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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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就从你们确知的祖父辈起记即可，代代相传，世世增修，自然就成卷秩浩繁的大族谱。

关键是后辈是否有人愿意接力增修。当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族人分居各地，续谱是一项苦差。

编辑族谱不要贪多求全，修成半部百科全书，毕竟现代网络高度发达，生活常识等就不要填充入族谱，这样可以节省费用，用于支付提高印刷质量的费用，比如印刷照片类内容的彩页。汉字增笔或减笔即成别字，世系线确保没有连接错误，因此印刷前切要认真校对印刷稿本。

族谱就是族谱，紧紧围绕族人、族事的主题就好。

笔下不记人过。没有精彩事迹或履历的族人，实记生卒时间、墓葬地点及子女的数量、名字、排行，即可。具有精彩事迹或履历的族人，宜作传记。

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节跟大人去上坟，第一个去的就是老陵祖坟，我记得老陵柏树成林，坟头错落。最好玩的是在一个坟头立有巨碑，坟前有石马石羊，小孩们都要骑上去玩。老人们说，这是武略将军的坟。他是明朝跟随朱元璋征战的将军。再大一点才听说，我和门有一本家谱，记载了武略将军的战功。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才在七大家目睹了《和氏家谱》的真容。它是由黄宣纸锥订而成，先祖那刚劲俊秀的小楷令我折服，匆匆一翻，给我以震撼，“偿思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与邑之有志也。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家无谱则一族无支派，是家之不可无谱也。”（《和氏家谱》序一语），真是大手笔，开宗明义，把家谱比作国史、邑志，直陈家谱的重要性。

后来我又看过两次，对和门世次有了基本的了解，就在那时，七大告诉我，他有续谱的打算。七大，名叫生兰，在我的父辈中排行七，他幼年上私塾，毕业于同官县立中学。曾在陈炉二高任教，后调县文教局教研室工作，1961年困难时期，他响应政府号召辞职回家务农，在我父辈中，他是读书最多的人。因此《和氏家谱》从我祖父传到七大手中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对我和门的最大贡献就是珍藏并保护了我《和氏家谱》孤本。

我《和氏家谱》成书于清道光十二年，光绪十六年由先祖自谦续之，时他已74岁。自谦，学名时雍，据《同官县志》载，他“事父母以孝，处兄弟以友，时家庭食指七十余，恒产入不敷出…… 时雍舌耕自给，盈余悉储蓄生息，以备不时之需…… 光绪丁丑之荒，负债者率多逃亡，乃举劵悉焚之，存亡者概不取偿…… 著有《野处杂俎》四卷。八十余犹作楷书数百，卒年九十一，因自号九十翁云。”《和氏家谱》就是他一手书写，至今已110多年。他在续谱的序言中说：“从来载笔之法，因贵有创之其前，尤贵有继之于其后，夫不有创者，则前事莫传，不有继之者，则后事莫著。”可见，续家谱同样的重要。如果七大健在，续谱的事可能就容易的多，不幸就在他着手收集资料时，突然患病，于1994年三月去世，在他去世前，我去探望时，他将续谱之事托付于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余才疏学浅，自感责任重大，只有同堂侄都蛮共商续谱之事。

我当时还在单位上班，只有周日回去走访当时的老人并收集有关资料，南凹好说，人员我熟悉，可入户采访。但上屽村的事就复杂了，一是我人不熟，二是我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了解不多。这多亏生华大的支持和参与。生华大在我父辈中排行十二，他的父亲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分家后他搬回上屽村老宅居住，他曾在上屽村当过多年队长，对续家谱十分热心。在110多年的空间里，八世，九世的续接成了大问题，在这方面他老人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举一个例子，在《和氏家谱》中有长门、二门，现在和门大部分为二门后裔，但谁是长门传人呢，生华大多方走访也不得知。后我仔细研读了家谱，发现二门的祖坟在老陵三十五亩地，而长门的祖坟在叫斜里的地方，我把这一发现告诉生华大后，他又在村中走访，问谁家在斜里上过坟。先是打听到生泰叔安排儿子去过，他又问生泰叔，生泰叔说，前几年，长阳不在家，他吩咐我替他去斜里上坟烧纸。这才确定了生真（长阳）是长门后人。生真，是我的父辈，他幼年丧父，随母亲外嫁，待生真长大成家后才迁回上屽村。他的母亲是我的祖母辈，幼时因不缠脚，我们都称她“大花鞋婆”，为人豪爽，好戏言说笑。长门上次续谱时尚有四户，可惜经光绪三年年馑留下仅此一户，悲哉！

