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自己家的家谱有没有上传到网络，没有的话世查不到的。我们石家庄地区派出所可以查询家谱或村志也可以查询。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履盖面较广。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姓氏较多。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冷僻姓氏有80余姓，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质量较高。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具有上海地方特色。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 

　　袁氏家谱 袁氏家谱介绍

　　袁氏早期家谱

　　家谱俗称族谱或宗谱，又称家乘、支谱、世谱，皇族的家谱称做玉牒。谱牒是家族与玉牒的合称，它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

　　同其他姓氏一样，袁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谱牒。汝南袁氏虽在东汉末年湮灭，但其家谱却传了下来，南朝宋时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得以为弄清袁安子孙世系。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录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奇闻轶事的小说《世说新语》曾引用《袁氏家传》、《袁氏世纪》、《袁氏谱》等资料，说明陈郡袁氏也有世谱传世。在东晋南朝讲究族望、注重门第的社会风气下，吏部选择官员必稽谱牒，考证谱牒的真伪，从高门士族中取士。谱牒成为门阀士族把持政治、排斥寒门庶族的工具，也是士族间彼此通婚的依据。因此，谱牒盛行，并形成了谱牒学和专门以著述为生的家族。陈郡袁氏在东晋南朝与陈郡谢氏、琅砑王氏、兰陵萧氏并为侨姓大族，贾弼的《姓氏簿状》和王僧儒的《十八州谱》等书对袁氏家族情况定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有《袁州诸姓谱》八卷，袁姓作为袁州宜春郡四姓之首，被列入该谱。《韩昌黎(愈)集》中有《袁氏先庙碑》，说明在唐代袁姓也有家谱传世。宋朝进士袁采著《袁氏世范》，被人推崇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一部家族力作。《古今图书集成》还收录了明朝时汪道昆为潜江（今属湖北省）袁姓所撰家谱写的序。从序中可以了解到，他受袁使君(汉代称州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的委托而为袁氏家谱作序。这位袁氏子弟修家谱的目的有三个：一为尊宗，二为敬族，三为合族之间互相体恤。当时袁姓在潜江居住了数百年，已成为当地的望族。这次修家谱，是袁使君受…家人嘱托，经友人鼓动而促成的。考察潜江袁姓世次，自袁使君上溯10代的发展情况比较清楚，遂以德清公为这一支袁姓的始祖，从德清公到袁使君共11代。德清公的后代安斌公、安珍公时，袁姓共分两支，家谱因而分上下两卷，每卷先用一总图标明袁姓的历史演变，再用分图表明各自血缘、亲疏关系，然后分章叙述族上世次，俾使长幼有序。袁姓家谱在宗法上秉承周礼，在谱式上则仿欧阳修、苏洵的谱例，修谱时遵循“必信而传”（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欧谱不注入谱人的生卒年月，袁谱也遵照执行，每对夫妇都不注明生卒年月，以示夫妇终身厮守，同穴长眠之义。丈夫的继室姓氏附在夫妇姓名之后，如果改嫁他人则削掉不录；妾生育有子女者，予以著录，否则一律不予记载。对族中无子者和无子早夭、有子早夭者，分别以“止”、“殇”、“早世”注明，以示区别。

　　袁姓传世家谱

　　现今传世的袁姓家谱大多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纂修的。

　　浙江富阳《东安袁氏宗谱》由袁若启等纂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刊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重修支谱》由袁必魁修，袁必绅纂，嘉庆十五年（1810年）活字本；

　　袁锡龄纂修的《芝阳袁氏族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

　　湖南湘乡《袁氏续修族谱》由袁忠信、袁邵周修，袁文；城、袁鸿量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宗臣堂刻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亘修支谱》由袁妙生纂，同治九年（1870年）活字本；

　　浙江上虞《小越袁氏宗谱》由袁耘纂修，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四川合江《袁氏族谱》为袁右督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丹徒袁氏支谱》由袁敏榕修，民国10年（1921年）刻本。

　　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其家谱经历了两次修撰：一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袁道涣撰；一为民国37年（1948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氏族人为聚族睦亲，又新修了一些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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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姓在我国众多的姓氏中，若按人口来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姓。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胡公满，封他在陈这个地方，建立陈国。到了陈闵公的时候，陈国被楚灭掉了，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便以原国名为姓氏，于是有了陈姓。

陈姓除了源于国名，还有从其他姓氏改名而来的，其中有一支是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成的。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侯莫陈改为单姓陈。

