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万余件文物若立体地展示出来，就能复原一个鲜活的晋商时代。

复原晋式金融

走进北京晋商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票号浮雕。票号是晋商的伟大发明，此后的百年间，晋商以票号为枢机，主导了中国金融业，直到清末民初。

有一件“镇馆之宝”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一块祝贺乔全义（字采芹）中举的牌匾，由白松木浅浮雕刻“青云得路”四个大字。乔全义即电视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的叔叔，一代晋商翘楚。

馆内藏品约有4万6000余件，这些藏品倾注了赵家两兄弟和博物馆馆长薛岩近30年的心血与财力。作为晋商博物馆投资人的赵家两兄弟，是山西阳泉市民营企业远鑫集团董事长赵远长和总经理赵笑长。这两个农民企业家是以生产铁合金起家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们在北京投资4亿多元打造一个晋商博物馆的“非商业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收藏晋商文物几乎是父辈自觉的举动，我记忆中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摆了很多老的照片、文书、牌匾等，被告知不能乱动。”赵国彦说，他是赵氏企业的第二代，1983年12月出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收集整理，现在的北京晋商博物馆几乎囊括了现存可移动晋商遗物中的绝大部分珍品，其中包括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票版、广告、包装、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神佛礼器、日用器具等众多门类。“说的自负些，目前晋商文物凡是能找到的真品几乎都在我们这里。”赵国彦说。博物馆里有1800多封晋商的往来信函，传递着他们的运营规则、立身之本、伦理、文化等全方位的信息。

晋商历史数百年，要系统收集谈何容易？晋商博物馆如何在没有现成教科书引导下完成整合？馆长薛岩解释说，这是收藏者跳出书斋用实证的办法另辟蹊径，他们发现可以按照晋商当初的商业路线图和家谱中的后人进行搜集、整理并还原当时的金融商业活动，“比如说一个票号的旧照片，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时期、不同掌门人的合影，这样串起来就很有价值，还有账簿，对应的就会有清单、汇函和图章。我们根据这样的思路去找寻。”薛岩说，“一个商号叫德顺号，我们收集到它两块印钱的版，牛角版和9枚图章，9枚图章就像咱们现在企业全套的营业图章。为了收齐这9枚图章，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辗转打听这些图章的下落。好不容易打听到其中有一枚押款章，因为收藏的原因，已经流落到了香港，我们又马上赶往香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收藏家，可是起初人家死活不卖。我们费尽口舌，苦口婆心做工作，最终人家被我们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在没有加价的情况下，以市场价3万元将这枚押款章转让给了我们。”

打造晋商文化产业链

上世纪80年代是收藏市场的蓝海，“市场上的古玩玉器十有八九为真品”，现在的很多私人博物馆馆主均是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包括著名的马未都。

在这种情况下，能耐住寂寞去收藏一些零散的照片、书信，并不惜代价和成本地去系统整理、研究的人并不多。是什么让晋商博物馆的收藏者们这么执著地坚持下来呢？赵国彦说，有时候看老晋商照片和书信，很多是家信，看着看着就会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走进百年前晋商们的生活中去，被那种氛围和情感深深打动。博物馆里收有一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太谷县永义长当铺在沈阳的分店给总店的一封信函和几份清单，信中提到，在掌柜和东家因战乱失去联系的3年中，分店仍能兢兢业业地料理号事。“这要是放到现代社会，不说3年，就是集团公司总部3个月不联系分公司，就可能出现问题。”赵国彦感慨。

“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是晋商精神的精髓和魅力所在。通过收藏研究晋商文物，让晋商博物馆的收藏者们彻底颠覆了市井所言“无奸不商”的观点。“以义为利”，是山西商人经商的至上法则，然德能兼备，才是不败的根本。

