务即由该道兼理。其所辖海口为吴淞、浏河、七丫、白茆、徐六泾、福山、黄田、澜港、黄家港、孟河、任家港、吕四、小海口、石庄、施翘河、新开河、当沙头、漴阙等18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清廷虽禁止洋船前往广州以外的港口贸易，但进出上海港的国内商船并不受此影响。海关道一职仍由上海道兼任，江海关的税钞仍由该道监收。

那是上海外滩信号台

详情如下:

在上海外滩滨江绿地改造工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整体移位成功的外滩信号台。这座高498米、自重400吨的塔楼，现已重建装饰焕发了青春。

外滩信号台，是上海仅有的两座阿塔努布式建筑之一，塔楼始建于1907年，距今已有87年。然而，外滩信号台的创建历史，则可追溯到1884年，它与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进程是紧密相连的。

一、信号台的由来

信号台的历史，是与国际航海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商船航运和军舰航行都离不开气象。1853年8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海洋会议上，气象作为航海事业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讨论。1854年，英国商业部成立了气象处，于1861年首次利用信号电码发送暴风雨警报。之后，英国在纽卡斯尔等港口，开始采用悬挂信号的方法发布风暴警报，欧洲各重要港口也相继建立了信号台。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50年大英轮公司“玛丽伍德”号首辟香港至上海航线后，外商洋行陆续派遣船只前来上海。19世纪5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和对外贸易中心。为了使商船和军舰能在“危险的远东海域”安全航行，气象保障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海开埠后，英国和法国传教士先后在上海开展气象观测。之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于1872年8月决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观象台，同年12月正式开始气象观测。从1873年5月起，在报纸上发表隔日气象观测资料，并在海关对面的布告栏每日公布中国和日本部分地区的天气情报报告，使商船、军舰离港时能获取气象情报。

1879年7月31日，台风侵袭上海，造成重大损失。徐家汇观象台台长能恩斯（M·Dechvrens）对这次台风作了分析研究，并认为只要中国海关、电报公司、法租界公董局等有关当局诚心合作，建立气象警报信号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能恩斯的论文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赏和支持，尤其是航运公司的经理及船长纷纷写信，期望能看到在上海港建立起气象警报信号台，同时，希望设立标准时间的报告，使航海时针也能得到校准。

1881年9月20日，上海西商总会通过决议，投资筹建向航海者提供天气情况的机构，要求能恩斯神父给予指导。同时，提供资金购买气象观测仪器，于1884年2月18日在远洋轮船上安装。从而扩展了海上气象观测的范围，为建立信号台创造了条件。

二、法租界公董局的建台计划和辞职风波

我国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成立后，先后开辟了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美国等国外航线。为了轮船航行安全的需要，招商局于1882年12月求得清政府两江总督左宗棠核准，沿徐家汇路向徐家汇观象台架设电话线杆，以便获得海上气象情报。法租界公董局闻讯后迅速作出反应，于12月21日决定，在洋行、外轮公司集中的外滩黄浦江畔西洋码头附近，法租界洋泾浜桥堍（今延安东路外滩），建立气象警报信号台，并设立对时用的子午时辰球。同时，呈请法国驻沪总领事傅赉世（Flesch）向上海道台邵友廉交涉，要求取得沿徐家汇路向徐家汇观象台架设电话线路的权利。当时法国正侵略越南。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邵友廉以“两江总督左大人已有谕贴核准招商局立杆架线在先”为由，两次严辞拒绝了傅赉世的要求。对此，法租界公董局极为不满，仍以徐家汇路是法国军队修建、公董局拨款保养为理由，表示抗议招商局的立杆架线行为，并再次要求傅赉世与上海道台交涉。由于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法国舰队在我国东南沿海频繁活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傅赉世于1883年3月26日复函给公董局，拒绝再行交涉。同时，指责公董局“不能对于此地当局提出任何抗议”，“所有关于国际性质的问题，只有国家代表方有处置的权能。”

法租界公董局第十八届董事会由于架线要求未能达到目的，又受到总领事的指责，总董蒙维尔（Vouillement）、副总董平济利（Blnnlsebli）以及四名董事，于3月29日相继辞职，董事会遂遭改组，建立信号台的计划也暂被搁置。

