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阻碍了清代社会进步和发展，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外国列强半殖民地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然而，我们发现，慈禧执政时期的清政府看似风雨飘摇，但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一路往下走，直到二十世纪初。

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去世，这成为大清命运的拐点。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了近七十年的大清朝，在仅仅三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清朝成为了历史。

人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清王朝在慈禧统治时期能够挺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对清政府构成危机的历史事件，但是却在载沣执政的三年里迅速走向灭亡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从政治方面看，光绪三十四年(1909)的清王朝，早已物转星移，和慈禧统治的主要时期，即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头十年，已经有了极大变化。有这么几件事，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首先我们要从戊戌变法说起。戊戌变法真正推行的时间并不长，从开始实行新政到被慈禧政变推翻也就103天。又被做“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主要起到了两个作用，一个是让清政府意识到革新的必要性，另一个则是让资本主义维新派意识到想要富国强兵，指望清政府自己进行革新是不太可能的了。

第一个作用，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清末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清政府遭遇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轮番打击，痛定思痛的清政府终于认清了形势，意识到自己彻彻底底地落后于世界。所以，连清政府的保守派都开始主动要求改革，虽然改革内容基本上是戊戌变法的翻版，但却起到极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当科举制度被取消后，大量读书人一下子没有了出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少知识分子选择到国外开阔眼界，了解世界的发展状况。这些人出国后，更加意识到清朝已经危在旦夕。他们支持革新，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

另一个对清政府的灭亡起到加速作用的改革措施就是编练新军。编练新军有两个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让编练新军的主要负责人袁世凯以及他所代表的北洋系军阀迅速发家，实力壮大。到慈禧去世之际，清政府的命运基本上握在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手上。新军的设立也使得不少革命党人或者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军队体系，为之后的辛亥革命提供了知识支撑。

维新分子思想上的转变也是清政府加速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们提到，当戊戌变法后，不少的维新派分子已经意识到，想通过清政府内部革新实现改革已经不现实。在后来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让很多有识之士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他们转向支持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清末新政后，因科举取消而出国的知识分子增多，编练新军又让军队中的革命思想愈演愈烈。到载沣接手时的清政府，其实早就是一堆干柴，距离大规模革命运动的爆发就差一个导火索。最后，武昌起义点燃了这把革命之火，清政府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大的时代背景以外，载沣的个人能力和权威不如慈禧，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慈禧是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之一，生前执掌中国权柄近半个世纪，期间亲历并策划多场宫廷政变，在权力斗争中练就了一身虎胆，成为晚清时期实际的掌权者。

而载沣为什么能够成为在慈禧死后到清政府灭亡的这三年里成为中国的实际掌权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慈禧看中了他，或者说是看中了他的儿子溥仪。所以，载沣之所以能够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完全是父凭子贵。而在这个时期，载沣作为实际统治者，根本无法像慈禧太后那样轻易地控制袁世凯等人的北洋系，所以当武昌起义爆发后，为了镇压起义，袁世凯迅速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载沣黯淡退出政治舞台。

所以，清政府在慈禧死后三年便土崩瓦解，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论是政治上的推动，还是革命思想的传播，亦或是北洋势力的坐大，以及载沣的个人能力，都在强迫这清政府这艘早已腐朽的巨轮，加速走向沉没的结局。

清朝末期，慈禧太后独掌大权近五十年，清朝尚能安然无恙，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执掌大权，仅仅三年清朝就迅速灭亡。究其原因是因为载沣执政时期对汉族大臣过分打压，引起了汉族官僚的不满。

载沣执政之后撤职袁世凯，彻底得罪了北洋系军团，并引起汉族大臣的强烈不满。

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她很会处理皇室与汉族大臣的关系，对于袁世凯这种手握重权的汉臣，慈禧太后将他调到中央做军机大臣外加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让袁世凯远离自己的军队，而载沣执政以后，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大变，竟直接将袁世凯撤职，要知道当时的袁世凯是汉臣之中地位最高的，话语权极高，而且他背后还有整个北洋系，载沣的这一做法不仅得罪了整个北洋军阀，还使朝堂中的汉臣胆战心惊。

载沣重用满清贵族，军队和朝堂中的高官几乎全由满清贵族担任，但满清贵族无力担此重任。

载沣加强中央集权的心思十分明显，他想将清朝的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满清贵族的手中，所以他在对汉族大臣打压之后，就开始扶持满清贵族担任朝中和军中的主要职位，以至于后来军机处之中仅有一位汉臣，其他全是满清贵族，军队之中更是夸张，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载沣和满清贵族手中。