虽然为了修复晋商文化可以不惜成本，但勤勉精明的现代晋商是不会把辛苦搜集的数万件文物当做仅供展览的“摆设”的。随着对晋商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打造晋商文化产业链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赵国彦说，我们确定博物馆要走社会化道路，把晋商博物馆品牌做起来，形成一个文化产业的平台，打造一条包括影视、出版、商务在内的晋商文化产业链。再将经营收入投入博物馆建设当中，吸引一些收藏理念与之相吻合的其他收藏者在这里建博物馆，形成集群，目前已经有佛像博物馆入驻。

“关于博物馆的商业模式，我们在建馆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我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研究了国内外比较优秀的、经营得比较好的、商业价值比较高的像美国大都会这样的博物馆。除了商业模式外，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国际惯例，比如说国外博物馆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捐赠，我们现在也在组建基金会，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面列了一个晋商专项基金，用基金的方式把博物馆永远留在社会。”赵国彦透露，目前正与执导《铁道游击队》的王新民合作，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现金投资1600万元，拍摄以旅蒙山西商人为素材的长篇连续剧《大盛魁》，整个电视剧的篇幅长达120集，分上中下三部，“相当于一部晋商通史，除了现金，我们还利用博物馆提供了很多晋商文物和资料的支持。”

作为中国第一大商帮，晋商成功的背后，是精神和文化的支撑。晋商文物中，特别是他们为规范其经营活动制定的各类规章、规程，对今天的中国商人应该有所启示和借鉴。晋商博物馆负责人说，他们的建馆宗旨就是弘扬晋商文化和精神。

善于观察生活的人，会发现你在博物馆进行游览的时候，博物馆里的铜镜总是以背面朝向人展示的，而反面总是让人看不见的，这是为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博物馆的的铜镜放置是有要求的，正面不向人展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铜镜的背面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背面上有很多的图案，做工精细令人惊叹。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当你们在游览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里最吸引你的是铜镜的另一面吗？不是，吸引你的是铜镜背面的花草虫鱼，它们的做工之精细，令人不得不感叹古代人的技艺是如此的高超。

博物馆里的镜子，不是为了让观赏的人知道在那个朝代就已经有镜子了，更多的是展示古代人在镜子上下的功夫。通过镜子背面的花样，还能够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审美艺术上的的创造，体现出古代人在审美上的追求，我们以现代眼光来看铜镜的时候，它的艺术美更多的是体现在铜镜的背面。

第二，古代的技术有限，铜镜的正面不是那么的清晰，缺少观赏价值。在极个别的博物馆，他们把铜镜置于玻璃箱中，那你这样就可以看到铜镜的两面了。通过观察，你就会发现铜镜的正面不是那么的清晰，它照出来的人像是朦胧的，给人一种朦胧美。但是通过铜镜的正面，你只能看到这些，也仅仅知道铜镜的正面相对现代的镜子来说，不是那么清晰的。古代人的智慧和高超的记忆，通过正面不能很好的显示出来，这也是博物馆中的铜镜，为什么以背面向人展示的主要原因之一。

铜镜不仅仅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审美的一种追求，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

