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搜搜还是蛮多的，例如美国史上最大的财务造假案：世通案；中国创业板特大造假案：广东新大地财务造假案；在线时代华纳等等。

就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方式来降低投资风险，马科维茨为此获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研究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理论。

夏普等人的研究结论是：单项资产的风险收益率取决于无风险收益率，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率和该风险资产的风险。夏普因此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

资本结构理论是研究公司筹资方式及结构与公司市场价值关系的理论。1958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的研究结论是：在完善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上，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无关——MM理论。米勒因MM理论获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莫迪利尼亚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关于最佳投资组合的理论。1952年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提出了该理论，他的研究结论是：只要不同资产之间的收益变化不完全正相关。

期末结账：

到期末将所有的会计核算科目的借贷方累计发生额及多栏帐明细科目累计发生额进行结转，并作为期初数参加下一会计期间的核算。系统提供反结账的功能键：对已结账的会计期间凭证进行修改时，要进行反结账后才可修改。

凭证查找根据财务业务的特点，系统设置了凭证查找功能，并提供了多条查找条件供用户选择，既方便了用户，又提高了查找速度。设置的查询条件有：按凭证日期，凭证编号，会计科目，科目代码，摘要等条件进行查询。

下面是我看过的一篇文章，或许能够解答你的疑问~

为什么必须有家谱？

清明，中国人最重要的祭祀先人和祖宗的节日，我们在这一天进行庄重祭祀，以表达我们的追思、怀念、感恩和不忘本。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先人和祖宗是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却正在淡漠甚至忘记。中国人血脉传承那个最重要的载体正在消亡，这便是家谱。

家无家谱，就如国无国史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自古以来，家谱承载着伦理规范，塑造着人格精神，维系着社会秩序。

纵观历史，国家可灭，朝代可替，家庭可散，个人可亡，惟有家族历久长存，生生不息。只有一个个家族存在和延续，才有整个民族的存在和延续；只有一个个家族团结，才能构成整个民族的团结，保证一个国家的团结；只有一个个家族兴旺和稳定，才能维系民族与国家的兴旺和稳定。

而家谱就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存在证明。因此自唐代以来，历代都对撰修、研究家谱大力提倡和支持。“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后人可由此了解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变迁、每个人的生卒年月与婚姻状况，以及本家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

同时家谱也为地方志和正史的可信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佐证，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家谱，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

家谱到底有什么用？那种价值，是根本性的。

明辨世系，尊宗敬祖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中都要遇到的问题。孩童时代，疑问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而成人懂事之后，关心的是我的祖先是谁，为何生活在这里？而能准确、清楚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家谱。

通过家谱，可以查证自己的血统，知道同一家族中家庭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亲我者，我亲之。”知道祖宗，才能尊敬祖宗；心系血缘，才能孝敬父母、尊敬长辈。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长久存在和不断复兴，就是要告诉人们不忘根本，使尊宗敬祖、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得到发扬光大。

寻根留本，承前启后

古人曰：“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说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有了谱书你就能够追根溯源。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几十年总归要悄悄地离开人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连一个名字都没留在世上，若干年后自己的子孙连先祖是谁都不知道，岂不是天大的憾事。

换言之，你的孩子也就此失去了根本。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你的根在那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由于诸多因素，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连自己祖父母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更何况自己是哪支哪房了。

古人曰：“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族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一个人，无论他漂泊有多远，总是忘不了他的家乡，因为那里有曾经养育他的亲人，那里埋葬有他的祖先。因此，家谱就是“根”的代名词，是中国人尊宗敬祖的一种信仰，是一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明，是一个人根本意义上的“身份证”。

敦亲睦族，凝聚血亲

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凝聚力的途径。古人认为，家谱有“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教化作用。通过修撰家谱过程中的反复登门拜访，不断了解情况，追根溯源，寻祖问宗，加强了家族内部人员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了人心，使得族人受到深刻的族系传承亲情教育，激发起对祖辈的敬意与怀念。

因为修撰家谱和逢年过节中缅怀先祖的各种仪式，使得子孙后代能更加自觉地做到尊老敬长，怜惜孤寡幼小，在族中崇尚亲热之气，倡导和睦之风，有利于家庭的团结和幸福，有利于家族以及社会的和睦与和谐。

