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文化

惠贻百代 功炳千秋

——明清时期崇阳修志述略

汪和平

崇阳原为汉初设置的下隽县故治。历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隶属关系常有变动，县名亦时而上隽，时而隽州。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县，实为崇阳正式建县之始。北宋开宝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达千有余年。

本县不仅建县历史悠久，且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宋元以来，号称“文献之薮”。但直至明初，崇阳迄无县志成书。相传元末邑处士严士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骘境内山川胜迹，风土人物，被后人誉为崇阳县志的滥觞。

明宣德七年（1432），历任广西、福建、山东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杨（86页）因“与时寡合，引疾归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间，他编纂了本县第一部县志——《宣德年志》。“本严士贞《桃溪百泳》，复搜罗典故，采访遗闻以成书”。其品定之八景，后来历届修志均奉为蓝本。杨（86页），永乐壬辰进士，博学多才，且为官清廉，守正执法，在朝野中品望极高。他赋闲修志一事，不仅开了崇阳编纂县志的先河，也为后人关心乡土文化树立了学习榜样。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举人俞绘来崇阳任县儒学教谕。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为基础，续成了《成化九年志》。旧志称其“博涉群书”。但他主编的这届县志早佚，后人无法窥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杰、蔡乾又依据《成化九年志》编成《正德年志》。由于此志亦系续修，其体例与内容均未脱，宣德年志》窠臼。艾杰，成化丁酉举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谕，曾参与编修《蜀志》，完成后擢成都府学教授，颇具修志经验。蔡乾，正德丁丑进士，官四川佥事。致仕后与艾杰合作编修了本届县志。其成书时间，按蔡乾中试年份及正德年号推算，当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编纂，县学教谕徐行参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续修。徐行认为这次修志是“收残断于燹毁之余”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简阅之资”。然而他在志书中提出的“星野”说，后人颇讥为牵强肤浅。纂辑汪宗伊，当时虽年纪尚轻，未中乡试，但受父兄影响，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达十余种，其中包括《应天府志》、《南京尚宝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书。

穆宗时期（1567—1572），邑人饶天民编纂了一届县志》，称为《隆庆年志》。饶系嘉靖己丑进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庆年志》系其谪居后所修。

万历十二年（1578），知县周应中亲自主纂了《万历戊寅志》。周应中，浙江会 稽人，进士。万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调任崇阳后，立即着手编纂县志，翌年成书。《万历戊寅志》与《隆庆年志》的时距，最长不过十年，最短可能仅五六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知县陈洪烈总裁，邑人吴楚材、龚衍材编纂，儒学训导李如芝参校，修成《万历己丑志》。这次修志的原委、经过和方法，陈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简要说明：“万历戊子春，余自（88页）山调崇阳。甫视篆，于一切风教懵然无所考。据索邑志验之，弗得。……余因谋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采野史，参以众议，凡阅月而草创具。余复就乡大夫吴君商确义例，稍为增损。己又质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笔削取舍，一秉诸是非之公。又阅月而论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陈洪烈，河南光山人，进士。后人赞扬他“编辑志乘，垂为准则，及今遵之”。“续编邑志，论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吴楚材，隆庆丁卯举人。曾任甘肃会宁尹。“邑志初苦挂漏，（经其）整理编纂，条绪始定”。龚衍材，贡生，旧志称其“学问渊博，文章古茂”。陈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万历丙辰进士，有诗句，累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经术，蔚然大雅儒宗”。他为《己丑志》审定文稿，并撰写一篇序言。

熹宗时（1621—1627），知县魏光前续编的《天启年志》，是崇阳在明代编纂的最后一届县志。此志成书不久，即散佚于明末战乱。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贡生，天启七年始调崇阳任职，而同年却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后一个年号，可见志书是魏到职的当年修成的。因此，我们不妨确切地称这届县志为《天启七年志》。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应斗、汪际炱负责纂辑，完成了《康熙庚戌志》，这是崇阳在清代首次修志。王应斗，天启壬戌进士，累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后加兵部侍郎总督湖北山寨义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抚征召，辞不复出。汪际炱，顺治己亥贡生，曾任四川泸州训导，“其学根底经史，博洽精详，为邑文献”。总裁、知县高景之，在序文中说他决定修志时，“与邑博刘君商谋始事。……又得岁选汪君……并肩组修。遂不摇旁喙，一矢虚心。再阅月而草创具。寻质之王中丞（应斗）汇正焉”。王应斗在序文中也说：“博士刘君，岁荐汪君暨二三文学，相与旁搜逸闻，补辑旧编……不数月而书成”。可见这届县志的具体编纂者，一个是汪际炱；另一个是邑博刘君，即县儒学训导湖南平江人刘体仁。只是由于王应斗的声望和资历很高，最后定稿时由他把把关罢了。

《康熙庚戌志》是新修还是续修？汪际炱在志跋中说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后，即谒王中丞公。公曰：此续《陈志》（注：指《万历己丑志》）也，规制备于陈矣”。“先取陈志酌其规制。其字之鲁亥，提掇之乖体，其年号、地名，声称之错简，昔虽乏细校，即今厘正之亦易”。可见《庚戌志》还是一届续志。

雍正十二年（1734），本县《雍正甲寅志》修成。负责编纂的是邑庠生陈爽，任笔削校订却系县志总裁、知县李五（89页）。从《康熙庚戌志》以后，崇阳间断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间虽曾多次拟议，但迄未行动。李五（89页）到职后，决心办好这件事。他认为崇阳县志之所以长期无人增修，是因为“长自道旁筑舍”的缘故。于是他果断地延请陈爽主笔，“馆之以萧寺，授之以壶飧，俾得专心敬事，无摇旁喙……草创既具……予稍为校正焉。觉六十余年已事了然咸在，而志于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阳人士敦聘原通城知县郭彦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从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时距仅六年，为什么又要修志？县志总裁、知县黄衮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阳县志序》中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视前明时邑令陈君洪烈本而续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页）属庠生陈爽视庚戌本续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则予在任，邑中绅士迎请原通城令郭君彦博视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无事更张。顾李君善政多端，独其所续志，崇人事（90页）焉。”正因为本县人士觉得前届志书的质量不理想，所以决心重修。对于清代修的前两届《崇阳县志》，黄衮认为都只能算是续。“唯今辛酉所刊，乃得云修”。现在看来，《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货、 官师、选举、人物、礼制、纶音、艺文、通纪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门类划分、资料内容与现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条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条目只是在后面续记了少许事实。其卷一最后注明：“以上全录《庚戌志》”。归根结底，它还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县曹学诗延请邑庠生吴世雄执笔，编纂了一届县志，后称《乾隆壬申志》。但书未成而曹已离任。他以后在序文中回忆了这个问题：“壬申腊尽，政务少闲。思欲延请绅士，确访乡评、博采旁搜，续全邑志。而余以丁内艰解任，……未意厥志”。曹学诗，安徽歙县人，进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颇有政绩。本届县志壬申腊月底组班，实际成书于癸酉年。由于《壬申志》与《辛酉志》的时距仅十年，又系续编，不仅体例类目因袭前志，内容也无多大变动。后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纯属猎取过于繁冗，兹删去十之八九矣”。

