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郡：《郡望百家姓》记载：浦氏望出京兆郡。即是首都长安直辖区，在今天陕西省西安至华县一带。广平堂：三国时期浦仁裕著有《广平记章》15郡。

「浦」源出

1源于己姓，出自夏王朝时期舜帝裔孙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相传，在夏王朝时期，舜帝的裔孙被封在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据说是当地以盛产蒲草而得名。在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封邑名称为姓氏者，称蒲氏，其后人中有因避难而去“艹”部首改称浦氏，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2源于姜姓，出自两周时期齐国开国君主姜太公的后代，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上古时候，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姬发打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居功至伟，被分封到齐地为王，建立了齐国。到了春秋时候，在齐国的王族中有一支族人奔于晋国，做了晋国大夫，被晋侯封于汾河支流昕水河之畔的古蒲子国故地蒲阳，时称浦邑（今山西蒲县），称浦侯。其后该族人以封邑名称为姓氏，称浦氏，世代相传至今。另外，在文献《卢若虚刻石记》中记载：“太公之后有浦氏。”指出姜太公的后代中还有一支后裔族人于秦、汉之际迁居到江浙一带地区，后定居在吴越三江之一的浦江沿岸，建浦邑（今浙江金华），后以浦江之名作为姓氏，称浦氏，亦世代相传至今。

3源于姬姓，出自少昊氏支裔皋陶的后代，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4源于嬴姓，出自东晋时期氏羌西戎酋长苻洪，属于以植物名称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蒲氏出自嬴姓，是古有扈氏的后代，世袭为氏羌西戎的酋长，至东晋时期，有酋长名。

5源于百济族，出自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6源于回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回族浦氏，据明朝初期文学家宋港在《宋学士文集》中的记载：“浦君与余同朝，浦君原西域阿鲁温火，其率为仲渊，因其自名而定以浦姓。”明朝时期，在宁夏固原还有一位专职从事染织行业的浦氏回回，时人称“浦回子”，是东穆斯林自欧亚大陆桥迁徙中国西北地区后，依汉俗自己改称的汉姓，属于“西北姓氏”系列。浦氏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一带。

7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满族浦氏，源出满族“黄金家族”爱新觉罗氏家族的衍支溥氏。溥氏出自觉罗禅氏世系，满语为Giolocan Hala。据史籍《清稗类钞》、《大清满籍系录》中的记载，清朝宗室中人与民间女子私生子，皆不许入皇家玉牒，但赐姓觉罗禅氏另录籍系，以明确其非正支，后有汉化为溥氏者，依然隶属于正黄旗满族。满族溥氏家族中人有在清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时，被迁至北京郊区为农自生（今北京顺义区沙岭镇一带），后在乾隆大帝钦排爱新觉罗家族字辈后，其避满清皇家第十一辈“溥”字之讳而改为同音的浦氏，世代相传至今。

迁徙分布

浦姓的望族居住在京兆（今天的陕西长安东）。浦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均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三百十八位门阀。浦氏起源于山东，得姓始祖为姜尚（姜太公）。根据史籍《名贤氏族言行类自变稿》的记载，浦氏是洪州人，以水为姓。而根据史籍《姓氏族谱笺释》的'记载，浦氏采出于浦山氏。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太公之后有浦氏，见芦若虚刻石记。”又按浦氏家谱中《浦氏由来》考中云：“浦氏羽音，望京兆，出周甫侯后。今安甫之先为吕，故穆王命度作刑号，其篇曰吕刑，亦曰甫刑。宣王时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又与申为兄弟国。故平王为其舅申侯遣戍而非及于甫。国亡，子孙如水遂为浦氏。”

浦氏发源于涂河流域，在古代，那条河不叫涂河，而叫涂水，浦氏家族的祖先，便由于居住在涂水之边，因而“以水为姓”。魏、晋时期，陆续有浦氏人在历史上出头露面。浦氏人大露锋芒是在明朝。如工诗善画，是称“十才子”的浦源；以清廉世节俭为治，民怀其德的浦镛，江苏上元（今江宁）人；嘉靖年间进士及第、学问渊博，好为古人辞，由归安教谕擢升国子助教，编有《修辞指南》、《诗学正宗》的浦南金，浙江嘉定人；著有《鸡窗笔录》等书，少贫好学，长益刻嘉定人。