“亲不亲，故乡情”，今天，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遍及天涯海角，这也是今后我们子孙们的必行之路，难免有时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有了族谱联宗，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就能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人在他乡，路人不如乡人，乡人不如亲人，有了家谱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也可能联接到那份血肉亲情，并且更温暖、更深厚。

治家齐国，教化子孙

家谱中包含的许多祖训家规，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敬父母、尊长者、睦族人、和友邻、恤贫孤、尙节俭、戒赌博、戒奢侈、戒懒惰、戒酒色、戒*逸等内容。有的家谱中记载有先辈族人们孝敬老人、忠君爱国、造福乡梓、刻苦学习、奋发拼搏的典型事迹，都是对族人和后代进行人生教育的生动教材。

治国先治家，治家先育人，正人先正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要想自立于世界，自立于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培养教育出众多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才，好的祖训家规就能弥补现代教育只重知识才能却忽视品德的不足，用心良苦、精心修撰的家谱正有着这样的功能。

传承历史，问祖凭证

家谱都有姓氏渊源、始祖源流、支派迁徙、世系繁衍、人口变迁等诸多内容。家族的历史，反映的就是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了解、熟知自己家族的历史，也就是了解熟知中华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人类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海外华人热心回国寻根问祖，造福乡梓，他们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家谱。对于因各种原因迁居他乡的普通人，家谱就是他们与祖籍、族人沟通的桥梁，是他们思乡念祖的精神象征。因此，家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天涯游子落叶归根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查阅中国历史，但凡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的朝代，从皇家贵族到普通平民，均以修撰家谱或族谱为一件大事。现今国运昌盛，经济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正是修撰家谱的恰当时机。

愿中国每个家庭、每个家族，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家谱，使自己的根得以延续，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员档案造假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往往不是造假官员一个人能够完成，而是有一大帮人合谋操作才能完成。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为在职务提拔、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物，涉嫌行贿犯罪。

为了能当官、当大官、多当几年官，卢恩光可谓处心积虑，机关算尽。从中纪委网站通报的情况看，卢恩光从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各个方面全面造假，以至于有网友惊呼，“假如性别可以造假，是不是卢恩光早就变成女的了？”毫无疑问，干部档案造假是政务失信行为。卢恩光在个人档案方面“全面造假”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党纪政纪，涉嫌腐败，还触犯了法律，其最终被立案审查实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丝毫不值得同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官员档案造假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往往不是造假官员一个人能够完成，而是有一大帮人合谋操作才能完成。以学历造假为例，看起来简单的一纸学历，需要颁布机构、公安部门、档案管理部门、组织部门等各方面参与其中才能完成，只要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敢于较真，学历档案造假就难以顺利完成。遗憾的是，在卢恩光档案造假事件中，其造假行为不是一次两次，时间跨度上也非一天两天，从普通党员到领导干部接受的档案审查也不是一轮两轮，但卢恩光硬是能够屡次通关，且一边造假一边一路高升。“全面造假”的官员何以能一路高升？这个问题引人深思。

其实，从以往查处的官员档案造假案例看，其背后无一例外都有各路人员上下其手。比如，山西省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原秘书长王红英在档案造假过程中，就分别得到了时任太原市商贸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王秋兰和太原市财贸综合开发中心主任李某某的帮助。又如，被称为“造假干部”的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通过编造虚假身份、干部档案、工作经历等方式，被违规录用为国家干部并入党。受王亚丽案牵连，共有12名相关责任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乃至刑事处罚。这表明，联合造假，假档案才容易“出炉”。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近年来，官员档案造假事件屡有发生，社会反响强烈。笔者以为，遏制官员档案造假歪风，既要免去造假官员职务，彻查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腐败问题，更要堵塞监督管理中的漏洞，彻查“全面造假”官员背后的同谋者，让造假者和帮助造假者都付出沉重代价。在此基础上，还应探索建立官员档案透明化、阳光化管理机制，从而强化公众监督，及时发现官员档案造假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那些企图靠档案造假获得升迁者的侥幸心理，从根本上防止造假官员不断横空出世，并一路高升。

