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哭和眼泪一部《三国演义》，处处是面具，时时有虚伪，作者笔下的人物一起竞相恶心，终于成就了这部经典名著的经典虚伪。真小人是明目张胆地奸诈、阴险；而伪君子除了奸诈和阴险之外，还让你有受愚弄的感觉。

三国中枭雄刘备无疑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支持者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英雄，而反对者则认为刘备虚伪到无耻。随着最近三国的热播，这种争论也不绝于耳。为什么说刘备的虚伪和眼泪胜过女人百倍的呢？举几个例子。

时刻以“匡扶汉室”为幌子，实则为个人成就帝业。《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写了一则故事，刘备幼时和同伴在一棵大树下玩耍，树冠像是一顶巨大的车盖。刘备说：“我要是当了天子，就要乘坐这样的车！”刘备的叔父由此认定“此儿非常人也！”可见，刘备在幼年的理想就是当皇帝，远没有匡扶汉室那么崇高。但是如何才能当皇帝？连曹操都不敢废了汉帝，那个时代谁敢说自己想当皇帝？刘备打出了“匡扶汉室”的招牌。

在刘备看来，自己是汉室宗亲，匡扶汉室和成就帝业是一回事，都具有合法性。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汉室宗亲有很多，比如荆州的刘表、西川的刘璋等等，为什么只有你刘备成就霸业才算“匡扶汉室”？从最终刘备占有荆州和西川的结果来看，他抢夺的地盘都是汉室宗亲的地盘，这是“匡扶汉室”吗？

刘备的这种谬论也被今人利用，比如职务升迁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之类冠冕堂皇的提法。当了领导，的确可以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但是有几人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谋求更高的职务？领导干部们如果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哪还会有那么多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现象？

刘备的虚伪还体现在他最为看重的“皇叔”身份上。刘备的身世究竟如何，这在历史学界仍存在疑问，不过小说中把他的身世说得滴水不漏。刘备的成功，恐怕百分之八十有赖于他的“皇叔”身份。没有这个身份，他无法聚集众多三国英雄、无法顺利进入荆州和西川并最终取而代之，甚至无法娶回孙夫人和东吴结亲。刘备的个人才能在三国英雄中并不突出，他所依仗的无非是三项法宝：一是哭，用以韬光养晦；二是以仁义收买人心；三是用皇叔身份证明正统。他对这一身份可算是充分利用了。

当然刘备身处那个时代，此举并不为过，何况祖宗并未给他留下多少基业，皇叔的身份还是在他投奔曹操后，经曹操帮忙才获得皇帝的正式认证。今日的时代精英则要幸福得多，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然后留学欧美，回国后便有自己的大型公司，立马便成了总裁。他们所依仗的也无非是家族势力，或言必称“某市长、局长之子”，和刘备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不过无需像刘备那样辛苦了。

刘备的虚伪还体现在他的收买人心的功夫上。刘备的老祖宗刘邦是一个流氓无赖，缺乏亲情，他为了消灭项羽，可以不顾老父的安危，为了逃命时跑得更快，他可以把自己的子女踢下车去。刘备或许遗传有祖先的流氓基因，并且发扬光大了。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句歇后语流传很广，非常传神。赵云从万马军中救回了刘备的独苗儿子，刘备竟然为了收买将士而把孩子扔在地上，说是“为了这个孩子，竟然差点折损了我一员大将！”刘备把大将看得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吗？当然不是。我一直认为，刘禅在成为蜀国之主后如此昏庸无能，很可能与当初刘备这一摔有关，或许在那时就摔成了脑震荡，以至于造成智障。报应啊。

