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的传说——明代城防和移民实边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将军西征，平定河西诸路。明王朝废除了元朝军政机构永昌路和西凉府，在凉州设立了凉州卫，属陕西行都司管辖（明甘肃属陕西布政使司）。

凉州卫的治所凉州，在地理位置上历来是抗守河西走廊咽喉的重镇和多民族争夺的要地，凉州的得失关系着西北边防的大局。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残元势力还很大，而且西北的重点就在凉州之北。如果残元势力占据了凉州，从战略上来说明朝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因此，明王朝特别重视凉州的安危和布防。在凉州的东北面从东向西，在汉长城的基础上增修了百余里坚固的边墙，东接古浪，西连永昌；沿长城设有报警的烽火台和驻兵的逻铺。公元1377年，驻凉州都指挥濮英出于军事防务的考虑，对凉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增修，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又增高了 1米。公元1391年，凉州总兵宋晟在武威城原有东南北三门的基础上增辟西城门，并修建了东、南、北三大城门楼，修建了吊桥 4座，挖了深6米多的城壕，在城墙四周修建箭楼、逻铺共36座，在北城墙的西边独建一高楼，用来眺望远方，警报敌情。公元1574年，甘肃巡抚廖逢节、总兵石茂华又历时两年，用砖包砌了城墙。至此，凉州城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城汤池”。在增修加固城池的同时，发动民工修堡筑寨，设立保甲制度，联防自卫，堡、寨联为一体，平时耕种，战时据守自卫。因此，凉州(从明开始)以堡、寨命名的村庄遍布全境。堡寨保甲的设置，对保境安民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各种措施得力，加上明对驻守武威的将领也慎于选派，如濮英、宋晟、姜、达云、毛忠等都是熟悉边情、勇敢善战的优秀将领，因而在残元势力接连窜扰，不断进攻凉州的情况下，明朝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充分发挥了凉州这一军略要地的重要作用。

    明初，由于元朝残余势力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经常入侵，战争频繁，户口锐减，严重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统治者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初期曾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的数十万居民迁移到河西一带，屯田生产，充实边防。中后期，因京畿连年荒歉，也曾移民凉、甘一带以解温饱。当时移民由地方政府管理，移民垦种田地，谓之“民屯”，开始3年不纳赋税，3年后征税也比较轻；不在额的荒地，可任人开荒耕种，永不纳税。由于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移民和当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恢复。

凉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屯地”、“屯庄”、“吴家屯庄”等地名，许多家谱、族谱都记载其祖先徙居凉州的事实，民间也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的说法。这些情况实际上就是明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历史反映。特别是大槐树的传说，有着非常确切的实证。

万民萦怀的大槐树，在山西省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旁。树旁有石碑一座，碑冠在盘龙细雕之中篆刻“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文记载着明朝移民实边和移民就食的情况。明初移民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各地移民都到大槐树下集中，然后编排队伍，分赴各地，再由接受移民的地方政府集中安置。在凉州至今还有“发放”、“安置 ”等乡村名称，这些地方实际就是当时移民管理安置机关所在地。移民们离别养育了自己的故土和亲人，到千万里之遥的陌生之地去生活，毕竟难以割舍。古人分别时曾有折柳相赠之习惯，“柳”者留恋之意。移民们则带上一株槐树苗木，种植在新的土地上，以表示“怀念之情。移民活动多在晚秋进行，此时槐叶凋落，树上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发出哀鸣，令他们不忍离去，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从这里迁徙四处的人们，寄居他乡，把洪洞大槐树、老鸹窝的故事流传给后代，聊解思念故土之情。“问我故乡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天长日久，洪洞大槐树的故事便妇孺皆知。从洪洞带到各地的槐树苗木也在新的土地上生根成长，枝繁叶茂。武威境内槐树遍布，据说与此有关。在武威众多的槐树当中，尤以城东10公里处清水乡张清堡大槐树最为著名，它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树围69米，树高15米，树冠高大，枝叶繁茂，每年都有新枝抽发，前去观赏者不绝，还有人焚香叩拜，这也算是对祖先的怀念。1989年4月21日，武威市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国槐为市树，充表达了广大凉州人民热爱国槐、缅怀祖先的心愿。现在，凉州城区各街道槐荫蔽日，嘉树葱郁，把古城妆点得美丽多姿。

