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一：

秦出自嬴姓。秦氏是少昊金天氏的直系后裔，少昊是中国野蛮时代中期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话人物。他的名字，在中国典籍中五花八门，除“少昊”外，又写作“少皓”、“少皞”、“少皋”，此外又称“朱宣”、“白帝”、“西皇”、“金天氏”、“穷桑氏”。

《左传》、《帝王世纪》都说少昊名叫挚。但《帝王世纪》又说：“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嬴姓也。”，又有少昊的裔孙伯益，其后非子的封地于秦，有以国名为氏者。

秦始建国于雍(今陕西凤翔)，其后，国都多次迁徙，先后迁脚邑(今陕西洛川)、平阳邑(今陕西宝鸡)、雍(今陕西凤翔)、栎阳县(今陕西临潼)等地。后来，秦穆公横扫十二国，在西戎初步建立起霸业。

但因战国初期经济较落后，又常发生内乱，国力逐渐衰落，被魏国攻取了河西一带(今北洛水和黄河之间)。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国力逐渐增强，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惠王时击败魏国，再振雄风，最终夺回河西，并一鼓作气，

源流二：

源于姬姓。周文王后代鲁国侯伯禽裔孙的封地秦邑，属于以居邑名为氏。周武王时，其弟周公旦被封鲁(今山东曲阜)称鲁公。鲁公后因辅佐周王留在了周都，儿子伯禽接封鲁国，其裔孙中有一支食邑于秦。

后以邑为氏。源于姬姓的秦姓就是由周文王的别子周公旦之非嫡长后裔所开启，其承继并系如下：据史籍《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周武王在位时，把少暤(昊)之墟曲阜(今山东曲阜东北古城)赐分给他的弟弟周公旦，封他为鲁公。

后来因周武王逝世时周成王尚年幼，不具独立执政之能力，于是周公旦为了辅佐成王，就让他的儿子伯禽(禽父)前去封地鲁国(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

伯禽出发前，周公曾告诫他说：“我虽然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说起来应该是地位显赫的，但我依然害怕怠慢天下有贤之士，往往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你现在去鲁国，一定要谨慎，不能因为是王室之后而骄躁。”

伯禽到鲁国后，在周公的指点下，尽心治理，且在平叛“三监之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鲁国呈现一派政清居安的景象。伯禽的裔孙以公族为大夫，食采于秦邑，其后人有以邑为姓者，称秦氏，郡望在太原郡。多数的史籍记载认为伯禽的后裔所开启的秦姓为秦姓正宗。

源流三：

外族改姓。源于巴尔虎旗蒙古穆奇德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穆奇德氏祖上穆奇德·罗拔伙世居辽阳，隶属巴尔虎旗蒙古。巴尔虎旗蒙古原居喀尔喀地区，因遭受葛尔丹部族的迫害，率巴尔虎族万余人南下，游牧于今张家口一带。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经清廷准议，全族移驻盛京(今辽宁沈阳北部)，其中一部分族人驻守丹东凤凰城、岫岩等地并独竖一旗，称蒙古九旗。清乾隆年间至凤凰城葛藤峪定居，后又迁居凤城镇，取汉字“秦”为氏。

金朝抹捻氏以及清朝穆颜氏，后有改为秦氏者。另有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繁衍，成为秦姓一支。另外出自舜七支有秦不虚，后人沿续下来姓秦，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群辅录》记载：“舜七友之一有秦不虚，曾并为雷泽之游一”。

又据《大姓源流》等有关资料所载，舜七支有秦不虚，后人沿续下来姓秦。这说明上古帝舜时期已有秦姓。但因秦不虚之后无世系资料可考，所以，唐宋时期的谱牒学家对秦姓的起源又有以国为氏和邑为氏之说。

源流四：

源于外夷。出自古代大秦人(即罗马帝国)来华，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后汉书》中记载：大秦“西海环其国，惟西北通陆道”，且“东西南北名数千里。有城四百余所。土中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

另外一些地理类或野史杂记中，也多载大秦产珍奇异物之语。中国史籍所言的大秦其实指罗马帝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古代与大秦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加强了交流。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奉命以甘英为使者，出使大秦。

甘英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等国，至安息西界的波斯湾后，因海上天气剧变，浊浪滔天，难以行船未能到达大秦。公元166年大秦皇帝曾遣使带着许多礼物来到中国。晋武帝时大秦国再次遣使者来中国通好。

在以后的诸代，中国与大秦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如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更是名证。大秦人或出使、或经商来到中国后，多因中国物饶民丰、山川秀美、文化高度发达而愿居留，不愿再回去。这些人依从汉人的风俗习惯，便以“秦”为姓。

从此，子子孙孙一代代繁衍在中国。这些人就成为了秦姓的始祖之一。如三国时的商人秦纶等。古时西域及欧洲多称中国为秦，后来西方国家称中国为“支那”，即“秦”音的变化。

源流五：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1、蒙古族乞颜氏，为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名称，世居蒙古高原斡难河流域，史称蒙古部核心，其部族后裔的代表人物即成吉思汗。蒙古族乞颜氏，在元朝时期即冠以汉姓为秦氏、齐氏、祁氏、陈氏等。

2、蒙古族鄂秦氏，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Ecin Hala，后多冠汉姓为秦氏、鄂氏。

