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山西五台县人曲曰琏迁居古滍阳街西街，半农半商，定居生活，其孙曲自和天资聪慧，精通医治骡马之疾，后下海经商。骡马是行商的命根子。曲自和创办的中和商行，药到病除，收费低廉，故受到人们的欢迎，生意日渐兴隆，曲家成了殷实之家。

《曲氏家谱》载：“自和一子充，移居�阳北五华里薛庄。”来薛庄定居后的曲家，依旧在�阳街经营中和商行，掌门人曲自和已儿孙满堂，他谆谆向子孙灌输“留财于子孙，未必守，留田于子孙，未必耕，不如留书”的思想，致使曲氏家族成功转变为儒商。

曲氏后人为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发奋读书，先后有曲铿、曲庚杨、曲鹏杨、曲兑杨、曲喜宫和曲蝉宫博取了功名。曲庚杨嘉庆年间科场中举后，官拜刑部主事，后娶京畿御史丁豪之女为妻，胞弟曲兑杨又娶了广州知府的女儿，曲氏家族转变为官僚家庭。

清初的盐业贸易有官盐和私盐，官盐缴纳了高额的盐税，流到市面上价格很高，私盐逃缴政府的盐税，上市后利润可观。中和商行待到曲铿（曲庚杨之父）掌门时，仰仗朝中的保护伞，大规模进行私盐贩运。查禁私运的官吏，看在曲庚杨、丁豪这两位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官的面子上，对中和商行一味纵容和包庇，致使曲铿很快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盐商。

清道光三年（1823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盐税流失，道光帝颁布《行票盐法》。这个法令出台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和商行的私盐贸易，但曲铿利用雄厚的财力，在南阳、洛阳和运城开设分号，及时掌握市场行情，赚取地区差价，日进斗金，富甲一方。

1851年春，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很快占领南京、湖南、湖北，海上盐路被切断，食盐价格由战前的100公斤稻米兑换3公斤盐，上涨至120公斤稻米兑换1公斤盐的天价，这令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十分头痛，因他的湘军乃地方自筹资金，无力承担如此高的盐价，他打听到自己的好友张勋是�阳盐商曲兑杨的岳父，多次写书联络，最后和中和商行约定：曲兑杨保证湘军食盐供应，曾国藩支持中和商行在两湖等省开展盐业贸易。

中和商行从山东海州、山西运城购买食盐，无偿提供给湖北、湖南、江西的湘军，同时在湘军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中和商行先后垄断武昌、黄浦、荆门和岳阳等地的食盐市场，大笔赚取地区差价，获取了巨额利润。据《曲氏家谱》编纂者曲国民、曲建民推测：“发迹后的曲家涉及当铺、茶庄、药店、粮行、盐店有数十家之多，分号遍布武昌、黄浦、南阳、洛阳等大中城市，并拥有土地十几万亩，在钱庄和票号内的存银有百万两之巨。”

坤德古稀

按传统习俗，发财后的家族，都要建体面的宅院光耀门庭，传承子子孙孙，而曲氏家族建房却是为了扶危济困，当时恰逢天灾，曲氏家族采取“以工代赈”来帮扶乡邻，这为他们赢得了“坤德古稀”的美誉。

滍阳所处的豫西，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量充沛，在清代农耕时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因而，自然灾害对社会影响极大。

1813年，全年大旱，农作物绝收。中和商行掌门人曲珊德组织车辆运盐，因青壮年都在逃难而无法组织一支车队。第二年旱情加剧小麦绝收，百姓食树皮、草根。曲珊德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昭告乡邻：曲家破土建宅扩院，能搬起一砖一瓦者来即供食。这下数以千计饥民扶老携幼参与施工，待三年后灾情缓解时，曲宅已建成百余座房屋。为感谢曲珊德为乡邻度过灾害所付出的努力，人们为这个建筑群命名“安居堂”。

安居堂建造之时，汇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曲珊德把他们组织起来，运输了大量的商品，确保了中和商行的正常经营，他的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宝丰县衙为他送了“少年英才”的镏金大匾，此匾悬挂于安居堂门前，直到上世纪60年代。

清同治五年（1866年），�阳一带灾情再起，年近古稀的曲铎之妻杨氏开粥厂赈济灾民，但事与愿违，来喝粥者寥寥无几。杨氏查起原因，原来民间普遍认为，来喝粥是受人施舍，很多人顾及面子不肯前来。怎样让人们体面咽下这口饱饭？这成为杨氏面前的一道难题。她派人查访得知，薛庄北部石桥营、徐洼、上河等沿山一带村民多数以采石为生，南部吴湾、小河湾、吴寨等村人们以开窑烧砖维持生计，薛庄及周边的泥瓦匠人又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养活他们，杨氏决定大建曲家宅地给他们找一条吃饭门路。