另一个支持续谱并做了大量工作的是东成兄，他是上屽村的老户，也是我们和门一位读书人，年轻时教过书，后调铜川市委党校任总务科长，最后按副县级退休。在我辈中他可能算是为数不多当官的。他为续家谱不辞劳苦，工作之余将自己一门几十户、百十口人的情况调查清楚，提供给我。

就这样，在我和门宗亲的配合下，经两年余，终成初稿，我同时列了一至十二世族系表，亲赴西安，送都蛮侄，请他文字把关并梳理承传格式，他又增加了“一至八世家谱辑录”“《同官县志》和氏编目”两个附录，并打印制作成书。

这次续谱只是在原家谱的基础上续之，在上屽村还有和门一族及罗寨和门都没有列入，我期盼有一天能看到完全的《和氏族谱》。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亲缘的投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纪录家族的来源，迁徙，还包括家族的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生活方式的转变，家族意识也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思想，然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追求更加强烈。对于每个人通过家谱重拾来自血缘共识亲情的共识和认同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家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力必将更加长久。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幸的是生华大已作古两年多，当时东山弟打电话告我，我因老伴被车撞，卧病在床，实在离不开，没赶回去送老人一程，实是惭愧。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

自我介绍

       所谓的“家乘族谱”，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也是血脉的谱系，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迁徙、发展的历史记载。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家谱是血族习俗中的重要角色，更是一个家族联系族人的重要标志，也是族人 认祖归宗 的重要凭证。

       家谱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得以传承延续的三大文化支柱：即国史、县志、家谱之一，也是研究国家和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家谱的前身最初是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当时叫谱牒，为了记录帝王家族的血缘关系，以保持继位者的血统纯正。据专家研究，产生两个阶段：一是商代的萌芽阶段，当时有一些简单的 世系表 ，是谱牒的雏形；二是西周的形成阶段，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才逐渐形成。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门阀士族制度 充分发展，当时依据门第的尊卑来选官、联姻、品人，记录家族的士与庶的文献叫谱牒，并有人专门研究认定门阀的高卑，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谱学家。当时的谱牒是由朝廷设立的专门机构—— 谱牒局 主持撰修工作， 对自认士族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 。

        隋唐以后， 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 ，开始以才选人。谱牒的政治作用逐渐减弱，但还是屡修谱牒，但主要是为了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巩固封建统治。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随随着世家大族士家族的瓦解，谱牒彻衰弱，直到消失

       从宋代开始，一些大的家族开始了新式家谱的创修活动。 欧阳修编的《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开创了宋代编修家谱的先河，并逐渐以欧阳氏和苏氏家谱为典范，以二谱所定谱例为准则。 他和前代所谓“家谱”的最大区别是：属于私人修编，而且是本族人自己编写（本族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钱大昕——清代著名史学家），所以，宋代民间修谱形成风气，而且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续修，并将修谱视作对祖先的一种孝道行为 。 苏洵甚至说：“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 ”

明代修谱更为盛行；

清代编修家谱之风达到了顶点。

        汉族民间称编修家谱为“做谱”。第一次叫“创修”，后来续修叫“增修”或“重修”，一般二十年或三十年进行一次。做谱时，在宗族内设编谱组织，总领人叫“谱东”，管财务的叫“银东”。各门或各支设分支“谱东”和“银东”，各司其职。尽责登记各户人家人口出生、婚配情况，并收集做谱的丁口银。调查完毕，再请文人编写，并请德高望重的有科举功名的人做序。最后手抄或刻板印刷。

