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河北任邱边氏重修族谱二十二卷，末一卷，附考一卷，（清）边方晋修，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笃叙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洲家谱学会。

2，河南封邱边氏重修族谱十卷，（清）边青黎修，清道光二年（公元1832年）贻谋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图书馆。

3，边氏族谱，（清）边青黎纂修，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4，河北霸县边氏本支支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5，湖北边氏家谱六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

6，浙江诸暨暨阳同山边氏宗谱四十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7，河南封邱边氏族谱十卷，（民国）边济仁、边炳汉等纂辑，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贻谋堂铅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8，河北泺县边氏家谱四卷，（民国）边柔远篆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唐山华美印刷局石印本。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9，山西五台边家庄支系《五台边氏家谱》，清中叶时，约于1750年间边成谋创修，1840年由成谋孙边藩吴第二次续修，1951年由边奏联、边奏镛第三次续修。

2005年由边新文主编续修出版。所收录包括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迁入边家庄的始祖边敬后人，包括支衍到五台神西村、耿家会村、定襄县河南坪村以及山西榆次市、介休县等多个聚居村的族人。现有该支系族人超过3000人，为山西省边姓人口大户之一。

10，山西省五台县坪上支系《五台坪上边氏家谱》，1960年边安棨修谱作序，2003年边宪章主编续修。传该支系自洪武年间志亮志宽二兄弟由洪洞圪针沟大槐树下移至五台县坪上村。

该支系除五台坪上村外，还包括移居于五台雷村、官庄、南北涧等村，山西介休、忻州、岢岚、右玉，以及山东、河南、河北族人，已繁衍20余世，超过1000人。

-边姓

方姓在百家姓中排在第56位。

一姓氏源流

方（Fāng）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黄帝神农氏裔孙雷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风俗通义》及《世本》等所载，相传上古黄帝神农氏之裔孙雷，封于方山（今河南省中北部，西起洛阳龙门，东至密县东境，绵延于伊川、偃师、巩义、登封、荥阳、密县境内的嵩山），后人以封邑为姓，称为方氏。因方雷氏在上古黄帝时“以功封方山”，黄帝的基地主要在河南，所以，应该说方氏起源于河南嵩山一带。

2、出自姬姓，为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之后，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西周后期宣王时，有大夫姬方叔，在征伐淮夷、猃狁，特别是平息南方荆蛮的叛乱中居功至伟，周宣王封方叔于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其子孙以祖字为姓，称为方氏，史称方姓正宗。

3、出自方雷氏及方相氏，为神农氏第8代孙帝榆罔子雷之后，以地名为氏。传说神农有后裔开始得雷姓。传至8代孙帝榆罔之子雷，黄帝伐蚩尤时，因功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省叶县南），其后子孙有以地名为氏姓方。又有方相氏，黄帝时嫫母之后。亦为河南省方氏（疑与上“1”款姓源相同）。

4、出自姬姓，为宋初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之后所分。据《元和姓纂》所载，宋初有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姬姓后裔），生有六子，皆进士。分姓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其中第四子分姓方，其子孙也姓方。

