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筑生是了不起的教授，他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以《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为题报道了张筑生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张筑生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3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校行政决定在全校教职工特别是教师中开展学习张筑生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学习他那种情倾学生、忘记自我、诲人不倦的教书育人精神，学习他那种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学习他那种信念坚定、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学习他那种耐得住寂寞、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为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张筑生教授一生清贫，默默付出，一辈子没有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但是他的教学和编写的教材在北大师生中竖起来一座丰碑。 张筑生1940年出生于贵阳市，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3年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庆时，他的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

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张筑生本应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博士：“1982年他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 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只是由于校长张龙翔过于谨慎，‘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的荣誉才被其他学校的人获得。第二年，张龙翔急了，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

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文兰院士是张筑生的同门师弟，他提醒记者不要刻意提张筑生有什么残疾，其实他的学问、口才、活力，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体上的缺陷。因为罹患鼻咽癌，他整整化疗12年。文兰说：“在78级53名研究生中，张筑生是学问家。他是我们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的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都是学科前沿的东西，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他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后来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 留美归来，他接受了编写教材的硬任务。明知这不算成果，他照样呕心沥血

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目前北大数学学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

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向记者提到张筑生编写的教材《数学分析新讲》。“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的基础课，相当于其他系的“高等数学”。1986年初，张筑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归来，领导就给他一个教材改革的硬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朋友劝他：“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编写教材则不算科研成果。”张筑生没有犹豫，放下手头的学术课题，马上进入角色。此后的五年间，张筑生白天教学，晚上根据教学讲义整理书稿。圆珠笔芯写干了一大把，《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

陈天权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现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记者请65岁的陈天权评价一下这套教材，陈先生显得非常谨慎：“数学分析的书多如牛毛，我没有全部见到，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与我所见到的书比较，张筑生的这套《数学分析新讲》，是有特色的。我跟张筑生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为了编这套教材花了大量心血。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

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是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夫人刘玲玲回忆，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从此开始了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直到去世。

张筑生去世时，正有一个“北大教授抄袭案”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外系的学生听说《数学分析新讲》的作者去世了，就在北大校园网上作文悼念：“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

他带领数学奥赛国家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连命都搭进去了，但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

1995年，张筑生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

这又是一份无法“出学术成果”的苦差，甚至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赵春来教授告诉记者，院里每年核算教学工作量，张筑生都要差一点；虽然每次都由领导“特别照顾”，顺利过关，但对张筑生来说还是有点委屈。“为了搞这个奥赛，他连命都搭进去了。我做过一次教练，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份差事的艰苦程度。”

好在那些参加过奥赛的学生是了解的。记者找到当年的数学奥赛世界冠军、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姚健钢，提起张筑生，他唏嘘不已：“数学奥赛搞了几十年，出题是最难的。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非常艰苦，要搞出一个既有新意，又有难度，还能分出学生优劣的题目，至少需要一周时间。而张老师每年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非常令人佩服。要知道，从1990年查出鼻咽癌起，他又患了严重的结肠炎，癌变也转移到了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他一个人为200名预赛选手办培训班，从出题、判题、讲课到讨论，他唱了七天‘独角戏’。你知道这七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口腔溃疡、唾腺损坏、严重的结肠炎、全身骨头疼，还有晚期肝癌引起的腰以下严重浮肿，每天只能吃一点牛奶、葡萄糖、豆腐等流食。”

带着半身癌细胞，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

连续拿了五个世界第一的同时，张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也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课堂上，张筑生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说：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当时学生们还有些不服气。现在张教授去世了，同学们服气了，深悔没能分担老师的痛苦。

病情加重，为讲课只好禁食禁水。他拒绝全休，要用工作忘掉痛苦，直至最后一息

学校教学、奥赛培训之外，张筑生还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师研讨班”授课，一讲就是8年。头几年他分文不取，后来才拿点授课费，但无论有无报酬，他都风雨无阻，单手骑着车穿行在车流人海之中。

