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吴澄家族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2浏览：7收藏

元代吴澄家族谱,第1张

家族

吴澄家族，作为枝繁叶茂的崇仁昊氏的一个支脉，在宋元时期理学兴盛的年代，专治理学，崇尚教育，以授徒为荣，成就了吴澄、吴当两位理学大师，从而成为与元朝政权相始终的绵延百年的名门望族。

(一)家族渊源

据《江西通志稿·氏族略》记载，宋明以来，江西吴姓空前发展，到近代在大部分县市中吴姓都是当地的大姓巨族。其中最著名的宗族有鄱阳吴氏、贵溪吴氏、临川吴氏、南丰吴氏、乐平吴氏、分宁吴氏、永丰吴氏、南昌吴氏、崇仁吴氏、高安吴氏等。在崇仁吴姓中，北宋吴山甫家族最为兴盛，吴山甫进士及第，官居龙岩县令，至南宋其后裔中有吴尚、吴曾、吴镒、吴从龙、吴坚、吴泰等十五人同中进士。但吴澄家族在崇仁吴氏中属于哪一支派，其家族的渊源如何，都缺少记载。不过，在《元史》中吴澄、吴当祖孙都有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说明吴澄家族不失为崇仁吴姓中的名门。

(二)理学大师吴澄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元代著名理学家，学者称其为"草庐先生"。

1．少年才俊

吴澄三岁时就以超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在当地小有名气，五岁时他一天能学会一千多字。吴澄不仅聪明，而且又异常刻苦勤奋，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彻夜读书，其母担心他太刻苦用功会影响身体正常发育，便限量给他夜里读书用的油灯，以迫使他在油尽灯灭后早点睡觉。吴澄理解母亲的用心，为舒解母亲的担忧，就早一点睡下，等到母亲睡熟后，再悄悄地起床，继续点灯诵读。他一遍又一遍地将白天所学内容反复复习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吴澄九岁时，就参加了乡学里的考试，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吴澄十几岁时，就已经十分精通儒家经传，特别用力研究前代圣贤大师的学问。二十岁时，他便以继承弘扬儒学为己任。他认为，上古以伏羲黄帝为始，尧舜弘扬之，禹汤利用之，周文王、武王、周公传承之；中古之道统，以孔子为始，颜回、曾参弘扬之，子思利用之，孟子传承之；近古的道统，以周敦颐为始，程颐、张载弘扬光大之，朱熹集成之。而当今传承道统的人正应是我吴澄。吴澄以他的聪睿和勤奋刻苦实践了自己的志向，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已自成一家。但是，他的学说却不为垂危没落的南宋当权者所赏识。近三十岁时，他曾参加过会试，可惜名落孙山。此后，蒙古军即开始了全面的灭宋战争，战火烧遍了江南。吴澄躲避战火，潜心于他的学问，其学说更加完善和成熟，其声名也远近传播开来。

2．淡泊名利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临安，掳走恭帝和谢、全二太后，但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罡即帝位，是为端宗，继续抗元斗争，各地小股的农民反元起义此起彼伏，江南社会还没有安定下来。这时，元政府派到江南的官员、乐安(今山东广饶县)人郑松就把吴澄安置在一个叫布水谷的地方，让他安心著书立说。吴澄在布水谷著书颇丰，除《孝经章句》外，还认真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戴礼》、《小戴礼》等书。

至元二十四年(1288)，元朝廷派南人出身的侍御史程颐夫带着皇帝的诏令到江南访求贤才。程颐夫十分推崇吴澄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底，就把他推荐到大都，朝廷给了他相应的官职。但是元政府推行民族分化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南人地位最低，不受政府信任。吴澄作为南人在政府任职，委屈不平之事司空见惯，故没过多久，他就不愿忍受屈辱而以母亲年高有病需要自己留在身边照顾为由辞职回去了。这时元政府在京城设立了国子监学校，为了让学生掌握理学，根据程颐夫的建议，又派官员到吴澄家抄录了他的著作作为国子监学生的教材，这是十分荣耀之事，极大地提高了吴澄的知名度和其家族的威望。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吴澄离开家门外出游学。他到了龙兴府(今江西南昌市)，该府的按察司经历郝文久闻吴澄大名，听说吴澄到来，亲自到其寓所拜访，邀请他到郡学里讲学。吴澄在郡学讲学时，郝文天天都去听课，并把吴澄与学生们的问答都记录下来，将其整理成几千言的本子，雌