    明朝在移民屯田的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构，把水利纳入移民屯田统一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很发达，在沿边地区设了“茶马司”，专理茶马互市，还设有专门的茶马集市。明朝于洪武五年(1372)创修了兰州黄河浮桥，开辟了由兰州直通河西的官马大道，沿途设置了许多驿站和递运所。这些措施对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明朝还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武威现存的古建筑有文庙、海藏寺、大云寺、莲花山、罗什寺、金塔寺等，都是明朝新修和增修的。凉州是全国保存明代建筑最多的地区之一。

古槐三代

在山西省洪洞县贾村附近，南同蒲铁路西侧，有一处浓荫盖地、槐柳相间的树丛。每年，这里都游人不断，名声传遍五湖四海。这里就是数不清的亿万人的“故乡”——洪洞古大槐树处。

    走进树丛，一座古朴的木牌坊迎面而立，它四柱三门，中门高大，门额有横匾，匾上雕着“誉延嘉树”四个斗大的古体字。过木牌坊不远处有碑亭一座，亭内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字。石碑矗立处，就是“誉延”数百年的第一代大槐树生长的地方。这棵大槐树在地面消失之后，从根部又生长出一株小槐，人称第二代。这株第二代槐树不知何年又干枯了，如今树体尚在，枝叶全无，挺立于碑旁。说来有趣，第二代死后，从它的根部又生出一棵第三代来，30多年来，年年枝繁叶茂，一年比一年高大。

    对于这棵大槐树，教百年来，黄河下游的村村寨寨，甚至更广泛的地区，一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在晋、冀、鲁、豫、皖等省，还有首都北京附近，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谣：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

一棵槐树怎么就成了亿万人的“故乡”了呢？

明初的六次移民

事情要追溯到元末明初。元朝末年，战争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民多逃亡、城廓为墟、田地荒芜的冷落、凄凉景象。山东、河南、河北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

到了永乐初年，情况仍未好转。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紧接着又出现了较大的天灾。永乐元年（1403年）甲午，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庚寅，山东蝗。丁酉，河南蝗。永乐二年八月，*雨毁北京城5000余丈。10月，黄河决口，冲毁开封城。面对这种社会经济异常凋敝的情况，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对于新生的明王朝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决定实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宁，而且多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便大量从山西南部迁民。

从现有史料来看，明初从山西迁民共有6次，这些移民，不仅被迁送到山东、河南、河北、北京，还有的迁送到了遥远的淮河以南。至今在北京大兴、顺义等县，还有许多以山西的县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屯留营、霍州营等。

“这里就是我的老家”

山西这6次移民，都与洪洞大槐树发生过关系。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明政府在广济寺为移民登记，“发给凭照、川资”，尔后再由此处编队迁送。老百姓在离开洪洞时，人人悲伤，个个哭泣。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有的灌一桶霍泉水（洪洞县的一股泉水)，有的撮一把洪洞土，有的藏几片槐树叶，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状极可悯。当广济寺在视线中渐渐消失时，人们总想在最后一瞥中寻找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今后怀念故乡的标记。此时，恰好能看见耸立在广济寺旁的那株古槐。那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高耸入云，在秋阳的照射下，闪着翠绿色的光亮。树上还有乌鸦窝，高筑枝头。于是，这株古槐上老鸹窝的形象便牢牢印在所有迁民们的心中。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便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

山西“洪洞”县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谓妇孺皆知。一个小小的县名，何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因为：一是洪洞随“苏三起解”的传唱而扬名。二是随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广泛记忆。

