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商王武丁继位时，国力衰弱，于是极力想恢复殷商当年盛况，却因找不到贤臣辅佐而犯愁。相传，有一夜武丁梦到叫“说”的圣人会辅佐他，于是四方找寻，终于在山西平陆东面傅岩之地找到，此人即是出身奴隶的贤相傅说。

武丁对傅说十分信任，君臣齐心协力，使殷商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死后，其后人认为他功劳盖世，可与开国君主成汤相比，应有自己的姓，遂以其名为氏，称为武姓，奉武丁为武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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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分布

武姓最早的发祥地在今河南省境内，其后在此地不断繁衍。春秋时的宋国是武姓来源地，故其早期的活动区域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姓人口的增加，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局势的变化，其活动区域也不断地扩大，大约到战国时期，武姓之人已在中原一带比较广泛地活动了。

根据文献记载看，从秦末至汉初，武姓大体分布在：盱台（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陈郡（今河南省淮阳县）、沛县（今江苏省沛县）、梁邹（今山东省邹平县东北）、长安（今陕西省西安西北）以及今河南省东部一带。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为争夺天下，豪杰竞起，一些武姓之人也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为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口迁徙比较频繁的时期，武姓之人从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迁移，主要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

-武姓

1、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李渊(565年-635年6月25日)，字叔德，出生于长安，是中国唐朝的开国皇帝。公元618年5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之后便统一了全国。635年6月25日，李渊驾崩。

李渊死后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在献陵。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2、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明君的典范

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在位23年，年号贞观。名字取意“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

生于开皇十八年（599年），早年随父亲李渊进军长安于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战天下，为大唐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秦王、天策上将。626年玄武门之变夺位登基后，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功大过微，故业不堕”，为后世明君之典范，庙号太宗，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3、唐高宗李治：帝王生涯无所作为的懦弱皇帝

唐朝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唐高宗李治（628－683年），字为善，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其母为长孙皇后，为嫡三子。贞观五年（631年）封为晋王，后因唐太宗的嫡长子皇太子李承乾与嫡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他才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李治在位三十四年，于弘道元年（683年）驾崩，年五十五，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

4、唐中宗李显:被毒杀的皇帝

唐朝第四位皇帝：唐中宗李显（656年－710年），汉族，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初谥孝和皇帝），原名李哲，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684年1月23日—684年2月27日、705年—710年在位）。

唐中宗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五年半，公元710年被韦后毒杀，终年55岁，葬于定陵（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15里的凤凰山）。

5、唐睿宗李旦：历史上两次即位继承大统的皇帝

唐朝第五位皇帝：唐睿宗（662年6月22日—716年7月13日），唐睿宗，名旦，又名旭轮，汉族，唐高宗第八子，武则天幼子，唐中宗为其兄长。他一生两度登基，两让天下，在位时间文明元年至载初二年（684年至690年）和景云元年至延和元年（710年至712年），共在位8年。

公元712年禅位于子李隆基（唐玄宗），称太上皇，居五年，崩，享年五十五，葬于桥陵。谥号玄真大圣大兴皇帝。

6、一代女皇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武则天秘史（624年－705年），并州文水人，是一位女政治家和诗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继位年龄最大（67岁即位）、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迫使武氏退位，史称神龙革命。唐中宗复辟，恢复唐朝，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

7、唐玄宗李隆基：因风流而毁了大唐的开元盛世

唐朝第七位皇帝李隆基简介——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亦称唐明皇。712年至756年在位。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申时，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

756年李亨即位，尊其为太上皇。762年病逝。

8、唐肃宗李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的乱世天子

唐朝第八位皇帝：李亨（711—762），即唐肃宗，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子。公元756—761年在位。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次年，玄宗逃往四川，他即位于灵武。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张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唐代宗），他忧惊而死。

9、唐代宗李豫

唐朝第九位皇帝，唐代宗李豫（727－779年），汉族，唐肃宗长子。初名俶，原封广平王，后改封楚王、成王，马嵬之变后，他随肃宗北上，任为“兵马大元帅”，统帅诸将收复两京，公元758年被立为皇太子，763年平定了安史之乱。

779年去世，庙号代宗，谥号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三十里的檀山）。

10、唐德宗李适

唐朝第十位皇帝：唐德宗（779年——805年在位）李适(742年-805年)（适发音为Kuò），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肃宗的长孙、代宗的长子，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