从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阳迄未修过县增，时距几达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阳知县金云门自任总裁，组班修志。鉴于当时对《乾隆壬申志》的评价不高，便决定重修。由邑人刘镇鼎定稿，编成《道光壬寅志》。全书共八卷，金云门作序。书未刊出，就发生了“钟九闹漕”事件，志稿散佚不传。所以这是一届没有刊印的志书。刘镇鼎，嘉庆癸酋拔贡，“少负隽才，耽风雅”，是崇阳当时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阳修成了清代最后一届县志——《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庞大，分总修、督修、监修、纂辑（即总编辑）、分编（各卷主笔）、分校、采访、参考、参订、督刊、各里采访、绘图缮书等人员。总修由知县高佐廷自任，纂辑由傅燮鼎负责，连同分别从事各贡具体工作的共达139人。修志成员绝大多数为卸任或候选官吏以及举人、廪生、监生等。傅燮鼎，本县人，副贡生，候选教谕，纂修过通山《九宫山志》，编有《雪浪余音》诗集。他纂修的这届县志，创新较多。全书分疆域、建置、食货、礼乐、职官、选举、纶音、艺文、杂记等十个门类，计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约32万余言。与以往历届县志比较，《丙寅志》的体例更完善，内容更充实，史料更准确，详略更得体，从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确系本县旧志中的上品。

二

从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间，崇阳总共编纂了14届县志，平均每31年一届。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个偏隅避处，户不逾万的山区小县，两个朝代编纂出这么多志书，实在是了不起的历史奇迹！其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讲，明清两个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需要借鉴历史，了解地情。因而对编修地方志极为关注。洪武年间，敕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道路、仓库等图志。永乐十六年，谕令天下郡、县、卫、所修志，并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编史修志都极为重视，常常亲自过问。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几次诏全国各省、府、州、县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几篇序跋中，知县高景之说明崇阳修志是由于“天子首敦文教，搜罗古今，诏诸司咸以志上”。刘体仁也说：“今年冬初余暇，乃奉上檄征邑乘甚殷”。可见当时崇阳县某些志书的编纂，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已。但这一客观条件，全国皆然，不是促成崇阳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

从宋从起，本县英才继起，代不乏人。据旧志记载，明代280年间，崇阳籍进士达30人，举人119人，贡士260人，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东、汪文盛、龚永懋三名进士。而一榜两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龚（93页））、嘉靖乙未（汪宗凯、饶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钱）万历己丑（陈忠爱、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两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凯、宗伊等4名进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举人。整个明代，杨（93页）、戴书、汪文盛、饶天民、汪宗伊、刘景韶、胡定、饶仁侃、陈忠爱、熊则祯、王应斗等人，不仅擢高科、登显仕，且其学问、勋业、品德、文章均名重当时。为此，明崇阳县学教谕伍福在《重修儒学记》中赞叹：“崇阳山川英淑之气，氤氲开合，钟灵毓秀，奇才辈出”。清初知县金绵祖认为：崇阳“山围水绕、灵秀攸钟。故其冠盖相望，比户可封，非他邑所敢较”。《壬申志》主编吴世雄也说：“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显仕，以勋猷气节彪炳史册者，斑斑可考。国初文治鼎新，崇士继起，亦复有人”。可见明清之际的崇阳，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频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两代的崇阳显达人士，大都热爱家乡，他们不仅以大量诗文讴歌赞美崇阳，还十分重视地方掌故、文征的搜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归老故园，支持参与或主持修志。象杨（93页）、饶天民、汪宗伊、胡定、王应斗等人都是如此。崇阳的先人，还极其重视县志质量。某届县志修得不好，哪怕间隔期短，也决心重修。

还应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崇阳知县颇有远见卓识。他们莅任后，不仅善于利用旧志掌握县情，还把纂修新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一届县志能否顺利完成，与地方主管官吏的关系极大。正如古人所说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则群视群守，邑视邑令”。前面提到的周应中、陈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车伊始，立即着手修志。他们有的认为：“志以载事，所为存风教而备鉴戒也”。有的则说：“服官无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县之长，其名曰知。谓夫山川、风俗、钱谷、刑名暨文武经画之类，罔不洞悉，斯无忝厥职耳！顾见闻有限，非征诸载籍，何由得知？则国史而外，莫重于志”。还有的觉得修志是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国史，小之邑乘，往者过，来者续”。正因为他们对县志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视，在任内热心领导并自参加修志，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阳多次修志的另一个因素。

三

由于历史原因，大部旧志均已散佚。目前县内只保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还有《康熙庚戌志》的几个残本。这些文献，虽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保留下不少错误观点和封建糟粕，但它们记录了崇阳两千年来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大体情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崇阳的过去、认识和振兴崇阳，提供了古代信息，也为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既得以考古镜今，又不至数典忘祖。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能不感谢过去崇阳修志事业的开拓者？能不感谢为编纂历届县志而呕心沥血、兀兀穷年的先贤？能不感谢当时热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们共同为崇阳人民留下的县志遗产，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它将惠贻百代，功炳千秋。

千古文明遭浩劫 ——记金城山的兴衰

鲁达人

崇阳县东二十华里，武长公路的南面，白霓镇的西南面，有一座秀丽的小山——金城山，酷似一座古城，又其上土色金黄，所以命名它为金城山。 山的东面，白霓河折回西流，河上有一座上刘日孚（明进士、官至都堂刘景韶的儿子）修建的余耕桥，石墩木梁，两旁均有凉舍，以供行人休息。现已改建为水泥桥。山的西面，白石港流经山麓，有刘景韶修建的余恩桥（即刘家桥）。抗日战争中被倭寇炸损，现已移至下流白石港村近旁，亦改修为水泥桥。东西两河，东西两桥，互相辉映，大有谭登元为金城山所集的成语对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壮观。