涉嫌“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是如何跃上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份额的第二位？

“狂苗”事件引爆后，上市公司长生生物64岁女掌门人高俊芳从国企高管转型为上市公司掌门人、家族资产积累达51亿元的经历，不断被人提起。

，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业大洗牌，给长春长生“狂苗”带来了崛起机会。因中检院检测标准的提高，当时能通过的企业仅有辽宁成大一家，外资赛诺菲巴斯德也退出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狂苗”持续紧缺。其后长春长生及时升级工艺，迅速进入市场。

2012年，重新拿到GMP证书的长春长生，在市场需求和产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跃成为业内第三。

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主动抢占市场，2017狂苗批签发量市场份额跃至第二。

如果不是此次狂犬病疫苗事件，长春投资75亿的狂苗生产车间将很快投产，并且手握生产批件的长春长生还将拿到国产四价流感疫苗的“第一桶金”。

然而，此次事件之后，在汹汹的舆论之下，长春长生似乎已经无法全身而退。

“企业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造假，已经造成了公众安全的风险，无论是对于已经接种的民众还是国家疾控部门，影响都是巨大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表示。

吉林省食药监局已连续多日召开会议，相关药厂人士也频繁出入省局大门。

通报时间是在飞检一周后

7月15日（周日）下午，国家药监局通报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据悉，国家药监局在接到线索后，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该公司“飞检”，实际通报时间则是一周后。

国家药监局审核查验中心相关人士曾对澎湃新闻透露，“有因飞行检查”的情况大多来自于内部人士举报，在收到线索后中心将会对线索进行初步分析，待确认举报合理性之后会以双随机的形式抽调检查组组长和检查员，组成3-4人的检查小组。

“考虑到廉政问题，一般检查小组成员事先并不知道要检查哪家药厂，而是在到达当地后才能打开密封信封，拿到线索。”相关人士透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称，长春长生的“飞检”源于内部员工举报。

曾是长春长生一线员工的于飞（化名）告诉澎湃新闻，由于疫苗行业专业性高，如果不是内部人士举报，外界很难发现，“算是行业潜规则吧，有的数据记录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检查的。”

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担任多年高管的资深人士许利（化名）则告诉澎湃新闻，疫苗的生产环节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检查也总会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当于从80分到100分的区别，也是允许企业不断完善整改的。”

但许利也表示，长春长生此次被发现的可能并非“小瑕疵”，“监管部门轻易不会闹到公众面前”。

长春长生否认50升“大罐”违规

关于事件中造假环节的细节，至今仍无权威披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中援引一名长春长生供销商的说法，称生产记录造假或涉及企业在病毒发酵过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

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纳的说法，如果将疫苗的生产环节简化，大致为：将狂犬病病毒导入细胞中，让其在细胞中增值，同时需要培养这些细胞，让细胞大量增值，最后收集病毒进行灭活后，添加各种佐剂后做成疫苗。

陶黎纳认为，如果基于上述报道的猜测进行分析，长春长生“作假”的环节便应该是指向“细胞培养”，即药厂通过GMP认证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养，但实际生产中却用的大罐，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

“从普通人理解上来看，大罐小罐的区别似乎并不大，差不多类似于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区别，但在制药领域中，一个工艺的不经意变更有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陶黎纳告诉澎湃新闻。

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药监部门和长春长生方面的证实。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则认为，“如果仅仅是小罐变大罐，药监局不会闹到人民群众面前”。

“前些年，广州诺诚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药监局后来评估认为对质量影响并不大，只是让企业先停产，等提交了补充资料之后又恢复了生产，恢复生产后也获得批签发量。”许利说。

7月20日，上市公司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在短信中回复了澎湃新闻有关生物反应器问题，强调公司于2017年拿到50升罐（生产）批件。

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给长春长生带来机会

长春长生“狂苗事件”的舆论影响和得以预见的对疫苗行业的冲击，让许利颇为感慨，“不应该啊，国家这几年质控、监管真的做得不错，也得到了WHO的认可，我认为国产疫苗质量还是很好的”。