      各户领谱时，全族摆宴庆贺，附近的宗族乃至官府也要送礼同庆。家谱由各户分别保管，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定期“验谱”的习俗。届时由族长召集族人，检查家谱保管状况，如有损坏或丢失者，要视情况给予处罚。还有如祭祖一样的“祭谱”习俗。

建桥难

黄锦建桥

历经风雨

黄锦其人

我们国家,古代就很重视修家谱,欧阳修甚至认为三世应该修一次,否则为不孝现在反而不在乎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底蕴,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原因都有,简单的说是因为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家族式的社会基本单位有利于生产生活协作 再就是儒家传统的影响,儒家讲究尊卑亲疏,敬天敬祖,所以家谱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了 家谱在当代,尤其对于历史考古,人类基因研究,遗传病医学研究都是很重要的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它与国家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地方志(如,某某县志)并成为三大史料来源之一所以修家谱也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是搞封建迷信,家谱也是很重要的我国的某些有历史价值的家谱至今还被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掠劫并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收藏

  喻家稻场喻氏宗谱德宗支六修宗谱序

 国史，县志，家谱，是一个名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家谱，它详尽记载了家族的起源、迁徙、繁荣和发展的家族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古人曰：“谱牒身之本也。”意思是说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有了谱书你就能够追根溯源。没有家谱，寻根问祖，无非是缘木求鱼；追根溯源，简直是无本之木。今国家昌盛，日渐强大，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也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家谱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优良的家风，就没有优良的国风，就没有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古语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家法坏，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我族距离上次修谱，有七十余年，续修宗谱已迫在眉睫，但族人大多因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今有幸得知我族家锋（字四海）叔利用退休时间，不辞辛劳，独自一人，跨越多省，走村串户，多方联络，上与中华喻氏重庆总部取得联系，对接上猛公支系图，让我始祖德宗公以上四十多代得以明确；下走访河南安徽等地找到众多因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而在前几次修谱时未编修进家谱的德宗祖后裔，让我支喻姓族人更加庞大，实现上次1947年修谱时我族多位有识之士想达而未能达成之心愿。凭此所见，家锋叔功德无量。我受家锋叔之邀，为我族本次六修宗谱稻场湾作序，其实这次修谱我未尽半份职责，何德何能为我湾作序？惭愧之余，积极研究家谱，并与家锋叔和六房湾堰兵叔以及我湾老人先辈，请教我湾喻家稻场族人的迁徙和来龙去脉，并找到从喻家稻场迁居出去的先祖后裔宗亲，研究他们与我湾的渊源，得出些个人见解，分享予族人。因本人水平有限，在撰写过程当中如有错误及疏忽，望族人海涵。此序也望能给后世提供参考，还原我族祖先传世过程及迁徙脉络。

我族喻氏乃西汉苍梧太守喻猛（字骄孙）之后，传至我支系始祖德宗公已传四十六世，具体世系图可参阅中华喻氏总谱，这里简略介绍直系图：喻猛--四子喻锦--次子发麟--次子季用--次子喻霖--次子喻佑--次子绍天秩--长子喻合--师州--长子尧咨--奕世--喻庆--喻载--次子兆民--喻绪--子耕--大伦--次子宗义--世信--三子显才--四子喻琮--长子喻哲--长子仁易--思文--中和--闳昌--长子喻骥--长子子颜--长子重华--迪冲--喻潜--居安--绍云--喻彻--喻顺--喻凫--正邦--慧观--二子希武--骄孙--次子滕暹--国兴--正朗--遗槐--徳宗      德宗是遗槐长子，据江南老谱记载，遗槐有三子，长子德宗，次子易言，三子易讳，德宗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土寨湾，也就是我们支系始祖，易言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北喻家冲，为喻家冲始祖，易讳生二子分别迁河南和武昌，后人无有记载，现在经近六百余年时光流逝，已无从考证了。在此重点探讨一下猛公四十一世娇生公至四十六世我支始祖德宗公之间的迁徙过程。