    在长江以北的地方，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在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这些省人口的外迁而也把洪洞作为寻跟问祖之地，如东北三省、台湾。洪洞大槐树对于这些地区的百姓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节，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为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一段记忆，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宁市卢家翎曾说：“《卢氏族谱》载：卢伯庄、平阳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县，清弘治年间举人，任广西北流知县，落业北流民安冲头村，生三子。至今子孙已有四万余人，遍及广西、广东、海南三省七县。”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昔日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例如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清史稿·吴三桂传》)，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鲁健儿，他们大多是古槐移民后裔，多不愿附逆而散居各地。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了几十年，从古大槐树迁出的人民，有相当部分再转迁到东北地区。还有一例，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相当部分移民后裔移民台湾，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载：高阳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陈纪滢先生也写道：“北方多少代以来，一贯证明成祖燕王扫北后，把山西省迤西居民，迁徙至中原，以洪洞县为移民转运站这件事，互相转述，至今不衰，认为这是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一次空前大迁徙。”台北新店市张学亮先生给洪洞县政府来信说：“我的祖先是山西洪洞老鹳窝人，姓张。属于‘甜菜芽张’。据现今菏泽市地各志记载，我的祖先是于1368-1398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东迁至山东曹州府西北45里李庄集，后又东移二里建村，是为黎阳村。”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据说还有有些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须让领队解开绳索，故至今这些地区上厕所仍说成“解手”。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凤。

    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资料来源——网络）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映西、甘肃、宇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扩展资料：

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

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江西的只找到这个（更多 http://wwwzbssjpcn/cgi=content&id=718 ）：江西的宁都

江西的孙讠利宁都家族。上节已述孙讠利为孙中山家族之唐末始祖，其族人长年居住于河南的陈留，在进入南方后，首先定居江西宁都，历数代之久。《先祖孙讠利五修墓志》说：该族人“至宋而公后遂大，文章节义为江右冠。”其支脉随后也逐步分散迁徙。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记，其族人由陈留迁至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再分迁江西的兴国、赣县、安远、吉安、泰利，及浙江的绍兴、余姚，湖南的湘乡、衡阳，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

《晋江青阳孙氏族谱》记，该族在五代后晋时，有一支避乱入闽，定居厦门市同安和晋江市青阳，后裔再徙居泉州、莆田等处。《紫金上义孙氏族谱》记，该支族元代七年（公元1320年）由宁都入粤，居广东大甫县青溪花果园，明初再迁长乐县久安寨，万历年间迁永安（紫金）县上义镇。而《紫金袁田孙氏支谱》谓，其支脉乃明永乐间，由福建长汀迁广东长乐县上镇约，即今紫金县忠兴坝。《兴宁孙氏族谱》记，该支脉明初由福建汀州迁广东惠州府兴宁县东厢留田堡官亭村，永乐年间再迁兴宁县章峰堡。该孙氏族子孙散居于河南、浙江、湖南、福建与广东，并有迁台湾与海外者。

虽然支族分徙不断，但宁都已渐为孙氏重要地望。宋代知名人士有：孙立节，字介夫，为孙讠利的七世孙，祖父孙长孺，累官知浔州，立节师从李觏，学问广博，尝作《春秋传》，大儒孙复见而叹服，皇祐进士，后官镇江军书记，调桂州节度判官，办案中曾救12人于死罪。儿子孙勰，字志康。师从苏轼，为人劲直，元祐进士，尝知岳州。小儿子孙●，也学于苏轼，涉猎经史，博学工诗，苏轼曾书榜其屋舍称：各自竹林隐居。加上另外二名家族后裔，时人称“孙氏五贤”，后宁都州学还建有孙氏五贤祠堂，以表士人的敬意。另有：孙马先，少游太学，举进士，曾任浙江县令，多有善政。

元代有孙兴礼家族。孙兴礼，字庆甫，元初官员程钜夫荐于朝廷，兴礼却以疾辞。有3子：孙良臣，历官抚州万户府经历；孙正臣，任吉水州知州；孙辅臣，历官德庆路总管、湖南宣慰使、广西廉访使，皆有政绩。正臣子孙伯颜，累官广东市舶都提举，迁肇庆路总管。《申斋集》孙正臣墓志铭载，孙兴礼为孙勰的六世孙。清《江西通志》“人物篇”谓，孙伯颜为孙立节的九世孙。其家族乃宋孙立节之后裔无疑。另有：孙登龙，擢充南安路儒学正，迁授庆远安抚司儒学教授、同知归仁州事诸职。明宣德间，有绝意仕进、尚学侠义的孙绍，为乡人扬敬重。

春秋代序，中华崛起，任氏家族更是兴旺发达。山水有源，落叶归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上有祖宗，下有后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任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