山顶空旷平坦，面积约六亩左右。远在北宋时期，与张耒之、（107页）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的江西诗派领袖、大书法家的黄山谷（即黄庭坚，江西修水县人），幼年，因省视嫁到崇阳白霓堰下的高姓姑母，曾攀登此山，四顾群山环峙，林壑优美，于是结庐读书其上，并将读书堂命名为“浩然堂”（载同治版，崇阳县志）。山谷临池学书，常洗笔砚于白石港中流的石矶之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誉为崇阳八景之一的“金城墨沼”。

相传山谷去崇时，曾留下一大石砚。后来有一位居心叵测的金县令，一见此砚，即垂涎三尺，去任时，将其盗去。舟行至陆溪，风浪大作，颠簸欲沉。舟子大呼乘客抛掉所有笨重物品，及至将此砚推入江中，风浪顿时平静。此俗谓“海王索宝”也。

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至今不衰。据说山谷深夜读书，时有蛙声咯咯，嫌其聒耳，于是将山蛙捉住，用朱笔在顶上点上一点。这样一来很快就出现了百蛙齐喑的情况，聒耳之声也就平息了。现金城山的蛤蟆，顶上都有一红色斑点，就是朱笔点了的遗迹。

上述这些，虽是神话传说和后人的附会，但可以看出：黄山谷刻苦攻读的精神十分惊人。另一方面，神化了黄山谷，也表现了崇阳人民对他的高度崇敬。

山谷去后，崇阳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其读书草庐——浩然堂改建为山谷书院。乡贤先达相继在此讲学。谭登元、傅会友等人，曾经担任过讲师。凡崇阳士人中的精萃，多就学于此间。宋明时期，人文蔚起，“多士文章归上国”，大都出自山谷书院。书院的东北面，建有文昌阁。阁分三层，内有黄山谷画像和骚人墨[各的诗词，身临其境，令人肃然起敬。阁外上层，有竖写的“文昌阁”三字，下层门顶，有“山谷读书处”横额，字迹苍劲古朴。书院和阁楼，都藏身于碧梧翠竹之中，农荫蔽日，清幽可人。知县曹学诗在《金城墨沼》的诗篇中这样写道：“前贤息游地，白云媚修竹。”其景色之秀丽，可见一斑。

满清末页，科举废，学校兴。有志之士，率先将书院扩建为“金城高等学校”。校舍规模较大（如附图），雄伟壮观，可容学生百人以上，即五、六年级各一班。好学之士，负笈从师，多集于此。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战士金华衮就是这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民国六年，石瑛、刘元瑞在金城组织人学会，张难先先生在此主讲教月，学员计诚足为此山生色。

抗战时期，日寇陷崇，金城山沦于敌手。驻扎在白霓桥的敌人，把这座山作为他们的军事据点，建筑了（109页）望哨、地堡和沟通战壕。千古文明，横遭浩劫；崇阳文化的摇篮，变成了倭寇杀人的基地。滔天之罪，令人发指！日寇投降后，金城山上只剩下一片瓦砾，荒烟蔓草，荆棘纵横，使人触目心惊。

崇阳历来私塾概况

文史征集组

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讲学培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后，战国时期，私学大盛。继此以后，如马融、郑玄、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诸子，各设讲台，诲人不倦，在我国历史上都一直享有盛誉。这种私塾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国，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得更为普遍。 私塾学馆，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个别教学方式，教材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经馆和蒙馆之别。蒙馆即学生启蒙这习阶段，初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儿经》、《女儿经》及五言、六言杂字等。这些书，文体简单，读来顺口，易记易背。还要填红写字。民国时期，多有读共和国文的，也有附教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和珠算的。经馆是在读完蒙馆的基础上开始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或《幼学琼林》、《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的。另外，每天中午还要临帖习字。有的老师也有附带教算学的。读经馆的学生，多属青年，通常是三八课文(每月逢三、八就给学生出作文题)，日间上课，晚上自习。

在未废科举之前，崇阳的私塾，有义塾、乡塾、族塾、氏塾之分。废科举之后，就统称经馆、蒙馆。

一、义塾

道光22年(1842年)知县金云门设四义学于四乡。29年(1849年)知县姚国振增城中义学一所。城中旧义学设西城后街，新义学设南城上菊仙祠(按金云门字菊仙取名)；东乡义学，一设回龙寺，一设白泥(霓)桥；南乡义学设唐封寺；西乡义学设罗汉寺。

二、乡塾

高堤书馆，在雨山麓，明宏治间(1488—1505年)汪恭创建。

龙潭义塾，在青山保圣山庙，太学生陈直心倡置田产创建。

梓溪义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经熊祯祥倡建。

石屋义塾，石屋保公建。

美林义塾，肥田上牌公建。

碧田义塾，碧田畈公建。

四圣义塾，四圣保熊洪猷，王国太、陈启芳、陈清泉倡建。

大源义塾，林桂轩创建，有田缮学。

知县高佐廷喜见石屋、肥田新建乡塾作诗贺之、傅燮鼎亦有和诗。均分别附后：

高佐廷诗

为贪鹤俸漫乘车，十载风尘老簿书。

不有潘花惭作宰，幸同陶柳俨同居。

云屑咫尺高攀凤，雷雨飞腾预种鱼。

石屋肥田佳子弟，课功为报月何如？

傅燮鼎和诗

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

气节千秋关见地，诗书万卷胜求田。

举头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间勉着鞭。

讲席是谁堪领袖？四山桃李为公妍。

另外傅燮鼎还为石屋、肥田二义塾作序如下：

石屋、肥田二保，新建乡塾，月会课文，复有公产积垂永久，正合范文正公学田之举，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将踵行，从此比户弦歌，人文蔚起，仁让之风遍行四境，古道可复，诚厚幸矣。邑人请登诸志乘，诗纪其事。予闻之，为之欣然色喜，尤愿各塾子弟，互相砥砺，文章气节，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闾里，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