三、外滩信号台的建立与发展

法租界公董局第十八届董事会于1883年4月19日改选后，徐家汇观象台台长能恩斯写信给公董局说：“以上海如此重要的商埠，若设置一个气象信号台，并核定时刻的标准，是很有重大利益的”。能恩斯避开了架设电话线杆的问题，准备采用人力奔走传送气象报告，仪器设备只需购置一台天文钟和中星仪就可以了。总董奥里乌（N·J·Orion）在4月30日公董局非常会议上宣读了能恩斯的信。5月29日决定，在外滩洋泾浜桥堍创办气象信号台。出资白银3000两购买仪器，每年补助白银300两作为维持费。自丹麦商人于1882年在外滩洋泾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话局后，徐家汇观象台开通了对各洋行的气象服务电话，不久与信号台的电话也接通，通讯问题得到了解决。

外滩信号台于1884年9月1日正式对外服务。这是在中国领土上由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信号台，也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早建立的信号台之一。信号台在行政上划归法租界市政总理处列为附属机构，中外籍员工约有10名。明末阁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第十一世孙徐道生、徐林生都曾在信号台工作过。信号台的业务由徐家汇观象台领导，台长由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兼任，气象警报和授时信号均由徐家汇观象台决定发布。外滩信号台实际上是徐家汇观象台对外服务的“窗口”。

初建时的外滩信号台比较简陋。在一间小屋旁竖立一根木桅杆，悬挂气象警报信号，并有风球指示风向。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信号服务工作，台长劳积勋（A·Froc）于1847年10月18日致函法租界公董局，要求扩大信号台，并附呈了建筑师夏洛（Chollot）拟定的工程计划。公董局接受了该项计划，并拨款1480美元。工程于1898年8月19日完成。

外滩信号台的木桅杆曾先后于1901年8月3日和1906年7月5日两次被台风和雷雨大风折断，子午球突然坠落，砸破了附近办公室的屋顶。由此促使法租界公董局于1906年7月26日决定，尽快建造新的信号台。当时有两个设计方案，一个是铁路工程师查利格伦（Charigron）提出的，另一个是建筑师马第（Marti）提出的。经研究，公董局决定采用马第的设计方案，造价10247美元，于1907年2月6日签订合同，同年3月动工。工程采用木桩，用24捆松树奠基，底座宽113米、高4米、塔高368米，用钢筋水泥建造。塔顶建竖9米高的报时球桅杆，总高498米。工程于1908年7月完工。同时，还添置了气候记录器、风速计、精密时钟等仪器，更换了带有平衡锤的报时球，装置了白色信号灯。新建的信号台于1908年6月23日开始悬挂信号。

外滩信号台于1923年又制定了附房扩建计划，1925年与莱蒙德（Remond）、柯莱（Collet）签订了建造合同。工程于1926年动工，1927年8月完工。这就是现存的外滩信号台全貌。

四、信号服务与信号电码

外滩信号台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气象和授时服务。每天10时、16时在桅杆上升起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信号旗，标明长江口外洋面上的风向、风力实况。1896年1月1日起又增加了雾天情况的报告。这是由设在上海东南83公里的大戢山岛灯塔站提供的观测资料，通过电报局的海底电缆转送到信号台的。每天11时30分悬挂徐家汇观象台发布的当天天气预报或风暴警报信号旗，夜间使用红、白信号灯发布风暴警报“使航海者知所趋避”。从1897年4月19日起，每天16时15分用信号旗报告徐家汇观象台气压表的指数，为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商船和军舰校对气压表提供依据。授时服务主要是每天中午将升在桅杆顶上的子午球降落，报告正午12点标准时。从1909年起，在夜间用灯光显示晚上9点标准时。这种精确的授时信号，对于远洋舰船在海上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信号服务日复一日不间断地进行，每年累计工作量相当可观。以1936年为例，悬挂台风位置信号299次，台风信号灯131次，大风信号246次，大戢山岛气象观测实况信号736次，气压表指数信号366次，向报社和公众发布气象信息29698次。每当台风、暴风雨来临时，许多人在信号台等待最新信息，电话铃声不断，每天答询天气数百次之多。

用什么样的信号来发布气象信息是一个重要问题。信号台开始是使用各种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旗号来发布气象和授时信息的。旗号虽然色彩鲜明，但也有缺陷，在风静时旗号不能飘扬，人们不易辨别。因此，徐家汇观象台根据船长和海员们的意见，对信号不断作了改进。从1897年至1931年，较大的改进有6次。如为了使人们从各个不同方向看空中的信号投影都一致，采用圆形体做标记，有球体、圆柱体、尖端向上或向下的锥体、底部或尖端相连的锥体等，不同形状组成的标记代表10位数码。同时，将远东海域分成若干大小不等的海区，规定用数码表示台风在某一海区的位置和移动路径。台风移动的方位采用海员熟悉的罗盘形式，以32个方位用数码来表示。商船和船长和海军的舰长只要看到信号，就可以作出判断，并决定是否启航和航行的路线。