刘备败走荆襄时，襄阳城中百姓都跟随同去。面对身后的曹操追兵，刘备不忍舍弃百姓，决定“携民渡江”。这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军队带着百姓撤退，被曹军追上怎么办？我曾经扪心自问：假如是自己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刘备那样的胆量吗？作秀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小命啊。这么一问，我对刘备倒产生过几分敬意。近日再读《三国演义》，感觉又有所不同。刘备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处事从不拖泥带水犹豫不决，尤其是面对危险的时候。他逃离曹操、逃离东吴时是非常果断的。在刘备看来，携民渡江在军事上不可取，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利的。即便舍弃百姓，也可能被曹操捉住；不舍弃百姓既可获得好名声，也可混迹于百姓中间逃脱。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切，曹军追杀上来，刘备趁乱突围而走，十余万百姓血流成河。刘备的仁义之举恰恰害了众多百姓，刘备难道预想不到这些？

刘备也是缺乏信义的人。前面说过，曹操对刘备不薄，是曹操把刘备引荐给汉献帝，并续上家谱，皇叔身份得到正式承认。曹操擒住吕布，在处置问题上也征求刘备的意见。可是刘备反对曹操时全然不顾这些了。吕布在军事上对刘备是有恩的，可刘备却鼓动曹操杀了吕布。难怪吕布大骂刘备“最没有信用”。《三国演义》描写吕布是“三姓家奴”，其实，刘备投奔的主子远远超过吕布矣！

还想谈谈桃园三结义的事情。刘关张兄弟情深不假，可也要看看实力对比。关羽张飞是何许人也？是三国时期盖世猛将，对刘备的霸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还有诸葛亮）。拜把子就要找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人啊，一般人也总喜欢和领导拉关系吧！关羽被东吴杀害后，刘备悲痛万分，不听劝阻执意去攻打东吴；张飞也因为急切报仇而被手下杀害，更让刘备下定了征伐东吴的决心。

刘备征伐东吴真的只是为兄弟报仇吗？并不尽然。作为一名政治家，刘备不会如此感情用事。任何战争都需要师出有名，兄弟被害成了刘备兴兵最好的借口，而且可以借此激励军队的士气，还可为自己赢得“重义”的美名。当东吴抵挡不住刘备的进攻时，决定将杀害张飞的凶手和张飞首级，送还刘备，并且归还荆州和孙夫人，上表求和。这应当足以平息刘备的怨恨，可是刘备拒绝罢兵，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今先灭吴，次灭魏。”统一中原，这才是刘备兴兵的真实目的啊。

小说《三国演义》为塑造人物性格，将刘备描写成极仁爱的君主，不愿为争天下而背叛别人，甚至有歇后语说：“刘备的天下——哭来的”。但实际上，刘备眼泪的背后隐藏的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一次哭泣是在桃园结义之时，由此他得了两员愿意替其出生入死的兄弟。

第二次哭泣是在张飞失徐州之时，其道出了“兄弟是手足，妻子如衣服”的感慨。

第三次哭泣是在关云长斩颜良文丑袁绍欲迁怒于其，此为保住小命也。以后还有就是在汉中，夺人城池。

第四次，赵云长坂坡单骑救主，七进七出，刘备连摔阿斗带哭，收心赵云。

第五次，白帝城托孤，收心孔明，使孔明衷心于阿斗。

从刘备的虚伪和眼泪可以看出，人总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条件并且生活下来,为了生存，人们沾上一些虚伪和眼泪也是必然的。因为人在生活中是最容易变质的，金钱、肉欲、权欲等，任何一点都可以使人虚伪、张狂、浮躁。但是像刘备这样虚伪和以泪洗面的人，胜过女人百倍，千古难寻。

甘泉书院碑记

作者：清王廷赞

原文

己卯之春，西师藏事，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具载碑阴。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苇草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师生膏火费。……己丑春，地方绅士休余振作之意，亦共捐资置市房七十六间，取其租以助膏火，此又人心鼓舞，咸期完美之一机也。……膏火尚未充裕，今又将舍此而去，实有不慊于心者，因述始末，著于石。并细将田房产业及酌定永远规条镌于碑阴，以俟新尹长才加意扩充，渐臻极备。