曲宅开工后，杨氏对送砖石、木料、前来施工者，用小麦为他们兑账，数万人参与到曲宅建筑人群中来，挣得小麦养家糊口。

来年开春，灾情继续加重，粮食严重短缺，粮价由丰年每斗（50公斤）30文，爆涨至每斗560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氏的儿子曲瑶宫、曲蝉宫相继病亡，建宅成本大大提高之时，杨氏又迎来了丧子之痛，不少人认为曲宅会停工，出乎意料的是杨氏带领孙辈继续组织施工，4年后，工程完工，共建房舍300余间，石寨一座，共耗银10余万两。这次工程虽然花费了大量钱财，但为她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周边24个村庄的人们自发为她赠送一匾，上书“坤德古稀”来抒发对她的崇敬之情。

：

1、国王睦边功盖番境 仆射克敌誉满金城

上联典指北魏时期高昌国王曲嘉；下联典指晋代金城人官至左仆射的曲允。

2、金城望族泉郡名宗

上联典指晋代金城豪族曲允；下联典指郡望酒泉，北齐时封安康郡王的曲珍。

3、安康世泽陕郡家声

上联典指安康郡王曲珍；下联典指唐代陕府安邑人，官至左仆射的曲环。

4、工书文而娴将略宽赋敛以养民生

上联典指宋朝曲端；下联典指唐朝曲环。

一、针对麴曲二姓共用一套宗祠对联的思考

前面贴的这四幅曲姓宗祠对联传播很广，翻开网页比比皆是，仔细对比阅读这四幅曲姓对联，与麴氏宗祠对联一模一样，细微差别就是麴氏对联用的是“麴”姓。乍一看会认为可能麴曲二姓共用一套宗祠对联，仔细想一想，麴曲两姓从字面看根本不同，曲又不是麴的简化字，怎么会共用一套宗祠对联呢？答案只有一个，共用一套宗祠对联的麴曲二姓原来同属一姓，是一家子。

那么历史上的麴姓是怎么变成曲姓的呢？我们看《百家姓》就会一目了然，老版的《百家姓》有一句叫“甄麴家封”，而新版却改成了“甄曲家封”，到此方才明了，通过姓氏的字型转换才使历史上的麴姓变成曲姓。有的曲姓朋友一直有疑问：我们这么大的曲姓家族为什么《百家姓》和《续百家姓》都没有记载？其实是有的，历史上的麴姓就是今天的曲姓，怎么能说《百家姓》中没有曲姓呢！

二、从宗祠对联的内部联系，看麴曲之间的演化和传承

首先纠正一下网上看到的“金城望族，泉郡名宗”的解释词。一位曲姓老先生在对这幅曲姓对联解释时说：上联指晋代金城曲见，下联指酒泉曲珍。笔者追寻“曲见”这一人名查了多部典籍也没查到晋代金城望族中有个叫曲见的，倒是查到有个叫麴允的是晋代金城的世家大族，《晋书》说：“麴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豪族。”《晋诗十八卷》西州为鞠氏游氏语中说“鞠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进一步查证，麴允是西汉末期鞠谭改麴避难湟中、因居西平（西宁）的后代，就是说他祖上原姓鞠，因为西汉尚书令鞠谭得罪汉哀帝获罪避难西平改鞠为麴，因此老版的《晋诗十八卷》上仍然延续祖上的姓氏称鞠允，但绝大多数典籍都称麴允。麴允是西平麴氏的后代，曾做过西晋愍帝的大都督和左仆射，为挽救西晋灭亡驰骋疆场，忠义刚烈，西晋灭亡后自刎而死，被史家誉为忠义的化身。南北朝时期西域高昌国王麴嘉，经史学家认定也出自金城麴允之后，“国王睦边功盖番境，仆射克敌誉满金城”这幅曲姓宗祠对联说的就是这段典故，而“游氏”则是西晋金城郡守游楷家族，能与游氏比富，麴氏的富豪程度可见一斑。

既然查不到“曲见”之人，那么曲见从何而来呢？深入探讨下去，原来曲见是曲允的错写，前面已经论证过曲姓是麴姓的字型演化，现代曲姓就是历史上的麴姓，古代的麴允现代也可以写成曲允，而“见”与“允”又字形相近，难怪这位曲老先生要把曲允错写成曲见。因此“金城望族泉郡名宗”的上联指的是西晋金城麴允，下联指的是北齐安康郡王，豫州刺史，望出酒泉的麴珍，也就是说麴珍传承于麴允，乃一脉相承。

