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

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168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

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

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科学出版社，2002121

〔2〕〔3〕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90-91,165

〔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R〕考古学报,1657,(4)

〔5〕叶茂林羊子山土台遗址打制石器的性质与年代浅析〔J〕四川文物,1988,(5)

〔6〕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A〕环境与考古研究:第二辑〔C〕科学出版社，200022-30

〔7〕刘和林等川西南布拖县火烈湖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4000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3,(2);川西南雷波县小海子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16万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4,(2)

〔8〕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

〔9〕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

〔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67

〔11〕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6,(1)

〔1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126

〔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1、班首窦世有

窦世有，男，生于1907年，陕西省绥德县辛店乡强家砭村人。其祖父为满清阁老，因犯罪被贬为龟子。龟子穿龟皮，只能干钉鞋、拉叫驴（驴公子）、吹鼓手等活计。为了生存，窦世有的祖父就学了吹唢呐。窦世有的父亲师承家传，学成了一把吹奏的好手艺，其吹奏帮地遍及今绥德县的大部及清涧、子洲、米脂的部分地区。窦世有也师承家传，技艺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名声在陕北大振，并教出了诸如王宪奇等唢呐吹奏名家。

2、班首王宪奇

王宪奇，艺名王恩，男，1917年生，绥德县白家碱南山村人。他母亲早年去世，从小在唢呐世家窦世有姑夫家过生活，获得了学唢呐吹奏得天独厚的条件。王宪奇在姑夫窦世有的精心培养下，刻苦专研，在少年时就学会了传统唢呐曲牌一百多首。后又吸取了陕北民歌的许多精华，使他的唢呐技艺更加娴熟，形成了浑厚纯朴的独特风格，受到同行的敬佩和音乐界的好评。

1955年，王宪奇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民间文艺调演，获得唢呐演奏甲等奖。1982年又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民间文艺调演，再次获得唢呐演奏甲等奖。并参加了影片《鲜花朵朵开》拍摄。

1960年至1964年间，先后应延安歌舞团、中央歌舞团的邀请传艺，多次接受延安歌舞团、陕西歌剧院、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等文艺团体的采访录音，并在历届地、县文艺汇演中获奖。1987年病故。

3、传承谱系 代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学艺时间 居住地 第一代 窦世有 男 1907年 不详 家族传承 不详 辛店乡强家砭村已故 第二代 窦应升 男 1923年 不识字 家族传承 不详 辛店乡强家砭村已故 王宪奇 男 1917年 粗识字 师传 1925年 白家碱乡南山村已故第三代 刘德义 男 1935年 小学 师传 1944年 绥德名州镇 马 年 男 1934年 小学 师传 1943年 绥德名州镇第四代 王毛强 男 1960年 初中 家族传承 1968年 白家碱乡南山村 窦二娃 男 1952年 小学 家族传承 1970年 辛店乡强家砭村第五代 窦虎生 男 1989年 小学 家族传承 2003年 辛店乡强家砭村 1、班首常文周

常文周，男，1936年9月28日生，米脂县印斗乡常石畔村人。13岁随祖父学唢呐吹奏技艺，15岁开始独自吹奏，至今从事唢呐吹奏艺术58年，1960年转为公办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学艺。曾参加地区文工团当吹奏员，先后参加省、市级重大文艺汇演当领吹。1990年9月，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为安塞腰鼓队表演领吹，曾轰动京城，为陕北绥米唢呐在全国创下了名牌。

常文周不仅吹奏技艺高超，还是唢呐制作的高手。他师承父亲常家中的制唢呐技艺，制作的唢呐外观精美，音乐准确，在陕北及周边乃至西安地区享有盛名。民间唢呐手及西安各艺术院校和文艺演出团体都首选购买常文周制作的唢呐。

传承谱系 代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学艺时间 居住地 第一代 常家中 男 不详 粗识字 家庭传承 不详 米脂县印斗乡已故 第二代 常文周 男 1936年 初中 家庭传承 1951年 米脂县印斗乡 第三代 柴随随 男 1956年 小学 师传 1976年 米脂县城关乡 第四代 高 九 男 1978年 初中 师传 1996年 米脂县十里铺乡 第五代 李冬冬 男 1982年 初中 师传 2002 米脂县城 申正华 男 1983年 初中 师传 2003 米脂县城 1、班首汪世发