后来这个本子就成了郡学学生诵读的经典。

大名府清河县(河北今县)名士、元江西行省掾元明善天资聪睿，过目成诵，受过系统教育，诸经都有师法，尤其擅长写文章，他个人也以能著述自豪，对于《春秋》经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是知名的学者。因未曾与吴澄有过交往接触，所以对社会上所传吴澄的学问，颇不以为然。吴澄到了龙兴府，给两位学者提供了当面探讨学问的机会。两人会见时，元明善向吴澄探问有关易经、诗经、春秋经的本旨要义，吴澄都一一给以阐述，元明善听后觉得眼界大开，对诸经的认识思路更加开阔了，理解更加深刻了，他十分感叹地说："同吴先生谈论学问，就像到了大海深处探宝一样，奥妙无穷，收益无穷"。从此他自认学问不及吴澄，心甘情愿地拜吴澄为师，恭恭敬敬地行弟子之礼，以为吴澄的学生而自豪。元朝开国功臣董文炳之子董士选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元世祖北征时，董士选曾受命与太子一起监国，此时任江西行省左丞，他也早就听说过吴澄，吴澄到龙兴府后，他把吴澄请到自已家中，待以上宾之礼，宴请吴澄时，亲自为吴澄把盏敬酒，请吴澄教授自己的弟子，他对人说："吴先生，天下士也。"后来，董士选调到朝廷任职，他竭力向朝廷推荐吴澄的德才，吴澄被朝廷授予应奉翰林之职，官府催促吴澄赶快赴任，但吴澄不欲为官，而董士选的一片深情又难以推却，故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才去赴任。由于其职位空缺已久，等到吴澄到大都上任之时，朝廷已另选他人，吴澄听说后，当天就折返南归。不久，朝廷又授吴澄江西儒学副提举之职，吴澄任职三个月后，又以身体有病不适宜为由辞职。

元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之一是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修订的一部与现代公历相同，但比现代公历早三百年的历法《授时历》，参与协助、支持郭守敬完成这一巨大科技成就的国子祭酒的许衡十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他主持国子监教学，力荐吴澄到国子监任职。元武宗至大元年(1803)，吴澄被召到京城任国子监丞。吴澄对这份差使十分满意，天刚蒙蒙亮，他就在讲堂上点起蜡烛，开始了一天的讲学，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的接受吴澄的面授。吴澄因人施教，释疑解难，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学习，一直到太阳西斜天黑下来时，吴澄才从讲堂回到寝室。晚上，吴澄也得不到一点清闲，不远千里带着经书来登门求教的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吴澄依据他们每个人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反复地启发诱导他们，耐心地为他们解释疑难，务使他们真正懂得经文的深刻内涵，直到下半夜，吴澄才上床休息。这时期，吴澄不分寒暑秋冬，昼夜相接，精神振奋，诲人不倦地从事他心爱的教学工作。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吴澄升任国子司业。他依照程颐的《学校奏疏》、胡安国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制定了国子监教学的基本纲要四条：一是教授经学；二是教授行实，即用经学教导学生做人；三是教授文艺，让学生学会写文章；四是教授学生处理事务的能力，即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遗憾的是，这四条纲要没有能在国子监推行下去。吴澄曾对一些学者说"朱熹的学问主要是探求'道'，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陆九渊的学问主要探求人的社会道德，求学问而不讲做人的道德，必然偏执于言语的推敲及表述文章枝节的问题，故做学问，必先做人，这样才算学到了真正的东西，真正有了学问"。吴澄的这番议$-2-，使一些人认为他是属于陆九渊学派的，这与许衡尊奉朱熹的初衷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些人也说不清朱子、陆子的学问究竟有什么不同。由于学术上的分歧，吴澄当即辞职回乡，国子监中很多尊崇吴澄的学生，来不及向主管报告，就随同吴澄一起到南方去了。朝廷得知吴澄辞职后，又授予他集贤直学士，委任为奉议大夫，吴澄接到任命后，就乘驿马走驿道到京城赴任，走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时，旧病发作，只得就地休养，所以没有能到京城上任。元英宗即位后，特别破格提拔吴澄为翰林学士，进官太中大夫。英宗曾下令征集擅长书法的人，以黄金粉为泥汁抄写佛教的《藏经》，书成后元英宗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石别苏木)派左丞速速携带诏书让吴澄为该书写序。吴澄不愿意为非自己尊奉的佛教经书写序，就委婉地推辞了。他说皇上写经为民乞福，是"盛举"之事，接着又指出让他写序若为了追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佛教的轮回报应说，佛教学者们都不宣扬，真正善行高尚之人，与日月同光，而道德低劣之辈，则与沙虫同类。对此，有的佛教徒附会为这是为佛追献所得到的灵验，这只能迷惑世人。我朝大元开国以来，已有多次写经追荐之事，若追荐能灵验，就不是佛的灵验，是无佛；若追荐不灵验，就是佛也没有灵验，是诬佛。所以，写序撰写追荐之辞，不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恕臣暂时不写，等皇上还驾大都后再汇报此事吧!由于元英宗重视儒学，起用蒙古儒者拜仁为相，推行了一些宽松的政治政策，引起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不满，因此让吴澄写序事不久，在元英宗返回大都途经南坡店时，遭遇被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也先贴木儿等发动的叛乱，被刺杀身亡，故吴澄为金字《藏经》写序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件事表现了吴澄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政治上坦率正直的可贵品质，值得后代知识分子学习和效法。