再看下一联“安康世泽，陕郡家声”。上联明显是指安康郡王麴珍，而下联指的是唐代陕府安邑人，官至皇检校左仆射，死后受封司空的曲环。关于曲环的家世，经过查证其父曲彬长期客居陇右（今青海乐都）做官，死后赠授工部尚书，曲环之孙曲元缜墓志称其祖居陕府安邑（今山西运城），这副对联说明曲环传承于麴珍也是一脉相承。不过在此处，“麴”已经变成了“曲”。

再看下一联“工书文而娴将略，宽赋敛以养民生”，对于这幅对联，曲氏文人自己也承认上联指宋朝曲端，下联指唐朝曲环。曲端为北宋名将，受封威武大将军，望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父曲涣任左班殿直，在征战西夏的战役中战死，当时曲端才三岁便父荫做三班殿直。由此看来曲端传承于曲环也是一脉相承。

纵观曲氏这四幅对联的传承关系，麴允-麴珍-曲环-曲端，可谓环环相扣、榫卯相接、传承有序，尽管从西晋到北宋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但是按照等量置换的原理分析，西晋麴允应是宋朝曲端的先祖。

那么为什么在史典中麴允、麴珍记为姓麴，而曲环、曲端则记为姓曲？这就涉及到历史上麴曲的字型转换，新旧版的《百家姓》可以证明这种只限于姓氏的字型转换过程。由此也证明了麴与曲原本就是一个姓氏，统姓麴。再看他们的郡望，金城-酒泉-安康-陕郡-固原，根本没有提到曲沃，那么网上疯传的“曲姓是因西周曲沃桓叔的封地曲沃而得姓”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是一些看了点古书的曲姓文人根据历史典籍所进行的一种不着边际的杜撰。前文已经讨论过，曲姓是麴姓的的姓氏简化，典籍记载麴姓又是鞠姓的改姓，那么鞠曲原本就应该是一家，现代的曲姓就应该来源于历史上的鞠姓，这么庞大的曲姓竟来源于那么弱小的鞠姓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加之古代信息不发达，尤其这种因为得罪皇上的隐姓埋名又难登大雅，甚至上不了家谱，只能口耳相传，久而久之传来传去便传得改了模样，由最初的“鞠麴一家”逐渐演变成“屈曲一家”甚至“徐曲一家”等一些荒诞离奇连曲姓自己都说不清所以然的故事，于是这种牵强附会的曲沃桓叔说便应运而生。

三、曲姓在历史上的大迁徙

这要从鞠谭改麴说起。汉哀帝的尚书令鞠谭因为替皇叔东平王刘云“瓠山立石谋反事件”说情，得罪皇帝被免职，六年后，正赶上大司马王莽“迁犯者填西海”，于是率儿子鞠閟被强迁到临羌（湟源）与西平亭（西宁）一带，鞠閟更名为麴閟，是西平麴氏的一世祖，也是现代曲姓的太始祖。麴氏在西平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三国时期已经成为拥有强大的家族武装，富甲一方，一度曾影响西北地区历史的强大的麴氏家族武装集团。东汉末期，不甘寂寞的麴氏首先派遣西平名将麴义兵进中原，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曹魏代汉以后，以麴氏家族为首的西平部众，公开扯起“反对曹魏篡汉”的大旗，旗帜鲜明的反对曹魏政权，麴演、麴光、麴英、麴儒在西平郡（西宁）先后举行四次大规模武装举事，占据郡县、割据一方，均被曹魏镇压，为了防止反叛火种复燃，曹魏当局对参与人等进行残酷的剥离与强迁，史志上记载的大规模强迁就有两次，一次迁往金城（兰州榆中），户数不详，另一次强迁六百户到武威、酒泉一线，这是当代曲姓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迁徙的开始，笔者推断麴允的祖上就是在这次强迁时来到金城。而高昌国王麴嘉的祖籍，随着高昌墓葬发掘中族谱的发现，以及麴嘉第十世孙麴崇裕夫人慕容仪墓葬的发现，也被众多史学家认定为金城榆中（兰州西），麴嘉来源于麴允已经成为史实。之后，到了唐代出现了曲环，宋代出现了曲端，曲姓历史名人遍布全国。

当代山东曲姓众多，很多东北曲姓家传也是来自山东。而在山东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很多曲姓集聚村庄旁边都伴有鞠姓村落，这种鞠曲共存，相生相长的现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历史原因吗？一块墓碑的发现使探寻见到了曙光。