汪世发，艺名“斗”，男，1949年8月出生，绥德县四十里铺镇后街村人，自幼多才多艺，十二岁开始，随本街唢呐艺人曹来前学艺，因聪明好学，十九岁出师立班，并继续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由于他懂简谱，故精通数百首古今唢呐曲牌。由于技艺超群，为人厚道，在陕北唢呐演艺界中享有崇高威望。一九八四年受省文化厅邀请，由陕西省音像出版社出版本人录音盒带《陕北唢呐曲牌选集》，热销西北各地。

绥德汉唢呐团成立后，作为主吹参加过国家、省、市级二十多次大型演出活动，受到各级奖励和演艺界音乐家们的好评。

2、传承谱系 代别 姓名 姓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学艺时间 居住地址 第一代 汪维发 男 不详 粗识字 师传 不详 四十铺后街已故 第二代 曹来前 男 1944 小学 师传 不详 四十铺后街 第三代 汪世发 男 1949 初中 师传 不详 四十铺后街 第四代 张晓红 男 1965 小学 师传 不详 四十铺孟家沟 刘佩云 男 1962 小学 师传 不详 赵家砭乡姬刘家沟 1、班首马生祥

马生祥，艺名马栓，男，汉族，1906年出生，绥德县义合镇清水沟村人，自幼拜师于义合民间艺人胡彦华门下学习吹唢呐。1949年曾与李大牛、王恩、晋文华、常文清等人组建“陕北民间鼓吹乐班”，解放后曾多次参加榆林地区、绥德县举办的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已故著名剧作家白龙同志的发起下，他曾组织艺人晋文华、王恩、刘应武等人学习演奏新秧歌曲牌和革命歌曲、民歌，使陕北唢呐的演奏内容和技巧得到了了很大的扩展和出新。

1955年，应延安歌舞团之邀，马生祥与王恩、麻胜高、米脂常文清等唢呐艺人一起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他们在为“陕北八人场子”的伴奏中荣获演奏甲等奖。

1960年参加了省商业系统会演，马生祥改编并领奏的唢呐合奏《兰花花》、《三十里铺》等曲目受到好评，并在纪录影片《鲜花朵朵开》中留下了美好的演奏镜头。

1964年，马生祥与著名民间舞蹈表演艺术家李增恒（艺名“六六旦”）和著名唢呐艺人王恩赴北京中央歌舞团进行民间艺术交流，为榆林地区争得了荣誉。

1967年于绥德名州镇病故，终年61岁。

2、传承谱系 代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学艺时间 居住地址 第一代 田启华 男 不详 粗识字 师传 不详 田庄镇田庄村已故 第二代 刘子德 男 1912年 粗识字 师传 1919年 薛家峁镇榆林坪村已故 第三代 刘勤俭 男 1935年 初中 家族传承 1945年 薛家峁镇榆林坪村刘勤富 男 1940年 初中 家族传承 1948年 薛家峁镇榆林坪村 第四代 刘世龙 男 1973年 小学 师传 1985年 薛家峁镇榆林坪村张宝林 男 1971年 小学 师传 1988年 薛家峁镇榆林坪村 第五代 刘江波 男 1987年 初中 家族传承 1993年 薛家峁镇榆林坪村 1、班首刘子德

刘子德，艺名刘五，男，1912年生，陕西绥德县薛家峁镇榆林坪村人。他七、八岁时开始随民间唢呐艺人田启华学吹唢呐，为了学艺，勤学苦练，倾注心血，在老师的启发下，他熟悉记了一百多首传统曲牌，还学会了独特的陕北民间小调演奏技巧。

刘子德的唢呐演奏技艺的特点是功底厚实，风格纯朴，乡土风味浓厚，音量粗犷洪亮，气势浑厚，在榆林地区，特别是在绥德、清涧、吴堡一带享有盛名。是陕北唢呐在演奏风格和技巧上典型性的艺人之一。 1、班首赵英武

