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冒广生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因出生于广州而得名，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冒氏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冒辟疆是他的祖辈；1889年（光绪十五年）他历县、州、院三试皆列第一；1894（光绪二十年）年被录取为举人；担任刑部及农工部郎中，民国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冒广生著作有《小三吾亭诗文集》、《疚斋词论》、《冒鹤亭诗歌曲论著述》、《四声钩陈》、《蒙古源流年表》等等。

中文名：冒广生

别名：字鹤亭，号疚斋

国籍：中国

民族：蒙古族

出生地：广东广州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59年

职业：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主要成就：著作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

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

代表作品：《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

简介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曾列名“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

冒广生先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早岁从外祖父周星诒受经史、目录、校勘之学，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光绪、宣统两朝历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东陵工程处监修官。

民国期间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浙江瓯海（温州）、江苏镇江、淮安等海关监督，农商部经济调查会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_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毛泽东、陈毅对其尊敬有加，曾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称其“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1957年春，应陈毅之请，撰写《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当年夏天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召见，赠毛泽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等书；1959年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其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衣冠冢。

1997年，北京文物局将其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其遗物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有子冒舒湮。

他的学术著作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其《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二书，已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出版；冒广生先生是近代著名的诗人、词家和有精湛造诣的汉学家；编有《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二黄先生集》、《如皋冒氏丝书》等近百卷，对温州文化事业发展深有影响。

生平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

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

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1856）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光绪十九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宣统三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民国二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民国六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

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评价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

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刊刻图书

从外伯祖周星誉受词章之学，从外祖周星诒受校雠、目录之学。一生刊刻图书颇多，尤以诗文集为专，光绪至民国间编刻有《如皋冒氏丛书》34种、附录6种，共42册。1915年编印《永嘉诗人词学丛刻》12种、附录2种，共8册。1921年编刊《楚州丛书》第1集24种。藏书曾接受了外祖父周星诒的旧藏，因其舅父去世后，周星诒晚年苦于孤独，遂将其“书抄阁”旧藏，悉归其收藏。另建藏书楼为“绛云楼”、“温语楼”等，1920年，家庭被火，“绛云楼”藏书被焚，其间2000余种精本藏书被毁。剩余之书和手稿、文物等，分别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主要是祖上的遗存，有书画、印章、砚台，以及师友手书信札；如明李痴和画冒起宗（冒襄之父）肖像轴、清人画冒襄肖像轴、请吴历赠冒襄行书八言联、戴本孝为冒襄篆刻的六面印石章和《水绘园图》等，均为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病逝后，家人遵照遗愿，将珍藏了300余年的先祖遗存文物900多件，于1961年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89年11月，为纪念冒广生逝世30周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冒广生先生遗存文物展览》。