5、出自其他小数民族有方姓。如现今的满、蒙、傣、回、土家、朝鲜、台湾土著、壮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姬方雷。炎帝神农氏第九代孙。黄帝伐蚩尤时，双方激战于涿鹿，雷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佐黄帝剿除蚩尤立下大功。战争胜利后，黄帝论功行赏，雷被封于方山（今陕西省陇县）。夏代时，其部落迁至今河南叶县南、方城县东北一带，其后子孙有以封邑为氏者，称方姓，他们尊姬方雷为方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方姓以河南省为发祥地，后来南方各地出现的方姓有些成为望族，均是河南方姓向南播迁的结果。西汉末年，固始籍汝南尹方 ，为避王莽之乱，迁移到安徽歙县东乡安家，其三孙之长子方赞的子孙繁衍播迁于严、衢、婺、越，赞之二弟方观的子孙繁衍播迁于九江、滁阳、莆田，其三弟方弘的子孙则分衍于徽、宣、池、秀、湖、常。隋唐以前，青州（今山东省淄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一带及北方的一些地区，也都有方姓居民。唐初，有河南方姓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并落籍漳州。唐德宗大中年间，都督长史方王叔自安徽歙县回迁河南固始方龙山居住，方王叔有孙名廷滔，其后裔有迁饶、信、江、苏诸郡；另一孙方廷范因仕宦及避乱之原因，徙居莆田剌桐巷，并改其名曰方巷，其六子皆进士及第，后其子孙中有的与阿拉伯人通婚，并信奉伊斯兰教，后从中分出一支于宋元之际为避乱迁至海南岛琼州定居。此际有一支方姓从河南省固始避乱南迁，先达福建省福州，再迁漳州之龙溪。明初，方姓因方孝孺遭受一次空前劫难，燕王诛杀方孝孺，同时灭其十族（九族加上学生），受株连而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被充军者数以万计，有逃至河南省钧州（今禹州）者，后发展成大族。同时，方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至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陕西等地。清初，有漳州龙溪一支迁入台湾省，不久闽、粤中的方姓人也有入台者，后有飘洋过海落籍异邦者。可见，方姓不仅在中原发展繁衍，而且多次南迁，相当广泛地分布于江南各省，有些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如今，方姓在全国分布广泛，尤以安徽、河南二省多此姓，二省方姓约占全国汉族方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浙江、辽宁、江苏、福建、云南亦多此姓，上述七省方姓约占全国汉族方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方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六十二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六。

三、历史名人

方 干：新定（今浙江省建德）人，唐代诗人，因缺唇，故在科举中不被录取，于是隐居会稽镜湖，终生不仕。其诗闻名江南，多以流连风物和格调低沉为主题，死后追赐及第，有《玄英先生集》传世。

方 清：唐代农民起义领袖。唐代歙州人（歙州治所在今歙县）。762年，江南发生大规模疫灾，百姓民不聊生，方清率领歙州饥民揭竿而起，凭借山区险要地形同官军对抗，一时应者如云，队伍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了数万人。763年，方清率领农民军进军贵池秋浦的乌石山，与广德一带的陈庄、陈五义军会合，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连克周围县邑。765年正月，方清的军队屯扎石埭县，并乘政府军准备不周时，勇猛进击，攻克歙州，擒杀刺史庞浚，一时威振江南。此后，方清在黟县赤山镇修筑城池，自建阊门县。766年（唐代宗永泰二年），唐王朝派大将李光弼进剿，唐军主力部队又得到了豪绅吴仁欢数千民团的帮助，方清虽据险扼守，但寡不敌众，战败牺牲。

方 会：俗姓冷（992-1049），袁州宜春（今江西省宜春市）人。先作小官，不称职，出家，从楚圆学禅法。后在杨歧山和云盖山弘法，言行常常更加离奇。如上堂说：“举古人一转公案，布施大众。”过一会说：“口只堪吃饭。”又如：“慈明忌辰设斋，众才集，师于真（画像）前以两手捏拳安头上，以坐具画一画，打一圆相，便烧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可见教法还是临济宗和云门宗的奇警一路。嗣法弟子有白云守端、保宁仁勇等。他死于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年五十八岁。临济宗两支派之一的杨岐宗由方会禅师创立，杨岐宗是临济的正脉，方会以后，临济一系延绵不绝。

方 腊：睦州青溪（今浙江省淳安）人，一说歙州（今安徽省歙县）人，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120年率众起义，自号“圣公”，建元“永乐”。起义军攻陷数十县，东南震动。次年夏，被俘后在开封就义。

方 岳：宋代词人。字巨山（1199-1262），号秋崖，新安祁门（今属安徽省）人。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曾为文学掌教，后任袁州太守，官至吏部侍郎。因忤权要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诸人，终生仕途失意。工于诗，多描写农村生活与田园风光，质朴自然。其词多抒发爱国忧时之情，风格清健。著有《秋崖集》四十卷，词集有《秋崖词》。

方 凤：南宋诗人。字韶卿（1241-1322），一字景山，浦江（今属浙江省）人。宋 末任容州文学，入元归隐于仙华山。诗文多抒写亡国之痛。有《存雅堂遗稿》。

方 回：宋末元初诗人。字万里（1227-1307），号虚谷，歙县人。宋景定进士，知严州。降元，授建德路总管。后罢官，往来杭歙间。晚年在杭州以卖文为生。曾编《瀛奎神髓》。著有《桐江集》等传世。