公元1956年在黄县冶基村挖掘出一块墓志碑，铭头为“大宋故广文助教西平郡鞠公墓并序”，墓主人名叫鞠俨，是五代后晋国子监广文馆助教。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铭头镌刻的郡望是西平郡，这说明墓主人鞠俨的祖上来自西平。鞠俨的祖上竟与麴氏为同一郡望，看来这绝不是单纯的巧合，其中必有端倪，看来只有仔细梳理鞠氏进入东莱的年代答案才能迎刃而解。经查阅《资治通鉴》笔者发现了充分的证据，据记载：公元四世纪初，东莱大地上爆发了刘伯根、王弥叛乱，公元307年，晋怀帝的太傅司马越曾派遣洛阳皇宫南宫门“公车门”的接待官，东莱黄县籍人鞠羡回乡任东莱郡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家族武装镇压王弥反叛，这种不带兵马只任虚衔的平叛，虽然客观上反映了西晋王朝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无兵可派的现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鞠羡家族是东莱的地方豪强，依靠家族的势力足以对抗强大的王弥叛军。一般情况下，形成这种强大的家族势力是需要多年经营的，因此推断，鞠羡的祖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来到东莱定居，具体应判定在哪一时期呢？这得从源头说起。前文说过，西平麴氏的武装反叛遭到了曹魏当局的残酷镇压和强迁，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西平麴氏的众多人户被强行迁往金城，笔者判断正是在这次大规模强迁金城过程中，麴氏的一支转道经过数千里艰辛跋涉直接迁到东莱郡治黄县定居，由此开创了当代曲氏和鞠氏在胶东的历史存在，鞠俨墓志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前文所说的“鞠羡”是《资治通鉴》的记载，而在《登州府志》中却记载为“麴羡”，那么二者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经查阅，两部文献在涉及这两个人名时记述的都是“受司马越派遣回乡平叛”的历史事件，由此认定二者是同一个人。既然是同一个历史人物，姓氏记载为什么会有不同，哪个记载更趋近于真实呢？笔者认为《登州府志》“麴羡”名称记载更符合历史原貌，当代胶东庞大曲氏家族存在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西平麴氏在那次著名的历史大迁徙时，迁到东莱的这一支最初并没有直接恢复鞠姓，仍然沿用原来的麴姓，恢复鞠姓的是麴羡之孙前燕东莱太守麴殷后代的某一支，具体时间应当判定在南燕慕容德时期青州刺史鞠仲或者其父辈，复姓的目的无非是出于对当时政权频繁更迭的政治需要和切身利益。此后，生活在宋明帝刘彧至北魏正光年间，曾做过朝廷或地方官员，籍贯为黄县都乡石羊里的鞠璋、鞠彦云祖孙，生活在晚唐到北宋籍贯为高密潍水江北高阳城下的鞠景沂、鞠真、鞠常、鞠仲谋祖孙，生活在北宋黄县和孝乡扈顺里西野基村的鞠俨、鞠明德、鞠传式祖孙皆出其后。这就是胶东乃至全国曲姓普遍多于鞠姓的原因所在，也是胶东乃至由胶东迁徙东北各地的广大曲姓、鞠姓家庭中流传“鞠曲一家”的真正来源！

四、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历史上曲姓恢复鞠姓不只发生在胶东一地，《大唐甘露寺尼真如碑》记载，唐朝初期末代高昌王麴智盛侄女为父麴智湛祈福，自愿在长安甘露寺落发为尼，所用的法名叫鞠真如，说明这支麴氏当时已经改回鞠姓。

二是毕竟“避难改姓”“拥兵反叛”在封建时代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子孙们为了避讳祖先这段难于启齿的历史，有的恢复了鞠姓，有的则附会成曲沃桓叔的后代也是可以理解的。经过查证，曲姓出自曲沃桓叔的说法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唐朝中晚期以后出现的个别典籍和墓碑已经有了相关记录，曲姓家谱的类似说法更是千篇一律，但是仔细分析，则是漏洞百出。举一例：青州博兴曲家窑曲姓宗谱的《姓氏渊源》说，曲姓是因“曲沃桓叔封于曲沃，以地为氏”，而在这份族谱的《曲氏颂辞》中又说：“曲姓由来兮，溯源于周。其官麴氏兮，以官为氏。麴与曲之相同兮，不以麴而用乎曲”前后矛盾。因为地名“曲沃”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称呼过“麴沃”，所以麴曲不是地名的转换。毋庸置疑后者是家族的口口相传，前者乃是文人根据古代典籍的攀附和杜撰。

三是还有家传曲氏原来姓“屈”。河南南阳唐河的曲姓自述是北宋名将曲端的直系后代，并以家谱为证，说家传原来姓屈，可能是屈原的后代。实际“屈”“麴”同音，所谓姓屈者实乃姓麴也。

四是有的家谱把元朝宰相曲枢也列为曲姓先祖，这就更是荒诞无稽。经查证曲枢是西域哈喇鲁族人，祖辈生活在西土碎叶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带，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西征，哈喇鲁酋长率部投降蒙古。曲枢之父名叫质里花台，儿子叫帖木儿，曲枢是他的汉语专用名称，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姓曲。