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在位26年，享寿64岁。谥号为神武孝文皇帝，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逝世。

11、唐顺宗李诵简介 被逼退位最快做太上皇的皇帝

唐朝第十一位皇帝：顺宗，名李诵（公元761－806年），唐德宗长子。德宗因他中风而急死，由他继位。在位8月，被宦官逼迫退位后病死，终年46岁，葬于丰陵（陕西省富平县东北33里）。

12、唐宪宗李纯

唐朝第十二位皇帝：李纯（778～820）中国唐代皇帝，即唐宪宗。805～820年在位。唐顺宗长子。初名淳。贞元四年（788）封广陵郡王。二十一年初，立为太子，改名纯。八月即位。宪宗即位以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

享年43岁，在位15年，死后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13、唐穆宗李恒

唐朝第十三位皇帝：唐穆宗是宪宗第三子，贞元十一年（795）七月六日出生于京师长安大明宫之别殿。最初名李宥，先封为郡王，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进封遂王。李恒是册封为皇太子以后改的名字，这一点与他的父皇宪宗相同。

14、唐敬宗李湛

唐朝滴十四位皇帝：唐敬宗李湛（809年－826年），唐穆宗的长子，初封为鄂王，后徒封为景王，先因父亲穆宗健康恶化以太子身份监国，穆宗于公元824年正月病死后，他于同月丙子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宝历”。在位2年，为宦官谋杀，终年18岁。葬于庄陵（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30里）。

15、唐文宗李昂

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唐文宗李昂（809年―840年），唐穆宗李恒第二子，母贞献皇后萧氏。公元827年―840年在位，执政期间政治黑暗，官员和宦竖争斗不断，是唐朝社会走向没落的转型时期，唐文宗本人也形同傀儡，最后抑郁而死。

16、唐武宗李炎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武宗即李炎。本名瀍，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弟。在位6年，终年33岁。武宗生于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一日，本名李瀍（chán），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武宗即位的过程，正是文宗即位的重演。

17、唐宣宗李忱

唐朝第十七位皇帝：唐宣宗李忱（810年冬月十二－859年），汉族（847年—859年在位，未算武周政权），初名李怡，初封光王。武宗死后，以皇太叔为宦官马元贽等所立。在位13年。

18、唐懿宗李漼

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唐懿宗李漼（“漼”，拼音：cuǐ），母元昭皇太后晁氏。始封郓王。在位14年，终年41岁。曾用年号：大中、咸通；死后葬简陵，谥号昭圣恭惠孝皇帝。

19、唐僖宗李儇

唐朝第十九位皇帝：唐僖宗李儇（862-888），儇Xuān，唐懿宗第五子，初名俨。873-888年在位，在位13年，享年27岁，死后谥号为惠圣恭定孝皇帝。僖宗是懿宗的第五子，本名李俨，生於咸通三年（862）五月八日，888年三月六日死于长安。

20、唐昭宗李晔

唐朝第二十位皇帝：唐昭宗李晔（867年－904年），姓李讳杰，即位后改名为敏，然后又改名为晔，888年－904年在位，在位16年，享年38岁。他是唐懿宗第七子、唐僖宗的弟弟。葬于和陵，死后谥号为圣穆景文孝皇帝。

扩展资料：

以年号称呼的唐朝历史事件：

武德之治、贞观之治（贞观盛世）、贞观遗风、永徽之治、龙朔科案、神龙政变、景龙政变、唐隆政变、开元盛世（开元之治）、天宝战争、天宝之乱（安史之乱）

贞元之盟、永贞革新、永贞内禅、元和中兴、长庆会盟、会昌中兴、会昌灭佛（会昌毁佛、会昌法难）、大中之治（大中暂治）、乾宁越州之战等等。

—唐代君主

—唐代年号

武大郎本名武植，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武植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中年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而潘金莲乃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15公里处的黄金庄。史载，武、潘二人和睦恩爱，育有四子。

武大郎，本名武植，父母早亡，自幼家贫。武植之墓，早已被人发掘，他身高七尺，经科学测验，身高起码在一米八以上，是一位读书人。考上进士，后当上县令。他在任期间兴利除弊，清正廉明。

武大郎的配偶潘金莲，出身名门，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对武大郎一心一意。早在武大郎还未中进士前，潘金莲不顾家人反对接济他。武大郎金榜题名后，这段良缘终成正果。