三、族塾

彭家义塾，在城下畈。

甘家义塾，在蔡家墩井勘上。

四、氏塾

关西义塾，在碧云峰，旧为碧云庵。由杨一鹗捐田创建。

刘氏义塾，在雷骆畈，刘方裔子孙创建。

陈氏义塾，在杨林畈。

邓氏义塾，号凌云轩，在城皇畈。

艾氏义塾，在乌石畈。

丁氏义塾，在罗楼湾，丁志善后裔创建。

汪氏义塾，在浮溪桥，汪长水后裔汪子桂创建。

果育义塾，在壳头东岸与西岸韵雪义塾相并，余果卿之子余千金创建。

清代的县学，不是真正读书识字的学校，只是祀孔的场所和教谕训导的衙门。所谓义塾，就是学生上学免交老师学费的学校。但是全县城乡只是二十所义学，对全县入学儿童来说，实是为数寥寥，供不应求，怀水车薪，无济于事。

据明末清初的老人说，乾隆、嘉庆时期，崇阳人口曾号称三十万(是按姓氏宗谱得来的概数)，教育这三十万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县的各种私塾。当时农村私塾，有只读夜校的，有全日读书的，有读杂字的，有读农村应用文的，有读五经四书的，有凶年恶岁就停办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干扰的，有专教幼童少年的，有专教青年成人的。总括起来，则是蒙馆和经馆两大类。前者农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识字教育，后者则专门为富裕人家而设馆。还有一种专馆，那是豪门大户或富商巨贾，专门请先生来教他家的子弟的。这种专馆，除先生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去读书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以上各类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曾多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并要求把私塾作为推进义务教育的辅助。从此，私塾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全县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学生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岁。据调查，民国年间，先后在城内外教私塾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有如下多人：王赞英(廪生，馆址在西门王祥顺)、刘育群(秀才、西门岭上程家学堂)、陈尧阶(秀才，东后街)、吴玉麟(秀才，北门)、刘泮香(西门甘氏祠堂)、冯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门)、曾鹤候(南门)、吴仙桂(东门黄永兴)、傅震寰(南门沈氏书楼)，黄冬瑞(老县门口)、刘元瑞(秀才、北门外油草冲何公祠)、熊荫祖(拔贡，驳岸上)、周永皋(浮溪桥)、王用予(秀才，小港尧家)、徐哨清(拔贡，荻州)、傅少溪(廪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龚国煌先生的业师)、魏铁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朴树下)、夏恪卿(朴树下)、邓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邓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垄）、王克己（华陂畈王家）、程赛芳（秀才，西庄寺前）、舒吾庵（举人，东堡）、杨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

以上这多塾师里面声名最为噪烈、收入最为可观的，要算刘育群先生。当时从他读书的学生如甘翔鸥、汪彦国、尧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龚光国等，都是本县数一数二的殷实户，除蒲、八、腊三季送礼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学费都在光洋八十至一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所交学费却不多。“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于是旧时县府的秘书刘瑞禾、科长李少怀、潘子怀、王荣怀以及度量衡技师毛第元等，都是刘先生的拜门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学甚严，然性开朗，喜诙谐，每于讲课之余，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时常叫爨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乡人和城内一些大商号送来的蚕豆、花生、糖果、糕点，分给学生共食，不摆老师架子，师生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对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暂行办法规定：一、无论现行私塾及今后的私塾，必须先向该管政府呈报后，方得设塾；二、凡距公私学校两华里以内者不得设塾；三、私塾设备最低限度，要具有总理遗像、遗嘱；四、塾师须在私塾师资训练班毕业并领有毕业证书者。从此，崇阳私塾又迅速下降。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统计，崇阳私塾下降到三十一所，学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上年，崇阳私塾又有发展，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一所增加到七十一所，在塾学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私兼顾政策，对私立学校一般采用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善的方针，使之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实行在城市奖励私人兴学，在农村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因而不仅大批私塾维持下来，且大大提高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由解放前的七十一所，到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所，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塾学生也由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将近增加了一倍。

一九五一年，中国***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因而崇阳私塾逐年减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则逐年增加。

“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现存有一部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澴川沈氏宗谱》。据该谱序文介绍，它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创修，又在嘉庆间、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四次续修。现共28卷（册），分有“宗祠全图”、 “历代溯源考”、“先德烈传”、“行状墓志”、“艺文志”及各屋各房世系支派表等多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沈氏八十世祖、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的家世——他的父亲、兄弟、儿孙的记载是非常“另类”的……

　该谱载：沈万三兄弟共六人，父为沈黼朗；沈氏兄弟六人各有不同际遇；沈万三以次子宗卿出嗣弟弟万四，并改名承祀，承祀生观。沈观即为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有多处，其中最详细的是卷二《溯源考》中的“世系表”：沈万三父，黼朗，为七十九世，下注“子六”。在谱中，此公行状基本空白，只说了他有沈万三等六个儿子而已。

　沈万三兄弟六人，为八十世。万一，下注“原名寿一，江同知（原文如此——笔者注）”；万二，下注“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原文如此——笔者注），迎忠武王（原文如此——笔者注）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献饷万石，封骠骑将军”；万三，下注“洪武欲诛之，马后谏之，得不死，十四年徒云南，以子宗卿嗣万四，更名‘承祀’，留江南”；万四，下注“原名寿四，字世长，洪武以其孙介（应为“玠”——笔者注）为户部员外郎”；万六、万七，下注“分居越之乌程、归安、仁和诸邑”。

　八十一世共五位。良卿，万一子；永卿，万二子；仲卿，万三长子；传卿，字承祧，万四子；宗卿，字承祀，万四嗣子，洪武辛未以骠骑将军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开府潍州群牧所，子观。

　八十二世共八位。松、柏、俊、清、澄、忠、玠、观。末位的“观”，即沈观，是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沈观的简略行状在谱中“世系表”有记载，介绍了他生南京、迁宁夏、最后落户湖北的全过程：“一名官，字光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月初六日子时，生于南京应天府江宁县水西门外上新河柴家港。从父承祀祖徙居陕西宁夏卫。时孝感徐公讳寅，任宁夏经历，以女字焉。徐公宦成，遂偕来孝感，住洪乐乡……”