长期以来，随州境内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不同诸侯国的青铜器，例如鄂侯器群、曾国器群、息2S、廓器、郎器、盅(中)器、陈器、盛器等等，为研究随州先秦时期地方史捉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1975年，安居羊子山发现青铜器4件，有鼎、簋、爵、单？尊，时代为西周早期，其中单？尊为鄂侯之器。2007年11月，因犯罪分子盗掘古墓未遂，经抢救性清理，安居羊子山又出土了一批弥足珍贵的青铜器，器类有方鼎、圆鼎、簋、甑、？、盏、盘、提梁卣、尊、？、觯、爵、方彝共27件，多有铭文，属于鄂国青铜器，根据器物特征和墓坑中排列情况分析，应属于西周早期的古墓葬，编号为M4。这批青铜器为研究古鄂国的历史及鄂国与曾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年周人史伯回答郑桓公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解：“应、蔡、随、唐，皆姬姓也。”说明随国最迟在西周晚期，已在成周(周之东都，今河南洛阳市东部)的南方立国，随州得名即源于此。据《左传》记载，春秋初期，随国曾是一个能同楚国抗衡的汉东大国。关于随国的地望问题，因曾侯乙墓的发现，一度众说纷纭。在传世典籍中．随州一带只有与周天子同姓的姬姓随国，并无曾国，《左传》桓公六年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即可说明。而文献记载的“缯”或“邮”国为姒姓，分别在河南方城和山东枣庄东一带。1933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曾姬无卸壶”，表明确有一姬姓曾国存在。1980年，在随州东郊义地岗发现“曾大工尹季怠”戈和“周王孙季怠”戈，“季怠”为曾国的大工尹，他是曾国先君穆侯之子西宫之孙，又称是“周王孙”，说明曾国的确是周朝分封的姬姓国。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在随州及附近的京山、襄阳、枣阳、河南新野、罗山、淅川等地出土大量西周至战国的有铭曾国铜器，而不见随国铭器。文献中随国的地望与存在时期同曾国文物出土的中心地区及时限都相重合。经学者考证，随国都城即在随州城西、递水东岸的安居镇一带，这表明文献中的随国就是以随州为中心的曾国，为一国异名。这些铜器铭文对研究曾(随)历史、曾国与诸侯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976年，在万店塔儿周家岗一墓葬中出土青铜器16件．有鼎、簋、鬲、壶、盘、匝及戈、车軎等。该器群制作精致，造型端庄，纹饰工整，为曾国铜器之精品。其中2鼎、2簋、1鬲、1盘上铸有铭文．鼎和盘的作器者为？季．廓季为廓国季氏，簋的主人为曾太保。两件？季鼎为附耳折腹平底，时代为春秋早期。此类升鼎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墓中均有出土，如春秋中期刘家崖平底束腰鼎，有“盅之登鼎”铭文，学者认为“登”即升， “登鼎”即升鼎。曾国升鼎的年代早于早期形态的楚式升鼎克黄鼎，其间当有渊源关系。从春秋中期以后升鼎已发展成为楚文化的典型器．即所谓的“楚式鼎”。

东郊义地岗是曾国墓葬的重要分布地，曾多次出土过曾国青铜器。1979年，城郊公社八一大队，在挖水沟中出土了鼎、？、编钟等37件铜器，属于春秋中期之器。其中有铭铜器有陈公子仲庆簋一件、曾大工尹季怠戈和周王孙季怠戈各一件。同年，在八角楼又出土了鼎、壶、盘等青铜器12件，属于春秋早期之器。1993年，农民在取土时，又发现铜鬲、盘、匝等7件曾国遗物，时代为春秋早期。1994年，随州石油公司在义地岗墓地南部建油罐墩子时，发现了三座曾国墓葬，器类有鼎、甑、簋、方豆、壶、盘、匝、器盖、戈、镞等。其中鼎、盘、匝在三座墓葬中共出，兵器则只出于一座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u1所出6件有铭铜器均为曾少宰黄仲酉所作，M2出：卜的4件有铭铜器则为“可”所作，M3出土的有铭铜器有曾侯郎鼎和曾仲姬壶，从曾侯乙墓出土有多件曾侯郎兵器来分析，曾侯郎为曾侯乙的父辈。由此看来，义地岗墓地应是一处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的曾国贵族墓地。

1980年，在均川刘家崖一座己被盗掘过的墓葬中，出土了鼎、篾、鬲、壶、勺、编钟等铜器27件，据专家考证，该墓所出盅鼎，为‘‘中’’国之器． ‘‘中，’国的方位应在随州均川附近，为“汉阳诸姬”之一。1975年，在刘家崖后山包改田时，连续发现几批青铜器，其中完整的铜礼器有鼎、簋、？、壶、盘、勺等。其中除甑、盘属战国中晚期之外，多属春秋中晚期之物。1974年，在三里岗尚店均水北岸，发现4件铜器，其中有邸公鼎1件和郎公毁2件．有的学者认为郎为国名，可能是“汉阳诸姬”之一，其地在三里岗一带，后为随所灭。1975年，在陨阳公社？水西岸鲢鱼嘴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多件有铭文，属于曾、楚、诸国之物，反映了当时列国之间的交往与融合。