（来源网络：王拽）

据史、志、族谱等文献记载和众多的专家学者调查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有组织的官方移民，始于金初天辅年间（公元1117~1123），延至清代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达六百余年。移民次数在20次以上，有确凿文献记载的即有18次。其中以明朝洪武年间移民次数最多（10次），规模最大，移民量达80万以上。移民姓氏，几乎涵括了北方常见的一百多个姓氏。

古槐后裔姓氏表

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祭祖园,有一张收纳了450个姓氏的 “古槐后裔姓氏表”,如同洒向四野的种子,迁徙外地的移民们在异地他乡开始重新生根发芽。一份资料中，今天，自称知道祖辈是来自山西洪桐的人有2亿中国人，包括500多个姓氏， 500多个县市。

洪洞大槐树移民研究所《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家谱》有：李氏家谱、王氏家谱、张氏家谱、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蒋、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庞、樊、殷、施、陶、洪、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章、鲁、葛、韦等多个姓氏家谱。

洪洞大槐村移民，多来自太原、平阳、泽、潞、辽、沁及汾州、代州等府州各县。移民流向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而后辗转迁徙，播向神州大地。使洪洞大槐树成为中国历史上移民次数最阳为眷恋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812个姓氏，具体如下

1、山西洪同 厉史尤长 炎黄子孙 万代荣昌 尧都平阳 虞由英皇 羊解士师 禹夏商汤 周朝文武 攻成姜尚 巫霸亓熊 林栗好强 燕韩赵魏 齐楚秦庞 相茹纪信 汉高刘邦 晋隋唐宋 辽金祁连 蒙时末年 战斗弋常 肖葛钤励 颉俎贝浦

2、天宰水寒 北国田干 甄主元章 明君建江 徐礼郁新 纳皋奏爨 贾村古槐 济中官迁 伯仲叔季 拜祭祖先 过桥行路 辈井吏乡 京经鲁于 苏折涂杭 冀安东省 宁淮陕甘 湘桂隆庆 旭惠泽桓 社刁弓张 智慧和畅 束利扶暨 蓟鄂广弘

3、富饶欣慰 芮雪降祥 辛勤劳作 霍岳丰唱 麦苗青绿 玉锋峦岚 知足能乐 硕果森满 温柔遆贴 幸福快苑 宫廷繁华 俞院梅兰 景泰晨花 贠阵宣童 康喜郏靖 崇振綦苌 吾顼邢海 吕律陶颜 宗族修普 寻根记念 茅蓬酆郦 贲麹麋斜

4、范黎朱公 暴财施善 陆游包程 孔丘屈原 典韦蔡伦 堤玄於钱 来嵇冯申 孟柯鹿班 彦博毕升 乔扆许郇 萧何窦仪 邵甬倪赞 裴巨卢值 晏隐薛旋 粟宇阮籍 邓攸龚贤 彭悦樊邰 聂耳释邝 少帅肇司 崔浩褚员 越堵敖融 阙夔殳红

5、曹操宓佴 袁枚随渊 晁盖李逵 衡闻邴添 郑杰南仝 应怀复初 守仁续邹 石蒲段让 郜丁光陈 马牧左权 绒甲卫营 郭种王轩 薄后淳义 寿骈墨香 董蔺贺荀 保运孤藏 伏席吴回 蒯缑开鞍 盍逯伍胥 佼较眭严 空厍咸诸 胜豆刀德

6、巴焦句滕 柴胡米莲 麻娄云凌 艾叶伸展 摸药杜钟 飞深秋烟 闸谢党生 菜霞娇鄢 松柏竹荷 桃穆柳杨 尖负忠任 弥侯采桑 黑牛充冬 支钞顾全 那苟言笑 达鞠勇刚 牟闽神尹 百亿希望 庄居滑稽 交谊宜臧 贯六佀奉 农沃宦雍

7、毛裘刑衣 蒋才郇练 钮扣侬纽 介绍萎婉 秘密革职 伟戴羡漫 霭门竺扈 妙碧岂谈 姚鹏祝傅 莫及鞭婵 白日落露 渠窄需宽 卜从揭蒂 布依曲弯 别俱易格 蹇贵巢双 管舒乌丌 符合鱼养 计瓮会骆 欧乐余闪 慎终须仰 曷鉴化位

8、睦佩斐翠 亲毋诚方 钦校慈母 共益泥谭 覃郄邱戎 瞧戚配旁 千尉车龙 筛沙狄房 恭敬校尉 卓酒补凡 更进奕步 关察风向 敦迪克寇 独皮恒当 耿庚翟奚 洛伊部汪 贡税狐弭 郝赫轷单 彻查费靳 池荫赤蓝 濮多净荔 梨远野勾