——《甘州府志乾隆》卷14，成文出版社，1976。

注释

1、甘泉书院，遗址有三处：（1）南岳衡山甘泉书院（内有《心性图说》碑石）；（2）九华山甘泉书院；（3）甘肃甘泉书院。留下碑记的是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甘泉书院。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州知府冯祖悦（清代人。清代《山西省志·人物志（上）》有传志）、张掖知县王廷赞创建于南门内街东，以临甘泉，故名。东西长90余丈，南北阔8丈5尺。建大门，讲堂2间，厢房34间及泮池、木桥等。冯自为记。后又建瓦房1座，牌坊2座；院内左翼建三台阁，右翼为爽心亭，游廊9间；南面振兴仓3间；临池栽杨柳400余株。三十二年（1767）又添建五云楼、灌书园、锄经堂，及穿廊园门。三十五年（1770）再建玩书楼6间以藏书；双苇湖亭5间，厢房5间。知县王廷赞捐银1500两，士绅先后捐银1000两，均发商生息以资膏火。又拨有学田6000亩。另园东及城外官地所栽246株杨柳沙枣亦属书院。有《书院公业考》，详载书院产业收支细目。院长庄学和撰《教孝千字文》作为讲义，以教诸生。

补记：明武宗正德年间，张掖创建甘泉书院，这是见于史籍的张掖最早的书院。自从雍正朝放宽开办书院的政策后，张掖的书院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清代甘州府城内有南华书院、觻（lù）得（汉代县名，在今甘肃省张掖市西北）书院和甘泉书院；东乐有仰止书院（天山书院）、金山书院；山丹有仙堤书院；抚彝厅有蓼泉书院；高台有建康书院。其中，甘泉书院规模最大。清乾隆二年（1737），甘州知府冯祖悦重新开办甘泉书院，但当时规模较小。据《张掖甘泉书院碑记》记载，王廷赞任张掖知县时，“有创建之思，旋改署武威，去未果”。此后，王廷赞复莅任于张掖，“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在甘泉书院内建三台阁、爽心亭及后院亭榭，“皆节次增置者也”。重修后的甘泉书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阴森森，书生朗朗。“今春，延太仓王济美为之师，肄业者皆踊跃奋兴，争自濯磨”，从张掖各地来的学生，汇集于此。（参见：http://wwwdoc88com/p-7843319485024html）