回顾近年来我国生物制品质控规范、批签发检测项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间的“狂苗大洗牌”。

陶黎纳清晰地记得，2010年国家提高了生物制品检测标准后，“当时的（狂犬病疫苗）生产企业中，只有辽宁成大一家通过了新检测标准，其他的都不合格”。

资料显示，2009年4月2日，中检院发布《关于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批签发检验增加项目的通知》，决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将对此后申请批签发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在成品疫苗中实施DNA残留量检测，达不到规程标准要求的将不予签发”。

此次标准改变，将原先要求冻干人用狂犬疫苗DNA残余量的标准不高于10ng/剂提高到不高于100pg/剂。

该通知下达后，曾有多家企业认为当局并未提前给予过渡期，导致2009年之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国内市场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业（辽宁成大）能供应“狂苗”。

这项改革，还直接导致了狂犬病疫苗的发明公司——赛诺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国狂犬病疫苗市场。

陶黎纳说，巴斯德疫苗当时也未能通过DNA残余量的关，“虽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验能证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残余量有直接的不良反应”。

检验标准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让“狂苗”市场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说，2010年检验标准升级之后，长春长生连同多项检测标准一起，将工艺从原先的转瓶升级到生物反应器，并顺利拿到了GMP证书。

升级后的狂苗生产线产能效果明显，据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信息，2012年当年因更新生产线，产量下降，加上固定费用分摊使得单位成本上升，导致2013年该“狂苗”产品毛利率下降至2190%。但随着工艺成熟，2014年“狂苗”产品毛利率达到7875%，市场占有率跃居行业第三位。2015年1-3月，进入稳定生产后，该产品单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应提高至8355%。

从整个疫苗行业来看，超过50%的利润率并不少见。许利对此表示，疫苗受种人群相对固定，市场规模平稳，“利润率不高一些的话没有企业愿意做”。

一名就职于某肝炎疫苗生产企业的员工向澎湃新闻表示，该公司曾研发过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生产厂家已经饱和。

安信证券行业报告中曾评价：总体而言，疫苗是医药生物子行业中一门相对不错的好生意。疫苗研发周期长且技术壁垒较高，预防属性决定了疫苗上市后放量的节奏较快，3-5年就有望达到销售峰值。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按照中检院同品种批签发量计算，长春长生年签批发量达到355万人份，已经跃至国内第二，市场份额仅次于辽宁成大，排名前列的还有宁波荣安和广州诺诚。

“山东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增长

长春长生“狂苗”从市场第三上升到第二的过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直接导致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修改。

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要求第二类疫苗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集中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

这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长生生物年报中称，“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出现下降的情况，同时国家修订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受新政的衔接、实施等因素影响，对公司产品销售短期内也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015亿元，同比增长2852%。

对此，长生生物的解释是：由于产品的刚性需求较强，在疫苗行业整体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经营业绩。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了2017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入围名单发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品种中，有辽宁成大、长生生物、广州诺诚、宁波荣安、吉林迈丰、河南远大等主流狂苗生产企业。

上述厂家的疫苗，从价格和针剂次数上来说，每一单支针剂的价格均在40-60元；接种方法上来讲，除辽宁成大为独有的2-1-1（四针法、三次接种）外，其余均为5针法（五次接种）。

陶黎纳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辽宁成大有接种次数少的优势，而且从完成全部针剂的花费总价上来看也最便宜。

“但实际接种时选择的品牌，决定权在市县疾控中心的采购选择上。”陶黎纳表示，“包括辽宁成大、长春长生在内的几家疫苗厂家，一般都能进省级疾控中心的白名单（招标采购入围名单），在这之后就看县区级疾控中心如何选择了。”

接近长春长生的人士透露，长春长生在此之后自建销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销商，实际上就是签个合同，成为公司的销售员”。

陶黎纳分析，对于原先在市场上不占优势的品牌来说，此时更有机会提高品牌知名度。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中这样描述：2017年，长春长生积极适应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关规范要求，加强销售管理，积极推动新的推广服务团队的整合和销售渠道的搭建，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推广会议和公司调研，强化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系，提高公司疫苗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效地推进了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从财务上来看，该公司当年销售的费用达到583亿，同比增长152%，增长的原因其解释为“营销模式受疫苗流通条例影响的推广费、市场服务费、会议费和运输费增加所致”。