外滩信号台使用的电码，曾由台长劳积勋先后于1905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国际气象局长会议和1930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会议上分别作了介绍，获得好评，认为“电码之便捷，航用之简便，有推于世界之可能”。中国海关早在1898年就决定，所属各灯塔站统一使用外滩信号台的信号电码。从1931年3月1日起，东亚各国海关所属港口（除朝鲜外）都使用上海外滩信号台的电码悬挂信号。

五、鸣炮示警

1915年7月27日至28日，强台风袭击上海，风速达439米／秒（12级）。虽然徐家汇观象台对这次台风作了预报，信号台发布了警报，但损失仍惨重。英、法租界行道树被吹倒6000余棵，黄浦江浮尸200余具，沉船300余艘，损坏船只千余艘，徐家汇天主堂塔顶上的铁十字架也被狂风吹弯，马路积水盈尺，通讯一度中断，工商业陷于停顿。这次台风灾害使社会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为了加强对台风的报警和防范工作，上海海关于1916年8月3日发表通告，每当信号台挂起黑球，台风即将来临时，“在陆家嘴楼房鸣炮一响示警”，后又规定在兰路（今兰州路）江海分关同时鸣炮，所有船只均需进港避风。1936年3月，海关又发布公告，将台风警报鸣炮改为三响，与时间号炮有所区别。每当台风即将来临时，在狂风怒吼中，那深沉凄厉的炮声震撼申城，提醒市民做好防台工作，一切船只均不得出港，直到1940年7月27日才停止使用鸣炮示警。

六、“特殊服务”

外滩信号台成立之时，正是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法国来华邮船不得进入上海港，邮件只能卸在大戢山岛灯塔站，再转运上海海关，由外滩信号台悬挂信号通告法国侨民领取，这是最早的“特殊服务”。

为西方各国海军舰队提供气象“特殊服务”，是外滩信号台的一项重要任务。据年报统计，仅1901年至1908年的八年中，这类“特殊服务”达1115次，平均每年139次。按国别区分，以1907年为例，法国47次、德国34次、意大利20次、英国15次、美国8次、奥地利5次、丹麦1次。应西方各国空军和航空驾驶员的要求，自1920年3月1日起，外滩信号台提供的徐家汇观象台气象公报中，增加了三个高度的风向，在对云的观测中推断了云底高度。

外滩信号台台长龙相齐（Gherjzi）于1938年参观了汉堡德国海洋气象台、伦敦英国空军部、华盛顿美国气象局、巴黎法国气象局、意大利水道部、香港和马尼拉气象台，回到上海后说：“与各国同类信号台相比，上海外滩信号台毫不逊色，甚至有些方面超过它们”。正由于此，外滩信号台和徐家汇观象台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和称赞。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从1897年起承担外滩信号台经费开支的一半。日本明治天皇于1903年11月24日授于劳积勋台长“瑞宝勋章”。法国海军部于1919年10月提供一台精密的天文钟，以改善信号台的授时服务。由法国海军部长莱涅（Leygnes）提议，经法国议会表决通过，每年向徐家汇观象台提供补助金12000法朗，法国海军上将吉莱（Gilley）率领的海军参观团于1923年到达上海，向外滩信号台和徐家汇观象台的神父及员工表示了“感激之情”。

七、从“孤岛”到黎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于1937年11月12日沦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各地逃难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来到上海租界，资金和劳动力激增，经济出现畸形的虚假繁荣。在此期间，中国内地的气象站都已停止发报，但太平洋地区以及福州、汕头等地气象站仍继续工作，徐家汇观象台仍能发布台风和日常的气象预报，外滩信号台坚持进行气象服务和信号报警。同时，由于设在巴黎的国际时间局的帮助，徐家汇观象台自1939年7月起，与世界各国20个观象台建立了确定标准时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因而，外滩信号台的授时服务也有了改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局面结束。根据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的指示，外滩信号台的气象和授时服务暂停。不久，徐家汇观象台提出了在日军占领下恢复业务工作的方案，每天11时、16时两次气象要素观测实况和天气预报仍在外滩信号台公布，但不发无线电广播。