　从谱中看，沈万三兄弟六人的遭遇各不相同。该谱卷二《溯源考》中的《江宁世系》对此作了简略交待：“惟万四获令终，万一则走昆山矣，万二游湖湘间矣，其余或迁浙江，或徙河南，不一其地，而万三，则明太祖欲害之，傥（倘）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这段文字虽不长但很概括，清楚地说明沈万三兄弟六人，只有万四在朱元璋手下过得比较滋润，文中的所谓“令终”，即为结局圆满，能保持善名而死之意，而其余的沈氏兄弟们的命运就都不太妙了。

　从该谱的这些记载看沈万三家世，其叙述表面上似清楚流畅，称得上是“世次甚详，血脉甚贯，支派甚严，抑扬甚当”。可是，细读该谱诸文，则从字里行间似乎还可以听到修谱者们对于沈万三这样的家世怀有些许不确定的踌躇不安的心跳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值得探析。

　该谱实际在明天启间已成稿，但即使是那时也已离沈万三时代250余年了，中间还隔有两个非常时期，因而造成沈万三确切信息缺失的状态。始修者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清楚，他在自己的序文中回避了“沈万三”，而由别人来说事。所以谱中有关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从开始时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

　按始修者沈惟炳自己的说法，他“雅意编辑”《澴川沈氏宗谱》的时间始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但是实际上他的宗谱撰稿工作早在此时的二十多年前就已基本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卷首有叶向高所作的《创修谱序》称：“今年七月，高予告归，将戒行，斗仲来饯，携族谱一箧，问序于余。”文中“斗仲”者，指的是沈惟炳；“今年”者，看叶向高文末标明的撰文时间是“大明天启四年”，也就是说早在1624年，这“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已经完工，装了“一箧”，已到了请人作序的阶段。

　叶向高不仅指明了《澴川沈氏宗谱》始修的撰稿时间，还提到了该沈氏宗谱稿子的结构。他在序中说：“余见其先为旧简，后系新编，尚未成梓。”由此可见，这部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的主要内容是由两个部分——旧简（沈氏老宗谱摘要）与新编（湖北孝感沈氏当时的繁衍状况）组成。

　接着叶向高在序末又写了如下文字：“至黼朗之于万一，兵燹之际，旧谱未订，而新编固不登，且若为美，表之章之，若为疵，微之削之，一准舆情，毫无臆断。”这个信息给人们的印象是：沈黼朗与他的万一等六个儿子的行状，老的沈氏宗谱并没有记载，原因是“兵燹”，即元末明初的战乱，而这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即所说的“新编”，对他们也就不作自己的叙述，只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看法，作了客观记录。这就表明谱中有关沈万三父子两代的文字，只是沈惟炳“采访”——“一准舆情”的材料，既不在旧简又不在新编之中，很可能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已——如现在谱中所能看到的《江宁世系》那样的记载。

　但是，沈惟炳当时与沈万三父子的时代已经隔开了250余年的时间，且中间还有过元末明初战乱以及朱元璋打击江南“户家”——即富户的两个特殊时期，而沈万三又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三点就使得沈万三父子情况变得非常不明了。对于这最后一点——明初人们纂实录时都惮于当时可怕的抄家杀头迁徙高压政策，对于朱元璋猜忌残忍之迹都采取隐匿回避的态度，作为大明皇朝臣子的叶向高尤其是心知肚明的，但不能提，也不敢提，只好回避，只好单把“兵燹”说事。但实际上确是这三重原因使得有关沈万三的确切信息留传下来的自然会较少，后世传说的相关信息的误差则会更大，沈万三最终变成了扑朔迷离的人物。所以，沈惟炳“采访”的巨富沈万三情况所得材料的可靠性自然是要打折扣的。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沈惟炳在谱中自己的序文中对沈万三家世事就未置一词。

　这个可靠性“打折扣”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385年前的叶向高也是意识到的。于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种念头，叶向高特别指出沈惟炳“采访”的客观性：“一准舆情，毫无臆断”，同时还连带赞扬了沈惟炳撰族谱体现出的“才、学、识”史学“三长”：“呜呼，后之读是书者，可以观感而兴起矣。余喜夫三长并集，而知不独可以家，并亦可以国也，遂提笔而为之序。”

　叶向高作文极漂亮，又极具高度：一是为沈惟炳的“采访”的客观性鼓掌叫好，表扬他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是“实话实说”，二是将沈惟炳的撰谱工作提高到修史态度，号召人们以“实话实说”精神，修家谱、撰国史。在这样的高调感染之下，加上叶向高其人，官至内阁首辅，还是明万历、泰昌、天启的三朝元老，可谓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有他这样地“打保票”，人们还可能对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产生“打折扣”的质疑吗？

　尽管有叶向高这样的名人对谱中沈万三家世事作了“担保”，并且接下来也有人发表言论支持之，但续修宗谱的沈氏后人们却还时不时对谱中相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流露出不踏实之感……

　叶向高的名人效应是相当明显与持久的。至清嘉庆间《澴川沈氏宗谱》头次续修，为这初续谱作序、曾任贵州学政的萧广运就很认可沈万三家世，并在他所作的《初续谱序》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洪武忌之，将没其籍，乃以一子出嗣万四，更名承祀。万四纳粮资饷，太祖大悦，以万四之本孙玠为户部员外郎，辛酉十四年以其嗣子承祀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

　很明显，萧广运在这里解说了沈万三为何要将次子宗卿过继给万四的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为何要解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质疑了谱中的沈万三家世，且谱中也确没有为“出嗣”一事给出理由，就由作序者出面解说“补台”，以确保其正确性？

　但是，萧广运作序，虽说是在证明沈万三家世的正确性，但他的行文却与谱中记载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说他有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明了的毛病。一是他把沈万三的辈份搞混了：从谱中世系看，沈万三父，黼朗，是“七十九世”，沈万三是“八十世”，而萧广运却在文中说是“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弄错了一个辈份！二是承祀赴宁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大的毛病：萧广运说是“辛酉十四年”（1381年——笔者注），而谱中承祀行状却写明是“洪武辛未”（1391年——笔者注），两者相差10年，孰是孰非？