同年（2017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539亿元，同比增长5167%。从批签发量上来看，长春长生已跃居国内第二，占25%市场份额。

除了在工艺和销售上的发展，长春长生投资75亿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车间原定于2018年底完工，资料显示，技改完成后，该公司狂苗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人份。

高俊芳：从国企高管到民营疫苗公司掌门人

75亿元的技改车间投资额，来源于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上市后的募资所得。

资料显示，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黄海机械上市后，高俊芳与其配偶张永奎、其子张洺豪一起持有长生生物337%的股份，成为实际控制人。

2017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资产位列820位。

此次“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后，高俊芳等人在长春长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将一家由长春高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生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的国企变成家族企业的往事，被人不断提起。

据看看新闻报道，在2003年长春高新董事会决议将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时，在有包括云大科技、福尔生物等多家第三方报价3元/股的价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价受让得到346%的公司股权，转让金额41616万元。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长春长生从国企到民营，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期间经历19次股权转让以及2次增资。在此期间，高俊芳配偶张友奎、其子张洺豪等家族成员陆续浮出水面。

不仅如此，在股权的频繁交易中，现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伟民及其合作伙伴韩刚君也确曾以个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交易，并在完成对高俊芳家族的股权转让后，又悄然退场。

2001年，韩刚君以1932万的价格，从长生所处拿到了长春长生30%的股权，6年之后，韩刚君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伟民的广州盟源（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杜伟民、韩刚君各持股50%）以4370万元从长生所拿下了长春长生068%的股权。

在参与受让长春长生股权6年后，2007年，杜伟民又和韩刚君一同离场：广州盟源以5474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了于广谦。而韩刚君则将长春长生30%股权转让给了深圳豪言，具体金额未透露。2010年，于广谦将全部股权又转让给了高俊芳配偶张友奎。

深圳豪言的背后，是高俊芳家族。据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到了2010年，被无偿转让给了高俊芳和张洺豪。随后，深圳豪言被清算注销。

从2001年入场，到2007年离场，杜伟民和韩刚君所扮演的角色，隐于高俊芳家族之后，又在高俊芳资本操控掌握长春长生股权环节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俊芳曾任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财务处处长，1992年长春长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1996年，母公司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晋级为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作为国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而收购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需支付41616万元。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原因之一：南海公司的信息披露不真实。

股份公司作为公众性公司，披露信息是其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最基本形式。股票价格的形成是建立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的。如果股份公司信息披露虚假，故意夸大公司的业绩或者经营状况，就会造成投资者盲目投资，股票价格发生异常波动，以致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南海泡沫事件”就是南海公司为了达到圈钱的目的，故意编制公司的虚假信息，给投资者描绘了一幅金灿灿的通往“黄金宝殿”之图，其实这幅承载着投资者狂热希翼的致富之图，不过如水中月、镜中花般虚无缥缈，最终只能因公司经营的真相被揭穿而成为南柯一梦。许多效仿南海公司的其他股份公司，也没能逃出幻灭的结局。

原因之二：英国政府的态度不理智。

虽然证券市场自身对股票价格的形成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但政府的监管依然不可少。英国政府在对待南海泡沫事件的态度上并不理智，从事件发生前“过度放纵”到事件发生后“一下管死”，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南海泡沫事件发生前，英国政府过度地纵容南海公司，使南海公司为日后高额发行股票的圈钱活动创造了“信誉”，也给公众投资者造成了南海公司是政府“宠儿”的印象，此其一。南海公司在成立之初，就认购了政府高达1000万英镑的债券，从而取得了英国在南美洲海岸的贸易垄断权，此时，英国政府应当预见到象南海公司这样渐有影响的股份公司应当真实对外公告其经营信息，否则，一旦公司形成气候，股票发行规模扩大，虚假的信息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将不堪设想。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尽到这样的监管职责，而是任由南海公司对外吹嘘，吊足了投资者的胃口。而且，当南海公司以300%甚至400%的溢价发行股票时，英国政府并没有根据南海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及时地予以制止，反而，让人瞠目的是议会的议员甚至连国王都争相购买了南海的股票，以致当南海公司的股票出现在短短十个月时间由100多英镑暴涨到1000英镑又狂跌到100多英镑的动荡局面时，英国政府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泡沫法案”对股份公司进行强行压制。