但是在清朝末期，满清贵族不堪重用，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才能担此重任，尤其是在军队中，由于许多满清贵族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在军队中并不得人心，以至于即使担任陆军大臣，也无法调动袁世凯曾建立的北洋新军。

载沣成立皇族内阁，彻底得罪了立宪派，失去了汉族地方绅士的支持。

立宪派是一方地头蛇，他们是地方有声望，有财力的士绅，他们希望清政府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让他们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但一心想要中央集权的载沣怎么会听得进这些，连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重臣都被载沣所排挤，载沣根本不把立宪派放在眼里，以至于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立宪派迅速倒戈，大部分向反清势力靠拢，清政府彻底失了人心。

慈禧太后执政时期，虽然当时也是内忧外患，但慈禧太后能够很高的处理，在内她善于利用并制衡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汉臣，在外同盟会等反清组织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所以清朝虽然不似之前那么强盛，但也尚能存国。但载沣执政之后，先是得罪了整个汉臣集团，罢免了袁世凯，连张之洞这样矜矜业业的汉臣也被打压，载沣还扶持一些德不配位的满清贵族继位，独霸朝堂和军队。后又成立皇族内阁，得罪了立宪派，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矛盾，武昌起义是一个导火索，激起了全国的反清浪潮，清政府在载沣一系列的操作下也宣布灭亡。

《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外和平的目标达成，慈禧太后偕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为恢复和巩固大清朝的统治启动一系列的政治安排。

载沣恭顺而又颇得外界青睐，无疑让慈禧太后产生了新的想法。自身年事已高，光绪皇帝身体孱弱，恭忠亲王奕䜣一脉卷进了庚子国变，礼亲王世铎一系恭顺忠诚却没有能耐，奕劻贪鄙，加之参与庚子议和名誉扫地，大清朝的未来必须有人担负，从现有情形看醇贤亲王一脉最值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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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觉得光绪皇帝空有一腔抱负，缺乏耐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甲午战争和戊戌政变表明他并非一个合适的统治者。眼下载沣尚且年轻，恭顺宽厚，能力初露锋芒。再次安排醇亲王一脉继承大统，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慈禧太后想通过插手载沣的婚事，将醇亲王一系牢牢控制起来，涂上浓厚的后党色彩，避免百年之后受当权者责难。

1902年1月5日，慈禧太后为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醇亲王一家茫然不知所措，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前往宫中向慈禧太后陈情，称载沣早已订婚，恳请收回成命。慈禧太后又如何肯为了一个女人的体面轻易改变决定，留下一句“天底下怎么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便对刘佳氏置之不理。

荣禄是慈禧太后极为宠信的大臣，有足够的办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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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中，荣禄立场坚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慈禧太后一边，率兵果断地粉碎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政治阴谋。在处理光绪皇帝问题上，荣禄一度触及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但最后的结果证明保全光绪皇帝的性命，维持其名义上最高权威，由慈禧太后实际掌握大清国政，推行亲善温和的变革，确实是艰难时局下维系统治的不二法门。在庚子国变中，荣禄对外国使馆围而不攻，以敌对的名义将各国使节保护起来，为事后和平解决问题保留余地，展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高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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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本人年事已高，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呆不了多长时间。作为补偿，慈禧太后将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认做义女，指给载沣为婚。倘若将来载沣与瓜尔佳氏诞下一男半女，再酌情赐予一些恩宠，也算对得起这个有能力、有眼光、有忠心的三有老人。

1902年9月30日，载沣接受慈禧太后的安排与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成亲，什刹海畔的醇亲王府一时间张灯结彩，车如流水马如龙，热闹非凡。载沣按部就班地走完整个流程，入洞房，揭盖头，坐帐，行合卺礼，和这个陌生而又娇美的女子结合在一起。

瓜尔佳氏就这样走进醇亲王府，冲击着载沣如湖水一般宁静的生活。

荣毅仁是荣禄的后代吗

荣禄不姓荣,他是满族人,瓜尔佳氏荣禄是他的名字

荣毅仁是汉族 满清荣禄的后人

荣禄有7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其他的无从考证。

在清朝灭亡后，现在还活着的满清皇族后裔有哪些？

皇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也多种多样，他们像普通民众一样难以归类。如今著名的满清皇族后裔共有五位，分别是爱新觉罗·恒钛、爱新觉罗·启祥、爱新觉罗·启骧、爱新觉罗·毓震峰和爱新觉罗·启新。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一九五六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启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后裔，现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墨林书画院资深书画家。其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深受业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其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相关艺术机构收藏。 请问，什么叫“满清后人“？只指皇室、大臣等人？还是也包括老百姓