1978年，在西郊发掘擂鼓墩一号墓，又称曾侯乙墓，墓主为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墓中共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玉器、漆木用具和竹简等一万五千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包括食器、酒器和水器共117件，用具17件，乐器65件。食器类有鼎、鬲、？、炉盘、簋、篮、豆、鼎形器、盒、匕等：酒29类有大尊缶、联禁大壶、提链壶、鉴缶、尊盘、罐、过滤器、禁、勺等；水器类有小口鼎、匝鼎、圆鉴、盥缶、盅、匝、斗等；用具有炭炉、箕、漏铲、镇、熏、筒形器、钩形器、鹿角立鹤、削刀、刀、凿等。墓中还出土大量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兵器有戈、矛、戟、殳、晋殳、镞等。还有精美的漆木用具230多件和金玉器320件。其中65件编钟、编磬架怪兽、尊盘、鹿角立鹤、大尊缶、鉴缶、联禁大壶、金盏、十六节龙风玉挂佩为国宝级文物。曾侯乙墓的发现为研究东周墓葬，特别是战国早期墓葬提供了明确的断代标尺；为先秦时期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65件编钟体现了先秦时期我国音乐、冶金铸造、物理声学、力学、古文字、美学艺术等多方面的高度成就和水平；出土的铜刻、石刻、木刻铭文和竹书、漆书、墨写文字共计12696字，是研究我国先秦史的珍贵文献。

1981年7月，在西郊发现擂鼓墩二号墓，与曾侯乙墓相距102米，墓主为战国中期偏早的曾国国君。共出土遗物449件(组)，其中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具、车马器、饰件等共328件，器类有鼎、鬲、甑、簋、簋、豆、釜、壶、尊缶、搬缶、盘、匝、甬钟、鼓座、炭盆、箕、漏斗、斗、匕及车马器等。它的科学发掘．不仅丰富了曾国青铜器的发展序列．而且对深入研究曾国晚期的历史、墓葬制度、音乐史、范铸工艺，以及曾文化与楚文化相互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出土成套的36件甬钟．是我国青铜编钟中，仅次于曾侯乙编钟的一套完整的编钟组合。

随州地处南北文化交融地带，其文化面貌既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又在继承周制的基础上创造了自身的风格，同时，由于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而具有楚文化的部分特征，反映了这一地区特别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

随州在秦始皇大一统后，除了新莽时期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大起义、隋初杨坚建国滥觞、元末明玉珍高举义旗等历史事件外，随州一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安居乐业，从历年所发现的古墓葬来看尤为明显。

1990年3月，随州石油公司东风油库在改建工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出土了壶、罐、瓮、豆、盘、钵、碗、杯、奁、灶等陶器，时代属于东汉中期。这座砖砌多室墓．规模较大，结构独特，应属仿生前居室而特意设计的，分前室、耳室、中室和后室三进式，前室为享堂之用，耳室置放日用品，中室又分左右两室．左室朝北为男主之寝，右室朝南为女主之寝，后室较小，仅存陶猪圈1件，应为家畜圈养处所，此墓反映了随州在东汉时期庄园经济之发达。

1990年4月，在市休干所中心大楼工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出土了陶俑、陶楼等重要文物，时代为东汉末期。其中两件手执兵器大陶俑均为胡人形象，H1：15为跪式俑，其后背阴刻隶书“此人皆食大仓”六字。随州在东汉时属于南阳郡，南阳是两汉时期的农业大郡，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墓中出土大量的陶仓和田模，

2011年10月12日《中国文物报》专版报道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该墓地位于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家村。2011年1月至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的第一阶段发掘工作，发现墓葬65座，车马坑1个。出土陶、铜、瓷、玉石、漆木等各类质地器物739件

