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24个重点旅游景点　壶口、五台山、恒山、平遥古城、晋城皇城相府、应县木塔、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洪洞大槐树、普救寺、绵山、运城死海、阳泉藏山旅游区、榆次老城、太行山大峡谷、云冈石窟、宁武万年冰洞、临汾尧庙、常家庄园、晋祠、芦芽山、北武当、黎城黄崖洞、解州关帝庙。 山西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为我们留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国务院于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24座、第二批38座、第三批37座,共计99座，历史名城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她们犹如散嵌在祖国大地的颗颗璀璨明珠，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山西省共有5座。　大同市：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排名第三，国务院1982年2月8日批准。大同古称平城、云中，北魏前期国都，辽、金时为陪都，称西京。素为晋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物古迹甚多，有公元453—495年（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以及上下华严寺、普化寺、九龙壁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遥县：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排名第八，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批准。平遥，从古城内发现的仰韶彩陶文化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在此生息。春秋时为晋国中都邑，汉为京陵县。北魏时平陶县治，因避讳太武帝名而改平遥县。平遥城内文物遗址甚多。现存的古城墙，是我国仅存的较为完整的四座古城池之一，始建于西周，明洪武三年扩建，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城内街巷、居民宅院富有民族特色，以及明代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城外双林寺、镇国寺以其精美的彩塑闻名中外。　代县：国家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排名第四。位于山西省北部。古州代县是晋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之重镇，名胜古迹有雁门关、边靖楼、阿育王塔、杨家祠堂、赵杲观等。历史上陈子昂、李白、王昌龄、王维、李贺，范仲淹、元好问等都曾留下关于代县名胜古迹的传世之作。此外，代县拙中见巧的剪纸艺术，栩栩如生的面塑制作，精美艳丽的刺绣工艺等民间文化艺术无不光彩夺目，尤其是民间绘画更为人们所惊叹。　祁县：国家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排名第五。晋中宝地，早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定居。现祁县县城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祁县名人辈出，有祁黄羊、王允、温峤、温庭筠、戴廷式等。闻名中外的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是清末民初的民居精品。祁县古城满街的古老店铺和寺庙，满城的砖雕石刻，油漆彩绘，古色古香。古籍藏书，历史文物，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祁县秧歌源远流长，元宵社火喜闻乐见，腊塑、面塑、剪纸维妙维肖，都充分体现了古老的黄河文化在祁县的深厚积沉。　新绛县：国家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排名第三，国务院1994年1月4日批准。晋南商城，自北魏始设州置郡，是山西南部有名的古城和商贾之地，集隋、唐、宋、元、明、清文物于一城，主要有绛守居园池、绛州大堂、龙兴寺内室塔等。保存完好的《绛帖》，系全国四大名帖之一。此外还有绛州鼓楼、钟楼、乐楼、稷益庙壁画。新绛人杰地灵，荀子、王之涣、高克明、李毓秀等也都诞生在这里。 山西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大同、太原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曹氏族谱[/url])虽籍属辽阳，但从曹雪芹高祖（注：高祖这里可为泛称，见梁章钜《称谓录》。）曹锡远（世选）即已“从龙入关”。曹家隶属正白旗，当时归九王爷多尔衮统辖。多尔衮的睿亲王府第在今东安门一带，康熙年改为玛哈噶喇庙，乾隆间称为普渡寺（注：多尔衮及普渡寺此处一笔带过，我们知道曹家跟随入关的主子就可以了。普渡寺今尚在，气势雄伟。该寺与曹家祖上有关，但与曹雪芹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因此，雪芹随全家返回北京后，他是否到过这里，就难猜测了。）。自此，曹家开始入京。　　曹锡远一传至曹振彦，再传至曹玺，即曹雪芹之曾祖。曹玺于康熙二年，以内务府工部郎中，“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注：见冯其庸引《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曹雪芹家世新考》第96页至98页。）。时当公元1663年，这是曹家始任江宁织造的年代。

　　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六月间卒于江宁织造任所，在任二十二年。同年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至上元，以江宁将军府为行宫，并亲至江宁织造署，抚慰遗孤，遣内大臣尊莫。玺生前曾蒙获康熙赐蟒服、加正一品、赠御书“敬慎”匾额，及御制诗，并曾两次督运入京陛见。可见，从曹玺首任江宁织造，即获康熙赏识。这当然也有另外的重要原因，即曹玺之妻孙氏，系康熙保母之一，此乃一层特殊关系，必须说明（注：萧奭《永宪录续编》。）。如康熙三十八年夏四月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并赐宸翰，无有也”。（注：冯景《解春集文钞·御书萱瑞堂记》，此事当时人及后人多有记述者，足见非比寻常。）引此一段，无非说明，曹家自曹玺及妻孙氏起，即获康熙之天恩宠渥。尤其在曹玺出任江宁织造后，曹家开始荣耀起来。

　　关于曹玺之生年，很少有人提及，包括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主要是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佐证。冯先生所引之《江宁府志·曹玺传》、《上元县志·曹玺传》中均未提及生年或享年多少。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里，考出曹玺妻孙氏生年为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即公元1632年，并云：“既得孙氏生年，曹玺之生年乃可推知必不甚悬远。”（注：《红楼梦新证》第220页。）我们不妨略做推算。