一、陈姓迁变

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陈姓人已遍及中华大地，形成了以颍川、汝南、下邳、广陵、东海等地为中心的陈氏家族。陈姓由发源地向南迁移，始于西晋太尉陈伯，他举家南迁到今江苏丹阳县。后来，他的孙子陈世达做了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令，于是陈姓人又迁居到了浙江。陈霸先建立南朝陈，使陈氏家族显赫一时，遍布长江和粤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唐高宗时候，陈姓人进入福建和广东等地。五代十国以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又有大批陈姓人南迁，甚至向海外发展，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江南陈姓人的队伍。今日，陈姓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五大姓，台湾第一大姓。

二、陈姓辉煌耀乾坤

纵览古今，陈姓人在其家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先河。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曾多次出击匈奴。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权重一时，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

唐宋时期，陈姓人也是名家荟萃、人才辈出。在政治上，唐朝时期有宰相陈叔达、陈希烈、陈夷行；宋代有与宦官斗争的陈禾、刚正不阿的陈俊卿。在文学、诗歌上，唐代有陈子昂、陈鸿、陈陶；宋代有陈彭年、陈师道、陈与义。此外，还有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画家陈居中。唐宋时期还涌现出一批农民起义领袖，如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女首领陈硕真，南宋时期的陈、陈峒、陈三枪等。除此以外，唐宋时期的陈姓名人还有本姓陈的唐代高僧玄奘、名将陈玄礼等。元有红巾军将领陈友谅；明有散曲家陈铎，爱国诗人陈子龙，文学家陈继儒，旅行家陈诚、陈忱；清代有旅行家陈恭尹、陈文述、陈维崧、陈沆、陈端生、陈澧，思想家陈建、陈献章、陈确，画家陈洪绶等。出将入相的则有明末抗清名将陈子龙，清乾隆年间的东阁大学士陈宏谋，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陈化成。领导农民起义的则有清末天地会的首领陈开，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青年将领陈玉成、陈得才。清代还有经学家陈奂、陈立、陈乔枞，文学家陈澧。近现代有民主革命家陈作新、陈天华，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陈延年、陈毅、陈赓、陈云以及早期***的***陈独秀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国民党高级将领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还有近代史学家陈寅恪、陈垣，著名学者陈望道，数学家陈景润，文学家陈衍，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去病，画家陈衡恪，戏曲音乐家陈彦衡，剧作家陈墨香，**艺术家陈波儿。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华侨人物，如造福桑梓的陈宜禧、爱国实业家陈嘉庚、孙中山的密友陈友仁等。

三、陈姓名人

1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陈胜，字涉，阳城人。陈胜年轻时靠给别人当长工为生，一次跟伙伴们在田间休息，他对伙伴们说：“如果我们之中有的人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老朋友啊!”大伙听了好笑，说：“你给人家卖力气种地，哪里来的富贵呢”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燕雀怎么能懂得鸿雁的志向!”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人被征去屯戍渔阳。当他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连降暴雨使他们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朝的法律应该处斩。陈胜、吴广决定起义。他们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在一块白绸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把它塞在别人家捉的鱼的肚子里。兵士们买了鱼回来，发现了这块白绸上面的字，十分惊奇。到了半夜，吴广又悄悄跑到营房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点起篝火，先装作狐狸叫，接着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全营的兵士听了，更加又惊又怕。

陈胜、吴广见起义时机成熟了，于是杀掉带领他们的两个军官，在大泽乡发动了起义。起义队伍发展迅速，并在陈县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自立为王。接着陈胜派兵攻打赵、魏等地，并派主力进攻关中地区，但由于秦军优势兵力的反扑，陈胜兵败后被叛徒庄贾杀害。

2《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他自幼师从著名学者谯周，成年后在蜀汉任卫将军的属官主簿，后来成为皇帝身边管理奏章的重要官员。蜀汉后期，他被刘禅降为无级别的文书小吏——书佐。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又举他为孝廉，让他负责编修国史。他所著《三国志》被视为史学名著“四史”之一。

传说陈寿将要编纂《三国志》的时候，一天偶然遇到一位姓丁的梁州刺史，此人是丁仪、丁兄弟的后人。陈寿非常傲慢地对他说：“如果你给我一千斛米，那么我就给你的父辈们写一个非常好的传记。”那位刺史对他未加理睬，于是陈寿竟真的没有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以此事鄙薄其为人。不过陈寿所著《三国志》，文笔简洁，记事详实，是研究三国鼎立时期的重要史料，也成为后世《三国演义》的蓝本。

3醉眼丹青陈洪绶

陈洪绶，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老迟、悔迟、悔僧等，浙江诸暨枫桥人，明末著名画家。

