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编辑本段]设置方法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编辑本段]设立原因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闾评议中产生的弊病。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韩嵩之条品荆州人士，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而与后来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负责的情况更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 [编辑本段]发展历史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著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编辑本段]相关评论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