骄生公（也有记载骄孙，因与猛公字混淆，在此作骄生），北宋进士，住江西吉水县，隐居不仕，根据江南老谱和大悟老谱记载，骄生公迁居西陵，中华喻氏总部族史研究委员会由此得出结论，骄生公定居宜昌，其可能误把西陵当作宜昌。据我考，《汉书·地理志》记载，西陵县是汉高祖始置江夏郡的十四县之一。《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曰：“黄陂县，本汉西陵县地”。县治在今武汉市黄陂区西南。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的两汉地图来看，古西陵县县域涉及今湖北省武汉市的黄陂区、新洲区、孝感市安陆市。孝南区、孝昌县、云梦县及黄冈市的黄州区、团风县、麻城市、红安县等。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和《宋书·州郡志》记载，两汉时，今黄陂区境的东南和北部属西陵县，西南部属安陆县；而宜昌西陵，三国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属宜都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西陵为夷陵县，也就是说在晋代太康元年以后，宜昌西陵就已经改为夷陵，故在骄生公所在的北宋年间，西陵城指的就是黄陂大悟一带，所以江南老谱记载的骄生公迁居西陵应与宜昌无关。另据逻辑分析，黄州黄陂一带均为丘陵，其西称西陵，古称黄陂县为西陵城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且黄陂一带比宜昌西陵峡居住条件要好得多，那里交通只能靠水路，当时百业待兴，而不是因战争灾荒往偏僻的地方逃难。所以迁居黄陂黄州这边的可能性更大更合逻辑。

我支喻氏宗谱老谱开篇记载“祖德宗公洪武初年自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楚北黄陂之东乡高邑里土门会祝家坳，今名土寨湾”，依前考，骄生公北宋年间迁居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其六世孙德宗又从江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黄陂，不合逻辑。我分析，骄生公生活在北宋年间，迁居到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开枝散叶，宋末又遇战乱，蒙古大军扫荡北方，一举南下，骄生公子孙一部分又从西陵（黄陂、大悟一带）逃难返回到江西的可能性极大，这也与瓦屑墩是难民集中营的史料相吻合。

骄生次子滕暹，滕暹次子国兴，国兴次子正朗，正朗长子遗桂，遗桂子德茂，江南老谱记载，德茂定居西陵，德茂有六子，九孙，其孙分别迁往汉川，安陆，云梦，黄陂姚集，孝邑，广阳，大悟等，均在当地开枝散叶，正朗次子就是之前提到的遗槐，遗槐长子为我支始祖德宗。

德宗这一支，迁居土寨湾之后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因子孙繁盛，土寨塆的土地有限，后世逐渐搬迁，形成土寨湾，喻家稻场，六房湾，庙家田，丁王湾五个相邻村组成的庞大村落群。我湾喻家稻场位于北纬30°57´2304″，东经114°29´2688″，属武汉市黄陂区万寿寺村管辖，于土寨湾东北方向15公里处。村落整体南北长，东西窄，解放前房屋大多呈坐西朝东之势，东面有门前大塘。听老人云，塘水从未干过，清澈见底，一方塘水养育族湾十几代人。解放后，房屋渐呈坐北朝南之势。喻家稻场人杰地灵，地缘广阔，正北背靠王驾山，西北背靠柴山，南面地势平坦，王驾山与柴山二山蜿蜒而下，气势聚集于我湾正中，风水极佳。黄陂风水巨著《西陵龙章》记载：“万寿寺边一条龙，兔走鸟飞不见踪，前有文星并武库，后有权星列寺从，小山连迭台侯品，太阳高采状元峰。”如此风水宝地的确是我族先人的一处福地，从明朝七世祖迁居稻场湾至今400余年，稻场湾开枝散叶最为显著，人丁繁衍，兴旺发达。湾最鼎盛时期人口有200余户，湾人文才武略，勤俭持家，上有参军为国，浴血沙场，下有寒耕热耘，春种秋收，喻家稻场四字，方圆百里，远近闻名。听老人云，乱世时期，土匪强盗，听到我湾威名，都不敢来犯。据我统计，我始祖虽在土寨湾，但我稻场湾繁衍出的人口以及由我稻场湾迁居出去后续繁衍到全国各地的人口，占我德宗支总比例一半有余，由此可见，我湾的确是风水宝地，促进我支族人发旺，生生不息。遗憾的是，1974年，国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从黄陂北木兰湖水库引水，修渠道往东南灌溉，正好途经我湾，在我湾正北方由西向东修了一条渠道，切断了王驾山与柴山连接我湾的龙脉，气场破坏，至后世稻场湾日渐衰落，族人纷纷搬迁，现人口不足百户，很难恢复往日繁华。