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的是，张筑生在教师进修学校开了8年课，一些年轻教师就跟着他上了8年学。如人大附中的彭建平、20中学的刘运河、101中学的白雪等。进修学校副校长赵大悌说：“大家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个研讨班都能得到解决，而张先生则是研讨班的出题人和解决方法的归纳者。”白雪说：“国际数学大赛的题，一般答案都有两三页之长，而张老师只用四、五行算式就解决了，简直神了。更主要的是他教会了我用中学生能够接受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都很佩服他。”

2001年下半年，张筑生的病情更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得他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为了上好一堂课，他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院领导劝他全休养病，他不同意。刘玲玲代他向领导解释：“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其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让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乐。”

就这么痛并快乐着，张筑生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2002年1月11日下午2点30分，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 208室，这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8名学生监考。很快学生的成绩和评语都出来了。紧接着张筑生就住进了医院。 2月6日，张筑生与世长辞。

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贴满了悼念文章：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后一次拜访，张老师高兴地拿出蓝旗营的结构图，说：用我和刘老师的积蓄，也可以住进去了。我难过得哭了。”

“张老师，是您让我明白了，思考的乐趣比物质的享受更加高贵。张老师，您走好。”

张筑生没能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他似乎不

懂得争成果，争头衔。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

1993年7月26日，我国著名医学发明家刘同庆得知张龙翔患癌症后，便和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病生理专家周舒教授、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王镜岩教授（前北大校长张龙翔教授的学生）一齐去北医三院高干病房，为前北大校长张龙翔教授会诊。在病房主任办公室里，刘同庆发现，张龙翔是前列腺癌伴全身广泛骨转移。目前最棘手的是，其整个颈椎、腰椎骨质破坏的程度，随时会引起高位截瘫累及生命。院领导为张校长的病情已多次组织讨论，都认为目前没有什么特殊方法来治疗。也邀请了肿瘤界专家来会诊，他们一看到ECT片后，连患者都没有去见一见就都走人了。

当刘同庆一行走进张龙翔病房中时，张龙翔欲仰身示意，突然又痛苦地缩回上身平卧在床上，刘同庆急忙趋前对他说：“张老，您千万别动，今天您只管听我们说话就行了。”坐在床边的张老夫人起身，对刘同庆一行表示感谢。王镜岩教授把刘同庆和周舒做了一番介绍后，就请刘同庆对张校长做常规检查。只见张明显消瘦，全身肌肉呈萎缩松弛状，上身及颈部活动严重受限，唯面颊略显红晕，神志尚清。在刘同庆检查时，张校长插话说：“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胸、腰、肋骨和颈椎不时非常疼痛，几乎不能动”。至此，一套治疗方案已在刘同庆心中拟定形成。但是有些基本条件北医三院能否接受，还需协商，也就是张校长仍住在医院，仅应用刘同庆的药物来治疗，院方协助观察即可。这样安排，主要考虑万一治疗中发生危急状况，能及时获得救治。刘同庆提出这个问题后，张校长说：“刘大夫，您提出的问题不是问题，我会安排好的。”随后，刘同庆将用药方法，怎么配合治疗、观察和注意事项等逐一做了详细交待。后得知院方完全同意刘同庆和张校长家属意见，并表示将会积极配合协助观察治疗。

此后，也正是由于北医三院积极提供了许多方便，使张校长的危重病症很快得以改善，为其身体渐趋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服药一个多月，张校长原所有疼痛部位已基本缓解。服药至半年时，经逐步锻炼适应，不再卧床，一般生活可基本自理。服药10个月时，全身骨扫描（ECT）复查显示：全身广泛骨转移病灶已大部分消失。及至1年2个月再做ECT复查，其结果是骨转移灶已基本消失，身体恢复良好。