元泰定帝元年(1324)，元朝廷开设讲授儒家经典的讲席，吴澄与开国功臣张弘范之子、平章政事张硅、国子祭酒原是首任官。吴澄的学问，取得了官认可的正统地位。

早在英宗至治末年，曾诏令大臣修建皇族的太庙，朝臣们只见到现实的庙堂大厅中分有不同的房间供奉相应的神主，于是就仿照这种庙制，修建了一个有十三个房间的大庙堂。由于还没有来得及将先祖皇帝的神位迎入庙中，英宗皇帝就被叛臣铁失等弑杀，朝廷主持皇陵太庙的官员，对太庙昭穆制度的排列顺序不明白，就召集大臣学者集体讨论，吴澄指出天子七庙，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按规定次序排列，依照古制，以庙为宫，各神主之庙自为宫殿，其排列就像当今的中书六部衙门一样，国家的政府衙门仿照金、宋的旧制设置，皇族的太庙怎么能不按古制排列呢但是，朝廷主持太庙的官员，急于将各先帝神主迁入庙中，就未听吴澄所论的昭穆古制，而是按照简捷便利的传统习俗将各神主安置了。吴澄对此极为不满，终日心中不悦，隐然有归乡之意。此时，朝廷下令修撰《英宗实录》，让吴澄全面主持这4件事，吴澄不好推辞，暂时未提归乡之事。几个月后，《英宗实录》修成，还没有来得及书上报朝廷，吴澄就称病闭门不出了。中书左丞许师敬奉皇帝旨意，到国史院为修撰《英宗实录》的人赐宴庆功，吴澄身为首功之人，也不得不应邀出席，宴席上许师敬一再向吴澄表明朝廷挽留他在京为官的意思，但吴澄去意已决，所以宴席散后，吴澄就不辞而别，出城到了码头坐上运河南下的船只回家乡去了。中书省听说后，立即派使臣顺驿道追赶，但为时已晚，于是中书省奏明泰定帝说："吴澄是国家著名的大儒，对朝廷的功劳丰厚，现在他以年老辞官回乡，我们不忍心-N-让他重新劳作了，朝廷应该对他有所褒奖。"泰定帝接受了中书省的建议，诏令吴澄为赞善大夫，赐给他金织文绮两件，钱钞五千贯。

吴澄身体瘦弱，其貌不扬，穿不起来宽大的衣服，但是当他拱手正坐讲课的时候，则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则生动有趣，寓意深刻。吴澄知识渊博，德行高尚，所以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辞官回乡，所经州县士大夫们都成群结队地去欢迎他，热情邀请他到本郡县讲学。他在山中办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其中不少人学有所成，如明朝洪武四年(1371)首次开科考试，作为主考官之一的鲍恂即是吴澄的弟子。在教学之余，稍有空闲，吴澄就以著书为业，终其一生，他都手不释卷地探求着新的知识。