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法国维希政府和日本分别向汪伪国民政府“交还”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外滩信号台由日伪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接管。该区工务处副处长许贯三任台长。原台长卜尔克（M·Burgand）在报告中表示：“保证在上海市政府第八区管理之下，照常办事于上海工商事业之中”，“与日本当局互相通气，以冀事业日渐发展”。同年12月31日，日伪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署长陈公博聘任卜尔克神父为外滩信号台副台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气象局会同上海市政府接收了外滩信号台，改组成为上海气象台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郑子政任台长。1946年6月，上海气象台将国际间议定的气象信号及地方风暴信号重新公布施行。黎明前的上海，通货膨胀，百业萧条，经济崩溃，但外滩信号台仍坚持开展气象服务。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于1949年5月31日发布命令，派员接管了当时设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上海气象台，外滩信号台同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50年6月，美国挑起了朝鲜战争。同年12月11日，军管会命令接管了徐家汇观象台。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了保障海上和内河航运以及渔民的安全，于1952年成立外滩气象站，自1953年1月1日起恢复气象观测和信号服务。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通知，对外发布海洋气象预报，遇有台风或大风时，悬挂警报信号，并为航海部门提供气象咨询服务。

1957年初，上海中心气象台成立了专门服务机构，与海运、航运、铁路、机场、码头等交通运输部门建立了电话服务网络，海岸电台加强了船舶气象报告，人民广播电台不断改进天气预报的广播。随着通讯工具的逐步现代化，有线和无线通讯以及新闻媒介不断提高气象信息的传播速度，适应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因此，上海中心气象台于1957年2月15日决定，外滩气象站停止工作，风暴警报信号由港监部门负责悬挂。

如今，外滩信号台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留下的这座古典式西洋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据悉，它将开辟为外滩发展史料展览室，供游人观瞻，成为外滩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组新的旅游景点。

同治十一年（1872年），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立维·布拉特福诡称要修筑一条“寻常马路”，骗取上海道台允许。上海县还奉道台命贴出告示，宣布“吴淞道路公司”有权建造适于车辆通行的道路。

吴淞道路公司征购了上海至吴淞间长约1488公里、宽约137米的土地，随后该公司宣布已获得土地所有权，并有权建造桥梁、开挖沟渠、设置栅栏和修造适合车辆奔驰的道路。后因资金短缺，让给英国商人狄克松另外组成“吴淞铁路公司”，并增购了土地，修整了线路路基。狄克松与怡和洋行签订了在上述路基上建造一条轻便铁路的合同，随后筑路工程开始。路基工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工，表面上仍说是修筑一条寻常马路，土方由地方保甲承包，最多时约有2000名工人，光绪元年（1875年），路基工程基本完成。

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6年1月20日），上海至江湾区段开始铺轨；正月二十日（1876年2月14日）铺轨至天通庵以北地段时，机车“先导号”开始试行。

正月二十八日（1876年2月22日），冯焌光会见英领事麦华陀，对英国商人擅自建造铁路提出责问，并要求暂停筑路，俟会商周妥再行兴筑。麦华陀答应将运料机车暂停行驶1个月，等候北京公使训示。怡和洋行表面上遵守停车协议，实际铺轨工程照常进行，不到1个月又恢复了行驶。冯焌光遂将情况详报两江总督沈葆桢，请咨朝廷总理衙门向英国公使交涉。

二月二十六日（1876年3月21日），上海道台冯焌光正式照会英领事麦华陀，不准英商擅筑吴淞铁路，并将修路情况及照会禀报清政府总理衙门。清政府多次指示上海道台和南洋大臣照会英领事停车，然怡和洋行竟置之不理，筑路工程继续进行。

三月十三日（1876年4月7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就吴淞铁路事再次照会英使威妥玛，请饬令英商停办。威妥玛遣派汉文正使梅辉立赴沪调停吴淞铁路事宜。随后，梅辉立先往天津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会晤，事后李致函冯焌光详告会商情况。

三月二十四日（1876年4月18日），梅辉立与冯焌光在沪会谈，梅称铁路如由中国收买后，仍宜交怡和承办数年，冯坚决不同意。由于英方“处处挟制中国，多不合理”，遂罢议。

交涉虽告停顿，铺轨工程仍在继续，闰五月初九（1876年6月30日），上海至江湾段竣工通车；闰五月十二日（7月3日），吴淞铁路上海江湾段正式营业。

中国的第一个租界的出现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有关。1842年中英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一共有13款，内容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清廷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并且准许英国商人和家属在这些城市自由居住。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驻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了上海，成立了英国领事馆，并且胁迫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火通过了《上海租地章程》，把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约55万平方米的地方划给了英国人作为居留地，这也是各国列强在中国内地占有的第一个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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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江宁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于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这就使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英国强占香港岛，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五口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