　当然，对于头个毛病也许是会有解说的。例如说，乾隆时的萧广运已是相当古的古人了，比现在的我们更靠近沈万三的时代，应该不会搞错，恐怕只是一时的“笔误”。那末这“笔误”在编辑时为何没有纠正而成了“刊误”？特别是之后清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该谱三次续修为何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反而成了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的“笔误”？而对于第二个毛病，不知又会出现怎样的解说——因为谱中两种时间的说法都是错的。查《明史》、《明太祖实录》可知，庆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只是受封而已，至二十六年（1393年）才“出封”至宁夏！如果这种错误也是“刊误”，人们面对如此离奇的“刊误”，不禁要提问：湖北孝感的沈氏修谱者们对沈万三家世究竟是不是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该谱为证明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除了萧广运的说法外，谱中还有其他一些“论证”。如在卷二《江宁世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话“乙未岁大悟公自镇江归，雅意编辑，会有吴兴宗人讳峨者，携其族兄大司寇演公引文及其追远谱牒，自浙之楚来议宗亲，与大悟公所编旧谱，彼此勘合，并所访于江宁者无不画一。今旧谱尚在也，观其文，乃知吾族所自始，并悉吴兴之世次矣。”

　上文中的“大悟公”，为沈惟炳子沈宜，曾任镇江推官。据谱中介绍，他与父一同创修“头版”沈氏宗谱，也曾“采访”过沈万三家世。这段文字说明，湖北孝感“头版”沈氏宗谱有关家世的记载与吴兴沈氏的谱牒记载完全一致。此话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沈惟炳父子有关沈万三家世的“采访”材料是可靠的，接下来的逻辑就是谱中相关沈万三父子的记载也应该是可靠的。

　笔者对上文中“今旧谱尚在也”这句话很有兴趣，因该文未标出撰写时间，此处的“旧谱”似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吴兴宗人讳峨者”带来的沈万三祖籍地沈氏“追远谱牒”。这可是给我们现在的沈万三研究带来的一条重要线索，今后我们尤要注意在“吴兴”——今湖州一带地区搜索沈氏宗谱，以求证内中有没有如此这般的沈万三家世。一是指“大悟公所编旧谱”。如真是这样，就很可惜了。因为，比萧广运稍晚、参与头次续谱的沈氏族人沈明陟在嘉庆五年（1800年）所作的序文中就称：“惜少宰公（指沈惟炳——笔者注）书成晚岁，未及授梓，是以族间未得人有其书，迄今距修谱之年，百有五十余岁。”才隔了150多年，到清嘉庆时，沈惟炳父子修的“头版谱”在沈氏族人间就已缺失了！

　所以，谱中尽管罗列有若干“确证”的说法，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对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始终是流露出疑虑的心情的。如尽管萧广运已在初续谱的序文中明明白白地宣称“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即沈观是沈宗卿的小儿子，或者说是第四个儿子，可在谱中的“世系表”“宗卿”条下又只写“子观”，似乎沈宗卿只有一个儿子。由于存在这样的抵牾，卷二《溯源考》中的《秦楚之际》中只好忧心重重地提出了“始祖（即指沈观——笔者注）兄弟，不知几人，亦不知始祖行次第几”的疑问。对自己始祖的情况就已有不明之处，对始祖的祖父、曾祖父情况能够更加清楚吗？沈万三家世可靠性的问题，总是这样无情地折磨着湖北孝感沈氏后人，让他们一直怀有不踏实的感觉！

　如横向比较其他记载，该谱所描述的沈万三家世就存在更大的疑问，在笔者统计的记载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就未见过有类似的记载。而该谱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一些文字存在的明显悖谬历史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存在着疑义。

　沈万三家世，在一些明清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相互传抄的，也有记录口头传闻的，可靠性大都存在着一定的“折扣”，引用时尤要当心，宜深加考证后再定取舍。在笔者统计的载有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未见有与《澴川沈氏宗谱》相似的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载。但是，在这126种明清著作中，有2书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却是比较可靠的：一是明刘三吾的《坦斋刘先生文集》，一是清陶煦的《周庄镇志》。

　为什么说这2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可靠？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前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记载之一，明清不少著作有关沈万三家世的内容都是抄自或转抄自该书的；后者虽已是清光绪间所作，但它关于沈万三父子的记载是出土的墓志铭，而该墓志铭又是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比刘三吾披露相关信息的时间还早数年，且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当然更宝贵可靠。

　在《坦斋刘先生文集》中，刘三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作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文中，介绍了沈万三父子情况：“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墓主沈汉杰是沈万四次子、沈万三亲侄。该墓志铭表述的'沈万三家世比较清楚。

　而且作者刘三吾是洪武年间老儒，曾为翰林学士，受朱元璋指令删去《孟子》一书中85条冒犯君上的言论，编成《孟子节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开头就作了自我介绍——“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可见他不仅是沈万三同时期的人，且还是较为了解沈万三事内情的人。因此，刘三吾对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述的权威性、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沈万三的这一家世得到了清道光间在周庄东北杏村沈氏墓地出土的另一篇墓志铭的印证——《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墓主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万三季子沈旺的季子。作者卢次农稍晚于沈万三，江西南昌人，入昆山籍，其伯父卢熊为明《洪武苏州府志》编撰者。该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了。

　综合上述两篇墓志铭，及其他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人们可以知道，沈万三家世的基本情况是：沈祐有二子沈万三、沈万四；沈万三、沈万四又各有二子，沈万三的二子是沈茂、沈旺，沈万四的二子是沈德昌、沈汉杰……

　然而，这些情况与《澴川沈氏宗谱》中描述的沈万三家世——沈黼朗有六个儿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六、万七等等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谱中不是说到“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明太祖欲害之，傥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等情事，人们很可能把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由此看来，《澴川沈氏宗谱》所载沈万三父子相关情况的大部分内容，缺乏墓志铭之类家族文献的印证与支持，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一些记载有明显悖谬历史之处。如陈述沈万二的情况：“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迎忠武王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里面，就至少有3处错误：一“洪武元年攻张士诚”，时间搞错了。张士诚在洪武元年的前一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或称吴元年（1367年）的九月就已为徐达等俘执，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战争结束。二“驻跸”一词是皇帝专用的，明清时老百姓用了这词，恐怕就是“僭用”、“犯上”的罪名，能说万二“驻跸太湖”吗？三“迎忠武王徐达”，也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的错误。徐达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忠武王”——他死后追封的是“中山王”，朱元璋的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亡后，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谱中类似这样漏洞百出的说法，不可能是当时的家族实录，颇似后来历史文化知识欠缺人士的手笔。