这里的“满清后人“是指的满清旗人，并不单指的皇室、大臣等。

因为当初入关的旗人相对 要少得多，所以只要在旗的（类似于现在有编制和户口的人），所有满清旗人。 就相当于几乎所有满人，包括皇室、大臣以及在旗的兵丁，但奴隶并不算在内，奴隶属于私有财产。 所以奴隶如果获得主子的青睐，可以抬旗，类似于现在的解决城镇户口。 爱新觉罗现在还有后代吗？

有啊。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70年间，爱新觉罗家族流散各地，皇族身份已成了历史， 行为的修谱已无可能，纯正的血统已无保障，婚姻状况也日趋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家谱问世，家族人口的统计已很困难。但1937年之前康德伪皇帝在伪满洲国最后一次整体的修缮了家族谱系，所有宗室、觉罗都罗列其上，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后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根据原先存留下来的碟谱和东北辽中新民地区的情况又由家族族长带领修缮了谱系，《爱新觉罗宗谱密雅纳支》 每十年系统修订一次，已经成为定规。经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恢复了家庙，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举行家族内祭祀。 不过，一种趋势是很明显的，爱新觉罗氏的人口，仍然还在不断膨胀，血缘关系也由近及远，逐渐形成众多分支。据估计，如今爱新觉罗氏大致有30—40万人。 其实到清朝最后的三代皇帝，由于近亲结婚，几乎是没有子女，有也是早早夭折，所以现在估计子孙很少。 爱新觉罗这个姓，后来也有了简化，有的改为"肇"，有的为"罗"等等。 爱新觉罗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多种多样，对待“爱新觉罗”姓氏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谁是徐世昌的后代

徐世昌无子，两个女儿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过继为徐世昌之子。徐世光为光绪壬午举人。夫人于廿五塑料厂退休，生两女，一于南开大学毕业，在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工作；一在外资企业工作。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互为同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颇得袁世凯的器重，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为国务卿。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

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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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徐世昌虽“圆滑机变，过于长乐老”，但在清帝退位、袁世凯称帝上思路还是清晰而进步的，所以此人不倒有其必然性。更令今人值得琢磨的是，卜五年近40岁时，仍旧是个庶吉士，不为翰林院所认同，认为难堪重任。

但此时徐世昌已然到了人生的谷底，如今是否极泰来了，原先结交的同乡袁世凯赏识人才，邀其襄助小站练兵，自此腾达，由七品直至一品大员，平步登云。关键因素是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如说结交香帅张之洞、陕西巡抚鹿传霖（清末清官之一）、商部尚书载振、康、梁等等诸名士，朝中人缘甚好，慈禧甚至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

而据说清帝退位诏书中的推荐袁世凯和末尾“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悠游岁月，常受过面之游礼，亲见至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实为水竹村人之代笔。所以老徐是新旧通吃，才能有其后的总统之遇，这机遇与其自身的素质都少不了的。

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入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学界对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尚无分析，对徐世昌离东内用亦无专门讨论，多是在展开徐氏人物研究时有所论及，且普遍基于政争视角，认为其事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徐、袁关系紧密，青年时结义交好，仕途互相提携。徐氏督东是袁系进入东北之始，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而认为徐氏离东内用是清廷清除袁氏在东三省之举措，似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事实链条。然如此论断，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徐氏离东内用固然与袁氏失势这一重大政局背景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探讨徐世昌离东内用，需要跳出政争视角，从“人事”本身深入历史场景，充分考量徐氏东三省施政情况以及载沣对东三省乃至整个势的判断和把控，从而找出其事之复杂诱因。同时，探讨东三省总督，亦须探讨另一当事人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唯有将徐氏离东与锡良调东统筹并观，方能全面客观认识此一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当天徐氏在日记中剀切写道：“时局艰难，唯有竭力经营，图报万一。”也对徐氏寄予厚望，期待“奕奕生色之事功”。从徐氏日记所见，他自五月二日抵奉接篆后朝乾夕惕，政务异常劳苦。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发展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不乏叫好声。《盛京时报》称，徐氏设置司道、模范、学堂、公园等举措，“全是为百姓野僿进于文明的办法”。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徐氏督东仅三个月，《申报》便刊发长文，详列徐氏内政、外交之失，斥其“辜负人望”。时论指责外，更有言官。据史料载，徐氏最早遭距其履任尚不满一月。六月初《申报》报道，“闻制军因东省外交、内政及改设官司等事颇难措手，且被京官一再”，欲“入觐面陈一切”。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八月间，又有某内阁学士等五人奏参徐世昌施政不善，“大略系指督抚不和、财政紊乱、外交不振、任用私人等款”，折上留中。