参考资料：

关于邵原镇郝坡村“义学碑”特与文物局专家商榷

尊敬的领导：

2009年十月份，《济源日报王屋晨风》刊发记者卫建波（通讯员秦胜利）的文章《我市发现一所清代“义学”校址 校址尚存一通民国“义学碑”》。 该文指出：“据考古人员考证，碑文的大意是：在清初康熙年间，邵原镇郝坡村秦宗程因乏子无后，将其家产奉献于秦家祠堂并兴办“义学”教育。民国四年，又有秦伯珣乐善好施，将自家全部积蓄补贴到学校，与宗程家产一并用于兴办“义学”。秦家人特撰文立碑，名曰“义学碑”。碑文记述了自清代郝坡创办“义学”以来，300余年的“义学”在秦氏历代族人的捐助下延续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秦氏一族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据碑文记载，在300余年间，从这所“义学”中走出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

据我多次前往郝坡村考察所得，发现该文存在八大“硬伤”。

1、该文指出：“碑文楷书，6行，共190字”。此处叙述不恰当。碑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碑文，仅指为制作碑刻而写的文字，广义的碑文指的是所有刻在碑上的文字。该义学碑，从广义上说，碑文不止六行，从狭义上来讲，碑文共一百六十五个字。该文所述：“碑文楷书，6行，共190字”。并不恰当。

2、该文指出：“据考古人员考证，碑文的大意是：在清初康熙年间，邵原镇郝坡村秦宗程因乏子无后”。 此处叙述不恰当。该碑碑文并没有明确指出清初康熙年间的秦宗程乏子无后。只是提到，我秦宗程堂尽有遗产若干。如果结合秦氏家谱以及秦万里墓碑，可以大致推测出秦宗程生活的年代在清初。秦氏家谱记载，郝坡秦氏辈分依次为富、廷、汝、宗……，秦氏家谱又载，秦宗程配王、郭氏，（无人）。秦万里墓碑载：“……至富公移居下河西，茔卜于村南。厥后明季清初派分郝坡富公之元孙伦公即葬于兹”。富公是郝坡秦氏一世祖。富公之元孙伦公为三世，秦宗程为四世。秦宗程生活的年代应为清初，断定“清初康熙年间，……”，尚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印证

3、该文指出：“邵原镇郝坡村秦宗程因乏子无后，将其家产奉献于秦家祠堂并兴办‘义学’教育”。 此处叙述极不恰当。义学碑文中并没有指出秦宗程将其家产奉献于秦家祠堂并兴办‘义学’教育。只是说：“我秦宗程堂尽有遗产若干，前年欲将此产每年余资兴立义学，未曾成立。后有族人伯珩、伯珣、伯诚、伯纲、学宽等共起悟念将宗程堂余资兴立学校”。据秦氏家谱载，伯字辈为十二世，学字辈为十三世。秦伯珩、秦伯珣生活于清末民初，秦伯珩、秦伯珣等“共起悟念将宗程堂余资兴立学校”。 “宗程堂”与秦宗程定有着密切关系。但秦宗程并没有兴办‘义学’教育，郝坡义学始于民国初年，发起人是秦伯珩、秦伯珣、秦伯诚、秦伯纲、秦学宽等。而不是清初的秦宗程。

4、该文指出：“民国四年，又有秦伯珣乐善好施，将自家全部积蓄补贴到学校”。 此处叙述极不恰当。义学碑文中写道：恐其余资不足，秦公伯珣显善乐施。将万元号借贴一纸，计钱一百千施入宗程堂名下，以助学费之不绘。碑文并没有讲到“将自家全部积蓄补贴到学校”。

5、该文指出：“秦家人特撰文立碑，名曰‘义学碑’”。 此处叙述极不恰当。该义学碑落款处为：“程秀章撰文，石工姜承先 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上旬 毂旦”。由此可见该碑是由程秀章撰文的。并非该文指出的“秦家人特撰文立碑”。

6、该文指出：“碑文记述了自清代郝坡创办‘义学’以来，300余年的‘义学’在秦氏历代族人的捐助下延续的历史”。 此处叙述不恰当。其实碑文说的非常明白，郝坡创办‘义学’是在民国初年，而非清代。更没有300余年的‘义学’历史。

7、该文指出：“据碑文记载，在300余年间，从这所‘义学’中走出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此处叙述极不恰当。碑文中根本就没有关于“在300余年间，从这所‘义学’中走出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的记载。此句话纯属该文作者捏造！

8、该文指出：“这所清代‘义学’校址及民国‘义学碑’的发现……”。此处叙述极不恰当。根据文献等考证，这句话应改为“这所清代秦家祠堂及民国‘义学碑’的发现……”。

尊敬的领导，我的以上观点，极不成熟，还望市文物局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

2013105

附报道全文：

我市发现一所清代“义学”校址

校址尚存一通民国“义学碑”

作者：文/图记者卫建波通讯员秦胜利 来源：王屋晨风 字数：613

2013年10月10日，我市考古工作者在邵原镇郝坡村发现一所清代“义学”校址和一通民国四年的“义学碑”。据考证，这是我市截至2014年发现的唯一一所清代义学及唯一一通民国“义学碑”。

该清代“义学”校址位于东阳河西岸的邵原镇郝坡村正中。该校舍坐北面南，占地约2000平方米，现存主房和东西厢房3座。据村民介绍和文献记载，郝坡村的秦家祠堂就是清代的“义学”校舍。该校舍从清代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至今校舍仍保存完整。

民国“义学碑”现存放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秦家大院东侧，碑高85厘米、宽41厘米、厚12厘米，为青石质，圆首。从石碑的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义学”楷体的碑额，碑文楷书，6行，共190字。碑体文字清晰，保存完好。

这所清代“义学”校址及民国“义学碑”的发现，对研究古邵州乃至济源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