吴澄对于《易经》、《春秋经》、《礼记》都有专门的研究，并把研究心得写成专著。他的研究心得，破除了先儒们穿凿附会的痼疾，阐述了经书自身蕴藏的精深意旨，给人别有洞天之感。凡他所叙述的经传之义，都分门别类，立条记载，使其内容精当，寓意深远，自成一家之言，而且阅读简捷，叙述自然。同时吴澄还写了《学基》、《学通》两篇论文，告诉人们学习的根本是什么，以及怎样掌握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他的这些见解，大多来源于邵雍的学问。此外，吴澄还校订了《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等。吴澄的著述是十分广阔丰厚的。

当初，吴澄居住在几间简陋的茅草房中，因此程钜夫给其居所题名为"草庐"，所以，后学者都称吴澄为"草庐先生"。天历三(1330)，朝廷认，为吴澄年事已高，特别任命他的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在其身边侍奉他。

天历四年六月，吴澄得了重病，不久去世，终年八十五岁。吴澄死后，朝廷赠其官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其为临川郡公，谥号"文正"。吴澄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同当时著名的学者都有密切的交往，他不仅同在朝为官的程钜夫、元明善、董士选等人友善，还同一批不走仕途，终身执教做学问的学者关系密切，如同当时的教育家孙辙关系就特别好。孙辙对老子、庄子颇有研究，教诲"辞温气和，闻者莫不油然感悟。"吴澄为其文集作序说"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可见他们相知之深。对另一位教育家杨开先，吴澄为其讲义所做的题后跋中高度评价了他不遗余力弘扬经学的精神，特别对他所创设的"讲义教学方法"，"明白谆後，无滞辞，无昧意"，并说"说经不得已而用此法，若是者，余其可概也夫"。对长安经学家黄译(字楚望)，吴澄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自己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黄译者，他对人说"能言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总之，吴澄作为一代受人敬仰的学者和学人表率，他博大精深的学问，高尚的德行，与朝廷内外学者的密切交往，为国人所共慕。崇仁吴氏由于出了一代理学大师吴澄，宗族地位大大提高，从而成为有元一代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

(三)家学传人吴当

吴澄的博学多闻为家族带来了荣光，也为子孙的仕途开辟了道路，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吴文，官至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次子吴京，官至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两个儿子步入仕途，巩固了崇仁吴氏家族的地位。但崇仁吴氏家族赖以立世的理学，却不是由吴澄的儿子而是由其孙子吴当继承的。吴当(1296～1361)字

伯尚，是吴文的儿子。吴当自幼接受家学的熏陶，又聪明敏锐，接受知识快，理解能力强，所以知识功底扎实。长大以后，在祖父的教诲下，吴当精通了诸子百家和经史学问。其后，吴当陪同祖父吴澄到京城，朝廷特补授他为国子生。在京城，吴当的学问又有了很大的进步，知识面更加广阔。吴澄开馆授业，在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向吴澄求学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最终是师从吴当完成其学业的。

元帝至正五年(1345)，吴当以父吴文的官阶门荫授职万亿四库照磨，尚未上任，就有朝臣推荐他改任国子助教。吴当教授学生，讲解的内容大大超过了一般学者，同时他又严格要求学生反复练习，国子监的学生们都喜欢跟他学习。吴当在任国子助教时，正赶上朝廷下令修撰辽、金、宋三国的国史，吴当亦被征调参加了三史的编纂工作，三史修成后，吴当被升任为翰林修撰。此后数十年间，他的仕途一帆顷：至正七年(1347)国子博士、八年监丞、十年司业、十一年翰林待制、十二年礼部员外郎、十三年监察御史、国子司业、十四年礼部郎中、十五年翰林直学士。

这时，南方反元的农民起义军已持续了五年的时间，元朝统治岌岌可危，因此有大臣推荐吴当，认为他世居江西，了解江西的民情，而且吴当的才能又完全可以担任政务官。于是元顺帝下诏授予吴当江西肃政廉访使，同江西行省参政：尔赤、兵部尚书黄昭共同招降搜捕江西诸郡县的起义农民。同时，朝廷还授权他们可根据情况便宜行事，给予吴当等极大的行动自主权。吴当到任后认为，元朝官军不足以镇压农民起义军，为此他招募了一批民兵，率领他们由浙江进入福建，再由福建转入江西，因为此时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已被农民起义军占领，故吴当只能绕道福建转入江西。