2、碑记全称是《张掖甘泉书院碑记》。作者是王廷赞，另有《张掖贡院碑记》。王廷赞（1714-1781），字翼公，号用宾，辽宁葫芦岛人。曾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父亲王永禄是读书人，曾任盖平县知县。王廷赞出身吏员，由于他勤谨有才干，受到上司器重，才被引荐为官。在甘肃任职三十多年间，他由微末之员，递升为县、州、道的行政长官，最后终于做到甘肃布政使这样的封疆大吏。由于他出身低微，比较了解下情，所以大部分时间为官谨慎，能循理守法，尽职尽责。在甘肃为官三十多年，在平反冤狱、振兴文教、兴修水制、剿匪安民、集军饷等方面，都留下了政绩，但最后因贪污犯罪而被处死。乾隆十二年（1747），王廷赞被引荐为兰州府经历，这是他官吏生涯的开始。经历是一个职掌出纳、文书的小吏，有时也协助上司审理案件。他奉命处理案件，由于秉公执法，许多冤案都得以平反，当时兰州有“打官司，找王经历决断”的说法。从乾隆十九年（1754）开始，王廷赞先后代理张掖、武威、镇原等县知县。他在代理张掖知县任上，突出的政绩是振兴教育。张掖原来没有贡院，读书人赴试多有不便，他在张掖建立贡院。为了给读书人提供学习场所，他又在废弃书院基础上，重新修建了甘泉书院，后来又逐渐增建三台阁、爽心亭及玩书楼、锄经堂等建筑，使书院规模更加宏伟。同时又多方丰富藏书，聘请名师讲学，一时文教蔚然兴起。陕甘总督黄廷桂，非常赏识王廷赞的才干，王廷赞于是被提升为张掖知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之役起，黄廷桂令王廷赞随军协理军需，使他的才干得以进一步施展。这期间，王廷赞母亲病逝的消息传来，他以军国大事为重，没有向上司提出奔丧的请求，忍着哀痛，正常处理公务，直到战事结束，账目清算完毕，才回中后所祭母。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廷赞代理平凉府盐茶厅同知，执掌地方治安。据其墓表载，这期间，他曾率人马，趁夜出击，将百余名为害乡里的盗匪一网打尽。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二年（1777）。王廷赞先后任宁夏知府、甘凉道及宁夏道道台。黄河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是主要的农业区，旧有惠农等灌渠，对发展农业生产曾起过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久失修，渠道严重淤塞。王廷赞下车伊始，即以发展生产为首务，奏请朝廷，行宫疏浚河渠。他的建议得到采纳，朝廷批准拨发库银，并授命他负责整个工程。王廷赞从授命之日起，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不辞辛劳，事必躬亲。从水文地质勘测，到排水、清沙、挑淤及运石，处处亲自指点。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河渠工程于乾隆四十二年4月告竣。竣工之日，他的同僚赋诗表示祝贺，一诗中有“三年治水鬓成丝”的句子，可算是他这一时期宦绩的写照。宁夏平原的瘠土碱地，尽变成肥田沃野，这里自有王廷赞倾洒的许多心血。这年的5月，王廷赞因政绩卓著而被提升为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鉴于王廷赞在甘肃效力多年，应予褒奖，于是乾隆皇帝诰封其曾祖父、祖父及父为通奉大夫，曾祖母、祖母及母为夫人，此时王廷赞已是66岁高龄的老人。由于看到吏治积弊甚重，又苦于在明争暗斗的官场继续奔命，他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他奏请辞官回乡，由于皇上“优旨慰留”，他未能如愿。撒拉族世居甘肃、青海，信奉伊斯兰教。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徒马明新，创伊斯兰教新教派，与旧教派相仇杀，死百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支出旧教派，镇压新教派，将新教派领袖马明新逮捕，关入省城监狱。于是激起新教派强烈不满，爆发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伊斯兰教新教派起义。起义震动了清王朝，乾隆帝下令调集大军追剿。自3月中旬至7月上旬，历时3个多月，新教派终于失败。王廷赞由于守兰州城五昼夜有功，受到乾隆皇帝嘉奖，赐一品顶戴，赏戴花翎，例晋其曾祖父、祖父、父为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为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使王氏满门生辉。就在乾隆皇帝派兵镇压苏四十三起义的过程中，一桩震动全国，牵涉甘肃全省二百多名官员的冒赈浮销贪污大案被揭发了，王廷赞成了这一大案的主犯。甘肃一向有捐监旧例。所谓“捐监”，就是商人、平民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官府，取得监生的身份，取得应试入官的资格。由于甘肃自然条件较差，常有灾害发生，若捐监者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全省筹集几百万石粮食，就可在灾年用来救济灾民，省去由中央调拨救济粮的麻烦，于国于民，俱为有利。由于容易出现弊病，此项措施曾一度取消。到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在甘肃重开捐监，得到皇上的批准。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出，鉴于“甘肃通省仓储，一时未能足额”，所以规定一律以粮豆收捐，不得折收银两。同时派“能干”的官员王亶望作甘肃布政使，经理此事。严格要求勒尔谨“实心查办，剔除诸弊”。 乾隆四十二年5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由年已63岁的宁夏道台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任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600多万石，约有15万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在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就有如此多监粮入库，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乾隆帝万万没想到，王亶望这位“能事之藩司”所收监粮竟全是写在纸上的数字，他禀中颗粒皆无。原来，王亶望并未按皇上的要求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这些银两也未用来购进粮食赈济灾民，而是被各级大小官员用赈济的名义冒销，最后落入私囊。王廷赞任布政使后，不但未革除弊端，而且向每个捐监的人又加收白银五两，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苏四十三聚众起义，乾隆帝派和坤、阿桂赴甘督办。4月，和坤上疏奏报军情，说到进入甘肃即遇雨。阿桂上报应战情况，也多次提到因雨太多，以致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下令阿桂和代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查访办理，据实上奏。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乾隆帝闻后，一方面谕令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王亶望，另一方面命王亶望在甘肃的继任者王延赞呈报监粮私收实情。6月初，王廷赞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收银两，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实粮石之事，故定一名捐监者交粮五十五两的数额。甘肃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兰州知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加结于上。王廷赞此供在于表白折收银两原为不得已，此举不但方便了捐监的人，而且手续健全，但乾隆帝一眼就看出此供隐匿了实情。他6月10日下谕驳斥，并下结论道：“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后乾隆帝又分别于6月12日、17日两度下谕，分析案件性质为贪污案，而且是集团贪污。表示坚决追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下令阿桂、李侍尧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勒尔谨和布政使王廷赞，命他俩据实供吐。他令阿桂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后来的事实说明，王廷赞未能“据实供明”，因而也未能得到乾隆帝的最大宽宥。由于乾隆帝态度坚决，阿桂和李侍尧自不敢怠慢，于是整个案情便很快查清。这一案件共揭发出侵盗银两1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共102人，确实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此案件不仅牵涉人数多，赃银数量大，而且手段恶劣。贪官们不仅吞没监粮，而且大肆**国库帑银。例如，6百多万台的“监粮”既已折收银两，可他们还借口添设新地，冒领建地费用；“监粮”已化为白银入了私囊，他们还以支付运输费的名目领取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运输费28690余两。对此案要犯，乾隆帝严惩不贷。7月30日、8月18日他两次下谕，做出对要犯的处理决定。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领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到10月，陆续正法者共56名贪官，免死发遣者46人。乾隆帝在7月30日的谕令中，指出王廷赞的罪责，做出惩处决定。他指出，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又始终匿饰案，不吐实情。但念及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王廷赞原本是个忠于职守、循规蹈矩的官吏，本应洁身自好，但他终未能摆脱封建官场贪鄙之风，因而也未能逃脱法制之网。王廷赞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9月12日（家谱作11日）午时被处绞刑，终年67岁。