南海泡沫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通过了“泡沫法案”，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泡沫的再次出现，但却对股份公司实行封杀，严重抑制了股份公司的发展，此其二。泡沫法案规定任何未经合法授权而组建的公司，及擅自发行股票均属非法，股份公司一般不具有法人资格；严惩非法的证券交易，从而保护股东及社会利益。但实际通过的法案却故意使法人形式难以采用，从而走上了另一极端。该法案一直持续到182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公众对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避而远之，“泡沫法案”对英国股份公司发展的消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原因之三：公众对股票投资的极端不理性。

在对巨大财富的憧憬中，公众的理性防线彻底崩溃，完全任由股份公司发布的消息牵引，迷失了方向。当公众不再考察股份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再辨别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只为股价的一时上涨而买入股票时，他们的投资行为已经演变为一种投机性行为，无论股票的价格多高，无论它是否已经偏离了公司的基本价值，只要相信它还会继续涨下去，公众就会不顾一切地买进。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公众已经谈不上对股市基本行情的认识，已经不能客观预期投资所带来的后果。他们的行为只会使股价越来越高，泡沫越来越大，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非理性泡沫的破灭。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以诚信、严谨、精细”而著称，“日本制造”也因此一直成为制造业高品质的代名词。然而现在，曾经以质量著称的“日本制造”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地震”——神户制钢所篡改部分铜、铝产品的检验数据，把产品以次充好地卖给客户，他们的客户囊括了汽车、飞机、军工等多个领域的制造商，更是包含一些世界顶级的企业。与此同时，日本汽车业巨头日产汽车宣布，暂停本土全部工厂的出货，并停产一段时间，原因是日产的工厂在进行检查时有造假行为，让无资质人员充当质检员；随后，因安全气囊存在隐患而广受关注的日本高田公司被曝篡改测试数据……

无论是作为日本支柱行业的汽车业，还是曾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家电业，或是建筑、钢铁等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行业，日本制造业部门近年来频现各类违规、造假丑闻或缺陷问题，遭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质疑。一时间，人们也纷纷在感叹：“日本制造”开始跌落质量神坛了……

“日本制造”频现造假丑闻

作为全球高端制造的代表之一，“日本制造”一直以高品质、高性价比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同样的，在质量管理领域，日本制造也为全球带来了全面质量管理、精益质量管理等知名的质量管理方法和模式，成为“中国制造”等学习的榜样。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制造业的分工变化，曾经高品质的“日本制造”近些年似乎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使得引以为傲的高质量频频出现事故：2009年9月，丰田汽车因“召回门”深陷危机，其先后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的多款车辆，合计850万辆；2016年4月，三菱汽车承认在油耗测试中采用不当手段，使得燃油经济性测试结果好于实际情况，涉及625万辆微型车；对日本制造业打击最大的或许来自高田问题气囊事件，高田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安全气囊制造商，因为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气囊，使大众、通用等汽车公司被迫召回数千万辆汽车。

除汽车行业之外，“日本制造”的其他优势产业同样未能幸免：东芝公司曾经是世界家用电器和笔记本电脑的****，然而在中韩企业的竞争之下，传统阵地纷纷丢失，困境之下，东芝也选择了造假——2015年7月，东芝深陷财务造假丑闻。不仅如此，日本建筑业也在去年曝出业内近年来最大丑闻。2015年10月，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销售的横滨市都筑区一幢公寓楼发生倾斜。在调查后发现，作为该项目的下游承包商、负责打地桩的日本建筑业龙头企业旭化成建材公司在施工时偷工减料，甚至在施工前就篡改了固定地桩的混凝土用量、地盘强度等数据资料。