　所有这些蹊跷与莫名错误，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谱中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因之怀有不踏实感觉的原因至此也就很清楚了。该谱中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记载大部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之间存在着那末大的差异，看起来几乎是判若二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明代在“仁宣之治”以后，朝廷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趋缓，政治逐渐稳定，使得全国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社会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安定平和。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向往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怀念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名人、巨富代表沈万三，以至于当时著名小说《金瓶梅》中也会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的民谚，足见沈万三在市井间的知名度、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在那时沈万三也已是一位朦胧人物，人们对他的详细信息就已经了解不多了。如明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官员董谷在自己的一本书《碧里杂存》中记有沈万三事，说沈万三是“赀巨万万，田户遍于天下”的明初大富豪，但又坦白地承认自己对于“沈万三秀，不知其名”，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已经是“闻故老言”而已。

　明代《留青日札》是相当有名的一部笔记著述，作者田艺蘅曾被后人称为“学者”。他在该书中说到沈万三家世：“万三名富，字仲荣，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湖州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贵之子汉杰，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花园。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污莱之地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这些信息相当清晰，来自何处？未加说明。

　与田艺蘅同处嘉靖年间的郎瑛，为明代文学家，著有笔记《七修类稿》，后人评价该书“卷帙颇富，资料可取”。该书也有记载沈万三的内容：“国初，南都沈万三秀，甚富。今会同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详《近峰闻略》”——郎瑛是提到消息出处的。

　《近峰闻略》是何时何人著作，郎瑛会征引此书？查该书作者为皇甫録，此人是明弘治年间进士，长洲人，与郎瑛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该书有多处说到沈万三，其中称“刘三吾撰沈汉杰墓志。沈之先为吴兴人，后徙家长洲之东蔡村。万三讳富字仲荣，与其弟万四讳贵字仲华，率先两浙输其税为石者万。……”看来皇甫録是读过刘三吾写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知道沈万三家世的一些信息，并写进自己的书中。同样，田艺蘅应也是读过刘三吾书或《近峰闻略》的，所以他们三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才会如出一辙。

　明清两代记有沈万三事的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126种，但除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等三五种著作贴近沈万三时期外，绝大多数是明弘治、嘉靖之后所撰，早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相互传抄的材料及“闻故老言”，甚至于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的内容。所以，沈万三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权威性，需要认真考证后，才能确定并正确运用，这是现在沈万三研究中尤要注意的。而沈万三过去才170多年，到同是明代的嘉靖年间的不少人——如《碧里杂存》作者董谷那样——就已经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了，这是当初朱元璋“封杀”富户的后遗症之一，也是现在沈万三研究资料缺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沈万三作为财富的象征，及其助筑南京城、积极纳税等公益性、合法性活动和后来备受打击的种种传奇式遭遇，数百年以来广为人们传诵与同情，至清初甚至出现讽刺朱元璋打击沈万三的传奇剧，后来沈万三更作为“财神”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总之，沈万三不是令人憎恨的反面人物，而是人们喜爱、仰慕、广泛传说的平民创业致富的经典性人物。由于这种实际的历史文化背景，至明末清初——距离沈万三已250余年的沈惟炳父子，将沈万三作为自己的先祖，采入了自己撰写的族谱中。但他们缺少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只能以“一准舆情，毫无臆断”的“采访”材料——实际就是只能以当时民间流传纷纭的关于沈万三的部分朦胧传说，作为内容，最终导致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谱中“湖北沈万三”的“另类”家世，应该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事情——人总爱追求美好的人与事！

合肥沈福集沈氏家谱

古有“先正其心，继训克（汝）家，孝友忠义，为国之华”十六字辈。现代在原十六字辈之后新增“善学修德，诚信建业”八个字辈

陕南汉阴沈氏家谱

“忠朝自贵，孝祖宜兴。世德永继，兰桂观型。本枝衍庆, 长发其祥。”二十四字辈。

　　一、姓氏源流

　　沈（Shěn 沈）姓源出有六：

　　1、出自姬姓，为周文王第十个儿子季载之后，以国名为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沈氏出自姬姓，是黄帝的后裔。沈本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周初时，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三监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季载（文王第10子）因平叛有功，被周公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后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季载又称冉季载。聃又写作冉，古时，冉、沈读音相同。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之后子逞逃奔楚国，其后子孙遂以原国名命姓，称为沈氏。

　　2、出自芈姓，是颛顼帝的后裔，以邑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二》云：“楚有沈邑。楚庄王之子公子贞封于沈鹿，故为沈氏。”春秋时，楚庄王之子公子贞被封在沈邑，其后代子孙有的遂以封邑名命姓，称为沈氏。

　　3、亦出自芈姓，为春秋时楚国王族弟子戍之后，以地名为氏。据《风俗通》、《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考源》、《姓谱》、《中国姓氏寻根》等记载：春秋时，楚庄王有曾孙名戍，在楚平王时任沈县（今安徽省临泉县）县尹，世称沈尹戍，初隐居于零山，后仕楚为左司马。其后人有的遂以地为姓，称为沈氏。

　　4、出自金天氏，为少昊裔孙台骀（一作台胎）氏之后，以国名为氏。据《左传·昭公元年》及《姓氏考略》等资料所载，少昊金天氏裔孙台骀氏之后有人建立沈国，春秋时，为晋国所灭，子孙遂以国名沈姓，称为沈氏。