清代康熙年间，先祖任科夫妇携家自山东登州莱阳大槐树底下辗转迁居承德湾子村，后代又分支居住于槽碾沟村，后沟村，柴河窄道沟村。历时三百余载，族传十四代，先祖为后世设定家族承传字辈，以中间字为序，分别为自、绍、焕、国、先、作、受、万、久、长十代，迁居承德后又排出延、兆、文、书、显、克、井、治、家、昌十辈。并修族谱，立家规，以传后人。

族谱图表上书有一副对联：以清白贻子孙何必矜夸阀阅，唯诗书绵世泽尚祈勿坠萁裘。在这里，先祖勉励子孙要以清白忠厚为本，不能颓废堕落，以诗书孝悌为先，不可骄奢*逸。

适逢盛世，为缅怀先辈，传承优良家风，培养家族美德，发扬家国情怀，先有任长珍细化分支，重整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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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从海上入侵，途经东海。山东各地，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山东各州府天灾连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据史料记载：“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4月，海丰(今无棣)、阳信、沾化、利津、博兴、乐安(今广饶)、寿光、昌邑、潍县等9县遭特大海潮灾，海潮内侵达百余里，仅海丰、沾化、利津3县即碱废土地65万亩”。大片田地被毁，碱化土地颗粒不收，苛捐杂税难以承受，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有的背井离乡，东奔西走，逃荒讨饭。勇敢、智慧的先民，离开故土，远谋发展。

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海丰一带受海水侵袭，丧失大片耕地，仅靠冬枣，难以为继。孙氏家族迫于天灾人祸，生活之窘，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做出了迁徙的重大决定。先祖毅然决定迁徙北上，另谋生路。遂携家眷离开了祖居的山东省老家，踏上了北上谋生之路。沿渤海边经天津陆路北上620余公里，一路逃荒，至热河朝阳一带暂时安顿下来。朝阳土地面积广大，山川、平原，土地类型多样，且光照充足，适合于大枣生长和繁育等等。由于祖居地盛产冬枣，生产技术娴熟，很易谋生。在此生活了近五个年头。在这里，免去了流离灾苦，开始打长工、租地维持生活，也慢慢适应了寒冷干燥的气候。但此时的热河，离京城更近，仍难免国家的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只能是暂且安生，绝非久留之地。

公元1851年（咸丰继位），相继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又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朝廷无所决策，荒废朝政，留下千古遗憾。热河日渐衰落，满目荒凉。此时，清政府第一次对关外开禁招垦,大批关内汉族人北上移垦。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后，山东、河北一带民户入境垦种。嘉庆、道光年间，来关外垦种民户与日俱增”。

  先祖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果断决策大举北上。经沈阳北行600余公里，迁至吉林东北一带安家，即今吉林省德惠县。此时的德惠，尚未建制，少数移民大户居住于此。广袤平原之上，有少量开垦的熟地，也有大片的荒地。孙氏家族刚到此地，开始打长工、租地耕种，后来小面积垦荒，积攒家业。这里受季风影响，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温和凉爽，冬季漫长寒冷。但土壤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几年下来，生活明显改善，粮食充足。此次迁移，使孙氏家族彻底摆脱了饥荒和奔波劳苦，在此安居近五十余载。生活安稳，人丁兴旺，日益富足起来。十九世纪末期，孙氏家族人口增多，已略有积蓄。此间，先祖饱经半个世纪的沧桑流离与奔波劳苦，满怀对后世的期望及子孙的不舍，最终卒于德惠。留下三个儿子，广太勤奋好学，见多识广，当家主事；广金身体不好，病逝于德惠；广福年幼，承老家产业，返回山东。

时光荏苒，孙氏家族经过两次迁移，离开山东老家已达半个多世纪。老一辈逝去，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广太年富力强，聪明智慧，担负起孙氏家族复兴发展的重任。德惠建制为县，新来的县令人地生疏，赏广太学识，常邀做客，探讨治县之策，广太被称“县令师爷”。

时值清朝末年，地方官员纷纷上书慈禧太后，要求二次解禁关东，开放蒙荒。清政府迫于沙俄侵华，加强边关，遂批准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移民"解禁"的上奏，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自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闯关东”悲壮之举。据史料记载：“1860年后的几十年里，山东等地的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拥蚁聚，关东大地人口激增”。