及言官仅通过短暂观验即对徐世昌施政漫加指斥，此对徐氏显属苛责。事实上，各种指斥言论更多展现出时人对东北局势的焦虑情绪，并非立意于全面真实反映徐氏施政，然此种氛围无疑会对人事决策产生影响。据《申报》：“鄂省接张中堂随员由京来电云，东督徐世昌因人地不宜，屡被参劾，久有更调之意。”与此呼应，八月间清廷电命徐世昌晋京，有推测徐氏此行“留京入阁亦未可定”。徐世昌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赴京，二十三日抵京，九月十九日返回东三省，在京期间蒙慈禧召见六次。尽管徐氏施政颇受时论指斥，但慈禧则给予他充分信任和鼓励，不仅接连赏赐点心、御笔虎字等物，在召对时更宽勉有加。徐氏对八月二十六日召见情形这样记道：“黎明起，诣宫门，蒙召见，责成三省各政。仰蒙明在上洞鉴一切并为作主，令放手做去。”如前引《申报》所言，清廷或生更调东三省总督的想法，但此仅为而已。由于东督新设，其人事更动不仅关乎国内外视听，更关乎东三省政局稳定，于情于势清廷断不会仅因参劾之言动调任职仅两三个月的徐世昌，同样亦不会允其请辞。但徐氏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清廷动议及此的事实，表明东三省总督早有源自。另外，徐世昌自抵京之日即广泛联络京中大佬，与全部军机大臣以及数位各部尚书、侍郎等有过接触。于此可见徐氏交际能力之强。徐氏日记未透露接触细情，但推测不外乎商议东三省施政及暗中请托等事项。

尽管徐世昌之行颇得慈禧，然言官指斥并未因此稍停，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间，某御史指出东三省作为外官制试点，应如何积习，然徐世昌“粉饰如故”，以致“奔竞者转瞬飞腾，安分者省垣坐困”，并揭露陈昭常即凭“钻营之技”获徐氏信任而出任署理珲春副都统。同一时期又有御史赵炳麟奏参徐氏失职：“徐世昌一事未办，动辄请款。尤可笑者，赵尔巽磋商多年未结之外交，徐到任一一允许。”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次奏参仅见报刊，不见于

档案。而与之相对，清廷则接连允准徐世昌所请，对其施政给予信任和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涉及徐世昌的报道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基本倾向，既有

徐氏施政举措的消息，亦不乏对其施政之偏的揭露。这一年中，尽管东三省施政之难有增无减，然徐氏并无请辞之举，日记亦无些许情绪表露，恰与此前其在奕劻劝慰下承诺“不再奏请开缺”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心毫无波澜。徐世昌以处事机警著称，屡遭指摘之下必会暗中使力。据笔者见，该年《申报》两次刊发徐世昌内用传闻：一是正月间报道“东三省外交失败，某军机力主调徐内用”。二是六月间报道“东督徐世昌有调入枢府消息”。两则消息皆寥寥数字，虽难以判定具体诱因所在，但考虑徐氏京中联络以及不安其位等情，徐氏个人营谋势所难免，当然清廷谋划亦不能排除在外。总体看，光绪三十四年是徐世昌情绪相对平稳的一年，然随着是年年底驱袁的发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二、丁未、戊申年间云贵总督锡良三次请辞

光绪朝最后两年，与徐世昌同样不安其位的还有云贵总督锡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十九日，上谕“百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并要求“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而几日前，锡良即以“素有肝气旧疾”为由奏请开缺。锡良督川期间水土不服，所言病体确为实情。但他适在调滇前夕奏请开缺，极可能已探闻调滇消息。接到奉调上谕后，锡良又以“滇省危迫”而己“材质庸陋”为由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军机处电寄锡良，斥其“电陈各节殊非仰副委任之意”。最终，锡良于四月十日接任滇督。锡良入滇前虽屡次请辞，然至滇后则希冀有一番作为，他曾致函长期为其属吏、时任邮传部左参议的蔡乃煌，表露心迹：“服官数十载，从不敢避险畏难。滇事既极艰危，正臣子致身之日，况叨此感遇，尤无退志可萌。”然理想难敌现实，因诸多因素使然，锡良在督滇两年半时间内三次请辞，亦因之和东三省总督发生关联。

