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众多家谱上，都有个“亮闪闪”的名人是自己的先祖，或为帝王，或为名臣。

　比如，有的李氏称李唐皇帝为本族始祖，萧姓则号称自己这一支先祖为萧何，张氏则拉张良、张飞等为自己的祖宗……

　其实，“攀附”名人并非简单如阿Q般“我祖上比你阔多了”。这样做，除敬重祖先的思想外，老百姓也有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

　宋代以前家谱只能“官修”

　近日，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了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袁义达。袁义达长期从事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室主任，出版过《中华姓氏大辞典》等著作。

　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宋代以后，民间言论开放，普通人才开始修家谱。因为中间多年文献断档，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到底是谁，只能根据自己大概来自哪里，和哪个同姓官员的某一支重合，就直接跳过去了连接上了。

　当然，老百姓们这么做，也是受了刘邦的启发。众所周知，刘邦做皇帝前仅仅是个小小的亭长，出身低微。他当了皇帝后，竟然拐弯抹角把自己的家谱续成了炎帝之后。老百姓一看，皇帝都这么干，大家当然可以效法。于是，几乎所有的家谱，往上数祖先必定是名人，因为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家谱传下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曾有人要为他续家谱，想把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成他祖先，但最终放弃。有人说，是因为年代太近，朱熹子孙尚在，朱元璋实在不好蒙混；也有人说，是朱元璋后来自己没同意，而是把自己讨饭的经历给写上了。

　家谱文化是一种信仰

　如果家谱是这么来的，那它还可信吗？袁义达说，家谱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保留几千年的家族文化。这种信仰，也是对祖宗的敬畏，让人有根有源，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实际上，对于家谱，前面是真实的，后面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家谱前面多少代，因为有文献记载，是有据可依的；最近数代，牵涉自己的叔伯、爷爷、曾祖等，也是真实的。唯一的断层就是在文献缺失的那些年代。

　“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县如果有5个进士，那么全县同姓的人都认这几个人为祖先，难道这几个进士就没有兄弟吗？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袁义达说，这就像是一棵大树有众多分支，你本来属于第三支第五根，但是你认了第一根，中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说到底，中国的家谱文化，就是整个民族的血脉信仰。

　袁义达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开始寻根，由此带动了华人寻根。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家谱，追根溯源，就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只要姓氏文化不丢，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承。

　姓氏轶事

　朱熹的“序”被多个姓冒用

　除了认名人当祖先，以前还有人喜欢假托名人作序。史料显示，朱熹作谱序的家谱多达十几个，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

　他的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吴、洪等姓氏的家谱同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

　明清时期，甚至有了职业“谱师”、“谱匠”，专为一些家族制作假冒伪劣家谱。

　如今，随着寻根和民间修谱的兴起，“谱师”这个职业又重出江湖，甚至有了专门的修谱公司。

　有学者说，这应了“盛世修谱”这句话，也跟“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修谱传统有关。

　在南方一些城市，如今的“谱师”月入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有些“谱师”修出来的家谱并不靠谱。修家谱需要仔细考证，要把每个人诞生、工作、嫁娶的轨迹都找到，何时迁徙、埋葬在哪里等都要弄清楚。掌握好这全部的要素，并不是一件易事。

　刨根问底

　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事真不一定

　常常有两个同姓的人初次遇见，会笑称“五百年前是一家”。也有人会主动和名人搭关系，比如姓孔的就认为自己是孔子后代，姓关的认为自己是关羽后代。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有学者解释称，一方面，同一姓氏最终追溯到老祖宗，不可能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家族。比如姓孔的，老祖宗可能是孔子，也可能是孔子的兄弟。再比如，中华民族所有姓氏追溯到头就是炎帝和黄帝，但不可能只有这两人，而是两个家族。

　更重要的是，在姓氏流传和演变过程中，会影响一个姓氏“血统”的纯正。大量的赐姓、改姓，还有姓氏避讳等，都使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难以成立。

　“岳”姓是怎么来的？

　近日，有岳姓读者打来电话咨询岳姓的来历。

　据袁义达、邱家儒主编的《中国四百大姓》，岳姓在姓氏排行榜中列第124位，总人口大约149万。

　“岳”和“山”有关，来源于先民对大山的崇拜。岳姓源出风姓，伏羲氏后代。相传在尧舜时期，有大臣羲和，掌天地四时之官，擅长观察天象，发明了日历，因此为尧执掌历法。他的后裔建立了羲、和两国，在今天河南登封、荥阳、巩义一带。

　岳姓血脉一直纯正，几乎没有混入过外族的血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遇害后，他的后代和族人有北上东北的，在辽宁定居，到明清时，和当地满人融合。