  1900年，清政府大量开放蒙荒。此时又值中东铁路修通，先期闯关东的先民，有的已经垦荒置地，发展起来。据资料记载：韩桂章（韩殿樨）祖籍山东登州府福山县，其祖父韩惠铭于清咸丰年间，率家人闯关东而来，先在吉林德惠生活几年，后经奉天横渡松花江，迁到了今松原市扶余县，创建了增盛镇。韩桂章在卜奎（今齐齐哈尔）偶遇黑龙江镇守使程雪楼，献策呈请卖荒。朝廷准雪将军所奏，发下一张龙票，即24万晌。韩桂章当上了大荒揽头。为尽快把荒地卖出去，回扶余、德惠等地动员山东老乡投奔。在此形势之下，广太看到了发展的机遇，拥有自己大面积土地的梦想也在此一举。因此，决定变卖家产，再次北迁，买荒置地，光大祖业。于1901年3月（光绪二十七年）携五个儿子及家眷，迁至今黑龙江省松花江北岸。

  来到松花江畔，得知韩桂章已在小城子买荒4200多晌，开起增盛和烧锅。乔焕章是从双城而来，建立了乔家围子。韩桂章当上了大荒揽头，乔焕章负责组织人丈量荒地。据史志记载：“荒务局规定：每丈量一方（50晌）地，给请丈人5晌荒地。当时这里是一片荒草地，野兽出没，丈量土地随时都有被野兽吃掉的危险，有的沼泽地水齐腰深。几百里能见到几户蒙古牧民，渴了只能喝泡子里的水”。

  孙氏族人利用多年的积蓄，一次性从官府买得大片荒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看到黑得流油的土地，看到了家族发达的希望。一家人兴奋不已，在荒草丛生的地方，开始了拓荒的生涯。夜以继日开垦着荒地，在广袤的土地上收获耕耘的快乐。风餐露宿，不顾野兽出没和蚊虫叮咬，克服了千辛万苦，总算开垦出一些土地。耕种五谷，连年丰收。后来，建起了房子，与先后来此垦荒的徐家马家共同创立了屯子，取名朝阳沟屯。

因年代久远，受史考信息和资料所限，尚不能全部记述孙氏各支后世详情，仅就淳福一支简述如下。

孙氏后裔淳福一支，创立了朝阳沟屯，建起了五间大房，开始了在这片黑土地上垦荒、创业的生涯。淳福育有四子，四兄弟性格各异，各有所长。老大为人忠厚，吃苦能干，任劳任怨。只顾干活，不管家事。老二思维敏锐，争强好胜，善变能言。老三身体残疾，寡言少语，吃苦耐劳。默默无闻、能出苦力。老四性格温顺，为人随和，年纪尚小。

  1908年，兄弟各自成家，人口逐渐增多，只靠原有的土地难以维持生活，想要大的发展更是不行的。只有分工分业，多产业发展才能扩大家业。为了生计，头脑灵活的老二立足长远，谋划未来。便带上车马和雇佣的车老板子，还有十几岁的儿子随车当掌包的，开始跑外运输经营。一方面是把自家产的粮食卖出去。到了秋冬季节，打下粮食，都得用大车运往大城市卖掉。一方面就是来回贩运黄豆。就这样，挣得了可观的收入。家族的产业也逐渐稳定并逐步往前发展。

农活本身就是辛苦的，烈日严寒、风吹雨淋。而开垦荒地那才是苦差事。在蒿草丛生，泥泞的沼泽地里，每迈出一步都十分的艰难。一副犁杖、一匹马，人畜并进的开垦土地。长工累了可以偷懒怠工，而自家人则苦力在前，挑最难的、最累的干。天不亮就出工，落日才回家。有时起得早，到地里还看不见啥，就坐在地头笼堆火眯一会，天蒙蒙亮便开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孙家老大是个打头的人，性格倔强，干起活来不要命。夏天奔波各地干活，冬天独自看守房屋和产业。开荒的日日夜夜，活计是超出常人的累，生活又是异常的清苦。冬天，屋子里很冷，一个人晚上有时烧几个土豆、蹦几个爆米花就当晚餐了。就这样，积劳成疾，硬是累出了病。后来严重了，转成肝硬化。那时又无处医治，更没有好医好药，病情逐渐恶化而去世。