锡良出任滇督仅两月后即奏请开缺。《申报》报道：“（锡良）日前电致略云：现在滇省举办一切新政，事繁责重，兼之交涉事宜均关紧要。良年老衰庸，恐难胜任，伏乞代奏开缺。”清廷未允，复以“时事多艰，自应力持危局”。锡良督滇不久即奏请开缺，似与当时传闻他将调任直督有关，此传闻势必加重其不安滇任的心理。光绪三十三年六七月间，锡良得赵尔丰密函：“张安帅（张人骏，号安圃，笔者注）得调粤信，甚不高兴，宾客一概不见，语人云：调粤是驱逐之意，拟发榜后告休。直督一席颇有摇动，拟议者多在宪台，固属之公，亦由声望著也。”此函有言“发榜后告休”，可见张人骏在调谕颁发前已探闻消息。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上谕张人骏调任粤督，该函当作于是日前。又言直督“颇有摇动”，可见对于袁世凯不久其位早有耳闻。然所言“拟议者多在宪台”则未实现。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同日袁世凯与大学士张之洞“均着补授军机大臣”。次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杨士骧署理”。

锡良第二次请辞，则与言官有直接关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间，给事中徐士佳奏参锡良施政不力：“锡良到任时，即力陈情形种种，诿诸丁振铎之不善。现锡良已到任数月，毫无振作，可见前次所陈均系推诿之计。”折上，军机大臣世续“以为不如寄谕锡良，责其振刷精神”，“故十八日由军机处廷寄锡督，内有‘再无成效，惟该督是问’等语”。锡良督滇仅数月即遭，显是当头一棒。事实上，锡良百南施政失于操之过急，并非徐氏所言“毫无振作”。是年八月，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曾密电锡良，劝其施政“稍示和缓”：“滇省远在边瘠，近逼强邻，理财、用人无不难于他省，是以人皆畏避……操之过急，束之过严，恐事功未就，怨谤先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正月，许氏再电锡良，密示滇政面临人事阻滞，并力劝其早为隐退：“我帅又以力任艰巨，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一切更较他人为难，与其终为人持，固不若早自引退。”“罗山”“项城”，分别指丁振铎、袁世凯。锡良曾奏劾丁振铎，固两人关系不睦；同时锡良在晚清以“清风亮节”著称，与袁氏亦非一路人物。由此推论，锡良施政过急以及他人幕后推动，或为招致奏参之因。基于上述情势，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致电军机处以病体为由请代奏开缺：“良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旧疾复发专折具奏，恳恩赏假一个月……假期已满，病仍未愈……仰恳天恩，俯准开缺回旗调理。”在致赵尔丰、许涵度电中，锡良更坦露心迹：“才力既万不如人，而又不恤自招怨谤，即使竭尽心力，终恐无裨，转成茧丝自缚。”最终，清廷着再赏假一月，所请开缺应毋庸议。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党在云南起事，攻占河口、南溪等处，“几成燎原之势”。对此，清廷着锡良“交部议处”。四月十四日，侍读学士荣光鉴于“孙党注意西南，始助桂匪，近更率党犯滇”，指出锡良虽“公忠谋国，任事实心”，然“军务阅历尚浅”，因提议“另简知兵大员督办桂滇军务”。此论虽不能视为对锡良的奏参，但指责之意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党起事在四月二十七日被后，锡良却未得应有奖赏，“吏部议覆廉钦河口奖案，均令删减”，如此结局令人不解。是年八月，已调陕藩的许涵度密电锡良：“公此次收复河口，迅奏肤功，固为薄海同钦，为权贵所抑，闻之殊为不平。”

许氏前电所言“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所谓“权贵”，似即指上述之人。被指责不懂军事以及军功被抑，致锡良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奏请开缺：“匪陷河口，仓猝治军，效命未遑，何敢言病？无如才力竭蹶，又素不知兵，幸秉宸谟，勉以戡定，而心血已亏。”同机处廷寄锡良，称此时“筹办善后，岂可遽萌退志”，着再赏假一月。然锡良去意已决，致电某军机言之切切：“俟善后事宜办有端绪，届时必须赐归田里。”据报道，七月间枢垣曾讨论锡良调动事，“拟即准其开缺，另简唐少帅暂署”。对此，某尚书认为：“外务部所办交涉系一国之事，云贵究系一隅之事，以唐之才而用于一隅实为可惜。”其事最终不果。

综上，由于施政为难、倾轧、言官以及病体、朋僚劝言等原因，锡良在滇督任内接连奏请开缺。清或允辞或酌调，已成必然之事，这就为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埋下了伏笔。