陈洪绶幼年即喜爱画画，传说他五岁时，母亲叫他到舅舅家借竹筛，他见舅舅家新粉刷的墙案，忍不住登案画起了关羽像。画中关羽一手捋须，一手执《春秋》，长八九尺，神采奕奕，吓得舅舅直叩头。陈洪绶10岁时，拜著名画家孙伙、蓝瑛为师。据周亮工《读画录》上说，陈洪绶少年时曾把杭州府学李公麟所书的七十二贤石刻拿回家来反复进行临摹，并拿摹本向蓝瑛征求意见。蓝瑛说很像了，他很高兴；再进行临摹后又问，蓝瑛说，不像了，他反而更高兴了。由此可见，陈洪绶自幼就领悟出摹古不能拟古，而要从学习前人成就中创造自己的风格来。

陈洪绶的习画兴趣主要集中在人物画。14岁那年，他的作品只要一上集市，就有人出钱购买。15岁时他就应邀为人作寿图、寿文。他的代表作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插图，均被名工木刻，被当代国际学者推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之中的第一人”，著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等。

陈洪绶虽然是明末杰出的画家，但一生境遇坎坷。他年轻时曾数次赴京应试而不中，不得已卖画积钱进入国子监，后看透了朝政上的黑暗、腐败，就拂袖而去。清朝政权建立后，有位王姓朋友劝陈洪绶去应试，他在诗中写道：“二王莫劝我为官……一双醉眼看青山。”他对明王朝既留恋又绝望，终于落发为僧，死时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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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 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家谱对于每个家庭还是蛮有重要意义的，楼主提到的这个就可以在线修缮家谱，还可以打印纸质的呢。

电子族谱的前提和修纂方法

　　引起我以电子族谱为例去探讨网络时代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建构的问题，是2000年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讨论族谱的会议上宣传的一个名为“寻根网”的网站(www．Chinese—roots．com)。这个在2000年3月推出的网站，是新加坡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的一个新产物。据有关宣传资料称，这个网站“拥有的华人家谱中心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得以建立自己的家谱，保存家族记录，甚至找到失散的亲属，建立更紧密的家庭关系”。用户可利用多个搜索引擎，去“寻查家谱、查找姓氏起源、寻找失散亲人和可能有的家庭成员”。推出“寻根网”公司的宗旨是“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家庭关系发展和信息交流，并最终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属关系”；它营造了“一个华人家族成员相互联系的私人环境”，并且“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骤听之下，这个网站所敲响的，似乎是建立华人大同世界的美好钟声，这在旨趣上和万维网发明者Timothy Berners—Lee期望网络社区将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权、人人平等的世界的理想互相呼应——虽然这个世界充其量只存在于电子网络之中。

　　到底个人如何在私人的环境中，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编纂族谱呢“寻根网”一类网站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理论上容量无限的资料库，搜查和检索工具，以及编纂族谱的模版给用户使用，这都是近年计算机世界发展出来的数据保存和处理技术的结果。这些资料和工具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于个人编纂族谱，实际上就是假设搜索引擎和超文本链接所产生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引申为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而数码世界中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被认为能够互相对应，则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的。

　　首先，其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记录已被改变、遗失或毁坏”。这样的假设，我们在传统的手钞和印刷族谱已是司空见惯，因为这是确立一份文献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宋代欧阳修便曾经说过：“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不过，欧阳修的见解是，既然家谱已亡，谱学便从此废绝了。据有关研究说，宋代的修谱者往往以幸存的家谱“文字漫灭，世次不明”，而不轻易采用的，欧阳修态度严谨，更是其中的表率者。相形之下，“寻根网”以“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为前提，提醒你“家不可没有家谱，快来登记吧！我们送您一个家谱，真快，真容易!”这个“送”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家谱样本做借鉴，给你一份“建谱必读”的材料作指引，帮助你建立家谱。

　　接下来，如何建谱呢它的指示是：“建家谱前，请先搜索可能与您相关的家谱”，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杨”字，它便会进行搜索，链接到一个“全球杨氏家谱”的画面，并说明“有242个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符合您的搜索要求”。这是编撰电子家谱的可行性的第二个假设，就是同姓就有关系，尽管它没有说明是什么关系，尽管这众多杨氏分散在天南地北。这样的同姓关系之所以可以漠视地理因素，是基于第三个假设的，即每一个姓氏都可以寻查出一个单一的起源。其实，对于类似的现象，早在宋朝便有人提出质疑，但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宋人汪澈曰：“自九品中正之法行世，竞以门第相夸。其起家寒微者，往往不爱重币，影附华宗，甚至弃其祖宗而远祖他人。否则凭谬误相沿之语，而令其祖宗谓他人父他人母。又不然则于始祖以前臆增数十百世，俾上接黄、农、虞、夏，以炫其源流之远。”清人彭维新也提出“姓氏族望，自魏晋迄唐，上下矜尚，谱记益繁，而源流益混”。如今，利用网络资源编撰族谱的人，大抵都没有这种功利的动机，但“同姓则同宗同源”的假设，却变得不言而喻，无可疑问；而皇帝、神农、虞舜、夏禹的存在及其与全体华夏子孙的关系，似乎更变得有迹可寻。数码化的历史事实与个人认同在网络空间编撰电子族谱的出现，是有其由来已久的社会和心理基础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身份很难孤立地生存，必须凭借群体的身份而存在。明中叶之后，宗族作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述，越趋普遍。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然而，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与日俱增，实际上也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家，但祠堂始终被认为是土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为了使其祠堂合法化，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我们可以说，人们经历了一场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的庶民化过程，或者倒过来说，是庶民通过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而土大夫化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运用越趋普及，作为建立宗族的配套的编谱行动，由于比兴建家庙所需资源少得多，其庶民化的趋势更急剧拓展。走进华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不少家庭都拥有家谱或族谱，无论它文句如何不通顺，字体如何歪歪斜斜，内容如何前后矛盾、错漏百出，人们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编谱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族谱所表达的历史事实，不在于其记载的内容本身，而在于族谱编纂的过程和社会结果。