历史上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的阳谷县县令武植，并不可能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病死的施耐庵所写的武大郎的原型。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曾经在山东阳谷县做县令，他少年时候的盟兄弟王某家败破落，逃难到他那里，希望看在多年情谊的面子上，拉兄弟一把。武县令平时就乐善好施，对这位落于窘迫的兄弟自然招呼倍至了。

王某却不知道武大郎已经暗中为其在原籍盖房修屋，久不见武兄弟资助，便愤然离去。这一走不要紧，他却遂生邪念，忘恩负义，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县令恶意中伤污辱诋毁之能事。加之曾被武大郎治过罪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武大郎的清官形象从此被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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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外界评价：

武大郎的墓碑铭文就是最有力证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爱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

武大郎本名武植，山东（今河北）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武植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中年即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其妻乃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15公里处的黄金庄。

史载，武氏夫妻二人和睦恩爱，育有四子。武大郎的墓碑铭文就是最有力证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爱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似，衣食难济。

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 。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参考资料：

—武大郎

宋姓是全体宋氏人的统称，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宋姓同胞。由宋姓改为旁姓或由旁姓改为宋姓的兄弟氏族，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溯本追根，都是龙的传人。

阅史籍典章，考源流出处，查宗谱家乘，方知氏族之根。宋氏系出黄帝，来于子姓，源自商丘，以国为氏，尊奉殷微子启为开姓始祖，血缘则系于微子启之弟微仲衍。故本文自启公立国开姓，仲衍续承之始，择其关系较重者试述派生姓氏之因，以供探寻根源参考，是所望于后之君子。

武氏：《风俗通义》载，春秋时宋戴公撝之子司空，死后谥号为“武”，史称宋武公，其子孙在前七四零年以其谥号为姓，称武氏。根系发祥于河南（见商丘戴氏家谱）。

范庄镇龙牌会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调查的重镇——范庄传统社会的乡村庙会与人们精神生活、社会组织、经济交流、社会交往、道德教育、审美娱乐、空间生产、自然节令、农耕生产等紧密相关。乡村庙会不是专指乡村市集或者说庙集，而是有着代表神灵的塑像、画像等圣画像、供桌、祭品等在内的庙宇或神棚等特定空间，有着组织和信众，有着许愿还愿、敬拜、求乞、唱诵等用言语和行为表述、进行的与神灵沟通、交易、互惠的信仰实践，并以之为核心、源点，有着香烟、鼓声、纸、焰火等象征符号，集多种娱乐以及市集交易于一体，一年一度定期举行的地方群体性庆典。

近百年来，乡村庙会一直是中国民俗学者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的民俗事象。由于顾颉刚等老一辈民俗学者在1925年对北京西郊妙峰山庙会的调查，并随后编辑出版了《妙峰山》一书，也由于妙峰山地处京郊，妙峰山庙会与上层统治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关系等多种原因，妙峰山一直在中国民俗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乃众多中国民俗学者心目中的“圣地”，“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象征”，并有着推动中国民俗学事业发展的“情感动力源”的多重属性。近百年来，对妙峰山的调查研究也就“行行重行行”的绵延不绝。

改革开放后，在学术地位上能与妙峰山媲美，在中国民俗学界几乎同样重要，并对学界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就是这个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小镇——范庄。除了后文将要提及的范庄当地人对龙牌会不同价值的认知和挖掘等多种因素之外，这种学术兴趣不仅与范庄距离北京仅约390公里，方言易懂，交通便利有关，更主要的是重田野的学术研究向日常生活转型的使然。同时，它也是为了与积淀已深的东南沿海民间信仰研究对话，从而更为全面的认知中国民间信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学者们能够并势必进入华北腹地进行研究的结果。自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的庙会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师生，各级新闻媒体的记者都会前往调查。同时，它也吸引了社会学、人类学相邻学科的不少学者以及外国学者前往调查研究。这些研究者都以龙牌会为例，剖析当代的中国农村社会。