方 苞：字凤九（1668-1749），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省桐城人，清代著名散文家。康熙年间进士，1711年因文字狱牵连入狱，得人营救，两年后出狱。后官至礼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当时颇有影响。主张写文章应讲究“义法”，“义”指文章的内容，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结构条理，语言雅洁；从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所作文章多宣扬封建礼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义。著名的《狱中杂记》，记述了在狱中耳闻目睹的种种丑恶事实，暴露了清代司法制度的腐朽和黑暗。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传世。

方 薰：字兰坻（1736-1799），一字懒儒，号兰士，又号兰如、兰生等，浙江省石门（今崇德）人，清代书画家，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尤工写生。兰士幼慧敏，自小同父亲周游浙江全境，眼界开阔，又广学博取，得以成就其绘画的大业。与画家奚冈齐名，世称“方奚”。著有《山静居论画》传世。

方从义：贵溪（今属江西省）人，元代画家，以擅写云山著称，笔墨苍润。方回：安徽歙县人，元朝文学家，标榜江西诗派，并倡一祖（以杜甫为一祖）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之说。曾编《瀛奎律髓》，评选唐宋以来的律诗，今存《桐江集》。

方克勤：字愚庵，浙江省宁海人，明时曾任济宁（今属山东省）知府三年，治民施以仁政，户口倍增。因犯“空印案”被诛杀。明代礼部给事方言直，与方克勤为两兄弟，为避免株连，方言直把其宗族一脉迁居赣南于都上方，当地也叫溪上方，溪下王，以纪念自己与方克勤血肉兄弟之间的感情。方孝孺被株连后，浙江宁海方氏余脉皆迁居赣南。孝孺两孙被言直之子营救成功逃至赣南一带。著有《汗漫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人称正学先生，方克勤之子。浙江宁省海人，明初文学家。幼聪颖，及长从学宋濂，有“小韩子”之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荐授汉中府教授。建文初，召为翰林侍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总裁《太祖实录》等书。力主复古改制，创行井田，对建文朝政影响较大。靖难之役中，朝廷诏檄多出其手。曾致书燕世子朱高炽，谋离间燕王父子，以缓燕师，均未成。燕王夺位后，命起草登基诏，坚执不从，被灭十族。但是方孝孺并不绝后，因为当地流传仲愚、仲宪的故事至今。著作甚富，有《孝经诫欲》，《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永乐中禁藏其书，犯者至死。后人辑其所遗成《逊志斋集》。

方以智：安徽省桐城人，明末清初学者，明末曾官至翰林院检讨，为明季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出家为僧，著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等。

方维仪：名仲贤，字维仪，明末清初安徽省桐城人，方以智之姑妈，青年寡居，与其嫂共同教育方以智，有《清风阁集》，又编历代作品为《宫闺诗史》。

方国梁：元末清初名医。方国梁原习儒，因科举失意，遂弃儒习医，自研《医宗金鉴》、《外科正宗》等医籍，专事外科实践，名播欲、绩溪、昌化、淳安等地，求医者甚众。其子绪宝、孙以祝、曾孙成春均承其业，以医名世。来孙家万（字德章），继承祖传外科，在洪琴村开设春生堂药店，医名大盛，求诊者络绎不绝，著有《德章祖传外科秘本》。家万子正光，孙德猖、德善，曾孙善滋承其学，善滋年逾古稀，仍在野鸡坞专事外科。野鸡坞外科对发背、腰疽、五肿伤寒、乳疽、疗疮等无名肿毒有特效，药到病除。方氏认为外科疾患皆因"风从上受，湿从下注"而致，须内、外并治。施治除精制祖传各种丸散膏丹外敷，还注重内服。并提出外科疾患并非都由火热之毒而生，除疗疮外，很少用清热解毒药。

方玉润：字友右，又字黝石，自号鸿蒙子。1811年出生于文山州广南县城西街。宝宁（今云南省广南）人，清代学者、文学家和书法篆刻家。在文化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方玉润自幼喜欢攻读诗书，博学多才，却对科场考试之经学反不着意。他的父亲为此将他锁禁于书房，强令致力于经学，以期科场高中，光宗耀祖。曾官至陇州州判。光绪九年（1883年）凤翔知府李勤伯特委任方玉润先后代理过千阳、麟游县令，尚未到任，就于1883年8月24日病故，终年73岁。