近年来被曝光的日本制造业丑闻还没有结束，直至今年的神户钢铁、三菱汽车等知名企业和品牌也陷入其中……。“我认为神户钢铁的‘造假门’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经调查发现，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数十人参与其中，这说明神户制钢所造假案是一起长期的、集体性的行为，其副社长梅原尚人也承认，部分产品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沿用篡改后的数据，篡改数据也并非个别人所为，而是获得管理层默许，是公司整体性问题。”知名质量专家、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蒋家东认为，神户钢铁的“造假门”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最近10多年来“日本制造”可谓质量问题频发，可以说“日本制造”暴露出的质量问题不仅在企业内部呈现集体参与、全面蔓延的趋势，而且从单一行业向多个行业蔓延，这显然不是用一个孤立事件能够解释的，而是显示出一种趋势性、系统性的现象。

来自日本的专家、株式会社现代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吴保宁则认为日本制造业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个案。“当然是影响极其恶劣的个案，这些年本人接触到的很多大中小企业和作坊企业的经营者，大家在循规蹈矩和遵纪守法这个问题上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企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因此，本人不认为绝大部分日本企业会平白无故地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各种法律法规非常健全，一旦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各种严厉的行政和司法惩罚。与之而来的同时还将面临道德和舆论上的日夜谴责。”

“日本制造”究竟怎么了

三菱造假、东芝因资不抵债不得不断臂求生出售闪存业务、高田因问题气囊面临破产的命运，松下、夏普、索尼等企业陷入亏损、变卖身家的泥潭。为什么曾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神话”的“日本制造”开始纷纷走下“神坛”？

“就整个日本制造企业质量体系崩塌的爆发原因而言，可以说既有个体因素也有整体根源问题。”日本制造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经济产业研究部副教授张玉来认为，个体因素就是不同企业在经营上出现的不同问题，比如神钢的内因问题有4：近年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滑，为确保订单和盈利，基层和高管都有作假动力；内部企业治理问题；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进步的源动力丧失，比如神钢近年迅速布局全球格局导致投资规模巨大而研发走弱；来自竞争对手挑战，在“出事”的铝材领域，神钢面对由古河斯凯与住友轻金属工业联合组建的“超级航母”UACJ集团。

张玉来指出，“日本制造”出现问题最大原因当然还是来自整体根源问题，这是整个日本制造业质量体系滑坡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曾经支撑日本制造业不断改善、技术进步的社会根基已经瓦解。对于“日本制造”的整体根源问题，他也说出了4个方面：企业家精神的颓靡；日本生产方式遭遇挫折；日本的整体基础研究水平也在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这也是问题的直接根源所在。首先，近年大批日本企业纷纷转向欧美经营模式——突出强调股东利益而不是长期经营。过去，企业经营层主要精力在于构筑长期经营体制，为此而不断强调质量管理，特别是执着于日企普遍盛行的一点一滴式的质量改善活动（QC）。但如今，企业管理者更加关注各种短期财务报表，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上升。正如小松原会长坂根正弘所指出，‘质量问题已经很少能提交董事会层面讨论’，更多‘交给了基层质量负责人处理’。其次，近年来日本企业用工体制彻底转型，瓦解了其质量体系的进步动力和源泉。1995年经团联提出‘新日本式经营’之后，以派遣员工为主的非正式员工人数迅速增加，目前已逼近全部就业者40%规模。这些员工不再对企业具有强烈归属感，对于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质量体系以及改善等更是毫无兴趣可言。而原来号称‘团块’一代的熟练技术人员早已大量退休，所以，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出现普遍滑坡。最后，经营者傲慢态度也是问题涌现的原因之一。自恃拥有传统的质量优势，日本企业经营者过于自信导致经营战略以及应对策略失误。”

“从近几年曝出质量丑闻的三菱汽车、丰田汽车、高田气囊、日产汽车、神户制钢等企业情况来看，引发质量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高层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取向出现问题，偏离了顾客导向的基本原则；二是企业管理方式方法无法适应当前的全球化竞争形势。管理者经营理念出现偏差往往是孤立的、偶然的情况，但企业管理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的问题确是带有普遍性的，需要认真反思与应对。”知名质量专家、山东大学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德成教授说。