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参考资料：

《南京条约》-

1905年12月，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德会门令老闸巡捕房巡捕强夺人犯，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引起冲突。公众对英帝国主义强烈愤恨，围攻巡捕房与工部局，英领事派巡捕和士兵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伤。这就是“大闹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案”，我们通过相关文字记述和老照片重回事件现场。

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士兵持枪镇压示威民众。

所谓会审公廨，是经清政府和外国公使团批准而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一个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选派人员作为正会审官，负责公廨事务。根据中外约定，凡在租界内发生的华洋诉讼，由外国领事或领事派员充任陪审官参加会审；纯粹华人案件 , 则由中国会审官审讯，外国领事不得干涉。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办公楼。

大闹会审公堂案的发生，就是外国领事企图控制会审公廨导致的。

巡捕房台球厅被上海民众烧毁。

当年12月6日晚，四川已故官员黎廷钰的家眷黎黄氏携带15名女仆回广东时途经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调查，擅自以所谓“串拐罪”将黎黄氏拘捕，交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讯。中国会审官关炯之认为，巡捕房控告黎黄氏拐卖人口犯罪证据不足，拟将她关押在会审公廨女押所听候处断。

这本是纯粹的华人案件，关炯之有权独立审讯，外国人无权干涉，但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执意要求将黎黄氏等人关押到巡捕房。关炯之予以拒绝，称未奉道台命令，不能照准。德为门竟让巡捕粗暴地打伤差役，打坏公廨大门，将黎黄氏等强行押往巡捕房西牢关押。 

上海道台袁树勋向英国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将黎黄氏送还会审公廨，撤换德为门、斥革巡捕房捕头。谁知英国总领事倒打一耙，指责中国会审官故存偏见，竭力为德为门辩护。与此同时，愤怒的绅商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惩治外国肇事者并道歉，宣布罢市。不仅来自黎黄氏事件本身，更来自工部局和巡捕房平日对中国人的欺压。

　　租界这个畸形怪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的威逼和欺诈的手段，在我国重要商业城市里强占一定的区域，做为他们居住和管理的地方。在租界里，侵略者建立了完全不受中国行政系统管辖和法律制度约束的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所以，人们称租界为“国中之国”。租界这个畸形怪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租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腥的罪恶史。

　　租界的创设

　　1842年，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允许英人携所属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第二年，《南京条约》附件《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英两国官员商定地方，准许英人租赁房屋或基地。本来，这一规定是说英国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的一定地区内租赁房屋、土地，在那儿居住和从事贸易。而英国侵略者却将此条规定歪曲成，在通商口岸硬行划出一块地方，供外国人居住、占用。他们还借口什么华洋分居，避免事端，以便于管理，有利贸易，以此诱使清朝官员接受。

　　1843年10月底，上海正式宣布开埠通商。不久，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任。他一到上海，就察看地段，想设立租界，向清政府提出土地卖绝的要求。这为当时中国法律所不允许，开始遭到拒绝。巴富尔大耍赖皮，死缠着上海地方政府不放，直到1845年，苏松太①道宫慕久，被迫以其名义，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他同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其中规定：“洋泾浜②以北，李家庄③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样，英国开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划定租界的权利，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

　　随后，美、法、俄、日、意、比、奥匈等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效尤。到1904年，近6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鼓浪屿等16个市区强占有“租界”。