另有王廷赞（1847-1927），字子襄，号若谷，晚年自号排云道人。泗水县城关榆园街人。16岁“立志问学”。同治五年（1866）赴兖州初应府试，同治八年（1869）补为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入选拔贡，并名列榜首。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 以后自1877年入京会试，连续6场都名落孙山，“仍为下第人”，直到46岁时的第7场会试中，才考取进士。入仕后，先后在四川平武、长宁、南郡等县任知县，后升为候补知府，任地方官达15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卸任归里，次年寄寓济宁。王廷赞一生多诗作。曾将绝大部分诗作收入《排云诗草》。后又由门人晚辈进一步收集整理， 集成《排云诗集》，于1937年4月石印出版。书前冠以吴佩孚、梁漱溟等人的题词及其门人后辈所写的序言，共收入诗作1500余首。

附录1：

广西省百色市凌云县《云峰书院碑记》

尝思贤哲挺生，固由天地菁华之萃，人才蔚起，尢赖君师乐育之功，□□□□□□，气习殊尔，必须振兴之有术，唯我杨太公祖讳赞绪，仰体□□圣化，俯恤边儒，本无□之深衷，著作人之雅化，特捐廉俸，创建云峰书院，及乎宋太公祖讳淇源，□□□□公项储给师生膏火，自是而后，继任贤候，荣莅斯土，□□□□□□□，勋等肄业其中，相聚而言曰：云峰书院为鼓舞人文之区。