本周末正好是国际博物馆日，其实你关注博物馆的信息。你就会发现，国内各个博物馆都有不少的免票又或是免费活动。成都一直延续的展览，还有不少精彩的，给大家汇总一下，博物馆日的免票活动，一起都来看看。

重塑的个体：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时间：2019年4月24日-5月12日9:00-17:00周一闭馆

地点：成都市美术馆

费用：免费

本次展览将展出25位艺术家的作品，观察他们在转化艺术语言方面的应用与创新。展览从个体重塑的角度，呈现当下青年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生态与力量，探讨媒介的各种可能性。

一介个展I目

时间：2019年05月01日~2019年05月26日每天11:00-19:00

地点：成都武侯区锦绣街7号附4号

费用：免费

漆澜和屠宏涛：任性的风景

时间：2019年04月26日~2019年06月16日每天10:30-18:30

地点：成都高新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邦街，铁像寺水街南广场

费用：免费徐新武个人艺术项目《通道》

时间：04月26日~05月26日

地点：成都市青羊区奎星楼街附14号

费用：免费

「Givemefive」元气插画展

时间：04月29日-06月15日

地点：言几又IFS旗舰店

费用：免费

《灵蛇传奇》艺术展

时间：4月30日-8月25日

地点：成都博物馆

门票：免费

此次展览以东西方共有的蛇(龙)形艺术为主题，汇集了中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日本、葡萄牙等7个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等珍贵古代文物和现当代艺术品，共计展出183件/套珍贵展品，展品包括古代文物、现代艺术品、戏剧服装、摄影作品等。

金沙遗址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永陵博物馆将以免费不免票的形式开放

成都博物馆

作为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的一大亮点，“食为天——餐桌上的文化之旅”正在成都博物馆热展，展出了来自中国10家博物馆的122件(套)古代餐具、炊具文物。

三星堆出土的陶三足器是古代四川人“烫火锅”的器物;西汉时期的“铜匕”，其实是古人进食的工具，用于从鼎中把肉取到俎上;

来自彭州博物馆的宋代象钮银执壶及温碗雕刻精美，做成莲花形、柳叶形的银茶托，做成菊花状的金碗，把宋代的生活美学表现到了极致。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9日。

武侯祠博物馆

每逢节假日，武侯祠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5月18日当天，该馆的《名垂宇宙——诸葛亮遗存精选系列展》之“卧龙运神机”正式启幕，展示诸葛亮生平大事与行踪路线并精选现存诸葛亮文化遗存，全方位再现蜀汉丞相诸葛亮波澜壮阔的一生，使之真正走出历史，融入当代。

本系列首展“卧龙运神机”重点展示从诸葛亮出生地——阳都故里到先帝托孤处——白帝城的遗存十余处，那是诸葛亮智慧人生的开启和形成之地，也是他与先主刘备从初遇、创业到永别之地。《咫尺之境——成都武侯祠馆藏扇面精品展》将于5月19日闭幕，该展精选武侯祠博物馆馆藏清代至近现代扇面50余幅，引领观众神游画境，徜徉咫尺扇面，一览书画之美。此外，武侯祠博物馆群贤堂展厅内还有“晚清风尚——东莞可园馆藏铜版画展”，展出的50余幅铜版画精品均来自东莞可园博物馆。

杜甫草堂博物馆

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17日一6月2日，由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百家堂姓氏文化博物馆主办的“诗礼传家一家族文化展”，将在杜甫草堂博物馆中国书法馆开展。

从三皇五帝至今，中华民族以姓氏为标记，以家族为基本传承单元,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家风、家训的形式-代代传承下来，影响和造就了无数仁人志士，成为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据了解，本次展览将展现民间优秀家风家训文化内涵为出发点，甄选出姓氏家谱、祖宗画像、家风家训对联、姓氏堂号匾额等珍贵文物百余件展品公开展览。