我支字派演变及发展：老字派"朝添思伯，守一国臣，自文之式，会典必元"，始祖德宗为第一世，“朝”字辈为第二世，“添”字辈为第三世，“添”与“思”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四世，“思”为第五世，“伯”为第六世，“伯”与“守”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七世，“守”为第八世，后面均按字派起名，此字派至十二世“式”字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续，从十三世改成“光明正大，洪定保家，崇礼重义，富贵荣华” 又于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九四八年续新派"宝行庭训，培植心田，克昌其后，恢耀先贤”至四十四世，再于一九九三年，由十八世定琼（端甫）公续新派：“忠诚敦让，积善永康，怀才万载，治国安邦，世道精良，启迪芳香，千祥景庆，发达远扬”到七十六世止。

喻家稻场族人构成分为三大房，俗称北分，中分，南分，自德宗公起，截至公元2019年5月止，喻家稻场已传至二十四世“义”字辈。关于喻家稻场的来历，湾下老人口口相传：我湾北边有一稻场，占地巨大，土寨湾的先祖农忙时会到这个稻场打谷，晚上必须有人值守，久而久之，便渐渐在稻场附近建起了房屋，这样土寨湾一部分先祖纷纷搬迁至此，开枝散叶，形成村落。另据1947年谱《喻家稻场里居记》记载，此地原有王孔二姓，王姓占多数，称王家稻场，我十世祖自恂公及十四世祖开道公迁居于此后，子孙繁衍，蒸蒸日上，王孔二姓逐渐没落，喻家稻场之名便慢慢传开。十世祖自恂公，有二子之瑞和之琬，之琬未传，之瑞有二子学伦和学典，学伦为中分先祖，学典为南分先祖，即自恂公是中分和南分的共同先祖，十四世开道公为北分先祖，综上所述，喻家稻场形成过程以及是哪位先祖搬迁至此似乎都很明确，且合乎逻辑，但据我考，其实不然，此过程及年代还有待商榷。

我族谱有很多支谱，搬迁年代及搬迁始祖都记载详细，例如，官家河始祖，谱记载：十二世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再如喻油坊始祖，谱记载：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由湖北黄陂县土门会喻家稻场迁籍河南罗邑周堂畈喻家油坊。唯独我喻家稻场始祖没有明确年代及始祖名字记载，在此盲目推断自恂公和开道公是不严谨的。另外，学智公和太有公不属于自恂公的后代，更不属于同一支，由此得出自恂开道二公只是住于喻家稻场，并非第一批迁居于此。既然如此，最早从土寨湾搬迁到喻家稻场的是谁呢？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族谱中寻找蛛丝马迹了。先说年代，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都还在喻家稻场，说明喻家稻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另据家锋（字四海）叔走访河南光山马畈喻冲得知，他们支谱自认我德宗十世自举公为他们先祖，且从喻家稻场搬迁过去的年代也研究确定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这一下把喻家稻场历史又往前推了四十年，此年代为先祖从喻家稻场搬迁出去的最早年代，这个时期我湾之人员构成也初步明朗：十二世学智和十六世太有为十世自能公后代，自能与自举为亲兄弟，自举在这一年迁去光山马畈，自能的后代也搬去官家河和喻油坊，北分先祖十四世开道公和迁去光山罗管店的十二世学舜公为十世自竒公后代，自竒和中南分先祖自恂为亲兄弟，这样，自能，自举，自竒，自恂以及他们的堂叔伯宗亲为组成稻场湾的主要先祖。经过分析，大致可以确定自能自举的曾祖七世祖柬公和自竒自恂的曾祖七世祖朿公为最先搬迁到今喻家稻场所在区域的祖先，根据自举公搬迁至河南的年代（公元1660年）往前推3代（75年），大致可确定为明万历十三年前后（公元1584年），这也与始祖德宗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迁土寨湾传七世（175年）正好是1543年前后相吻合（相差41年因古人搬迁时一般为青壮年）。至此，我湾喻家稻场先祖及年代均能大致明确，即七世祖柬公和朿公，年代为明朝万历年间。