文昌帝君，实司衡人文之柄，盛德□□宇宙，大业偏洽儒林，吾侪素存景仰之心，□□□□□□□，敬塑帝像，用效趋跄，二月初三恭逢。

帝诞甚喜，献□有日，□忭颂祝无疆，更相联名，聚成胜会，凑得银。□□□□，以供祀祭，□明德昭格降福，孔皆敬业乐群，若启若翼，成人□□□□科甲联元，爰颜会名曰连元会，是为记。

儒学教授：谢琏、李嗣勋、陈仪、梁元珣

绅士：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岑树淳、李盛枝、朱上瑛、岑鸿爵 岑文济、林应翰、岑廷元、岑鸿章、岑鸿逵、杨延星、罗国佐、岑文渊 李世英、林森华、梁上材、岑文瑛、岑鸿烈、梁成德、刘绍俊、覃超元、李 隆、潘其仁、林森美、李方成、唐世杰、李元章、屈必伸、李登荣 刘廷翰、朱景昭、雷再溥、刘朝俊、吴世绩、黄元都、蒙 全、黄志道。

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仲春月立

（注：碑记全文如上，原文无标点，□代表看不清的字。在凌云县博物馆门前的碑廊里，遗存有一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古石碑，碑高135厘米、宽64厘米、厚10厘米，碑上的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碑记的内容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谢琏、李嗣勋等4位儒学教授，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等40位绅士，在云峰书院里设立“文昌帝君”的塑像，以供祀祭，并组建“连元会”，祈求教育事业越来越兴盛。）

附录2：

衡山甘泉书院内《心性图说》碑石文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谷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见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包与贯，实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豆[豆、豊，读音作dòu(ㄉㄡˋ)，古音亦读作lǐ(ㄌㄧ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初期周穆王的御马师造父之师傅泰豆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上古时期的造父是个名人，他是伯益的第九世孙，西周王廷的善御者。在史籍《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他：“幸于周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干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造父，就是后来的赵氏鼻祖。

这么一个有大功于西周王朝的名人，其“善御”之技却是跟泰豆氏学来的。

据史籍《列子》记载：

造父的师傅名叫泰豆，是当年有名的驾御马车的人物。造父便跟着他学习驾御马车的技术。

开始时，造父行礼很谦恭，但在泰豆那里三年，泰豆却没有教给他任何技术。造父毫不气馁，仍然更加恭敬小心地服侍师傅。

泰豆看到这个徒弟如此懂得礼节，于是便跟造父说：“古诗有言：‘擅长制造良弓的人，必须先做簸箕；擅长冶炼的人，必须先做皮革。’三年了，你可以跟我学技术了。先注意观看我快走的姿势。什么时候你快走的姿势象我一样了，才可以掌握住六根缰绳，驾御好有六匹马的马车。”

造父恭敬地答道：“我一切照办。”

于是，泰豆立起木桩作为道路，木桩上只能放一只脚掌；按照一定的步伐数目放置好木桩后，踩着木桩行走。他快步往返于木桩之上，却不会摔交和失足。

造父便开始学习走木桩，三天，就完全学会了技巧。

泰豆惊叹道：“你真是太聪明了！学得这么快！一般的驾御马车的人，也不过就你现在这样的水平了。前面你的这些快步行走，用的是你的脚，体会其中的技巧在你心里。推而广之到驾御马车方面，就是在协调缰绳和辔衔的时候，是快是慢让马的嘴唇感觉和你一致，让马的行动法度掌控在你的心中，从而把握住所有的节奏。在你心里得心应手，外面操控得让马也心领神会，这样就能进退走得像用绳墨画的一样笔直转弯像圆规划的一样圆，要去的地方再远也会有气力。真正学会了驾御的技术，结果在衔，衔响应的是来自辔的信号；辔上得到的结果，响应的是来自手的信号；手上得到的结果，响应的是来自心。这样就不是用眼睛去看，不是用鞭子去赶，心境闲暇身体端正，六匹马的缰绳不乱，二十四个马蹄跑得不会出差错；转弯、前进、后退，没有不是中规中矩的。到这样的时候车轮之外就可以不要多余的车道，马蹄之外可以不要多余的地面；就不会觉得山川谷地有什么险，平原湿地，看它们都是一样的了。我的技术全在这了，你要牢牢记住这些！”