赵英武，男，汉族，陕西绥德县石家湾镇赵家屯村人，1930年出生。从小爱听爱学陕北唢呐曲调，18岁拿上唢呐正式投师学艺，拜米脂唢呐艺人常文刚门下为徒，他遵循师傅教授，认真踏实苦学三年。出师后领班奔波于陕北各地，自谋生计。几十年来，由于不断学习别人的长处，努力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艺，使他的演奏风格婉转悠扬，逼真动听，节奏明快，耐人回味，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他很注重培养接班人，在学生中享有盛名，并曾多次参加省地县调演在唢呐演奏方面获得不少奖励。

span name=whlm id=whlm韩建业：在战国至汉代的各类文献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种说法。据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考证，至少有6种“三皇”说，第一种是燧人、伏羲、神农，其他还有女娲、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词战国末期才出现，具体人选都是汉代才排定，很难说有多少历史根据。司马迁当然知道“三皇”的说法，但大概觉得不可信，所以没有写什么《三皇本记》，《史记》最早只有《五帝本记》。“五帝”一词也是战国后期才出现，并先后有7种五帝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的黄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与黄帝同时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与颛顼、帝喾同时的祝融、共工，与尧、舜同时的周稷、商契等，在传说中也都很著名，我们可以将他们统归入“五帝时代”。黄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称，有一部分也属于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尧、舜、禹的人格应该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领名同一的情况。

记者：远古没有文字，历史主要靠口耳相传，在黄帝、炎帝、蚩尤等的“传说”流传千百年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用考古文化学加以印证，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韩建业：史前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时的氏族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基本被发现。可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古史系统，一个在传说史料中，一个在史前考古资料中。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二者之间的互证与互释。我们现在进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远和点面结合这两条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团的辗转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发达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族系所创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

记者：那么，黄帝部族的文化对应的是考古发现中的哪个文化？是如何确认的？

韩建业：要探讨黄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而夏文化又是以对商周文化的确定为前提的。由于有了甲骨文的考古发现，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确定。以此往前做科学的论证发现，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对其进行考古前溯发现，其形成主要是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我们重点考察晋南豫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发现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了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龙山前后期之交），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前后两次大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后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这就不但确认了陶唐氏文化，还将夏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了庙底沟二期类型。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晋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头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这正与黄帝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也可知道黄帝、尧、舜、禹之间的确有密切关系。

记者：那么，从考古上看，庙底沟类型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韩建业：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国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下王岗类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上，在晋南、豫西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庄类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东庄类型发展成庙底沟类型，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对仰韶文化其他区域的影响也明显加大，就连太行山东麓原后岗类型分布区也纳入庙底沟类型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仰韶文化实际上近似于一种“泛庙底沟类型”式的状态，虽然也可分若干类型，但彼此间的共性不是其他时期可以比拟的。

记者：那么，作为“黄帝”部族的庙底沟类型有何特点？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哪些贡献？

韩建业：庙底沟类型以发达的粟作农业为基础，流行花瓣纹（圆点、勾叶、三角纹，苏秉琦先生将其与中华的“华”联系）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陶瓶（苏秉琦先生称其为“酉”瓶，认为有特殊功能），有崇鸟（凤）习俗，墓葬素朴而少见随葬品，聚落已有明显分化。从灵宝10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来看，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但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空前统一、异常强大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圆点、勾叶、三角纹等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等当中，说明其影响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其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这与《史记》所载黄帝的活动范围几乎相同！这个过程不但使中原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乃至于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统一性，极大地增进了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认同感，促成了更广大范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以“黄帝”及其文化作为其共同认知核心的“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庙底沟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传说中黄帝及其部族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各种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记》中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的记载。事实上，庙底沟类型的确有陶鼎，当时也完全有热锻铜器的可能（在陕西临潼姜寨就已经出现过更早的铜器），但或许还不具备铸鼎的技术。考古上最早能够铸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事了，与此还有1000多年的间隔。在文字纪事方面，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有人说仓颉为黄帝臣。事实是，虽然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划符号，但不见得是文字。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龙山时代（尧舜时期）应当已经产生文字，与庙底沟类型还有数百年的间隔。可以说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始祖”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涿鹿之战”确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炎、黄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记者：炎帝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那么，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炎帝部落呢？