金沙遗址博物馆

5月17日晚上7点，金沙遗址博物馆将举行“鹿鸣之会·诗意金沙”文化交流沙龙，与文化名流、诗人、考古学家一起，诗会金沙。夜晚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厅，将迎来著名当代诗人、朦胧诗派代表性人物杨炼。

长诗《诺日朗》是杨炼的代表作，他曾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中国首届“天铎”长诗奖、卡普里国际诗歌奖等多项国际国内奖项。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

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殷墟遗址发掘主持者唐际根，也将出席诗会。读诗、听琴，欣赏音乐剧《金沙》选段，这个属于博物馆的美好夏夜。

赏概念剧新版《伎乐·24》改版将启动

国乐观念剧《伎乐·24》以成都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为蓝本，将国乐与国画、国绣、国服、诗歌书法融合，呈现出灵动的东方美学。

2018年，《伎乐·24》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交易会，并荣获国内“走出去”项目视频选拔推介会前十及优秀剧目奖。5月18日，该剧主创团队将在永陵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宣布2019年国乐观念剧《伎乐·24》改版启动及改版内容，剧目将以新形式、新阵容、新视觉为成都音乐IP注入新活力。

永陵旧称王建墓，为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归葬之地，永陵棺床上石刻的

“二十四伎乐”，包括舞伎2人，乐伎22人。为了再现唐代乐器之神采风韵，《伎乐·24》剧组特邀著名乐器制作师、上海大_堂艺术总监沈正国对二十四伎乐乐器进行仿制，作品以永陵实物为原型，并参照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乐器，严格依据文物原有的形制及尺寸进行制作，用料考究，工艺精湛。

牛虎铜案是云南的国宝，主要是以牛为主要造型的雕像，它是由三个部分，母牛是主体，在母牛的肚子底下是一头悠闲自得的小牛，但是这头母牛的尾巴正在被老虎咬住。这个塑像充分的体现了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牺牲精神和伟大的母爱。牛虎铜案出自战国时期，是古代祭祀时用来摆放祭品的青铜礼器。牛虎铜案的出现代表着青铜器工艺品制造业技术极高的水平，无论是美学还是做工都非常的完美。

中国文物考古界在云南江川李家发现出土青铜器“牛虎铜案”，轰动全世界，也因此掀开古滇王国的神秘面纱。这座牛虎铜案塑像是由青铜材料所制作而成，是古代的案祭礼器。它重达十七公斤，整体造型是由两头牛和一头考虑所组合而成的，主体是一头强壮的母牛，牛的四只脚是案足，牛背是案面。而母牛的尾巴被一头猛虎咬住尾巴，虎视耽耽的盯着母牛，而牛的肚子底下是一头站立着的悠然自得的小牛。它代表着母牛牺牲自己来保护自己孩子的伟大精神。

牛虎铜案是古代滇国时期，青铜器当中比较大的文物，它的造型非常的特殊，整体铜案的重心非常的平稳，大小造型十分优美、和谐，在一动一静当中充满着力学。牛虎铜案因为奇特的造型，精巧的构思，极具独特的云南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牛虎铜案运用了许多种艺术的手法，将动物的动作和神态刻画的灵活灵现。铜案的出现达到了非常高的工艺技术，它非常具有艺术的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代表作品，更为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稀世珍宝。

牛虎铜案是古代滇国时期最高超的青铜工艺品，它不但体现了母爱的伟大，同时也代表着当时滇国时期青铜器的鼎盛和古代匠人新颖的构思和超高的工艺技术。牛虎铜案的构思让人拍案叫绝，不但非常的真实，还具有艺术的美感。中国的青铜器本身数量不多，但是牛虎铜案在达到最高的艺术水平，富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通过牛虎铜案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人民对于生活的理解，并从设计和制作方面看出古代工艺人的智慧，牛虎铜案真的不愧于举世无双的国之瑰宝。

襄阳政府网消息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襄阳市博物馆将举行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作为襄阳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场馆，大多数襄阳人都去过襄阳市博物馆，但很多人对博物馆的定义和社会功能还缺乏全面认识，对于“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还缺乏了解，对已实施两年的《博物馆条例》出台的背景和内容还知之甚少……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襄阳市博物馆负责人。