三、驱袁后徐世昌请辞与锡良调直传闻

载沣朝政后，出于打击和削弱北洋的目的，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足疾”为由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驱袁性质正如有论者所言：“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事发后，“一时政界颇形恐慌”，以为“党祸之见端”，“其稍被袁党之嫌疑者，皆惴惴焉”。某外论推测中国将有重大：两广总督张人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袁党之最有者，日内将有更动”；“梁敦彦之简外务部尚书，逆料必难久任”；“邮传部尚书陈璧，亦有更动消息”。外论对张人骏、梁敦彦的预测并不准确，而对陈璧的预测则颇为准确。

就袁世凯重要盟友徐世昌而言，他在驱袁后有所行动实属难免。宣统元年正月六日，徐世昌以病体为由恳请开缺：“臣向有痔疾，愈发愈剧，时时便血，行卧维艰，初以百端待举，仍力疾从公，日与参赞司道同署办事，未敢以病躯请假，致滋贻误。乃自去岁秋冬以来，复发怔忡之症，遇事健忘，夜不安寐，心志亏耗，病象愈深……伏思东省为祖宗根本发祥之地，近十余年来，当外交之冲，乘积弊之后，即使合力图维，犹虞不及。若使病躯请假，必至贻误要公，责任所关，五中焦灼。思维再四，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开缺调理，迅简大员接任。”清末因病开缺虽不乏见，借病请辞更不在少数。徐世昌督东后政务繁忙，致遭病恙或为实情，但并未达于开缺地步。即注意及此：“徐督初无大病，其一再求退之用意某枢臣早已洞悉，遂以徐在东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

徐世昌请辞固受驱袁的影响，但驱袁并非唯一致因。事实上，徐氏请辞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三省施政艰巨棘手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报道，宣统元年正月间东三省施政几陷绝境：“近因东省举办新政，在在需款浩繁，而东省经济又备形困难。去岁所报销各款又统经部驳未准，以是新政上之措置实为棘手，乃于月（指宣统元年正月）之初旬集七司二道会议财政问题，而七司二道率皆仗马寒蝉，竟不能赞一词，钦帅因是痛哭流涕，无施，遂于日前奏请开缺。”此外，东三省也很严重。徐世昌督东后统揽东三省大权，直接导致督、抚不和，《申报》：“奉天巡抚唐少川中丞莅任后，诸事皆让权徐督，不赞一词，虽传见僚属亦均由徐督问话，中丞从不发言。”另有学者指出，载沣当政后收缩人事权限，也使得徐世昌心灰意冷。可以说，面对东三省施政方面的诸多困境，徐世昌请辞实为迟早之事，而驱袁则加速了其请辞的步伐。在请辞同时，徐世昌又加紧运动枢臣以求内调。费行简记：“袁世凯已被逐，（徐世昌）乃乞奕劻营内调。”陶菊隐也记：“徐与袁厚，人所共知，惧祸及己，大输货币以自固。”这类记述笔者仅见笔记体史料，或许此隐秘情事本无直接史料留存。但从情理推论，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四处使力势属必然。需指出的是，奕劻在徐世昌内用一事上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过高估量，此和奕劻曾极力反对载沣驱逐袁世凯但最终亦未能阻止之事属同理。

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请辞并营谋内调，展示出其并未被动等待措置而“以退为进”的策略考量，对此载沣无疑心知肚明。正月九日上谕即言：“东三省地方重要，该总督向来办事尚属认真，自应力任其难，所请开缺之处，着毋庸议。”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道：“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可见，此际载沣并无裁革徐世昌之意，否则大可借谴责徐氏施政以及徐本人请辞之机而罢免其职。尽管清廷谕称徐世昌“办事尚属认真”，然徐氏此际之疑惧并不稍减。当天日记中，徐氏在感念“天恩高厚，温谕慰留”的同时，也写下“无任惶悚”四字，实可谓此际心理实态之流露。《申报》也报道，“徐督以‘尚属’二字不尽满意之词，疑虑终不能释”，遂电商某枢臣“拟再续行奏请开缺”，并托其“力为代恳”。某枢臣允将东三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同时予以规劝：“时事多艰，我内外臣工，惟有协力赞襄，共图治理，幸勿遽萌退志。”

与徐世昌请辞同一时期，外论纷传袁系重要人物杨士骧将离任直督，其职由滇督锡良接任。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确凿史料证明其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宣统元年正月五日，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电询锡良：“闻公有移镇北洋之说，自有闻否？”次日锡良复电：“此间并无所闻，是何原因，公知之否？”八日端方来电言及传闻由来：“监国推重之故，闻因平日不附项城，是一最近原因。大约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此电寥寥数字，然价值非小，不仅揭示出载沣主政后在用人上对袁系人物的排斥，也从侧面印证驱袁“斗争”的基本属性以及前文述及的锡良“为项城所不豫”之事实。此时杨士骧病恙在身，清廷对其并未采取行动，锡良调任直督又成泡影。