“为什么日本制造业会出现众多丑闻呢？这也是本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吴保宁认为背景有3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内部利益驱使，强调创利创收，忘记和忽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遵纪守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的“可视化管理”推行得不彻底，特别是在基础的制造程序和工艺上没有能够彻底实行标准化作业，形成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黑匣子”，为内部相互监督和外部监督留下了隐患和障碍，这种问题一定有人意识到，但由于对日本制造的过于自信和自负，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造成了惨痛的后果。另一方面，使用方或下游企业对制造业的基础或上游企业提出了严厉的降低成本的要求，如果双方不是共同改善，共享成果，对上游企业来说是巨大的负担。第三方面是对制造业的各种安全、排放、环境、节能和品质等方面的法律上和标准上的管制强化，客观上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

“日本制造”是否会跌落质量神坛

从三菱汽车油耗造假、东芝公司虚报利润到高田安全气囊的安全危害，本是战后日本的骄傲并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如今却频频作为丑闻主角登场。甚至有人感叹，“日本制造”已经跌落质量神坛。

“对于神户钢铁所而言，面临的现实困境将是政府的罚款和相关企业的索赔，以及品牌影响力的严重下挫，能否摆脱困境和破产危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些负面的质量事件无疑将重创令日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信誉，使得‘日本制造’国际形象严重受挫，引发对‘日本制造’普遍性的质量信任危机，最终在宏观层面上进一步打击日本的经济。判断‘日本制造’是否从此将在质量上名誉扫地、一蹶不振，还为时尚早。”蒋家东指出，一方面，就整体而言，支撑“日本制造”质量优势的工匠精神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日本舆论的关注，日本政府和企业也会进行反思和修正，如果这种反思和修正能够重新激活日本的质量立国理念，日本反而可能在质量经营上再次发力。

道歉、破产、重组……随着质量造假事件的出现，事件的“主角”们也在遭受着不同的“命运”。“这种违法违德的丑闻，对整个日本制造业的形象在短期内当然会形成重大打击，其中受害最大最深的肯定是涉事企业本身。对‘日本制造’随之产生的影响是企业内部的相互监管，用户方的监管和国家主管机构的监管，在制度的设定和执行上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日趋严厉的各种法律和标准方面的管制，是否超前，是否过度，是否可行，将进入一个反思、评价和科学制定的阶段。”吴保宁也表示，日本的制造业和德国的制造业一样，总体水平仍然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仅是研发本身，还包括企业自律、行业自律和遵纪守法方面；不仅包括大企业，还包括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甚至于家庭式作坊。很多丑闻不是媒体的暴露，而是企业自身的自我揭露，这不仅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更是行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使。这种自约自律和自我净化一定决策艰难，代价惨重，但却是强化体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 《中国质量报》

中国版的投资者集体诉讼，正式打破僵局。2021年4月8日，中国证监会直属事业单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接受了黄梅香等56名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并以代表身份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的集体诉讼被提上议事日程。

去年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证券法》专门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章节，并建立了“默示参与”和“明确退出”的诉讼机制。这将有助于克服诉讼动机不足的问题造成的大量的投资者和少量的补偿的影响。这是A股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欺诈案，康美药业刚刚开了枪。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地实施近300亿元人民币的犯罪行为，涉及的金融诈骗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践踏法治。市场和投资者没有恐惧的心,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健康生态的资本市场。

2018年5月29日康美药业股价达到2799元的最高点，康美药业市值达到1390亿元，超过白云山、复星医药等知名制药企业。数月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白马股份被剥离。造假等违法行为,贿赂和操纵股票价格。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2001年在资本市场上市，但病中上市。2016年11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前局长李量进行了审判。人民检察院指控李量利用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督司发行审计处处长、创业板发行监督司副处处长等职务，帮助康美药业等九家公司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或上市，并接受了约694万元的贿赂。

2019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调查进度，康美药业在2016年至2018年的财务报告中披露了重大虚假信息，2016年货币资金虚增2258亿元。2017年为2994亿元，2018年为3619亿元。此前，康美成为A股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针对这起欺诈案，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处罚决定，对康美药业处以60万元罚款，对21名相关负责人处以90万元至10万元罚款，并对6人实行10年至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