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

在谈到“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博物馆”一词的来源。

据襄阳市博物馆负责人介绍，“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文“缪斯庵”（museion），原意为“祭祀缪斯的地方”。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公元前5世纪，希腊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有一座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宝库，它被视为博物馆的开端。18世纪之前，博物馆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室。到18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相继建立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功能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1880年，英国学者鲁金斯发表论文《博物馆之功能》，强调博物馆应成为一般公众受教育的场所。美国学者顾迪进一步强调博物馆必须致力于革新教育，积极开展活动，使之不仅成为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的场所，而且要成为教育机构的补充设施和校外教学园地。二位学者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博物馆的宗旨和理念。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第11届会议，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做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

根据我国《博物馆条例》的规定，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法国巴黎成立。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和关注，决定将1977年5月18日定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中国博物馆学会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并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每年的5月18日，世界各地博物馆都要举办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庆祝这个节日，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今年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

《博物馆条例》出台背景和亮点解读

在了解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博物馆条例》的出台背景。

2005年，文化部制定《博物馆管理办法》，从博物馆的设立、年检与终止、藏品管理、展示与服务等方面进行法律指导和保障。但该办法作为部门规章，无权对馆藏文物修缮等事项设立主体资质要求；支持博物馆发展的税收减免、接受捐赠、设立基金等措施，该办法也无权作出规定。为此，国务院于2015年1月颁布了《博物馆条例》，标志着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正式出台。《博物馆条例》的亮点，一是明确鼓励博物馆事业发展，将名称定为《博物馆条例》而非《博物馆管理条例》。

二是明确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重要性。《博物馆条例》强调了博物馆的教育、研究和欣赏功能，并且把教育放在了首位。按照各地教育资源情况去设计博物馆教育的方案，发挥博物馆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的作用，让更多学生走进博物馆，将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工作。

三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非国有博物馆的地位和属性。《博物馆条例》规定，在设立条件、管理监督、财税扶持政策等方面，国家对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同等对待，这意味着非国有博物馆拥有了与国有博物馆一样的“平等身份”，这是文化政策上的进步，为非国有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创造了条件。

四是对博物馆特别是非国有博物馆进行了规范。我国现阶段的非国有博物馆，基本上仍处于个人、家庭、企业“收藏展示馆”阶段，创办者的私人财产权与博物馆的法人财产权混淆不清，个别的甚至打着博物馆的幌子向政府和社会索要政策、资金支持，违背了博物馆宗旨。《博物馆条例》的出台将为规范我国博物馆管理监督、加强执法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促进我国博物馆的管理走上专业化、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道路。

五是鼓励博物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依托丰富的文化文物资源，博物馆投入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博物馆条例》明确了博物馆在不违背其非营利属性、不脱离其宗旨使命的前提下，可以开展经营性活动，以补充财政投入的不足，让国有博物馆不再完全依赖政府。

六是鼓励博物馆进行制度创新，推行理事会制度。《博物馆条例》明确提出建立博物馆理事会制度，鼓励社会参与博物馆的建设、管理、监督，并使之形成制度。

我国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据襄阳市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近十年来，我国博物馆发展迅速，保持了每年增加100家博物馆的增长速度。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4510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528家（国有文化文物部门所属2798家，国有其他部门所属730家），非国有博物馆982家。很多城市把博物馆作为城市的名片，积极推进博物馆建设，广州、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相继制定了打造“博物馆之城”的规划。

业内专家分析，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未来博物馆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博物馆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非国有博物馆将快速增加，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将异军突起，博物馆类型将越来越丰富；二是博物馆将更加注重“观众体验与互动”，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将重新调整，以更好地满足公众教育和娱乐方面的需求，让公众对博物馆有亲切感，喜欢来、愿意来，逗留时间更长；三是新技术将成为博物馆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博物馆要更好地服务公众，必须借助新技术，实现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通过新技术手段打造智慧博物馆，让观众体验想象、探索构筑未来的情景。