喻家稻场至今400余年，先祖们在生产落后，条件恶虐的情况下，世代相传，繁衍生息，可谓历经艰辛。从七世到二十四世，虽无达官显贵，但也不乏众多有识之士，栋梁之才，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不知我们的清晰来历。今恰逢太平盛世，国运昌隆，族人衣食无忧，交通便捷，网络信息发达，自我祖德宗开始六百余年，从未有如此天赐良机，让我们这次第六次修谱拥有前五次都未曾有过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可惜本族宗亲全国分散，字派繁多，有的分支谱牒遗失，甚至迁居出去后未修族谱，始祖姓名生卒均无可考，墓碑无字，后人反复搬迁，曾经的村子喻姓族人全无，只留下喻姓之湾名，找其后人如大海捞针，故此次清谱过程艰苦繁琐，劳心劳力，在此要特别感谢本次修谱发起者家锋（字四海），他凭一己之力，东奔西走，校对核查，捐资筹款，印谱刊发，此次贡献与功德，后世不能忘记。

本序仅对喻家稻场的历史及先祖迁徙脉络作出探讨，也为后人续修宗谱留下承上启下的宝贵线索，因本人才薄智浅，力所不及，撰写过程中有疏漏之处，望族人海涵。并对本次修谱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附上400余年从喻家稻场迁出的分支，年代为大概估算，如有遗漏望族人海涵。 七世祖柬公和朿公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从土寨湾迁到喻家稻场十世自举公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牢山堡，马雷桥易凉亭，后人迁至马畈喻冲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公元1702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十二世学舜公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从稻场湾迁居至光山罗官店，后发展至火焼畈、铜钱洼（其后代十五世天凤公由罗官店喻新街迁回湖北何家湾；天绪公迁往江苏广徳。天隆公迁往梅家湾；天顺公由喻新街迁往火烧畈，十六世文敏公迁铜钱洼，十六世朝阳公由罗管店铜钱洼迁往信阳柳林庄，十七世永慎公由罗官店迂周家湾，十八世定体公、定琮公由罗官店迂黄家寨；定保公、定扬公迁往江苏广德；定亮公由罗管店迁往彭家湾，等等）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从喻家稻场迁居罗山周党畈喻家油坊十六世太洪公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从喻家稻场迁甘家集十六世太选公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从喻家稻场迁孝感汪杨店（今孝感杨店）十四世明隆明茂明发三公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从喻家稻场迁汉镇（今汉口）以后是否转迁迄今杳无音信十五世世清公乾隆五十年（公元1786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县西乡九里店（今高店喻湾）十六世文周公嘉庆十年（公元1806年）从喻家稻场迁信阳彭家湾喻湾十六世太兴公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陈百步村十四世开仕公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从喻家稻场迁陕西山阳县竹林关（今丹凤县竹林关镇）十六世文秀公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官店复迁易店喻老湾十五世世亨世文二公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从喻家稻场迁塔尔岗十五世世爵公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3年）从喻家稻场迁白菜园（今光山白雀园镇）十六世太斌公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潘兴店。              

                                                                                                  德宗二十一世孙崇聪（字聪）二零一九年八月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