范庄隶属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部的赵县（古赵州）。赵县有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安济桥）和源出于汉，今天佛名远播的柏林寺。范庄在县城东165公里处，也是同名的镇政府的所在地。今天，这里交通方便，是束（束鹿）赵（赵县）公路、藁（藁城）范（范庄）公路的交汇处。便利的交通使得今天的范庄不仅仅是赵县仅次于县城的第一大镇，其集贸市场也名列河北省十大乡村集贸市场，范庄也因此成为赵县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范庄是多姓村，有武、刘、王、罗、李、田、邢、谷等约30个姓氏，其中武姓是大户，其次是刘姓和王姓的人口要多些。尽管华北乡村的宗族观念较南方要淡薄得多，但对于户数较多的姓氏而言，人们基本上还是聚族而居。由于地处平原，村落街道较为规整，成井字形分布。武姓主要分布于范庄村东头，刘姓主要在村西北角，王姓主要在村西南角，其他小姓氏则散布于村中各个角落。根据2001年的最新统计，范庄有5,205人，耕地面积4,129亩，农民人均纯收入2,933元，比全县人均纯收入3,030元低47元。 过去，地处滹沱河故道的范庄受时常改道的滹沱河的影响，一直都是生态条件恶劣的地方，旱灾、水灾、雹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旱灾稍多于涝灾。根据光绪年间的《赵州志》卷1“山川”记载，滹沱河最后一次改道是在咸丰九年。在改道后的沙壤质潮褐土上，人们慢慢地培育发展起了成片梨树，并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完全发展成为以梨生产为主的果林区。梨不但是今天范庄人赖以延续的命根子，也是当地人认知、评判村内外世界的思维工具和载体，并在相当意义上影响了当地的自然景观、人们的婚姻范围、婚姻模式和庙会生活制度。但与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相反，由于今天梨的滞销，范庄梨农的收入已经低于赵县西边农民的收入，不少人家得靠过去的积蓄缴纳税收。如同多数华北村庄一样，历史上华北连年不绝的征战使范庄村落历史的集体记忆呈断裂状。今天的范庄人对自己村落历史的集体记忆只能追溯到明初。范庄的大户武氏家族1930年所修祖传旧家谱和1994年修的新谱上都说，武氏在明初先由山西洪洞迁至赞皇县，再从赞皇县迁到了范庄。但由于家谱中的疏漏和中断，如今从家谱中只能看到十代人。其他姓氏则大约是在此后因不同的原因，从不同的地方，纷纷至此。至于明代以前的范庄历史，就无从查考了。虽如此，今天的村中长者对近百年的情况，还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忆。

在人们的记忆中，1940年代，范庄还有寨墙，寨墙外有壕沟，现村中还有地名叫“寨壕地”。那时，村中还有奶奶庙、三官庙、老母庙、龙泉寺、玉皇庙、真武庙、龙王庙和两个五道庙等8座村庙的遗迹。这些村庙多沿寨墙分布，在其内外。虽然这些村庙规模较小，一般就一间小屋，但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表达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生死、生命的关注，对生活空间的想像与建构，对“我”与“非我”的分类。村庙虽然没有了，与村庙相关的事件、记忆则残留在今天范庄人的言语中。

三官庙在村东，龙泉寺在村西，故人们仍然常用“东至三官西至龙泉”来说范庄的大小。龙泉寺供奉两尊大石佛，据说是范庄最为宏伟的庙宇。在“中华民国大改良，拉倒庙宇建学堂”的年代，龙泉寺也被改建为学堂。奶奶庙在村东南，主要供奉送生奶奶、斑疹奶奶、眼光奶奶三位保佑生育和孩子健康成长的女神。五道庙是人死后报庙的地方。过去，范庄规模较大，村东、村西各有一座五道庙，人们就近报庙。“五道多了死人多”。人们常说，范庄只要死了一个人，不出三天一定就会再死一人。东西五道也就相继有人报庙。真武庙在村西北。在范庄，对于道教中祛除邪魔的真武有是北极星的说法，人们常说“真武天天见”。龙王庙在村东北，与曾经流淌此地的滹沱河有关，也与求雨有关，龙王庙供奉的是多数国人熟知的能呼风唤雨的龙王。除五道庙外，其他六座村庙以往都有自己的会期。虽然这些庙并不一定大规模过会，但是到时间，本村人会纷纷前往烧香上供，许愿还愿。现今，在奶奶庙和老母庙的旧址，村内行好的人们还分别在四月十八和二月十九小规模过会。到1960年代，所有这些村庙都被先后毁去。今天是范庄镇规模最大的，那时也就有的龙牌会则与这些村庙没有关系，而是每年在村中大的空地上搭棚过会。 另外，不但有佛教、道教以及近两百年来在赵县传播的天主教对当地人的影响，华北的民间宗教一直都流派众多，十分驳杂。1950年代，由于政府强制性地取替华北大量的“会道门”，反而使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民间教派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诸如范庄这样普通的多数华北村庄都是多种信仰共存并相互竞争、吞食，从而充满张力的社会空间。1965年“四清”时，大夫庄（范庄东边4公里）四清分团曾对大夫庄“会道门”进行了彻底清查。根据四清分团的记录，大夫庄那时有圣贤道、一贯道、如意道、普济佛教会、九宫道、道院等多种民间教派以及天主教、耶稣教的信徒。范庄的情况可能要简单些，根据武文祥等人的回忆，过去范庄也有宏阳教、如意道等多种教派的成员。今天，虽然没有了这些教派的分支组织，但范庄同样有“传福音”等不同的信仰在播布。