徐世昌请辞被拒，锡良调直传闻破灭，似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邮传部尚书陈璧遭革，次日清即颁布以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李经羲补授云贵总督的谕旨。表面观之，此际朝令之变迁颇显突兀，然细绎之则又合乎情势，集中反映了摄政王载沣对光、宣之交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四、摄政王载沣对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载沣上台主政后，首先要考虑的即是维护秩序，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如溥仪所言：“我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而现实情势是，载沣主政后，除徐世昌、锡良等重要督抚不安于位外，更面临枢机老臣不断凋零的严峻形势。宣统元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大学士孙家鼐辞世，次年军机大臣戴鸿慈、鹿传霖又相继辞世。这种局面对载沣造成极大压力，有报道言：“自鹿相病故，军机大臣一席迄未简放。监国以现在国事艰难，大局危迫，非简有威望素著之大员诩赞枢垣，不足以济时艰。又整顿内政，必须责任内阁，今日之军机处即为将来责任内阁之基础，军机一席，更非具有干济之才不可。”宣统二年七月间，载沣召见锡良，也曾就人才困局叹息曰：“张、戴相继逝世，鹿芝轩又因久病，竟至不起”，“时事多艰，总须内外一心，方可共支危局。”《申报》对此亦慨言：“国步日艰，老成凋谢，为之唏嘘。”

虽然徐世昌东北施政颇遭时论指斥，然其行政能力并不能因之否定。徐氏在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间曾入直军机，并先后出任巡警部尚书、署兵部尚书、尚书等职，且“颇有政声”。载沣对徐氏之才及其东三省施政也持肯定态度，加之内廷“老成凋谢”的严峻形势，是以载沣内调徐世昌，考察锻炼其才以备日后任用。时论即观察到这一点：“其（徐世昌）独当一面，无人赞助，或易受人蒙蔽。若在京师，则较易，而徐亦得时时秉承，或者其才尚可造就。”恰逢邮传部尚书空缺，“徐又坚求去位，故遂调补斯缺”。事后看，实出于培植大学士、军机大臣人选之意。

与培植中枢人才交错呼应的是，载沣亦要

在全局高度，考虑如何稳定驱袁后中外关系稳定以及袁系的情绪。驱袁事发后，外论普遍对载沣极为不满，对中国政局走势深表疑虑，并施加外交压力。同时，袁世凯遭黜后，其嫡系部队大部分驻、保定一带，“徐暗中代袁照料一切”。基于上述情势，载沣意识到“大杀袁翼则徒滋事端”，最终审时度势，选择对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采取不同于其他袁系人物的内用举措。如此，载沣对待袁系人物事实上是革、用并行，并非以人物派系定取舍，在他看来可以有效的疑虑和猜忌，并能够起到北洋的积极作用。

徐世昌对内调邮传部尚书不乏悦色，据陆宗舆记述：“东海亦自喜曰：我今生入玉门关矣。”但表面愉悦并不能掩饰内心畏葸。据报道：“某枢臣接徐世昌电，旧恙复发，到邮部任后，拟即乞退。”另有报道，徐世昌在公署与各司道谈论要政时言及必辞邮尚：“近来疾病未痊，精神愈形耗弱，交卸后即履邮传部缺，亦不过任事三两月，悉心整顿，藉尽职务，仍当乞假养疴。”徐氏处指斥尤其是驱袁背景下，如此低调表态，当然并非真有此意，实则为明哲保身之举。值得提及的是，徐世昌尚未就任新职，又遭某御史“外交着着失败，巨款虚縻”之奏参，并提议由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查明实情，“以为碌碌者戒”。该折实为老调重弹，是否受人指示，给徐氏下马威亦未可知。或许正是因此，传闻清廷将要查办徐世昌：“顷京友（系涛贝勒禁卫军之总文案也）来访，据云：菊帅必要被查，大约总无好收场，断不能到任，此间亦被参，并及幕府十余人。”然此亦仅为传闻而已。四月六日，载沣召见徐世昌，“以东三省参案勉励多时”“并谕到部后务宜勤加奋勉”。对此，徐世昌“感谢不置”，“奏谓臣当竭力整理，以仰副朝廷之恩眷”。可以说，既让徐世昌感到清廷对他的倚重和培植，同时又使之心怀畏惧，所谓拉拢优渥与警诫督导并举，最终达到其人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正是载沣所预期的理想状态。