　　5、出自姒姓，为春秋时沈子之后，以祖名为氏。据有关资料所载，沈氏源出姒姓，春秋时公族受封，为子爵位，世称沈子。沈子的后代有的以祖名为姓，称为沈氏。

　　6、出自少数民族姓氏中有沈氏。朝鲜族、满族、土家族、回族等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冉季载。沈姓源出于姬姓，为黄帝之后裔，在周朝初年，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当时的三监（武王以邶封震叔，以庸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监殷民，称为三监）很是不服，商王纣之子武庚乘机勾结三监，联合东方夷族进行反叛。周公旦组织军队进行征伐，最终平息了叛乱。季载（周文王第十子）因在此次平叛中立下大功，周公于是将这位有才干的弟弟举为周天子的司空，成王后又将其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聃”可写作“冉”，古时的冉、沈读音相同，所以季载又称冉季载。春秋时，聃国被晋（今属山西）灭掉，季载后代逃至楚国，为不忘亡国之痛，从此便以国为姓，称为沈姓。冉季载从而成了沈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沈姓最早起源于今河南、安徽两省之间。春秋战国时期，逃至楚国的沈姓族人，仕楚为左司马，并世袭此官，长期居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到秦汉时期，沈姓仍有多人为官，且地位均十分显赫，但也有数人辞官隐居，迁于九江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会稽乌程吴兴（今浙江省吴兴县）等地，从而开始了沈姓的南迁之旅，并且家族势力日渐扩大，不断兴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乱，各种割据势力互相攻伐，加上“永嘉之乱”，使得中原士族大都南迁，沈姓族人也先后进入南方几大省份，并在当地不断生息繁衍，形成了“吴兴”郡望。此后沈姓以“吴兴”郡望为繁衍中心，不断地向四周扩展，至唐代以前，已散居于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家族日渐繁盛。唐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沈姓族人开始迁播进入闽粤两地，并且人丁兴旺，同时，唐代沈姓在我国北方也得以新的发展，郡望与名人高官大量出现，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到了宋朝末年，金军大举南下中原，宋室南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北方再次遭受浩劫，迫使中原沈姓再次南徙，其中赴今福建、广东等地之沈姓尤多，至明清时期，沈姓已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我国一大姓氏，并有一些族人由东南沿海播迁到海外，沈姓家族真正成为了一个大家族。我国的沈姓历代多以江南为其主要分布地，尤以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居多，以上地区的沈姓占到了全国汉族沈姓人口的绝大多数。沈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三十七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三、历史名人

　　沈 约：南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声律学家。他是《二十四史》中《宋书》的作者。他首创“四声”之说（把每个字分为平、上、去、入），指出如何运用声调变化，能使诗歌动听，讲求声律对仗，推动诗歌走向格律化，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著有《晋书》、《四声谱》等书。今天的国语注音符号，就是以《四声谱》演变而来的。

　　沈 括：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北宋科学家，他所著《梦溪笔谈》记载了其在天文、数学、矿业、医药、生物、物理等多方面成就，为后世科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著有《良方》、《长兴集》等传世。

　　沈 周：明代画家。博览群书，文学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擅画山水，多江南山川、园林景物，师法董源、巨然、黄工望。兼工花卉、鸟兽、人物。为明代吴门画派四家之一。为人耿直，不应科举，长期从事绘画和诗文创作。名重于明代中叶画坛，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著有《石田集》、《江南春词》、《石田诗钞》、《石田杂记》等。

　　沈 和：字和甫，杭州人，戏曲作家。能词翰，善谈谑，兼明音律。《录鬼簿》载：“后居江州（九江），近年方卒，江西称为蛮子关汉卿者是也。”著杂剧《祈甘雨货郎朱蛇记》、《徐驸马乐昌分镜记》、《郑玉蛾燕山逢故人》、《闹法场郭兴何杨》、《欢喜冤家》等五种。以上种种元曲的问世，不仅繁荣了江西的杂剧活动，而且因其内容大多为历史题材，对明代弋阳腔连台本戏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作杂剧时人称为“蛮子关汉卿”。

　　沈 仕：字懋学（1488-1565），又字子登，号青门山人，明代浙江省仁和（今杭州市）人，散曲家、画家，能诗，善画花鸟山水。其散曲多描写艳情及享乐生活，内容庸俗。当时称为“青门体”。著有散曲集《唾窗绒》等。

　　沈 璟：明代吴江（今属江苏省）人，戏曲理论家，戏曲作家，曾官至吏部员外郎，光禄寺丞等职。致力戏曲声律研究，形成“吴江派”，沈氏一族从事词曲研究，创作共延衍11代17人，蔚然大观。

　　沈 鹏：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美术评论家、诗人、编辑出版家。斋名介居。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幼年始习字画。入大学后攻读文学，又学新闻专业。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人民美术出版社艺术委员会顾问等。书法长行草，有强烈的时代风貌与个人风格，书体兼及隶、楷多种面貌，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著作有《书画评论》、《沈鹏书画谈》、《三余吟草》、《当代书法家精品订·沈鹏卷》、《草书千字文》等。主持和手编的书刊达500种以上。

　　沈法兴：隋末唐初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西）人，隋末梁王。出身于江南世家，任吴兴郡守，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聚众造反，靠着家族的号召力，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七万余人，并占领了江都南方重镇毗陵。杜伏威据厉阳，李子通据海陵，沈法兴据毗陵，三大势力都对江都虎视眈眈，后为李子通击败。

　　沈庆之：字弘先，南北朝时期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宋朝著名将领、太尉，封始兴郡公，曾在娄湖（今江苏省南京市）广置田产。沈庆之从小就非常会打仗，常常打胜仗回来，后来他被封为“建武将军”，专门负责防守边疆。

　　沈亚之：唐代吴兴人，文学家，元和进士，善文辞，且能诗，为李商隐所推许。有作品《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沈下贤集》等传世。

　　沈佺期：河南省内黄人。唐代著名诗人，擅长七言诗，词藻华丽，律体严谨，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曾官至太子少詹事情、修文馆直学士。对律诗体制的定型颇有影响。

　　沈既济：唐代文学家，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长于史学，又善作小说。撰有《建中实录》10卷及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其《枕中记》中记述了卢生在邯郸住旅馆的时候，借道士吕翁的枕头用，梦到自己登科当了丞相，非常荣华，醒来店主所蒸发黄梁尚未煮熟，因悟富贵功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这就是“黄梁梦”的出处。明代汤显祖写的杂剧《邯郸记》即以它为题材写成的。

　　沈传师：字子言，唐代苏州（今属江苏省）人，书法家，曾官至吏部侍郎，工书法。唐德宗贞元（785-805）末举进士，历太子校书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宝历元年（825年）入拜尚书右丞、吏部侍郎。工正、行、草，皆有楷法。朱长文《续书断》把它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并列为妙品。宋欧阳修《六一题跋》云：“传师书非一体，放逸可爱。”宋代米芾对他人的书法很少许可，但对沈传师极为推崇。说沈的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人称中唐以后沈书最佳，米芾自称学大书以沈传师为主。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善楷、隶、行、草，以书自名”。传世书迹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柳州石井铭》等。今存正书《罗池庙碑》拓本。

　　沈钦韩：字文起，号小宛，原籍浙江省潮州（今吴兴），史学家，文学家，学问渊博，精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