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天主教主要是伴随坚船利炮，在种种不公平的特权庇护下传入，早期信教人群的复杂和动机的多样，当今宗教政策对制度性宗教的宽容和对本土信仰的遏制，多数人仍忙于生计、重现世等多种原因，在赵县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天主教仍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传承，当地人习惯将天主教徒称为“奉教的”。由于包括天主教、传福音在内的其他信仰都是秘密传播，范庄历史上也没有天主堂，所以很难确切地统计现今其他信仰者的人数。这也使得本土信仰的“行好的”处于显性层面，并由于龙牌会的彰显使其他信仰者在相当意义上处于隐形状态。

范庄大多数村民并未加入各种会道门或其他宗教，而是供奉在他们看来对其生活有益的神灵，这些人他们自称为“行好的”、“行善的”。对这些神灵的供奉，直接影响到了家居的景致。进入一个行好的人家，外来人会在其家居基本相同的位置发现这些世代供奉的形制不一的神灵。改革开放使当地人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今，范庄人的家居绝大多数都是砖木结构，高门大院。但是，在家居相应的部位，人们依然供奉与以往一样的神灵，院门的门神、照壁的土地、灶屋的灶神、井口的龙王、储藏室的仓官、北屋主房中的各不相同的家神，等等。在龙牌会期间，这些神灵在龙棚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家中的神灵与庙会上的神没有截然的界限，但却与佛教经卷、道教宝藏上的佛、仙有着明显的差别。 由于长期反迷信语境的影响，为了避免有一天给自己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签，虔诚的行好的，尤其是“香道的”就纷纷到柏林寺归依。在收取一定的费用后，柏林寺也给在乡野庙宇或自家中烧香拜神的人们发放皈依证。个别被柏林寺拒斥的人则转而加入了道教协会。同时，作为另一种表明自己行为“合法性”的策略（当然也出于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从1996年开始，龙牌会期间，行好的也把毛泽东作为神灵供奉，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了龙棚中以及龙棚外，享受人间香火。尽管如此，在调查中，当事人经常会情不自禁地问，“你说这是迷信吗？我可是在柏林寺皈依了的！”与行好的隐忧不同，当地奉教的可以自由、公开地前往教堂聚会、礼拜，并很容易恢复天主堂。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在行好的看来不公正的待遇，在一如既往地使同处一地的人群分化，乡村生活产生裂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发了行好的相互之间的认同、团结。

跻身于地方各级政府中的人，多数都生长在范庄本村或邻近村落行好的人家中。由于其生长环境，后来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和现有身份、地位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民间信仰/民俗/民间文化－封建迷信/陋俗/恶习”这种依然两可的官方表述面前，作为成年人的他们也就表现出了两面性：绝不公开参加庙会，尤其是不以公开身份在不可信的或熟悉的人可能同在的神案前去烧香拜佛，求神问卦；私下里或黑夜异地烧香拜佛，求神问卦，或让家人代为前往；出于自己个人或所属阶层的利益，需要时就打击压制庙会，或者相反，把对信众来说在实践层面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庙会重新解说或包装。

还过得去的生活，梨生产的劳动密集型性质，“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行”等传统观念的规束，使得当今的范庄年轻人虽然有着更多外出的机会，但多数仍滞居乡里。所有这些，都从不同层面为当今依然盛行的龙牌会提供了条件。由于与村庙没有关联，也似乎与会道门没有关系，龙牌会反而在范庄传衍了下来，并在改革开放后，成为赵县声势最为显赫的乡村庙会。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