生活节俭本是没有错的，但节俭过了头就是不会生活啊。经过多年的创业，收入也是不少的，但绝大部分的收入不是用于改善生活，而是不断的投入拓展。一大家子人，还有长工、短工，都是一个锅里做饭，一样的吃喝。一入秋就开始腌各种的菜，要包无数的豆包，储藏起来。一整个冬天，以及春天都是吃这个。大年初二，全家就开始大锅熬汤、吃咸菜加豆包，很少见到肉，从没见吃过鱼。穿的更不用说了，只有过年各股才能分几尺的粗布。那真是简简单单、朴朴素素。老三本来就驼背残疾，可干的活却没有一分的减少。他负责往地里送饭。十几个人出工一天到黑，三餐都是在地里吃。无论离家多远，都是由他挑着担子送水、送饭。一面是碗筷和水，一面是饭和菜，一副担子总得有120斤以上。远道没轻载啊！这看似是个轻巧活，可对于一个瘦弱、驼背的人来说，那得有多难啊！他毫无怨言，没喊过一声累。只见他日渐消瘦、原本驼下去的背更弯了。

在那个年代，没有文化而又土里土气的农民，是无法与人对等的。在创业中，又离不开和官府及各方面官员的接触。办事处处碰壁、求人处处为难。跑了多少冤枉路、受了多少冤枉气、吃了多少的苦头真的无法说清。那种苦处今天的我们真的能够感悟到，但无法体味祖辈们内心的酸楚。在远途运输的那段日子里，要闯过一道道关卡是何等的艰难。真的是：处处求人，路路打点；起早贪黑，人困马乏；土匪出没，险象环生；心惊胆颤，充满艰辛啊。担心土匪抢夺，每次出去只能用鼻屎马拉破车出行。这样的车马出远门、载重货，人就遭罪了。那时，老二的儿子还是十几岁个孩子，随车当掌包。冰天雪地，遇到上坡人就得推车，下坡人还得在车后面配重。那份心酸苦累，绝非今日能够想象啊！那孩子年纪轻轻就逝去了，是过早的劳累付出了代价。孙氏家族各个都是好汉，靠的是勤劳朴实和忠诚善良、靠的是肯于吃苦和敢于拼搏、靠的是与人为善和乐善好施，不但站稳了根基，还赢得了尊敬和信赖，拥有了尊严和力量。有句古话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就是四个没有文化、朴朴实实的兄弟能够创造出奇迹的原因之所在。