前文述及，基于滇政为难、人事阻滞以及病体等多重原因，锡良始终不安滇督之位，更动职务已成必然之势。在经历多次调直传闻后，最终被清廷视为东督合适人选，此正应了端方“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之预判。究其因，除锡良与袁世凯相当距离及其屡次请辞对清廷人事决策产生影响外，根本上缘于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的信任和赏识。宣统元年二月，载沣在召见新任滇督李经羲时，指示其施政“当效法锡良所办事宜”。同年闰二月二日，锡良京察得“力任艰巨，劳怨不辞”评语，此亦为其得载沣信任之一证。与此同时，也对锡良的才干颇为赞赏。《盛京时报》指出，锡良“起家州县，飏历者有年，其于民风吏治降污休戚之原，盖已洞若观火，知之明斯处之当，以至节麾所莅，政绩懋焉”，“诚封疆大吏中不可多得之耆硕”。《申报》指出：“东三省居日俄之要冲，交涉素称棘手，徐世昌又夙有之名，摄政王或因（锡良）滇越交涉近日尚称得手，故欲以彼易此耳，未有别有用心。”东亚同文会也指出：“他（锡良）本是旗人出身，清廉刚直，深通边务。由四川而云贵，遂至调任东三省，极得摄政王的信任。”此外，徐世昌施政好铺张，而锡良则素以廉洁俭朴著称，加之其旗人身份，并与铁良、那桐、荣庆等京中大佬过从紧密，无不增加其调任东督的砝码。

五、结语

作为光绪、宣统之交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包括徐世昌离东内用、锡良离滇调东两部分，步调大体一致，虽不乏偶然性因素，但更有内在统一性。从宣统年间政局大势以及东北、云贵省域局面综合观察，此次是载沣综合考量徐世昌、锡良行政能力和个体诉求，及维护势稳定和生活正常运转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合乎情理的正常，与其时势、中外关系状况以及主政者、当事人主观倾向等因素皆有密切关联，并非主要出于集权目的的权力斗争。

徐世昌离东内用，远因在于其东三省施政屡遭以及言官指斥，无论清廷抑或是徐世昌本人，皆早有更调意向。其时老臣凋零、人才捉襟见肘的严峻形势，及载沣对徐氏之才持肯定态度，适逢邮传部尚书陈璧去职，则是徐氏内用的重要客观因素，亦是其在驱袁后未像其他袁系人物那样受到责罚的原因所在。而驱袁发生后徐氏不安其位并加紧营谋内调，可见驱袁一事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器作用，加速了此一人事调动的进程。但需注意的是，即便没有驱袁发生，此一亦终会实现。就清廷而言，对徐世昌未予惩处反予内用，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首先，顺应了时论对徐氏东北施政的不满情绪，但又超出了驱袁后时论对徐氏仕途、命运走向的揣测。其次，在顾及徐氏个人更调诉求的同时隐以监视、培植之意，从而达到储备中枢人才的目的。最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驱袁之后弥漫于尤其是袁系官僚中的不安情绪，同时也缓和了驱袁之后

于列强的外部压力。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颇具人望，尤其是施政能力深得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俭朴的品行和作风、在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旗人身份以及“平日不附项城”的作风，则是重要促成因素。同时，调派锡良督东亦可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时论对徐世昌东三省施政的不满情绪。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实具政局发展演变之风向标的历史意蕴，其事来龙去脉展示出光、宣之交政局的若干特色：其一，从视角看，这一时期各种人事风闻甚嚣尘上，或

于消息，或

于内外揣摩推测。这当中，外论尤其反应迅速且不乏准确观察，反映出列强对中国内政窥测之深，亦为中国沦丧之一证。其二，从徐世昌、锡良角度看，两总督皆在任内不安其位，虽内中缘由复杂各异，然相同的则是省域新政之难。两人在清末皆号为派，尚且如此表现，虽不能由此贸然得出其人热情低下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实非正常状态，不仅意味着省域大员人事运转出现严重问题，也了光、宣之交省域新政愈加陷入复杂难解的困局之中。其三，从载沣角度看，一方面他对徐世昌、锡良请辞的主观诉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反映出其调和清廷和督抚大员关系的努力。很显然，清廷与督抚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并非单向的权力给予与受纳，两者之间互相支持、配合，远比剑拔弩张更能带来利益和实惠，载沣显然体悟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整体看载沣驱袁后对袁系人物以排挤为主，内用徐世昌仅为一个特例，其后又有数位袁系重要人物罢官去职。如果说内用徐世昌展示出载沣对政局的把控能力，那么，他过于依恃内用徐世昌之特例对于稳定内外局势的作用，则无疑又凸显出其幼稚性。

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载《史学月刊》2022

年第10期，

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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