造父恨快领会了泰豆所说的话，认真体会，勤学苦练，终于成为一代御马良师。后来，泰豆的子孙们也跟着造父沾光，受到了周穆王的赏赐。

泰豆的后裔以祖上的名字为姓氏，称泰豆氏。后省文简化分为单姓泰氏、豆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祝融氏后代熊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明朝学者罗泌在《路史》中记载：“楚有豆氏。”芈姓熊氏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公族后裔，国祖为鬻熊。

鬻熊是被周文王尊为老师的贤人之一，九十岁而知“道”。当时，自周自文王以下，所有的人都向鬻熊请教，后人还把他的言论收集整理成二十二篇的《鬻子》，奉为至理名言。

到周成王执政后，他将鬻熊的玄孙熊绛封于丹阳(今湖北秭归)，熊绛建立了楚国，熊氏逐为国姓。

另据史籍《通志·氏族略》记载：俞豆氏，芈姓，楚公子食采于南阳豊亭，因氏焉。其后裔有取姓氏为俞氏者，后其中有人改为喻氏；也有取姓氏为豊氏者。后裔传至汉朝时期，有大臣豊如意，后代子孙遂以其字为姓氏，称豊氏。战国末期，楚国地区的“豊”字即“豆”字，后简化为豆氏，但读音作lǐ(ㄌㄧˇ)。

第三个渊源：源于古大理国，出自唐朝时期云南东爨宁部酋长豆圭，属于以先族名字为氏。

五代时期，后晋高祖石敬塘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三十七部首领，率众十万进兵大理，讨灭原南诏权臣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设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将府、郡部封给有功大臣及当地部族首领。宁州始为步雄部，后属东爨酋，为宁部。大理国后期(南宋末年)，东爨首阿几以浪广割与宁部酋豆圭。豆圭可算华宁县豆氏家族有史籍记载的远祖，过去豆氏家庙大殿正中所供奉的最大一块牌位，大概就是豆圭的。其后裔即为豆氏，曾在明朝时期改为禄氏，清朝时期又恢复为豆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源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农耕官员布小豆，据史籍《魏书·官氏志》记载：“布小豆，改为豆氏。”布小豆氏，为负责长掌管农业生产的官员之一，与谷氏、粟氏等出于同源，属于以官职称谓汉化为氏。

丁零族(高车族)鲜于部的纥豆陵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以及在后来的唐王朝时期，改汉字单姓为窦氏、豆氏。

鲜卑族慕容部的豆卢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字单姓为豆氏。

鲜卑族拓拔部的纥豆陵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字单姓为窦氏、豆氏。其中有部分窦氏后因户籍管理工作的失误，也成为了豆氏。

鲜卑族吐谷浑部的赤小豆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字单姓为豆氏。

据史籍《北史》记载，豆代田，鲜卑胡，代人，拓拔焘时拜勇武将军，后封长广公，长广王卒于统万镇大将，谥曰恭。子豆周求。

鲜卑族豆莫娄部的豆莫娄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分支较多，因此改汉字单姓分为芦氏、莫氏、豆氏、娄氏。