9、仵曳仇赛 继可枫潘 抄习简问 芦沈储延 哈腰巩息 已梯浑染 盛恩边菅 冷血容阎 寄拓宿志 呼奇邸狼 索殷付印 锁穗紫檀 曾加浮屠 致禚亢项 姬吉阴危 韶所郎坊 尼乜慕幕 昝隗赔詹 禄罗为胃 鲍谷凤曼 楼蔄次令

10、缴伪岑莘 缪斯侣栾 各郅徂汲 封候卞梁 家喻户晓 这只廖湛 直廉佘仉 莒赖库阚 要么嫪雒 润卡翁罡 咎油訾璩 闵境审匡 坡箕雷瞿 迟啜其宛 逢戈丛荆 灵郗佟鲜 倘邬蔚幺 隗股脱撖 银铜铁木 解椎覃盘 买舟宓冉 （诸葛）（令狐）（皇甫）（欧阳）（司马）（夏侯）（上官）（呼延）

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薛庄村，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建筑群，它就是享誉鲁宝郏邑的曲家大院，人们又称为“曲府”。由于庭院横贯东西呈鲤鱼状，寨垣宛如金盆裹胁，与涛涛应水浑然构成一副“鲤鱼跳金盆”格局。自然河流、寨墙和庭院完美组合，；历经200年风霜雪雨，而坚固如初，风韵尤存，堪称建筑史上的绝笔。曲府又被文史专家潘中民 先生称之为“不可再生的艺术魅宝。”因此，笔者带着兴趣走进这所曲家大院。

盐业发迹

清康熙年间，山西五台县人曲曰琏迁居古滍阳街西街，半农半商，定居生活，其孙自和天资聪慧，精通医治骒马之疾后下海经商。骒马是行商的命根子。曲自和创办的中和商行，药到病除，收费低廉，故受到他们的捧场，生意日渐兴隆，曲家成了殷实之家。

《曲氏家谱》载，“自和一子充，移居滍阳北五华里薛庄。”来薛庄定居后的曲家，依旧在滍阳街经营中和商行，掌门人曲自和已儿孙满堂。他敦敦告诫子孙：“留财于子孙，未必守”，留田于子孙，未必耕”，“不如留书”这个思想，导致曲氏家族成功转变型儒商。

曲氏后人为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发奋读书，先后有曲铿、曲庚杨、曲鹏杨、曲兑杨、曲喜官和曲定宫博取了功名。曲庚杨咸丰已末科中举后，官拜刑部主事，后娶京畿御史丁豪之女为妻，胞弟曲竞杨又娶了广州知府的女儿，曲氏家族转变为官僚家庭。

清初的盐业贸易有官盐和私盐，官盐交纳了高额的盐税，流到市面上价格很高，私盐是逃交政府的盐税，上市后利润可观。早年中和商行也偶尔贩运私盐，谋取暴利，待到曲铿（曲庚杨之父）掌门时，仰仗朝中的保护伞，大规模进私盐贩运，查禁私运的官吏，面对曲庚杨、丁豪这两位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官，对中和商行一味纵容和巴结，至使曲铿很快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盐商。

清道光三年（1823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盐税流失，道光帝颁布《行票盐法》。这个法令出台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和商行私盐贸易。但盐价受产量、运输和供需矛盾的制约，价格高低起伏，曲铿利用雄厚的财力，在南阳、洛阳和运城开设分号，及时掌握市场行情，赚取地区差价，日进斗金，富甲一方。

1853年春，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南京、湖南、湖北，海上盐路被切断，食盐价格由大战前一百斤稻米兑换三斤盐，上涨至一百二十斤兑换一斤的天价，这令回乡办团练曾国藩十分头痛，因他的湘军乃地方自筹资金，无办承担如此高的盐价，他打听到自己的好友张勋是滍阳盐商曲兑杨的岳父，多次写书联络，最后和中和堂约定：曲兑杨保证湘军食盐供应，曾国藩支持中和堂在两湖等省召开食盐业贸易。

中和商行从山东海州、山西运城购买食盐，给湖北、湖南、江西的湘军无偿供及食盐，同时也受到湘军集团的大力支持，先后垄断武昌、黄浦、荆门和岳阳等地的食盐市场，大笔赠取地区差价，获取了巨额利润。据《曲氏家谱》编纂者曲国民、曲建民推测：“发迹后的曲家涉及当铺、茶庄、药店、粮行、盐店有数十家之多，分号遍布武昌、黄蒲、南阳、洛阳等大中城市，并拥有土地十几万亩，在钱庄和票号内的存银有百万两之巨。 按传统习俗，发财后的家族，都要建体面的宅院光辉门庭，传承子子孙孙，而曲氏家族建房却是天灾到来之际，采取“以工代赈”来扶危济困，也赢得了“坤德古稀”的美誉。