大家族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20多口人。男的带工下地干活；女的在家轮班做饭。那个年代能创下家业，真的是全家齐心协力的结果啊。孙氏的前几代人，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几乎都没有读书，但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治家理财和教育子孙上，崇尚孔子、尊崇儒学，秉承着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承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几乎就是家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孙氏不分男女，都是举全家之力供书，以致孙氏后代人才辈出，家业兴旺啊。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大槐树楹联：香挹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洪武移民传说传说某年山东大水，千里汪洋，唯有一孕尼姑，以瓮作舟，方免为鱼鳖，随波漂零于安徽风阳。后生下一娃，此人便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久，其母死，朱元璋乞讨来山东寻根。呼人拜问，人皆亡之。朱元璋寻觅无缘，屈念归舟。待其鸾旗龙廷，便嫉恨山东夷祖之仇，遂发兵血洗山东。山东人民被屠戮殆尽，所剩者百不之一，以至造成了荒无人烟。这才有了以后的山西洪洞县大迁民。以上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如我县几部姓氏族谱的序文中，居然也煞有介事地相迎合："朱洪武血洗山东"、"朱洪武洗人烟"等。而徐、鲍两姓族谱，则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有下列文字："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朱洪武血洗山东"之说，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山西洪洞迁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明史》记载，元末明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野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死者长已矣"，苟活者朝不保夕。此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啼"的凄怆景象，从我县的部分姓氏族谱中，也有一定反映。如《李氏族谱》栽："当是时，戎马在郊，干戈倥偬，遥遥数百里，敬载木主，尽室以行"，百姓"俄而城市，俄而乡曲"，漂泊不定，苦无宁居。《王氏族谱》："兵燹之余，流离失所者指不胜屈。"《徐氏族谱》："兴废不一，治乱多故，或因兵燹而飘零异域，或因水旱而流离四方，或染疾疫而辗转流徒。"《谭氏族谱》："逆匪交讧，戕及无辜……安适之日甚少。"《毕氏族谱》："南匪逆境，烽烟遍地。"《张氏族谱》："转徙倥偬，苦无宁宇……举目谁亲？"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正史与民间记载互相印证，足以道出了当时山东大地"荒无人烟"的悲惨景象，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然而，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事实证明，造成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元末至明建文年间的四次兵乱所致。元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制止民族矛盾，分而治之，以达到项固其统治的目的，将各故人民按贵贱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将汉人和南人划为最下等，从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榨。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义军四起，群雄割据，战争频繁。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刘福通等各树旗帜，进行反元战争。其中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其势力"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高丽史》）。"从义之民众至十余万人。先后与元军奋战达十三年之久。其中由毛贵率领的起义军自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始，就转战于山东一带。东路北伐军二次经山东一直打到大都附近之通县，后因受挫而又败北山东，这是第一次兵乱。其次，元朝统治者内讧迭起，诸王争城夺地，相互残杀，亦末能使山东人民幸免于战祸之中。可以说，帝位的争夺是一直与元朝相始终的，如仅从1308年到l 333年二十余年时间，就换了八个皇帝。第三，朱元璋削平群雄，乘势而起，在最后推翻元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其进军计划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撤其羽翼；扼守潼关守之，使关陇之兵不能出关；然后以兵北上，直捣大都。此次兵乱，山东又首当其冲。 "靖难之变"(见《辞海》"靖难之役"条)，使山东又罹第四次兵乱。朱元璋死后，明惠帝（太祖孙）即位，其叔朱棣以靖难(靖，平的意思；难，指皇帝周围有奸臣当道，皇帝有难，以兵平之—)之名，起兵夺取了皇位，内战达四年之久。由于朱棣遭到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兵部尚书铁玄等的抵抗，两方动兵几十万，鏖战于济南、济阳、济宁、兖州、汶上、东平、东阿、临清等地，又使这一地区的人民残遭战争涂炭。据《明史》和我县部分家族谱记载，除上述四次兵乱外，明初，中国沿海地区还时常遭受倭寇袭扰，致使山东沿海居民大量迁入本省内地和迁他省。这也是造成山东人烟稀少的原因之一。如上述，造成山东"荒无人烟"的原因是有载于史的。而所谓'"朱洪武洗山东"的说法，则是没有根据的。史实恰恰相反，朱元璋坐殿南京的第一年就"振恤中原贫民"(见《明史本纪》。下同)。并诏谕大臣们说： "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成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联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新克州郡毋妄杀"，"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第二年又诏曰；"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洪武三年，又"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洪武四年，"赈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等等。