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遯翁、紫阳等。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移居江苏徐州一带。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拾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瓯(今属福建)。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著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最好的佐证。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糊，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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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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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朱熹故里-福建尤溪朱熹简介 朱熹出生在尤溪城南毓秀峰下的别墅（郑安道（义斋）馆舍）西厢房，使这里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朱熹诞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美丽的童年，并留下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七岁以后，跟随父亲朱松迁居建州（建瓯）。 朱熹与故里的感情 朱熹生平对生养他的尤溪，怀有深厚的赤子之情。据记载，他曾多次回到这里寻亲访友、讲学授徒，并留下了大量的墨宝铭文、手迹板联和诗词歌赋。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尤溪人民，培育出一个个莘莘学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骚客到这里寻根溯源、亲近朱熹。正如刘海粟先生所颂扬的“尤溪风月无今古，学海扬帆有后人”。 [编辑本段]故里简介钟灵毓秀 在“南溪书院”北向远处有一座山峰，那是尤溪的太祖山—叫“文山”（亦称笔架山），南向背后的这座山叫公山。据史料记载，就在朱熹出生的头一天傍晚，对面文山和背后公山同时起火，火势成“文公”二字。大火与晚霞，交相辉映，情景煞是好看。朱熹父亲朱松看到这场奇火说：“天降祥瑞，必有所印，此喜火祥兆也！”第二天中午，朱熹就在郑氏馆舍西厢房诞生了。朱松根据这场喜火，遂为孩子取名熹，亦即“喜火”二字的组合。尤溪人根据这个传说，便叫朱熹为“朱文公”。 沈郎樟别苑 沈郎樟别苑的巨幅画像（或雕刻或烫画），它告诉了我们“沈郎樟”的来历。为什么叫“沈郎樟” 沈郎樟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说唐代之前，我们尤溪县叫“沈溪”，到五代时，因避闽王王审知讳，当地土著居民以尤姓为多，遂改名为尤溪。一说尤溪县的母亲河叫尤溪，故而命名尤溪，现城关还保留着别称“沈城”。因为朱熹出生于沈城，他的小名就叫“沈郎”，他亲手栽种的樟树，后人就叫它“沈郎樟”。前一棵树围16米，后一棵树围98米，高约30米。清代有一诗人写诗礼赞樟树说：“毓秀钟灵紫气来，香樟儒圣亲手载。身价能留千古树，底须可作栋梁材。”尤溪人尊重朱熹，同时也尊重与他有关的事和物，特别他栽种的樟树，更是爱护备至。据林业专家说，如此硕大的香樟，在全国并不多见。它目前正处于壮年时期，堪称“中国的樟树王”。 弘道门（即通往半亩方塘之门） “弘道门”，取《论语》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句，以此来赞颂朱熹阐发正统的孔孟之“道 弘道门”之意。“人能弘道”，说明了人在历史发展、历史创造中的主观能动性。原来，南宋时这里是一片桃林，还留下了一个反映朱熹小时候勤学苦练的《半亩方塘二度桃》的传奇故事呢！据说朱熹五岁时，就已通晓《孝经》大意，从小立志崇圣传道，在书上题曰“不如是，便不成人。”六岁仲春时节的一天清晨，朱松推开西厢的窗户，深深地被满园春色所吸引，便嘱朱熹抄写唐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句。由于朱熹无意间的粗 心，把桃花之“桃”字写成了“挑”字，写好之后拿给了父亲眉批，朱松很严肃地批评了他，并当场将诗词大意讲给朱熹听。朱熹很受感动，立即主动向父亲请求重写一千个“桃”字。这时窗外雷声大作，风雨交加，把满园的桃花都打落在地。而朱熹不为外界所干扰，仍专心致志地在抄写。朱熹的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当朱熹一千个桃字写好之后，满园的桃花又重新盛开了。这个故事世代相传、家喻户晓，对尤溪的莘莘学子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文公祠 “文公祠”，是后人祭祀朱熹朱文公的地方，也是钟灵毓秀，诞育一代大儒的地方。这里的前身是郑 文公祠安道的家，主体风格为二进制重檐歇山顶建筑，可惜毁于1958年的一场大火。现为新近复原的建筑，主体建筑风格与原来相似，面积略有扩大。占地388平方米，建筑面积560平方米，高约13米。面阔七开间，进深五开间。明间原主祀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真德秀、黄干、郑绍先。明代弘治皇帝赐封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即每季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戊日）和九月十五诞辰日祭祀。清乾隆九年开始，皇帝钦颁祭文、祭品。 朱熹诞生处“毓贤寮” 朱熹诞生处“毓贤寮”。朱熹出生以前，朱松一家七口人就住在郑氏馆舍的左侧。因古代右侧为大，所以为郑安道自家居住。