滍阳所处的豫西，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季雨量充沛，在清代农耕时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因而，自然灾害对社会影响极大。

1813年，全年大旱，秋麦两季农作物绝收。百姓食树皮、草根。中和掌门人曲珊德组织车辆运盐，不是青壮年逃难，就是人们杀骒马充饥，无法再组织一支运盐车队。不料第二年早春再次大旱，小麦绝收，使灾情更加严峻，曲珊德已动恻隐之心，昭告四张：曲家破土建宅扩院，能搬起一砖一瓦者来及供食。 这下数以千计饥民扶老携幼，参于施工，待三年后灾情缓解时，曲宅已建成百余座房屋，人们最终看出曲珊德建宅赈灾的目的。为感谢他为自己能够安居乐业做出的努力，为这个建宅群命名“安居堂”。

安居堂建造之时，汇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曲珊德把他们组织起来，运输了大量的商品，确保了中和商行的正常经营，他的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宝丰县衙为他送了“少年英才”镏金大匾，此匾悬挂于安居堂门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清同治五年（1866年），滍阳一带灾情再起，年近古稀的曲铎之妻刘氏开粥厂赈济灾民，但事与愿违，来喝粥者寥寥无几。刘氏查起原因，原来，民间普遍认为，来喝粥是受人施舍，很多人顾及面子不肯前来。怎样让人们体面咽下这口饱饭？这成为刘氏面前的一道难题。她派人查访知晓，薛庄北部石桥营、徐洼、上河等沿山一带村庄人们多数采石为生，南部吴湾、小河湾、吴寨等村人们开窑烧砖维持生计，薛庄及周边的泥瓦匠人又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养活他们，刘氏决定大建曲家宅地给他们找一条吃饭门路。

曲宅开工后，刘氏对送砖石、木料、前来施工者，用小麦为他们兑帐，数万人参于到曲宅建筑人群中来，挣得小麦，养家糊口。

来年开春，灾情继续加重，造成了粮食严重的短缺，粮价由丰年每斗（100斤）30纹，爆涨至560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氏的儿子振扬、鹏扬相继病亡，大大提高建宅成本之时，刘氏又迎来了丧子之痛，不少人认为曲宅会停工，出乎意料的是刘氏带领幼孙甲三、荣三和达三继续组织施工，四年后，工程完工，共建房舍300余间，石寨一座，共耗银十余万两，刘氏家从建宅前田地4万亩锐减至3万亩。这次工程虽然破费了大量钱财，但为她迎得了很高的荣誉，周边二十四个村庄人们自发为她赠送一匾，上书“坤德古稀”来抒发对他的崇敬之情。 曲家大院完工后，共有寨外和寨内两部分组成，寨外部分位于村北部，共有小义学、同仁书院、安居堂、裕后堂和荣贵堂，各种房舍400余间，总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

整体面积面南背北，有进一至进四格局不等，以中轴线上的客房、过庭、正房为主体建筑，屋背置五脊六兽，兽头似腾空乍起，衬托出整座建筑群气宇不凡，屋脊上雕刻大花屏草图案，内有鸟儿闪跃，也给整个建筑群增添了无限灵机中轴线左右的厢房，相互对称，以其建造底矮烘托主体建筑的气势，但有万边花雕，檐下精美木雕点缀，使其典雅别致，加工院内广植花草树木，更显示出庭院的清幽，是文人读书诗的理想场所。

清咸丰年，举人何湛恩在安局堂创为了应乡诗社，文人雅士们围座在一起各抒胸意，畅所欲言，数十年长盛不衰。其中张侍羲创作的《安居逢雨》、《春尚短》最为著名；民国时期南京出土《刘伯温未卜》碑文，众多文人无法破解，诗社文人陈玉煌成功破解诗意，大意系中国***必将战胜蒋家王朝，在当时名操一时，颇具影响。

清光绪初年，举人叶赓尧在裕后堂成立鲁阳诗社，该社创作出了大量诗词，珍藏于花园书搁。1938年，大文学家徐玉诺数次在这里读书抄录诗词，通宵达旦，累计四十余日，受到宅院主人盛情款待。临别之时，为花园书阁题写楹联“东启明，西长赓，南极北斗”、“春芙蓉，夏海棠，秋菊冬梅“，横批“裕后厚我”。

曲家大院内部分由忠恕堂、中和堂、五贯堂和寨墙构成，共占地2400平方米，房舍三百余间，三堂宅院以楼居多，民间俗称之为“北楼院”、“南楼院”。

三楼院坐西向东，均为一进四格局，南北楼院依此为前厅、过庭，堂楼和后配楼，中楼院正房、厢房均为两层楼房，室内相互通畅，民间又称之为“转楼”。中楼院在南北楼院映趁下，彰显出高高在上气宇轩昂的氛围。