　　据上述两志之《曹玺传》，曹玺赴江宁之任前，曾“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拔入内庭二等侍卫”、“升内工部”。征山右（大同）是在顺治六年（公元1649）。补侍卫，《上元县志》云“及壮”，按此“壮”非《礼记》指之“三十曰壮，有室”，有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注：吴新雷即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见《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又有据此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注：朱淡文据此文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恐误，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及壮”应是指青年，“后汉书·循吏传·任延》：“拜会稽都卫，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李贤注：“壮，少也。”又唐韩愈《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夫失**，子失壮母，归咎无处。”亦指年轻。《管子·轻重丁》：“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及壮”意同“当壮”，有“到长大时”之意。曹玺子曹寅约十五六岁入侍卫，傅鼐十五岁，宋荦则十四岁，当然也有入侍卫年龄稍长者，如纳兰性德，因性德十五岁举顺天乡试，入侍卫当在此之后，约十八、九岁（注：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徐乾学序。）。按，性德比曹寅大三岁，曾同为侍卫，见《通志堂集》徐乾学序和曹寅《题楝亭夜话图》（寅有“忆昔宿卫光明宫，楞伽山人貌姣好”之句，楞伽山人，性德之号）。如按概算，曹玺补侍卫或为十六岁左右，而不会到三十岁才补个三等侍卫。“征山右”或在二十岁左右。如据此推考，曹玺出生，则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前后；即算二十五岁左右征山右，生年当在公元1624年前后，比妻孙氏大三至八岁，尚不至于“悬远”到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曹玺或出生于后金天命九年到天聪三年之间（公元1624至1629）。我以为约出生于公元1629年似较合理，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享年五十六岁左右，不超过六十岁。则曹玺赴江宁任时为三十多岁。

　　曹家自曹玺提出任江宁织造后，不仅屡蒙皇恩，且终康熙之世，曹家已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因此，对曹玺略做小考是必要的。

　　曹玺据《五庆堂谱》，又名尔玉，有弟曹鼎，又名尔正。鼎生宜，宜生颀。自曹玺起，曹家分为二支。本节专述曹玺一支。

　　玺生二子，长寅，次宣。玺另有一女，小于宣，嫁傅鼐；鼐曾任内务府总管、兵部、刑部尚书等。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第十页“曹寅”条末特别提到：“甥富察昌龄，字堇斋，阁峰（鼐字阁峰）尚书子，有时名，集未见。”《八旗文经》虽编于光绪间，但非孤证。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乾隆己丑（公元1769年）……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李文藻，号南涧，乾隆进士，好藏书，达数万卷，其上所记，当为可信。鼐有三子，长昌龄，次科古，三查纳。昌龄兄弟与雪芹之父为姑表兄弟。

　　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九月初七日。曹寅为曹雪芹的亲祖父，而非曹宣，关于此点，下节予以专述。

　　曹宣为曹寅之弟，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即宣，为避玄烨讳），情愿纳监生，二十九岁。”则其生年当为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比曹寅小四岁。曹寅《楝亭诗钞》卷三《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于“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自注：“生辰同花生日。”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条下有“花朝一节：“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可知曹宣生于二月十二日。潘荣陛为雍、乾时人。“花朝”实因时代、地域不同而有异，亦有云二月初二日者，有云二月十五日者（注：宋吴自牧《梦梁录·二月望》：“仲春十五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又，《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诚斋诗话》：“东京二月十二日花朝，为朴蝶会。”另引《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其他记“花朝”者亦多。）。但潘荣陛距曹氏兄弟时代相近，且又说的是帝京岁时，故二月十二日应为可信。

　　自曹玺于康熙二年离京赴任江宁织造，曹寅、宣兄弟随父之任。曹玺一支始居江南。玺赴任时，曹寅六岁，曹宣二岁。

　　曹寅是否曾为康熙之侍读，史传无明确记载。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有述及，兹摘录如下：

　　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书为1939年顷购于琉璃厂文芸阁，价二三十元间，八册一函，约为康熙间刊本，四字书名，甚怪异，亦无著者名，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惟以书名失记，待检。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康熙帝自九年冬开经他日讲，设侍读、侍讲学士，十年又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正其向学之日，亦合。

　　另，朱淡文先生之《曹寅小考》，首节即论“曹寅曾为康熙伴读的佐证”，文长不引（注：《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

　　曹寅何时为康熙伴读呢？如以康熙十年算，则曹寅十四岁。我以为，康熙十年既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则以是年曹寅入为侍读较合，至早为十三岁，即十三、四岁。另据顾景星（与曹寅有舅甥关系）《荔轩草序》：“既舞象，入为近臣。”近臣，当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亦即指侍卫言”。舞象及另一典舞勺，均出自《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又云：“成童，舞象，学射御。”疏：“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舞象之典，用于曹寅颇为切合。曹寅入侍卫，当在十五六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乙编“曹寅”条案：“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则不知何所据。因十三岁正是舞勺之年，如为康熙伴读则较适宜。

　　从康熙十年（或九年）曹寅为康熙伴读，后为侍卫、銮仪卫，迁仪正，一直随侍康熙左右，至康熙二十一年，达十一年之久，此亦可证曹寅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可谓君臣总角之交。自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九年，曹寅复兼任佐领，迁内务府郎中、广储司郎中。二十九年四月出为苏州织造，见同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提到“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曹寅”，可证此时曹寅已被任苏州织造。另，尤侗《艮斋倦稿》卷十《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江南通志·职官志·文职》所记均合，当为确实。时年曹寅三十三岁。离京前，曹寅为弟宣及子、侄辈捐纳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