　　这两者之间的分裂在离开传统乡村社会环境后尤其显著。当20世纪以降中国城市的知识分子尝试重新发现自己，解放个人的时候，直接的反应就是挣脱家庭家族的枷锁。巴金的《家�6�1春�6�1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甚至是近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营造出来的世家大族都像魔魇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在意识上和生活上摆脱家庭的阴影，一旦他所属的家族有族谱，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的名字总是无可避免地被安排到族谱的世系图的某个位置上——在安徽绩溪的胡氏宗谱里，曾高举“无后主义”招牌的胡适，其名字便出现在世系图某个分支里。

　　电子族谱的出现，也许正好说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及其后继人(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成功地走出家族的阴影。五四知识分子教导我们寻找自我，释放个人，但个人的身份认同，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他或她所认同的文化和相信的历史上的。因此，在寻找个人身份的过程中，不管是少小离乡的城市知识分子，还是花果飘零的海外华人，都倾向于从找寻自己家庭或家族的历史人手；有一定资源和心力的人土、甚至参与写作或编撰个人传记、家庭史和族谱，重建家乡的祠堂和庙宇。

　　就这一层意义来说，电子族谱可说是把族谱编撰变得更为普及，加快了明代以来编修族谱“庶民化”的过程，可以预料，族谱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就文体结构而言，电子族谱其实是文字世界的一个产物，和二维空间的族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由于网络世界存储数据的容量理论上可以无限大，加上超文本链接功能造就了无数个可能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衍生更多更随机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估计，行将大量出现的电子族谱的信息会极大，上溯的渊源可以极为悠长(如果再考虑到这个“寻根网”报道的一条新闻：“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一万年”的话)，横向的关系可以极为多样(“同姓三分亲”的假设引申到“同宗”关系的建构)，这样一种只可以存在于网络世界的族谱建构和族谱构成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比起书写／印刷时代的结构将会繁杂得多，但这样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人终归会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彼此的家族史的论述会越趋一致：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更在于，拿着这些电子族谱，我们到底可以研究到什么。

网络空间里的虚拟事实

　　。

　　可见，族谱中有关祖宗事迹的追溯，不管是更接近传说还是更接近史实，追溯的叙述本身就见证着整个宗族在当地权益的确立。在地方社会中，族谱的编撰和签立契约相近，它确立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份，社会的秩序，也划分了具体利益的分配；个人在世系图里是否占一席位，附带着怎样的标签，就界定了这个个人在宗族里的身份、权利与义务。族谱的编撰，见证着一个群体的合法性在地方社会中如何运用国家语言得以确立，它和个人编撰史书文集不同，更多是一个集体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它所运用的文体结构和传说故事，不能脱离地方社会的具体情景。这样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容许历史学家透过懈读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族谱，对我们追求的历史事实有一个更贴近的了解。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传统族谱重组某个社群在某个时段的历史，从而进一步了解大环境的历史，电子族谱揭示出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个人在这里有多少选择网站的专家和提供数据的机构有多大的权威性这些问题，似乎得等待更多的实践才能回答。可以估计，华人社会中许多流行于坊间对于姓氏、家庭和宗族关系的信念，支持这些信念的传说和故事，历经印刷物和电视的传播，将藉着网络这个新世代的资讯工具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已经有“大禹墓”、“黄帝陵”，最近在岭南又多了一条“珠玑巷”，这许许多多的物质建置，使传说中的历史式历史中的传说得以凝固，从而影响了口述历史，甚至文字历史的表述。如今，网络提供了另一个领域无限的资源空间，在三维的文字世界中，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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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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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3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4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5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