祁县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春秋晋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至今仍被奉为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楷模。王允、温峤、温大雅、王珪、王维、温庭筠，王溥、罗贯中、戴廷栻、渠本翘等历史人物，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对人类社会进步，对物质精神文明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共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武克鲁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令日军闻风丧胆。明清两代，考取文、武举人就有二百八十人，文、武进士十六人，唐、汉状元各一人，在春秋时期，祁人狐偃犯曾是辅佐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的心腹重臣；有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流芳百世的祁奚大夫；在汉代，有足智多谋、巧使‘连环计’的司徒王允；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忠烈侍衔史温序；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文韬武略、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军事家温峤、王玄漠、王僧辩；有开国元勋温彦弘、温彦博、温彦将三兄弟；还有激浊扬请、嫉悪好善的著名谏臣王珪；有初唐诗坛泰斗王绩、王勃，中唐田园诗人王维，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五代乱世，还出了名宰相、史学家王缚；元末明初闻名中外的大文学《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乃祁县河湾村人氏，够人杰地灵吧。（有的可能有争议）　祁奚　字黄羊，大约生存于晋灵公至平公时代（公元前620-公元前532年）。春秋时晋国大夫，任中军尉。公元前570年，请求告老，推荐了他的仇人解狐接替他的职务。不料，未及任命，解狐便猝然去世。祁奚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当时人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后世也把他奉为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楷模。阎名村北有祁奚父子墓。　王允　东汉末大臣（137-192），字子师。初为郡吏，灵帝时任豫州刺史。献帝即位，任为司徒，后与吕布密谋诛杀董卓，不久，为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所杀。故里修善村有王允衣冠冢，供后人凭吊。戏剧《凤仪亭》即由他的故事敷演而成。　温峤　东晋大臣（288-329），初在并州为刘琨谋主，抵抗刘聪、石敦等异族侵略。明帝即位后，任中书令，很受朝士推崇。王敦专制朝政，他与庾亮平定苏竣、祖约之乱。不久病故于武昌。会善村旧有“温峤故里”、“温峤绝裾处”两座石牌坊。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根据温峤轶事，写成杂剧《玉镜台》。　温大雅　唐初大臣（？-627），字彦宏。公元617年，帮助李渊自太原起兵反隋，任命为大将府记室参军，专掌文书，李渊即位后，大雅关黄门侍郎。李世民诛建成、元吉。大雅曾贡献密策。世民即位，大雅官至礼部尚书。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述李渊起兵反隋至即位之事颇详。　王维　唐代诗人、画家（701-761，一作698-759），字摩诘。开元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安禄山陷长安时，曾受伪职，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后官尚书右丞。晚年居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他早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其作品主要为山水诗。体物精细，状写传神，具有独特风格。兼精通音乐、善绘画。北宋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董其昌推他为“绘画之祖”，并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著作收入《王右丞集》。　温庭筠　唐代诗人、词人（约812-866）。本名歧。字飞卿。文思敏捷，精于韵律，参科举考试限押官韵，他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仕途不得志，只作过国子助教一类小官，其诗词藻华丽，仅少树作品对时是政有所反应。词多写闺情，风格浓艳。现存词60多首，为唐诗人数量最多者中。其词大部分收入《花间集》。　王溥　五代后周和北宋大臣（922-982），字齐物。后汉乾佑进士，后周太祖时官中书郎，平章事。世宗时为参知枢密院事。恭帝时，加右仆射。北宋初，任宰相，进位司空。一生好学，有藏书万余卷，著《唐会要》100卷，《五代会要》30卷，开史学“会要”体例之始。　戴廷栻　明末清初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学者和藏书家（1618-1691）。明亡，建立丹枫阁，交结顾炎武、傅山等，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的。“一时名满天下”，一生著述很多，现仅有《半可集》传世。　渠本翘　光绪十八年进士（1862-1919），1903年任外交部驻日本横滨领事。1904年任山西大学监督。1905年创立祁县中学，1906年，清政府将山西省阳泉等地煤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全省各界群起保矿，共推渠本翘为山西保晋公司经理。1907年斗争胜利，赎回矿权并创建了山西省的煤炭开采业。　武克鲁　中国***员，民族英雄（1921-1945）。祁县独立营营长兼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夏家堡村人，祁县中学毕业。抗战初期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英勇善战，功勋卓著，敌人闻风丧胆。诸如“一颗子弹打鲁村”、奇袭古县据点“等战斗，都是在他指挥下制胜的。1945年6月6日，夜宿来远镇阎家山村，被敌人包围，在掩护战友突围中、壮烈牺牲。

起源主要有三：①席师后代。根据《万姓宗谱》记载，尧为部落首领时，遇席氏老翁击壤而歌，尧听后很佩服，乃拜其为师。②籍姓所改。春秋时晋国大夫籍谈，因负责管理晋国典籍，以籍为姓。第十三世后人名籍镶，为避项羽讳改为席。项羽战败自杀，有的恢复籍姓，有的沿袭席姓。③出自他族。清满洲正黄旗中有席姓；土族席纳氏，汉姓为席；今满、回、苗、水、彝、土家、蒙古等民族中均有席姓。

　　始祖：席师。 迁徙：　据有关资料所载，尧之席师当为今河南睢县一带人，是故席姓当发源于今河南省，可惜此支席姓世系无传，令人难知其详。而由籍姓改来的席姓，在后世昌盛为安定郡望，后来散居全国各地的席姓亦多由此分衍而出，所以本文重点论述该支派。籍姓改席姓后不久，项羽即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席姓一部分恢复原姓，其余沿袭未改。刘邦建汉后，采纳娄敬之建议，曾迁六国贵族后裔和关东豪族于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监视之下，大约有二十万之众。作为关东豪族之一的席姓被强迁到安定(今宁夏固原)、临泾(今甘肃镇原)两地。这样，席姓人就离开了他们曾长期繁衍的三晋大地。“黄河百害，惟富一套”，席姓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人勤地肥，使他们繁衍得十分兴盛。东汉初有光禄勋席广，此后有司马席封，此为较早见诸史册之席姓人。此际席姓因为仕宦等原因进入河南、陕西等省。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板荡，战火连天，而安定、临泾之席姓远离是非之地，繁衍得依旧兴盛，昌盛为席姓安定郡望，历隋唐而依旧，故后世席姓有以安定为其郡望堂号的，如北魏大臣、安定人席法友随祖父南迁洛阳后，为怀念故乡，即以安定为其堂号。南北朝时有安定之席姓随中原士族南下风潮而迁入江苏、安徽、四川、湖北等南方省份，也有因为其他原因进入山西、河北等北方省份者。安定临泾人席阐文曾任职南朝梁，后晋爵湘西侯，子孙遂留居今湖南省。隋唐时，席姓依旧以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北方省份为主要聚居地，甚至有从南方回流北方者，如席豫由湖北襄樊徙居河南。宋靖康之耻后，席姓南迁者始渐多起来，今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均有席姓人入迁。元代以后，今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有席姓入迁。明初，山西席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清以后，席姓有迁台湾和东南亚之地者。如今，席姓在全国分布很广，尤以河南、陕西等省多此姓。目前席姓人口列全国第一百六十九位。 郡望：　安定郡　西汉置郡。相当于今甘肃平凉地区以及宁夏西部地区。 堂号：　嘉会堂　宋朝时候的尚书司封郎席汝言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他和文彦博、傅弼、司马旦、司马光兄弟、王安石、楚王叔等人分别形成了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安定。②自立堂号：三会、耆英、知素等。 字辈：　某支席氏字辈：正大光明，守定安国。家传万代，永兴旺盛。