旧谱云，浦氏传自宋初。至元末兵乱，兄弟居，散居一州四邑，即为太仓州和无锡、常熟、昆山、嘉善等四邑。在无锡，则又有曹泽、石塘、水南、娄巷和厚桥前涧。其后裔绵绵蕃衍。江浙一带的浦氏都以浦鹏飞为江南始祖。《锡山浦氏大统宗谱》亦云，浦氏，“浙西江右皆宗之”。今天中国的江苏、上海、浙江一带浦氏人士较多。例如无锡的一支浦氏，乃宋初将军浦鹏飞镇守无锡，率族人定居之后。浦氏望族居于豫章郡，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一带。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春秋代序，中华崛起，任氏家族更是兴旺发达。山水有源，落叶归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上有祖宗，下有后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任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

清代康熙年间，先祖任科夫妇携家自山东登州莱阳大槐树底下辗转迁居承德湾子村，后代又分支居住于槽碾沟村，后沟村，柴河窄道沟村。历时三百余载，族传十四代，先祖为后世设定家族承传字辈，以中间字为序，分别为自、绍、焕、国、先、作、受、万、久、长十代，迁居承德后又排出延、兆、文、书、显、克、井、治、家、昌十辈。并修族谱，立家规，以传后人。

族谱图表上书有一副对联：以清白贻子孙何必矜夸阀阅，唯诗书绵世泽尚祈勿坠萁裘。在这里，先祖勉励子孙要以清白忠厚为本，不能颓废堕落，以诗书孝悌为先，不可骄奢*逸。

适逢盛世，为缅怀先辈，传承优良家风，培养家族美德，发扬家国情怀，先有任长珍细化分支，重整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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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渊源

据《澎湖县志》记载，才宽的施氏后裔中，在清朝初期出了个收复台湾的施琅。施琅后去北京为官，留在台湾澎湖的一支施氏族人怕郑氏族人报复，又改回姓氏为才氏，世代相传至今。

2，第二个渊源

源于柴氏，出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后裔，属于以避难改姓为氏。据家谱文献《才氏家谱》记载，才氏与岳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该支才氏的族源是五代时期的后周皇帝世宗柴荣，谥睿武孝文皇帝。其后代世袭的梁王柴桂，当年被岳飞枪挑而亡，即是《才氏家谱》中记载的始祖。

3，第三个渊源

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额尔德木图氏多冠汉姓为才氏、鄂氏、乔氏等，世代相传至今。

4，第四个渊源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保安族、僳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才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才氏，世代相传至今。

5，第五个渊源

才姓始于公元十四世纪明朝时期，方希贤更名为“才隐士”时起。方希贤系方孝孺（又名方子才）之孤子，避难时以父名最后字“才”为姓，以“隐士”为名。即才氏始祖。

6，第六个渊源

源于高阳氏，出自远古帝王颛顼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才氏为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之后”。重黎是颛顼之子，为司掌天地之官，唐尧曾抚育重黎之后。

周宣王姬静时期，有重黎之后程伯休父，官至司马，执掌国家军队，佐政辅国，权势重大，程伯休父克平许方，立下大功，周王室允许他以官职为姓，其后遂成司马氏。

司马氏由于犯了错误(今已不可考是何错)，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为了保住家族的血脉，忠心的管家就偷偷的把主人的七个儿子用箩筐挑着逃至河南濮阳安家落户，为躲避朝廷的追杀改姓为才氏，所以才氏共分为七门。而那个管家就被认定为这一族的祖先了。

-才姓

分类: 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乔姓 1说来源于黄帝 黄帝崩 而葬桥山 有守陵人以山为姓 桥 后去木成乔

还有种说法就是记录于我们家谱的 我们是突厥后代 游牧 后进关 秦始皇统一6国修长城后定居于现陕西延安一带 被同化 改姓乔 但是现在家谱已经不全 我想知道 在改姓前也就是在突厥游牧的时候姓什么

解析:

一、 姓氏源流 乔姓的来源有三： 1 出自姬姓，为桥姓所改，是一个以山命名的姓氏。据《元和姓纂》及《万姓统谱》所载，相传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死后葬于桥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城北），子孙中有留在桥山守陵看山的，于是这些人就以山为姓，称为桥氏。至于桥氏改为乔氏，是在南北朝时的魏。据桑君编纂的《新百家姓》记载，东汉时有太尉桥玄的6世孙桥勤在北魏任平原内史，北魏末年魏孝武帝不堪忍受宰相高欢的专权和压迫逃了出来，桥勤随孝武帝一起投奔到宇文泰建立的西魏。一天，宇文泰心血来潮，叫桥勤去掉桥的木字边，变成乔，取“乔”的高远之意。桥勤不敢不从，从此改桥为乔，世代相传下去，这就是陕西乔姓的由来。史称乔氏正宗。 2 出自匈奴贵姓。史料记载，汉代匈奴贵姓有四个----兰、乔、呼衍、须仆，内有乔氏，后与汉族的乔氏浑为一体。 3 出自鲜卑之后。据有关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乔姓的鲜卑人出现，他们的后代一直延续着这个姓。 二、 迁徙分布 乔姓源于黄帝的葬地陕西省境内。西汉时有睢阳人桥玄官至太尉，他的六世孙桥勤在北魏末年随孝武帝投奔关中，居同州。另外，据《前代录》载，匈奴贵姓有乔氏在战国时期游牧与燕、秦、赵等地。同一时期，鲁国有乔庇；西汉有桥仁，为梁人，与杨荣并受《礼》于戴圣，乔仁著有《礼记章句》69篇，成帝时为大鸿胪；东汉有官东郡太守桥瑁，是乔玄的第五世孙，任广陵太守，其子乔肃为东莱太守。这些说明，宋以前已有乔氏分布在今陕西、湖南、江苏、山西境内了。 关于乔姓变迁的史料不多，从零星的史料看来，乔氏在宋代以前主要分布在今陕西、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宋元时期有迁至今河南、浙江、云南的。明清又有迁到今江西、山东、上海、湖北的。直至现代，东北的一些地方还有乔氏的聚居点。 据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乔姓是当今中国第96大姓。另外，新加坡等国也有乔氏华侨。 三、 郡望堂号 郡望： 1 梁国：汉高帝五年设梁国，治所在睢阳。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商丘、虞城、民权等地。宋朝改为梁郡，移至不邑，北魏又恢复了以前的治所。 2冯丘：出处不详。 堂号： 1 文惠堂：宋朝乔行简，历任淮西转运官，参知政事。多次向朝廷上疏论时政。被拜为右丞相，封“鲁国公”。死后谥为“文惠”。 2 另外还有“梁国”堂号。四 家乘谱牒 山西：介休乔氏家传九篇 河南：孟津续传乔氏族谱二十二卷 湖北：孝感乔氏族谱 四川：新都乔氏家乘 北京：乔氏载记二卷、乔氏支谱续修、乔氏家谱三卷 五、历代名人 乔用迁（-1851），湖北孝感人。字见斋。嘉庆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后历任广西南宁知府、道员，广东按察使。1840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率军在穿鼻洋、尖沙角轰击入侵的英国军舰和走私船。同年任山东布政使。1845年升贵州巡抚。1852年卒。 乔松年：清代山西巡抚，徐满人。 乔世植：上海人，著名诗人。 乔林：画家、篆刻家，如皋人。 乔允升：明代刑部尚书，洛阳（今属河南）人。 乔宇：著名大臣，乐平（今属河北）人。 乔中和：太原通判，丘（今属河北）人。 乔吉：元代散曲家、戏曲作家，太原（今属山西）人，后居杭州（今属浙江），散曲风格清丽，内容则多消极颓废，明清人多以他同张可久并称为元散曲两人家。 乔达：山水画家，燕（今属河北）人。 乔行简：南宋大臣。浙江东阳人，光宗绍熙进士，理宗时曾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知枢密院事、右丞相、左丞相，晚年至平章军国重事，并被封为鲁国公。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 乔林：唐代宰相，太原（今属山西）人。 乔知之：左司郎中，冯翎（今属陕西）人。 乔维岳：官至太常少卿、寿州刺史，南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人。 乔光烈，清朝官吏。他为官清廉，做官30多年，仍然两袖清风。在任知县时，他亲自教农民种桑养蚕，被人称为乔公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