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民系：民系指一个民族的各个支派，汉族的不同民系，其族体和文化源于汉族，又各有其地域特色。不同民系（亚族群）或不同区域文化的形成，与下述原因有关：（1）历史上民族的迁徙；（2）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对群体生活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3）不同时期集聚于某一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源于汉族、汉文化而又有自己特点的民系和文化。不同民系是以方言、生活方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及文化特点来区分。广府民系基本是以讲粤语方言来区分的，高州是以广府民系占多数，部分为客家民系，极少部分为福佬民系。广府民系最早在今广东封开、广西梧州等地区形成，是中原汉族和古越族融合而来，粤语保留古音特点和词语较多，也融合了壮侗语系的的语言，高州粤语日常底层许多语词与壮语相同。林语堂说：粤语以茂名（今高州）为中心（附有地图），并列举高州白话（粤语）大多数有音皆有字，广州话则往往有音无字，粤西白话“尚多保存隋唐古音”，“阳声韵及入声韵之韵尾与《广韵》系统相合。但是广府民系的血统仍以古越族的血统居多，这是中原汉文化侵入性融合，而并非是中原汉族人数占优势使血统融合造成的结果。高州人族谱上显示高州很多为福建移民（客家民系、福佬民系），这并不能反映讲粤语的广府民系居民占大多数的事实。高州广府民系在隋唐时代冯、冼氏统治之后业已形成，由于那时族谱文化并未滥觞（茂名地区有族谱记载的汉族移民最早是唐朝，且族谱记载唐宋时期移入的汉族姓氏和人数都不多，至于是否作伪另当别论），而后来明清福建移民及珠江三角洲移民的到来，也带来了兴盛的族谱文化，早期居住在这里的广府民系也学习了这些族谱文化，但其无法追溯族源，便多篡用了别的姓氏叙述和方式，以致带给我们某种假象。比如，冼氏是明显的土著，为古俚族的望族，但冼氏族谱一样说祖先来自于中原。古俚族的大姓有冯、宁、李、陈、庞等，无一例外皆称祖先来自于中原，当中应有不正确的地方。日本学者认为广府民系的“珠矶巷传说”、福佬民系的“莆田传说”、客家民系的“宁化石壁传说”是少数民族汉化同步传播的结果，当中存在许多虚构的成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使我倾向认为，广府民系大部分为越族的后裔，而并不能简单以族谱来考据他们的由来，对族谱要有所辩识。客家民系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 （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 （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 （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 （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 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总的说来： 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州、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县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 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 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福佬民系：福佬民系是古闽越（东越）后裔融合于汉族的一支，其文化特质既有别于作为南越遗裔的广府民系，更与自称为中原汉族世胄的客家民系迥异，具有丰富的风俗文化内涵，且对东南亚诸岛土著文化产生过显著影响，乃广东风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群落。　　福佬民系居民早期居住的福建及广东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所以他们不断地出外谋生和并往外迁移，培养了较强的商品意识，他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善于适应环境、拼搏创业、精诚团结，他们性格刚强、精明、重乡情。福佬民系在唐朝中后期已开始向粤西迁移，就在茂名地区俚族汉化结束之时，他们也已占据了大片相连结地区大规模地定居下来，形成与广府民系相独立的区域居民，这就是电白县福佬民系方言岛的状况。他们操持黎（俚、雷）话，其实他们是福建移民与俚族遗裔及广府民系等相融合而形成的，黎话属于闽南语系，但与闽南语已有不少差别。　　在高州，广府民系占优势，福佬民系只能是渗透式进入，而且这些福佬民系的后裔大多已不讲闽南语。明清时期，高州城、化州城、吴川城（吴阳）、梅箓等商业繁荣城镇，由福建来的商人占据了各个行业经营，在本地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商业才能由此可以显现。高州城南关、高州城西门、石骨墟、泗水大翰村、分界珠宝坡村等都有天后庙或奉祀天后神，天后又称妈祖、天妃，高州人又称其为姑婆，是发源于福建漳州的神祗，这可能是福建商业移民所带来的。高州木偶戏也是在明朝时期从福建闽南传进来。可见闽南文化对高州文化有很大的影响。高州姓氏族谱有相当一部分言其先祖来自于莆田等闽南地区（化州、吴川等地亦是如此），这反映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要辨别其真伪，这其中有很多是虚构的。高州所谓的闽移民大姓有林、崔、蔡、陈、许、郑、柯、邹等，当然并不都可确认。

冼星海的主要作品是《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民族解放》 、《神圣之战》等。

从1935到1940年的5年间，冼星海写出了几百首抗战歌曲，为民族解放运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作曲家的作品要让人民接受就必须采用人民熟悉的音乐语言，冼星海深入挖掘民族音乐语言，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喜爱。

冼星海求真务实的作风最主要体现在他的治学作风上：一是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需要方向上的正确判断和把握，开创了中国大众的革命音乐的创作道路；二是他探索出了中西结合的有鲜明民族特色、为人民所能接受的民族音乐创作之路。

冼星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继聂耳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坚持并发展了从聂耳开始的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丰富的艺术手法。

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有独创性的音乐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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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1905613－19451030），男，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现属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出生于澳门，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