朱松曾官拜吏部员外郎（四品），因反对秦桧的投降卖国主张，被贬福建政和县尉，继而调任尤溪县尉。时逢金兵南侵，掳走徽、钦二帝，康王赵构仓皇南渡，偏安一隅。但还是不思进取，整日纵欲寡欢、醉生梦死。有一位诗人以悲愤而又无奈的笔调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朱松这个失职官员，面对内忧外患的环境，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郑安道之子郑德与和朱松一起在尤溪任县丞，并结成莫逆之交。郑安道虽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仕途并不得志，与朱松有惺惺相惜之感，对朱松的境遇十分同情，便将自己的西厢，出让给朱松一家七口人居住（朱熹的爷爷、父母亲、两个叔叔、两个哥哥），朱松在此靠给一些豪门子弟教私塾为生。可是，好景不长，朱熹的爷爷、两个叔叔先后去世，两个哥哥又先后夭折。朱熹的出生，为迟暮的朱家带来一些欢乐。在朱熹出生的第三日，按尤溪习惯有为孩儿洗澡的风俗，叫“洗三旦”。朱松做了《南溪洗儿》二首：“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戌，肯令辛苦更冠儒。举子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拈须。厌兵已识天公意，不甚回首更指渠。” 笃信地理术数的朱松，当时请人算了一命，山人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朱松做梦也想不到，与孔夫子一样显赫的圣人前程，竟落到这个忧患余生中出生的第三子头上。据《朱熹家谱》记载，他一出生时，右脸侧就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诚如孔子身上长满异点，近看似昴星，远看象北斗一样，仿佛预示着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理学泰斗。 毓秀亭 “毓秀亭”（瘗衣处），位于文公祠的右侧，是朱熹出生时胞衣（胎盘）埋藏的地点。据勘舆师（地理先生）说，这可是绝妙的风水宝地。朱熹能够现世发达，终成帝王师，跟这里的风水大有关系。传说自朱熹的胞衣埋入后，后来其他人也想将子女的胞衣埋在这里，但这个小孩不是养不活，也是多灾多病。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动这个脑筋了。 观书第 “观书第”，是朱熹小时候经常在此看书学习的地方，后人为了鞭策子弟向朱熹那样勤奋读书，在此建亭以示纪念。 半亩方塘 “半亩方塘”闻名海内外。中间的这座桥，叫“濂洛桥”，取“文公之学，实渊源于濂洛（河南濂溪程颢、程颐的洛学），而上溯于洙泗（山东曲阜的孔子）”之意。“半亩方塘”其水引自“源头活水”，右侧边上设有“七步石”，传说神灵只能帮助人们完成七个心愿，剩下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要靠自己去完成。分别隐寓“水到渠成”、“四平八稳”之意。 半亩方塘 朱熹《观书有感》（之一）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这首《观书有感》诗，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被称为不朽之作，千百年来到处被传诵，被列为《千家诗》的第二首。表面上看，整个方塘的形状象一本书，赞颂的是南溪书院美景，句中的半亩方塘、源头活水、天光云影均在这里。然而，它的高明之处倒不在写景，他是借景抒怀、借物言志，将深奥的人生哲理用这七绝浓缩而成。据考证，这首诗当为朱熹中晚年时所作。我们通过题目《观书有感》还可以发现，说明朱熹当时是在看书，他想起了自己一生的坎坷境遇，每一个脚印每一次的进步，都离不开生养他的尤溪故里，离不开恩师的谆谆教导，也离不开自己的勤奋努力。首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反映他在看书时，脑海中淡幻出南溪故里门口的一口池塘，使他陷入沉思。实际上他采用比拟的手法，将书本比喻着池塘。二句“天光云影共徘徊”，隐喻书中的知识象云海那么渊博浩瀚，映照着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各种不同学问观点的互相激荡。三句“问渠那得清如许？”（渠：第三人称，他）他设问：古人为什么有那么高深的学问？或者他自问自己的思路为什么那么清晰？四句“为有源头活水来。”因为有恩师的指点，才使自己从迷茫困惑中“逃禅崇儒”，这就是本诗的意境所在。这首诗到底是朱熹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所写的，史书上确实没有记载，但据考证，这首诗确实是以南溪书院环境为背景，以景托情借物言志的。其理由：1、“半亩方塘”与“源头活水”的名称，在朱熹出生之前就有的。2、朱松当时住在这里，曾写下了一阕《蝶恋花·夜宿郑氏阁》词：“清晓方塘开一镜，落花飞絮，肯向春风定。点破翠奁人未醒，余寒犹倚芭蕉劲。……”。镜即鉴，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有明显的借鉴痕迹。3、据我国研究朱熹的专家束景南教授考证，半亩方塘应在尤溪，其它均为后人按朱熹诗中意境杜撰的。 华表山门 南溪书院华表山门，斗拱飞檐，雕龙翘角，镂花绘凤，高大宏伟，全部为石构而成。中间镌刻着“南溪书院”四个大字，原系南宋理宗皇帝所御题。宋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理宗皇帝赵昀（yun)在朱熹去世53年后，为了褒彰朱熹继承孔孟之道，宏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又因书院位于青印溪的南岸，又是朱熹的出生地和生平的讲学之所，故特赐一匾而得名。中间的一副对联是康熙皇帝题赞朱熹的，他给予了朱熹以至高无上的评价：“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他把朱熹奉为无以复加的地步。两旁的一幅对联，是当今国内艺术大师陈大羽教授，总结朱熹一生的主要成就：“格物致知集大成于理学，反躬践实扬教化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