　　苏州席氏字辈：玉广长风(山)步(素)，裕(举)德与时行。

　　重庆席氏字辈：珍财仕国有，大臣永朝宗，世代显荣华，富贵定乾坤，文清武正顺，光明启贤映。 名人：　席固(504-564)，北周臣。字子坚。祖籍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后迁居襄阳(今湖北襄樊)。梁大同(535-546年)中，为齐兴(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北)郡守。梁元帝萧绎继位江陵(今湖北江陵)时，任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刺史、初拥众自守，以观时变；后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一说大统十五年)以地归西魏宇文泰，累官至昌、归、宪三州诸军事、昌州(治所在今湖北枣阳)刺史。

　　席豫(680-748)，唐诗人。字建侯，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后徙居河南。唐中宗时，举手笔俊拔科，任襄邑尉。又举贤良方正异等，为阳翟尉。开元初，升任监察御史，累迁考功员外郎，善于选拔人才，为时所称，升任中书舍人。与韩休、孙逖等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后出任郑州刺史。韩休辅政，召为吏部侍郎，任职六年，所拔寒士多至台阁，时人尊为“席公”。官至礼部尚书，封襄阳县子。玄宗曾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奉和，玄宗以豫诗最工，下诏褒美。天宝七载(748)卒，年六十九。

　　席旦，宋臣。字晋仲，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元丰进士，为齐州司法参军。徽宗朝，擢右正言，迁右司谏，擢中书舍人、给事中。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坐事黜知滁州。累官知成都府。治政尚平和，不邀边功。年六十二卒于长安，赠太中大夫。

　　席鉴，明藏书家、刻书家。字玉照，号茱萸山人。江苏常熟人。有藏书楼“扫叶山房”。因与本地刻书家叶氏刻书争利，故称“扫叶”。所刻书籍以《十七史》、《四朝别史》、《东都事略》、《南宋书》、《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等较著名。

　　席书(1461-1527)，明臣。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进士。累迁礼部尚书善揣帝意，眷顾隆异，辅臣莫望。《明史》载其“遇事敢为，性有偏愎”，“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终官武英殿大学士。有《大礼集议》。

　　席佩兰(约1789年前后在世)，清诗人。名蕊珠，字月襟，又字韵芬等，因善画竹，自号佩兰。昭文(今江苏常熟)人。自幼聪颖过人，文思敏捷，能诗。嫁给同郡人进士孙原湘，风雅伉俪，志趣相投，闺中唱和，几日夜相继。后受业于袁枚，深得赏识，并引为知己。有《长真阁诗集》、《傍杏楼调琴草》传于世。

　　席宝田(1829-1889)，清末湘军将领。湖南东安(位邵阳南)人。字研芗。湖南东安人。诸生。咸丰中办团练，随刘长佑部与太平军作战，后率湘军精毅营。同治年间率兵增援江西，捕杀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及洪秀全之子福瑱，赐号“业铿额巴图鲁”，封云骑尉世职。官历云南、贵州按察使至记名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率湘军赴贵州镇苗民起义，擒杀张秀眉、杨大六等，晋骑都尉世职。后称病家居，光绪十五年卒。

　　其他席姓名人有南宋官吏席益；明官吏席上珍、席篆、席春；清文学家席钰，诗人席筠、席绍芬、席慧文等。近当代席姓名人有土壤学家席承藩，自动控制专家席裕庚，中医学家席梁丞，党史专家席宣，评剧演员席宝昆，作家席绢，硬笔书法家席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