韩建业：很多记载都说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那么其早期文化遗存也应早于庙底沟类型。徐旭生先生考证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宝鸡一带，这里恰好也是属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因此，炎帝与半坡类型就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半坡类型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加强，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同时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半坡类型在约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东庄类型（庙底沟前身）色彩浓厚的“史家类型”所取代，这或许与炎黄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有关，黄帝文化对炎帝文化的影响很大。综合来看，我们说半坡类型可能属于炎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对半坡类型的研究是我们打开炎帝历史的钥匙。

记者：我们常说“炎黄同源”，这在考古学上有根据吗？

韩建业：《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记载。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头分化而来。从考古学上来看，以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为代表的东庄类型，时代介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 ，实际上是半坡类型东进并与晋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严文明先生称其为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如此正可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

记者：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先祖和多种作物的发明者，那么，炎帝部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建业：先秦文献中，没有将炎帝与“神农”、“烈山”联系起来的记载。“炎帝神农氏”的称号是汉晋以后出现的。应该说，农业的产生不可能由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来完成，它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其形成经过是漫长的。我国的水稻种植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黍、粟的发明也有八九千年的历史，都远早于炎帝时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国旱作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半坡类型石爪镰、陶爪镰、石铲等农业工具数量很多，反映农业发达，而这也是其聚落整齐有序、房屋规整舒适、陶器美观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于炎帝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特殊贡献，其关于农业的事迹才会被代代传颂，后来还有了“神农氏”的称号。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所蕴涵的神秘观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态，尤其是对仰韶文化共同体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提到蚩尤、炎帝、黄帝，我们马上想到“涿鹿之战”，而历史书上一写到上古时代，也肯定会重点介绍“涿鹿之战”，看来这一战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建业：是的，涿鹿之战是炎黄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时黄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当时黄河流域实际存在三大集团，他们是西部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中部以蚩尤为代表的黎苗集团以及东部以少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开始的时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为兴盛。炎帝自西而东、蚩尤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暂时居于优势。但后来继炎帝而兴起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联合炎帝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黎苗集团被迫迁徙。而与黎苗集团若即若离的东夷集团也只好暂时服从于华夏集团。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可以说“逐鹿之战”奠定了公元前4000纪早期中国的基本格局。当然三大集团的斗争和交流一直在继续，到尧、舜、禹时代，还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这正构成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线。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经过“禹征三苗”事件后，随着黎苗集团的衰灭，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时代———夏代。可以说中国上古三大集团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记者：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体现？现在我们把考古与文献传说结合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那是怎样一个过程？

韩建业：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三大集团的真面目开始自历史传说的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我们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属炎黄华夏集团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带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属蚩尤黎苗集团的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属少昊东夷集团。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后，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进而朝人烟稀少的东北方向继续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在晋西南的形成和崛起，并显示出旺盛的创新、进取和开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对薄弱、空白地带多的晋中、内蒙古中南部挺进，形成与东庄类型相似的白泥窑子类型，大大扩充了东庄类型的实力。然后再向周围强烈施加影响。向西，使原半坡类型进入其晚期阶段（史家类型）。向东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区遗存也带上了浓厚的东庄类型色彩；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所代表的蚩尤势力的顽强抵制有关。这时太行山两侧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或许正是黄帝和蚩尤双方经多次较量后而暂时势均力敌的表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与庙底沟类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东地区文化则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这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江汉，成为后来三苗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源头。总之，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黄帝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综合起来看，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有明确的体现。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别而已。以华夏为首的三大集团共同缔造了中国早期文明，这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地区高潮时对外辐射、低潮时吸纳百川，有着其他任何地区都不能比拟的重要地位，并最终形成夏商周阶段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这又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的。

背景：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陵祭典活动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的清明时节，我们都要在炎帝陵和黄帝陵举行对炎帝、黄帝的公祭典礼。