襄阳市博物馆：用文物讲述襄阳故事

历史不仅是记载在史册上的一段段文字，也是可凭借文物述说的一个个故事。每一座城市的博物馆，都浓缩着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就襄阳市博物馆来说，文物折射着襄阳历史，文物也在无声地讲述着“襄阳故事”。

据介绍，为做好“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工作，襄阳市博物馆将在5月18日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一是通过新媒体报名通道征集市民代表参观襄阳市博物馆，由我市知名学者、文物专家、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植先生为市民代表现场讲述文物背后的“襄阳故事”；二是免费鉴宝活动，组织专家组对市民收藏的古玩、古代艺术品进行鉴定（不提供价值鉴定）；三是在昭明台广场进行襄阳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用文物讲好‘襄阳故事’，不仅是我们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一个主题活动，也是我们襄阳市博物馆一直在做的事情。”襄阳市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襄阳市博物馆所在地昭明台是襄阳市的标志性建筑。襄阳作为一个有28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地面地下文物十分丰富。据襄阳市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襄阳市博物馆现有文物一万多件，藏品种类齐全，包括陶、铜、瓷、铁、金银、漆木、玉、石、玛瑙、水晶、蜡、骨、牙、角器及书画、拓片等，时代跨度大，上起旧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当代。尤以商周青铜器较具特色，最为集中的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有铭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位居全省前列，涉及的诸侯国包括鄂、邓、曾、楚、郑、鄀、蔡、黄、卫、弦、应、吴、徐、许、秦等。还有一批完整的三国时期文物，战国至清代自成序列的馆藏大司马青铜鼎铜镜、内容丰富的南北朝画像砖、小型明清道教造像、数千张馆藏原始拓片等也具有一定特色。

为让市民了解市博物馆的文物精品，宣传襄阳的历史，襄阳市博物馆先后编辑出版了《襄樊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襄樊市博物馆文物陈列》两本图册，以及《襄阳史迹扫描》《襄阳瑰宝巡礼》两本文物普及的书籍。

近年来，为充分展示襄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宣传襄阳，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欣赏需求，襄阳市博物馆在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还积极筹办临时展览。截至目前，已举办了18个临时展览，包括“中国近现代名家书画展”“襄樊记忆——百年襄樊馆藏战国楚国升鼎老照片展”“华夏第一青铜马——樊城三国墓出土铜马展”“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成果展”“打击文物犯罪保护文化财富——谷城追缴文物成果展”“襄阳陈坡大墓出土精品文物展”“襄阳好风日——襄阳市首届行草书法展”“草根七年行——拾穗者保护文化遗产成果展”等，并先后到北京参加“众志成城雷霆出击——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成果展”，到武汉参加“荆楚英华——全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联展”，到西安参加“色挂形象穷神变——中国古代壁画源流展”。

据襄阳市博物馆负责人介绍，新的襄阳市博物馆已经开始规划建设，襄阳市博物馆新馆位于襄城区岘山东部的凤凰山冲，占地面积212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建成后的襄阳市博物馆新馆，既是展示襄阳精品文物和悠久历史的殿堂，也能满足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需求。

铜佣矛。

1978年10月30日,浙川下寺出土的春秋晚期前段铜佣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通长307、叶宽84、骸口径4厘米,重075公斤。形体较大,骰作圆筒形。矛脊中空与骰相通。骰部一侧置三角形环钮,以系璎珞,两叶尾收刹,叶上饰镂孔窃曲纹。骸口部饰兽面纹两组。骰上有铭文4字:“佣之用矛”。据有关专家考证,佣乃《左传》中所载的楚庄王之子王子午,又叫子庚。子庚在楚康王时曾任令尹,相当于后也的宰相,史称令尹子庚。楚国铜矛中如此形制之大、纹饰之精者,甚为罕见,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