方声洞：福建省福州人，近代民主革命者。早年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其兄方声涛和姨、两嫂及妻皆为同盟会会员，后参加广州起义并殉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方志敏：江西省弋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3年加入中国***，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1934年率红十军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后因叛徒出卖被俘，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56岁。遗著有《可爱的中国》。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河南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秦三川郡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隋有豫州河南郡，唐为洛州河南府，辖境都远小于汉河南郡。元为路，明为府。

新安郡：秦初置县。晋为新安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省淳安），后移治安徽省歙县一带。

2、堂号

正学堂：明朝方孝儒，洪武初为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他做世子的老师。建文时候，入京做侍讲学士，名他的书宣叫“正学堂”，人们称他"正学先生"。燕王朱棣夺位，强迫方孝儒写即位诏，他坚决不写，结果被杀殉国。

此外，还有堂号：“河南堂”、“六桂堂”、“敦本堂”、“观礼堂”、“伦叙堂”、“乘裕堂”、“敦必堂”、“思诚堂”、“绍远堂”、“重庆堂”、“崇考堂”、“义德堂”、“溯源堂”等。

五、宗族特征

1、方姓得姓早，但历史上的名人却不多见，尤其在唐宋以前。

2、方姓多刚烈之士，爱憎分明，舍身取义，宁折不弯。

3、方姓多文人学士，书香门第，满腹经纶，诗书传家蔚然成风。

4、字行辈份排列有序。如1915年方方建忠纂修《方氏家谱》，江苏通州（今南通）方家村其字行为：“应克先人志，荣光兆泰和。”另一九二九年方家福续修《方氏家谱》，安徽天长方姓一支字行为：“高伦序定，绍法敦行。”

何时清白——张献忠，满清诬蔑栽赃的英雄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再补充说明一下清兵入北京城的情况。有网友认为北京民众之所以欢迎清兵入城，是因为受了骗，是以为清兵拥明太子回京。长期以来，都有人这样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文人不肯承认事实、不愿相信居然会有那麽多的汉人把他们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军队当成了解放军这一残酷事实而已。我也不愿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即北京城百姓把清兵当作王师来迎接的确是因为李自成军纪紊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所致。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城之前，还把皇宫里精心制作的精美的金冠、黄金制作的装饰品等全部融成金块，装入车中运走，临走前还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李自成逃走后，明朝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们在清兵尚未抵达北京城时，就主动跑到城外五里的地方，排队迎接清兵。多尔衮从朝阳门入城时，百姓们是烧着香、跪着欢迎他们的。在入北京城前，多尔衮还向部下发出了“此次出师，乃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掠夺财物、不得焚烧庐舍，违者罪之”。与李自成的残暴相比，是有点“解放军”的味道。

而且，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为自杀死去的崇祯帝发丧，命令臣民服丧三日，并按中国礼法重新予以安葬。还让明朝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减免了很多明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些举措，尽管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受到百姓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舞剑落头说蜀碧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谁敢对新故的什么理论、残喘的几个代表这堆破铜烂铁道半个不字？一律要说紧密团结在谁周围、保持高度一致、高举什么理论伟大旗帜、尤其是什么重要思想，你不肯那样写，只要你出版，编辑必须给你删除刺眼字样，添补什么理论、几个代表替作者买保险套、戴安全帽。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山西洪桐大槐树的传说

　　[ 2006-5-22 16:05:24 | By: bxzblog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小的时候，常听老人讲，大槐树的传说，说自己的先辈来自于山西省洪桐大槐树，大槐树情怀已在心中结成根的情结。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在乡人眼中，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百姓，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实为千古之奇, 而这一切都应源自于大移民。

　　山西洪桐移民的原因。

　　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 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大迁徙的传说。

　　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

　　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

　　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

　　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今天，自称知道祖辈是来自山西洪桐的人有2亿中国人，包括500多个姓氏， 500多个县市。

　　“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千年的荆楚大地上，为所有的华夏子孙奠定了思乡的情怀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姓氏的由来

张、王、李、赵、钱、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