吴当到了江西建昌(治所今江西南城县)地界，依赖其家祖孙三代的信誉和威望，招降了新城(今属衡阳)的农民起义军孙塔部，并利用孙塔部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李三部，打通了进入江西腹地的道路。在此情况下吴当下令三路元军攻打南丰县(江西今县)，南丰农民起义军首领郑天瑞败走，另一名义军首领郑原兵败自杀，南丰城为吴当军占领。至正十六年(1356)吴当调集所部检校章迪的军队与兵部尚书黄昭的军队夹攻抚州，又乘胜收复了崇仁、宜黄二县。由此，建昌、抚州二郡基本上为元军重新控制。元朝廷派往江西总兵抚州、建昌军事的参知政事朵歹，率元官军与农民起义军对峙多年，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战功，反而不断丢城失地，连吃败仗。而吴当刚人江西就屡屡奏捷，本来就看不起南人的这位蒙古贵族朵歹吴当的功劳大生嫉恨。竞置濒临危亡的元政府于不顾，向吴当大泄私愤，他在吴当是南人，南人不宜掌兵权上大做文章，散步流言蜚语，造谣诬陷吴当、黄昭与农民起义军勾通。元顺帝不明真相，又从根本上不信任南人，于是就下诏解除了吴当、黄昭的兵权，任命吴当为抚州路总管，黄昭为临江路总管，负责供应亿平章火你赤军的军需。火你赤无故诛杀了吴当的属从官范谆和章迪，吴当的部属将士愤慨不平，欲讨回公道，渐成烈火之势，吴当赶紧劝谕大家说："上边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让大家忍气吞声顺从火你赤算了，不料此时火你赤又上疏朝廷，诬陷吴当、黄昭，说他们二人"难任牧民"，不久就有朝廷的圣旨下来，罢免了吴当和黄昭的总管之职，将二人贬为庶民。至正十八年(1359)，火你赤军由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回到龙兴，吴当、黄昭同时随军，他们二人惧怕有杀身之祸，不敢去见火你赤。正在为难之际，情况发生了转机，原来吴当、黄昭二人的立功状，是自广东由海路送往京城大都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很久没有送到。而朵歹、火你赤的公文却由陆路先送到了朝廷，所以朝廷先是下令责备吴当、黄昭，后又将二人贬官免职，等到朝廷见到了吴当、黄昭二人的立功状后，才知道是朵歹、火你赤有意诬陷，于是朝廷下诏，拜吴当为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黄昭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朝廷的任命还没有送到二人手上，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已经攻陷了江西诸郡。火你赤的元军弃城不顾，望风而逃。吴当戴上黄帽子，穿上道士的服装，闭门不出，每天以写书为事。陈有谅派使臣征召吴当，吴当卧床不起，绝食不从，表示要以死效忠元朝。陈有谅的使臣无奈，只得让人连人带床抬到船上，强行把吴当送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吴当在江州被农民军拘留了一年，仍然不愿为农民军出力，终被释放。此后，吴当隐居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市)、吉水(江西公县)之间的谷坪山中，著书立说。至正二十年，吴当因病重不治而亡，享年六十五岁。

吴当著有《周礼綦言》、《学言藁》。不过，吴当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将其祖父吴澄的著述整理成书，使其流传于世，吴当整理吴澄的著述流传至今的有《吴文正公集》一百卷和《草庐精语》等。

吴澄家族与元朝政权相始终，是绵延一百多年的名门望族，吴澄在哲学上的贡献，更使其家族百世流芳。

吴澄家族的后裔史载阙如。

士shì士姓源流单一，源于祁姓，是杜氏的后代，属于以官名为姓。周宣王时大夫杜伯被杀，其子隰叔逃往晋国，被任命为士师（法官），他的儿子以官为姓，子孙称为士氏。隰叔的曾孙士会任晋国元帅。士会子士燮任晋中军副帅。士会先得到封邑随（今山西介休），后得范邑（今河南范县），所以其子孙后来分成士氏、范氏、随氏三支。

士姓基本介绍

士（shì）姓，中华姓氏之一，属罕见姓氏。

士姓姓氏起源

晋献公担心桓庄家族势力威胁公室，大夫士为说：去（除）富子（势力大的），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为献计散其党谋，因诱而尽杀之。献公嘉其功命为大司空。