朱洪武对山东实行如上优恤政策的同时，当然还有残酷的盘剥与压榨的一面，本文不打算论及。而要着重说的是，作为一代封建君主，朱洪武是很谙于治国之道的。如大明定鼎之初，就对其天下来朝之府州县官说： "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明史本纪》)。"而所采取的安邦定国之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实行了宽、狭乡之间移民的办法，即人口稠密地区迁民于人烟稀少地区。据《续文献通考》记联；"太祖至成祖间，屡徙山西、浙江民于河南、山左(即山东一编者注)。"据《明史》，朱洪武颁诏从山西迁民往山东，始于洪武四年："徙山后(指山西、河北及内外长城之间地区一编者注)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 需要说明的是，迁民之举并非属朱洪武所首创，如汉高祖刘邦就实行过徙富民实关中的办法，宋太祖也曾"命兵士迁河东民万户于山东"(《宋史本纪》)。但朱洪武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为后来的永乐间大规模迁民，提供了经验。朱棣篡位登基，改元永乐。全国趋于平定后，他励精图治，采取了诸多医治战争创伤，富因强兵的重大措施。其措施之一，就是继承和发扬了父王朱洪武的迁民政策。据《明史》记载，自永乐建元始连续三年，仅从山西大舰模迁民实北京就有达三次，迁山西民往山东者，也曾有过相当的规模："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泌、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实河北、山东。" 据记栽，当时的移民机构就设在洪洞县的广济寺内，所有移民，均在此领取护照凭证、川资。不过这些移民并非全都是洪洞县人，而是尤以洪洞及附近地区为居多，亦有集他地民于兹以分而迁之的。因寺有棵大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移民临行前或者在此相互倾诉别恨离情，或者以志不忘本，采集槐种包藏，以供立村时栽种，故山东各具相当量的谱牒碑碣中多有某某始祖自山西安洪洞县"大槐树"、"大槐树底"、"老鹊窝"、"老鸹窝"、"老鸦窝"迁居的记载。这也是"问我始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谚产生的历史背景。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山东各地兵连祸结，饱经战争的蹂躏和摧残，以致形成了地广人稀的格局。而山西作为当时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和其子扩廓帖木儿的根据地，四次兵乱均未波及。他们凭借天险屏障，统治严厉，社令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因而生齿日繁，加之难民流入，一时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明太祖与成祖为均衡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中原经济，富国强兵，而采取了移民的措施。这便是山西大迁民的主要原区。因此说："朱洪武血洗山东"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以上简要叙述了山西迁民的主要原因和大体经过。但这并不等于说明初迁至山东之民都是来自山西。从我县地名考证材料看，迁自直隶(今河北)枣强者，虽然不象《蒲氏放谱》听说；"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但却也占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其次就是迁自河南、四川的，也有迁自江苏、江西、陕西、浙江、云南等地的。其中有一次性迁未的，有几经辗转迁徒逐步而来的，也有迁至一地后，其子孙又分迁所至的。再有，迁民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就我县的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奉记所迁。如上述之山西洪洞迁民。 (二)、为避人祸战乱而迁。如《张氏族谱》： "元白莲教倡乱，避难迁于明洪武三年，入籍临朐。" 《窦氏族谱》："世居燕山，兄弟三人元末避地青莱间。"《赵氏墓志》："自洪武间因红巾军之乱，昆仲弟七人迁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刘氏族谱》："元明之乱来兹临朐。"(三)、因逃丁而徒居。如《李氏族谱》："元末诏简民丁分遣戊辽，兄弟遂各星散，易名改姓析居他所。"(四)、随军入籍。此类又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军裔于驻地入藉。如《孙氏族谱》："明太祖出世"，其祖"往南投于麾下，至洪武二年命子中祖随驾军给户，由任临朐县礼让乡德化坊军藉"。《刘氏祖塋》："营于临朐县东南之佛山，敕赠武节将军，此吾刘氏所自出也。"另一种是弃甲复归原籍。如《张氏族谱》："原籍山西平阳府大梅坡村"，"南宋避金之乱始迁临朐"，"大元至正时，辽东变，奉命守辽东，统兵亿万与常遇春战，兵败回居"。《冯氏族谱》："洪武初年诏简山东民各三户徒一人戍辽东"，其祖"踊跃而往，遂家于广宁"，后"复籍于临朐"。另—种是随着改朝换代，旧朝军队就地隐藏姓埋名，入籍随俗。如《张氏族谱》："始祖母遗像者，乃戎装乘马，貂皮暖额"，"来时胡服戌装，盖叔侄辈数人居然蒙古之俗也。"据辛寨镇谢家营村地名考证资料记载：元末，元朝大将"率残部落荒于此，卸甲为农，因村近半冢，遂名半中营，里人则格称卸甲营。后因不雅，遂取其谐音改为谢家营，并改姓为谢"。有碑文为证："临朐县半中营帖木儿不花立石 兀难镇抚 云父母之墓 母大伦 哈刺伦 孝子 此木儿不花拜 至正六年四月"。(五)、因官封异地而入籍。如《山东扈氏家乘》："世居祥符"，"诚汴京望族"，"宦临淄"，其后裔"徙居临朐"。《郭氏族谱》：其始祖原籍"嵩山为齐氏，后迁淮安"，"仕山西平阳府知府，晋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诰援中宪大夫"，其子"为礼部儒官，卜居淮邑"，"后迁于临朐"。《安氏先塋》："先世为中州旧族"，"宫济南督经历，因来朐卜居。" (六)、因逃虫、水、旱疾等天灾迁居而来。此不繁举。总之，本文从"朱洪武血洗山东"的民间传说谈起，对明初山西迁民的情况和迁民的原因、历史背景、规模以及迁民的方式，作了初步探讨。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错误乏处在所难免，敬请知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