但炎帝、黄帝离我们太远了，那个时代的文字我们还知之甚少，对于黄、炎帝的了解和认知，通常都是来源于距他们几千年后的先秦文献，也因此，那个时代被冠以“史前时代”、“传说时代”的名称。有人不禁要问，这些记载是不是后人“编”出来的呢？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拿什么来证明那些传说中的事件和人物是真正发生过的呢？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又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人说，如果没有史前考古，文献、传说的真实性是那么令人怀疑；如果没有文献、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通过考古发现理清上古时代的文化谱系，就可望找出考古遗存与传说所反映的史实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我们发现，后世的文献记载和传说，多半不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杜撰的，而是民族的记忆，是史实的反映。

在世界范围内，埃及和西亚的古代文明都已完成传说与考古的互证过程；而在中国，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以《逸周书·尝麦》篇所记最为详明：“昔天之初，诞作二后 ，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所谓赤帝即炎帝，而“二后”当指炎帝和蚩尤 。我们从该段中至少可归纳出：

（1）炎帝、黄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

（2）起先炎帝和蚩尤冲突，炎帝处于劣势；其后黄帝和蚩尤争战，蚩尤遭到擒杀。

（3）炎帝和黄帝关系密切，曾先后对付共同的敌人蚩尤。

（4）蚩尤居于少昊之地，似乎二者亲近，但此后蚩尤被杀而少昊安好，又说明他们之间有重要区别 。至于涿鹿的地点，一般以为就在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但也有其他说法 。

人物档案：

韩建业，1967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已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王湾三期文化研究》、《涿鹿之战探索》、《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禹征三苗探索》、《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探源》、《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殷墟西区墓地分析》等学术论文30余篇，已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岱海考古（一）》等8部/span

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西安，五千年历史看山西。

我非常理解，山西给自己做的广告词。毕竟，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没有一句响亮的slogan，别人根本记不住你。山西所说的五千年历史，有几方面依据：

1、关于女娲、炎黄、尧舜禹的传说（尧舜也只有四千年出头，没有五千年）。这些传说，在河南、陕西、甘肃、山东乃至浙江都有。谈不上山西独有。

2、勉强可作实证的，是襄汾陶寺遗址（怀疑为尧都），但同期甚至更早的良渚遗址、三星堆遗址，并不亚于陶寺，和陶寺同期的龙山文化遗存，也遍布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充其量，只能说是文明起源地之一，谈不上独尊。

历史学界也早已达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的，而不是单线的。司马迁所记载的五帝谱系，更多地是一种层叠的累积，人为建构出来的。至于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除了有几座庙几个地名之外，更是没有太多实证。可证的古墓、信史，也就三千多年而已。陶寺本身，也只有四千年而已。

3、成序列的古文化遗存，如芮城西侯度遗址、匼河遗址、丁村遗址等。但全国其他地方的同类型遗址，也还有很多。此外，历史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是人类单一起源说。也就是说，这几个遗址的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大概率是没有传承关系的，最多有一些基因混杂。现代人类，是距今六万年以前，从非洲再次迁徙到全世界各地的。

至于距今六万年到龙山文化之前的遗址，全国同样是遍地开花，如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山西，只是中原龙山文化的一支而已。

山西是华夏发源地之一，有辉煌的历史积淀，已经足够伟大了，没必要非给自己戴一个五千年历史看山西的大帽子。

真正可以佐证的，是“地上文物看山西”。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2011年）中，山西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石刻等）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

截至目前，山西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达531处，数量为全国之冠。其中，古遗址46处，古墓葬20处，古建筑421处，石窟石刻15处，近现代及纪念性建筑28处，其他1处。山西的国保古建筑数量占全国的近20%。我国现存元代及元以前木结构建筑约440座，其中山西有350座，占全国的近80%。

之所以会保留这么多地上文物，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山西，处于远比现在更核心的区位，经济、文化都更为发达；另一方面，和山西的地势有关。因为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这些文物，受到的战乱、伤害更少。

反面例子就是洛阳、西安，十几朝古都，但其实地面文物不多（地下很多），都毁于战乱了。当然，还可以总结出第三方面，山西人民比较厚道，不喜欢走极端，所以破四旧、砸孔家店、“大跃进”什么的，都装装样子就过去了，安稳度过了最近一次浩劫。

中国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基本信息

中文名

中国文明起源

别名

华夏文明

外文名

Chinese culture

特点

持续时间最长、最古老

起源

8000年前

内容简介

中国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文明的概念和要素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