大司空为掌管工程建设和水利事务的最高官员。《左传》记载：庄公二十六年夏，士为修建绛都（即翼都）的城墙，以深（高）其宫（屏障）。看来士为深受国君信任。士丐（士会孙）曾说：丐也先君守官之嗣也。士为担当司空一职，筑城的目的是守卫，他的职务性质也当称守官。士为是公卿封地叫邑；此随邑在今山西介休市附近，而非湖北的随州。士为的先人是士会，诸侯的大夫进入周王室任职称为士，士姓来历有可能是其前人做周王室的士，因官名而得姓的。

士姓姓氏名人

士蒍

士蒍（生卒不详），祁姓，士氏，名蒍，字子舆，春秋前期晋国卿大夫，晋献公主要谋士之一。晋国六卿之一范氏的祖先，杜隰叔之子。周宣王大夫杜伯无罪被杀，其子杜隰叔逃亡晋国，为士官。其后大宗世袭此职，称士氏。

士仁

又作“傅士仁”，字君义。蜀将，后降吴。因在荆州驻守公安时期与关羽关系不睦，遂杀死关羽派来的使者并于吕蒙偷袭荆州之时投降东吴，导致关羽最终失去援助而被俘身亡。降吴后事迹不详。

士会

士会（约公元前660年—公元前583年）即范武子（随武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士蒍之孙。祁姓，士氏，名会，字季，因封于随，称随会；封于范，又称范会；以大宗本家氏号，又为士会。因迎公子雍之事流亡秦国，河曲之战中为秦国献计，成功抵御晋军。后被赵盾用计迎回晋国。邲之战中看到晋军内部不和，主张班师。荀林父死，升任执政，专务教化，使晋国之盗皆逃于秦。郤克使齐受辱，请求伐齐不得，士会担心晋国发生内乱，告老让郤克为执政。二十年后，晋悼公犹修“范武子之法”，百年之后，赵武、叔向等犹追思士会，欲从之游。

士燮

士燮（范文子、范叔），士会之子，曾任晋国中军副帅。

士燮（137年－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汉末三国时期割据交州一带的军阀，后来归附东吴的孙权，被孙权加为左将军；此后又因诱降益州豪族雍闿的功绩而被迁为卫将军，封龙编侯。著作有《士燮集》、《春秋经注》、《公羊注》、《谷梁注》传于世。

士壹

士壹，士燮之弟。曾因恭送刺史丁宫而后被宫召入朝廷，因董卓之乱，士壹逃回故里，领合浦太守。后随兄降吴，最后因其侄士徽叛乱牵连而被免为庶人，数年后因犯法而被杀。

士黄有

士黄有（黄有为一字），士燮、士壹的弟弟，以徐闻令领九真太守。后因侄士徽叛乱，免为庶人。数年，因犯法，诛。

士武

士武，士燮、士壹、士黄有的弟弟，在士燮表荐下任南海太守，早卒。

士徽

士徽，士燮之子。士燮去世后自署交址太守，226年，其父士燮病死，士徽继任统治交趾。孙权认为交趾道路险远，于是分合浦郡以北设立广州，并任命吕岱为广州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交州刺史。士徽被罢免交趾太守一职，改任安远将军领九真郡太守；取代士徽的则是孙权的亲信陈时。这件事引起了士徽的不满，于是发兵阻止戴良和陈时赴任，并派兵抵挡孙权派来继任太守的戴良。其吏桓邻请士徽迎良，士徽大怒，杀死了桓邻。桓邻之侄率宗族攻士徽，数月不克，于是合亲罢兵。此时，孙权派吕岱前往讨伐，遭到顽强抵抗。吕岱通过士匡告诉士徽，欺骗他说，如果他投降，孙权将赦免他。士徽见守城无望，徽堂弟士匡来说服士徽投降，称“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士徽降，吕岱设宴招待士氏一族，当众宣读孙权的诏书，命令将士氏一族全部推出斩首，送往武昌示众。

士匡

士匡(175―235)，士壹之子，三国时期吴中郎将。

其堂兄士徽反叛，吕岱奉命征讨，因为和士匡有旧遣匡说徽服罪、保无他忧；士匡说服了士徽，投降，然而吕岱为了功利将士徽斩杀，士匡贬为庶人。

4姓氏人口

编辑

2010年10月，台湾内务部门出版《台湾姓名探讨》一书，搜罗台湾稀有古怪姓氏，书中并整理了台湾不超过20人的姓氏与特殊关联姓氏。“士”姓为台湾罕见姓氏之一，在台湾仅仅2人。

摘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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