　　变相的殖民地

　　租界创设初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有干预权，并保留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写明：“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非卖绝。”但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侵略者巧取豪夺，使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地位日益巩固，租界的范围，不断扩大。相反，中国在租界内保留的权利逐渐被侵夺，以至削除。如上海英租界，1845年面积为55．8公顷。英商擅自在租界外面修筑连接租界的马路。随后，他们又在马路两侧强占土地，建造房屋。1848年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借“青浦事件”④，强迫新任上海台道麟桂，重新修订租地章程，承认既成事实，将租界面积扩展到188公顷。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上海形势岌岌可危。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组织义勇队，保护租界。9月，小刀会⑤攻占上海。英、法、美三国领事于次年7月会商，成立工部局。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租界”的殖民政府，下设警备、工务、财政税务、交通、学务、公用、卫生、宣传等十几个委员会。此后，上海道台通知各国领事，请其报告租界内受雇于洋商的华人情况。而外国领事声称如道台欲拘捕租界内华人，可开示姓名及所犯罪状，由领事查明其人是否受雇于洋商，拒绝提供租界内受雇于洋商的华人情况。中国的司法权开始在租界内丧失。1864年，上海道在租界设立“会审公廨”。案件由中方官员主审，西方官员会审。后来，外国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控制这个司法机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法官逃跑，外国领事出面维持会审公廨，工部局出钱聘请中国人充当审判官，司法权全部落入帝国主义之手。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杭，避居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达30万，到1862年猛增到50多万。上海道台致函英领事，请其助查租界华人数目，以便向他们征收税款，遭到拒绝。相反，工部局却可以命令租界内的华人向他们纳税。中国对租界内华人的证税权被帝国主义无理剥夺了。

　　随着中国在租界内各项主权的丧失，租界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的变相殖民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以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吻，毫不隐讳地说：上梅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地狱和乐园

　　100多年来，租界始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英法领事公开声明，帮助清军保护上海，指挥义勇队袭击太平军。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策划会党起义。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起义前夕，英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查抄了起义指挥机关，唐才常等20多人被处死。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党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乘机搜查起义指挥部，将起义文告、名册、旗帜抄走，通知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海爱国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暴行。英国巡捕逮走许多爱国学生。随后，上万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英国巡捕房前，要求释放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根据地。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集中在租界里。以天津为例，帝国主义租界集中在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帝国主义在那里兴建了众多码头、仓库、银行。当时，天津的对外贸易业务，如汇兑、仓储、海运等，绝大部分操纵在洋商手里，同时还把持着海关大权。他们利用天津港口，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资，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外国资本家还在租界设立加工工业。这本来是条约中所没有的，但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敢禁止。这样，外国资本家，在租界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经营近代工业。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帝国主义在租界里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发行报刊，进行精神文化侵略活动。以美国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教会大学为例。这所大学打着“不问政治”，“研究学术”的幌子，引导中国青年脱离政治，漠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所大学利用学术交流、出版书籍等方式，向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工农业、商业、气象、资源等多方面情报，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1919年6月3日，爱国学生在圣约翰大学第一次悬挂中国国旗。该校校长卜舫济恼羞成怒，公开撕毁中国国旗。这充分表明，这个高喊“不问政治”的帝国主义分子，正是以摧毁中国青年民族自尊心，泯灭中国青年革命意志，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服务，为最高原则的。就是这个帝国主义分子，1935年指使该校生物系研究中国昆虫。后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现已经查明，其中有三种蝗虫，属于卜舫济向美国提出专题报告的249种蝗虫之列。

　　租界还是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自五口通商租界设立以后，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包括流氓、恶棍、歹徒、逃犯，纷纷来到中国的租界地，干尽一切罪恶的勾当，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美国人丹涅特著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

　　新口岸的开放，和对新贸易的无限的期待，招得世界各处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除去靠他们的“机智”（应当是诡计多端）为生而外，别无任何行当或职业。……人人都深感不安，中国人更是心怀危惧。在美国领事们的报告和委员们的公函中，象这类浪人的丑事、罪行和种种穷凶极恶勾当的记述，是不胜枚举的。

　　在租界里，中国人遭受百般压迫、侮辱和虐待。上海租界的电车，头等车厢供洋人乘坐，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车厢。在汉口租界，中国人力车夫必须穿上象犯人一样的“号衣”。上海租界公园门口，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内的娼妓、赌博、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是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公开行当。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检查所公开发行吸毒执照，最高售价50元一张。在赌场，被诱骗的中国人，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输光赌净，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儿，还有许多人被逼得投江自杀。挂着“慈善”招牌的上海公济医院，为了让一个头上长满痴痢的洋人“体面”，竟然到街上抓来一个中国人，强行揭去头皮，给洋人移植。更有甚者，租界里的洋巡捕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租界呀，租界！你是帝国主义豺狼的乐园，却是中国人民的地狱。

　　注释：

　　①1847年上海开埠后设上海道。

　　②今延文东路。

　　③今北京东路。

　　④青浦事件，1848年三月，三个英国传教士违反规定，到青浦散发布道书，与当地看守粮船的水手发生争执，动手殴打，上海英国领事，得到美、法、比国领事支持，要中国“惩凶”，并以停关税、封锁运粮船相威胁。清政府屈辱地惩办了水手，撤换了上海道台。洋人更加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