椽脊设置五脊六兽，兽头面挂胡须，是典型的官宅。背面尽镶嵌精美的瓦雕图案，图中花草、鸟类、孩童，形象饱满，线条流畅，生动传神，尽显宅院雍容华贵之气。

据说，某年有位汝州知府路过薛庄，见眼前这个气派宅院，想一定有油水可捞，就进门来敲竹杠。曲赓杨听说知府来仿，自己换了朝服，再去陪客。知府在前厅等的不耐烦了，派桌子震椅子，破口大骂。看到曲赓杨进门，身着四品顶戴朝服，荒不择路，落水鸡般逃窜，再也不敢造次了。

这个宅院迎来多少军政大员，远的已无据可考。民国时曲家人做过统计，先后有张钫、韩复榘、刘峙、李培基四位省主席登门拜访；军界大员有：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十七集团军司令田震南、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七十六师师长李万林、河南保安十二军军长阎曰仁等。刘峙面对豪华曲府深为感慨，挥笔提写了“不读书，望功名，携山超海”、“好游荡，想致富，缘木求鱼，”横批“人文蔚起”，籍此抒发了自己对曲家大院的敬畏难和深刻感悟，令人猛醒。 伏羲获白龟于白龟山（河南平顶山市滍阳）。他细心观察龟甲的分布，深入研究《河图》、《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悟出了太极原理，始作《太极图》。

滍阳街，曾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封侯小国应国国都所在地，也是我省历史上重要的水陆码头和货物集散地，“旱洛阳，收南阳，好过滍阳”是昔日滍阳街的辉煌写照。解放后，运输方式由牛拉马驮船运逐渐改为汽车运输，加之道路改道，滍阳街开始走向衰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白龟山水库的建设，滍阳街淹没于烟波浩渺之中……

滍阳街位于今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南约3公里处，是一座水陆交通要道和商业重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据说，滍阳街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周长9里13步，城墙由青石砌成，非常坚固，城内有纵横8条大街，两万余口人在此居住。

滍阳街共有东、东南、南、西、北五道门，东门以迎许昌方向客商而叫“迎旭”、东南以望古楚国故地叶县而叫“望楚”、南门临滍水叫“临滍”、西门因应水像一条玉带一样绕城而走而叫“带应”、北门可通宝丰和洛阳而叫“通宝”。

太华桥位于山陕会馆后，距东南门150米，呈典型明代建筑风格，桥长12．3米，宽5．7米，为拱形桥。中间为大拱，拱两边镶有二龙戏珠图案，两边为小拱。西门下两侧寨础处，有两条红石雕刻的千斤重大鲤鱼，据说是为镇住应河水泛滥，逢阴天即将下雨时，石鲤鱼就会返潮，甚至能滴下水来。

在滍阳街西门、南门内和十字街南路东，有关爷庙、东轱辘庙、泰山庙三大戏楼，城内还有大大小小20多家不同字号、档次不一的茶馆。赶脚累了时，生意谈完时，或忙完一天生意歇息时，到戏楼听听戏，到茶馆喝喝茶，成为当时滍阳街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白龟山水库工程开工。滍阳街搬迁时间从1958年底开始至1964年结束。1964年5月初，连阴雨整整下了50天，库水暴涨，最高水位涨到103．8米，超过警戒水位多米，部分未及搬迁的滍阳街上外熟里生（外砖石内土）的建筑被水浸塌，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进行紧急疏散，不少富有价值的物品淹没于水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滍阳街所处的白龟山水库北岸滩涂地挖鱼塘时，除了挖出不少建筑础基大青石外，还曾挖出多罐银元。当时开荒、砌渠或暴雨过后，就能冲出东西来。据滍阳镇政府工作人员何俊卿说，他小的时候，滍阳镇供销社下属的废品收购站里曾堆着很多收购的铜壶、铜罐等器皿，堆了三堵墙，据说都是从滍阳街搬迁户处收购的。

滍阳镇西滍村是水库移民后靠村，当时在靠近应水的西部居住，有2800多口人，以经商为主，经营有棉花行、布行、药行、烟行、茶馆等，从业人员达千人以上，以致1956年西滍村转入人民公社时，这个村仅有两头牲口，80%以上的村民没有拿过镰、用过锄、种过地，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至今，西滍村人已靠养鱼走上富裕路。东滍、北滍村的情况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后，有些去台湾的滍阳人又辗转去了美国和东南亚地区。1955年支边，滍阳街有很多人去了新疆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据说这两个市有1/3的人是滍阳街人。修白龟山水库移民时，有一部分滍阳人去了西安做生意。据说西安城北门外的解放路还叫小滍阳街，大概滍阳人在此做生意人多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