其实，该世系中的豆氏、窦氏，实际上是姓出同源。

得姓始祖：鬻熊。

鬻熊是商朝末期人，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曾为周文王之师，被封为护国侯。其先祖为黄帝，黄帝子昌意生颛顼，颛顼四世孙陆终第六子名季连，鬻熊为季连之裔孙。鬻熊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称熊氏。西周成王时期，封鬻熊曾孙熊绎在荆楚，建立楚国，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春秋时期，楚国一度强大，势力曾扩展到中原，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国人多以熊为姓氏，以念亡国。并尊鬻熊为熊氏的得姓始祖。

但豆氏、斗氏也是源出于鬻熊的，因此亦以鬻熊、斗伯比为得姓始祖。

甘肃省榆中县豆家营“豆氏复窦氏：

甘肃省榆中县豆家营村等地有两千余名姓“豆”的人，三十来年前，由于为了书写方便等原因，“窦”被误写成了“豆”，后来人们逐渐全部简化使用为“豆”。姓氏的改变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诸多不便，最近他们向榆中县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请求恢复原来的姓氏“窦”。目前，榆中县有关部门已经接受了窦氏家族人的申请，准备恢复他们本来的姓氏。

今年七十多岁的窦泽咸说，他们兄弟五个人，大哥早年参加工作在外，因为大哥文化水平较高了解家族历史，就一直以窦为姓，而家中的老父亲和其他兄弟一直用豆姓，造成一个家庭里两个姓氏，让一些人产生误解。对窦氏家族的情况比较了解的窦庆民老人说，现在外面工作的窦姓后人全部都用“窦”，而世代居住在村里的窦姓后人，却把姓氏改成了“豆”。

有一次，村中一位窦姓老人的儿子在北京工作，过节时给老人寄钱以尽孝道。因为儿子在外一直用窦姓，给家中寄钱时收款人的姓也填写的是窦，可是这边老人的身份证上却是“豆”，邮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姓氏不相同，结果就是不给取钱。最后，还是由村委会给邮局开出证明后，才取出钱来。

据窦泽咸老人介绍，榆中窦氏在本地已经六百多年了。他们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得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窦家营村还用的是“窦”，自1972年以后，逐渐开始使用“豆”字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村民的文化低、识字少，为了书写方便就把“窦”简写为“豆”；再者，有人误认为“豆”是“窦”的简化字。后来，农村的一些工作人员疏忽，将错就错造成窦姓的书写混乱。现在榆中县涉及窦姓的地名、门牌和身份证等均改变成了“豆”字。但他们向县民政局询问，了解到行政区划的地名等都使用的是“窦”字。

据他们了解，榆中县现有豆家营、豆家岘等窦姓人集中的几个地方，人数大约有两千人左右，人们基本都误写为“豆”姓。向 相关部门咨询后，得知窦姓人恢复原来姓氏符合国家规定，于是他们就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变“豆”姓为“窦”姓。窦家营村党支部书记窦永存说，县公安局户政科已经接受了窦氏后人的请求，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恢复窦姓人原来的姓氏。

二历史名人：

豆代田：(生卒年待考)，鲜卑族；代人。

拓拔焘时拜勇武将军，后封长广公，长广王卒于统万镇大将，谥曰恭。

豆登桂：(公元1941～今)，甘肃西和人。中国工商银行秦安县支行副行长，高级经济师。

他从1992的11月分管信贷工作以来，对全行信贷工作实行了主办信贷员第一责任追究制的管理办法。

通过近五年的不懈努力，亲自主抓“三项贷款“(不良贷款)下降了3198％，由全市借差行变为全市唯一存差大行，每天上存资金达四千余万元，且保付金充足，为全市系统内资金营运作出了贡献。

他还对国营、集体企业全方位支、帮、促，使食品公司二百一十万元、物资局七十七万元、糖酒公司九十八万元、百货门市部集体贷款六十万元等整体盘活，银企共同发展。

他支持非公有制的十七家战线厂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产品远销云南、西安、成都、兰州、乌鲁木齐市井出口独联体，同时，于1996年创办了“秦安通达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