1995年初，张校长完全恢复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并经常主持有关学术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事实上，张校长在94年7月刚下床不久就出席学术报告会了）。

1996年3月，北京大学为庆祝张龙翔校长80寿辰及执教50周年，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国内教育界、生物化学界及其他学术界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老前辈以及历届学生都亲临参会祝贺。还有海外的学子特从海外回国与会贺寿。由此可见，张校长一生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及在学术界的影响，实可谓是名扬四海，桃李满天下。

1996年10月24日，因多种因素导致张校长不幸突然去世。

北大出版的《张龙翔教授纪念文集》，对刘同庆为张龙翔治疗及张龙翔与病魔作抗争的事迹，均有所记录。

“1952年秋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两个学院组合成新的北京大学。此前，中法大学化学系的部分学生已转入北大化学系。

来自北大的教授有孙承谔、邢其毅; 副教授有徐光宪、田曰灵; 讲师有张锡瑜、庞礼、高小霞; 助教有卢锡锟、恽琬、谭曾振、李琬、文重、傅愫冉、苏勉曾、黄竹坡、韩德刚、孙亦梁、林骥、慈云祥、孙亦桢、王文江、戴乾圜、赵深、李作骏。

来自清华的教授有黄子卿、张青莲、严仁荫、冯新德; 副教授有唐有祺; 讲师有关祖京; 助教有赵国玺、叶于浦、陈慧英、叶秀林。

来自燕京的副教授有张滂、朱起鹤; 讲师有师树简; 助教有何玉贞、叶学洁、蒋家俊、刘元方、刘美德。

三校的研究生也都转入北大。

新的北大化学系由孙承谔任系主任，由孙亦梁、叶于浦、李琬等先后任系秘书，北京大学化学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院系调整时，原北大化学系唐敖庆教授和原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蔡镏生教授调往东北人民大学(后改称吉林大学)组建化学系，唐敖庆先生后来长期担任吉林大学校长。张龙翔调到北大生物系，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院系调整后不久，朱起鹤又被调出支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傅鹰教授在院系调整时，由原北京大学工学院转入北京石油学院，1954年和1960年他和夫人有机化学家张锦教授先后调到北大化学系。田曰灵副教授则调往北京石油学院。

1955年后，许慧君和她的丈夫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教授由东北人民大学调进北大，许调到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

1955-1957年间为培养原子能工业所需的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人才，徐光宪、孙亦梁、唐孝炎，刘元方，郑淑惠等一批教师由我系相继调到技术物理系工作(徐、孙于1972年又调回化学系)。

1958年，师树简、关祖京率一批毕业生调往内蒙古大学组建化学系，师树简任系主任。同年李琬、戴乾圜调往北京工业大学组建化工系。

1960年，刘美德调到刚成立的北京大学附中任副校长、直属党支部书记(“文革”后调回)。北大化学系调出、调入的教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25年北京大学建立了生物学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校的生物学系合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北大生物学系初建

1918年，蔡元培校长聘请钟观光为北京大学副教授，筹建生物学系和标本馆。钟观光对蔡校长说：“愿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此后，历时十载，在全国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6,000多种，共15万号；动物500多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300余种。1924年北京大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

1925年9月，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建立。谭熙鸿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两年后由经利彬先生接替。1932年，张景钺先生从欧洲回国，应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出任生物学系第三任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生物学系形成了我国北方近代生物学教育中心，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张景钺、陈桢、李汝祺、李继侗、吴韫珍、胡经甫等一批早期留学欧美的学者，将现代生物学知识带回中国，并培养出严楚江、徐仁、王伏雄、谈家桢、吴阶平、赵以炳、吴征镒、沈同、陈阅增、林昌善等生物学界的杰出学者，形成了一支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专家队伍，对我国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生物科学研究的奠基时期。三校的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在我国生物学最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如动物、植物区系和分类学、遗传学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张景钺先生关于光照对植物形态建成作用的研究，李继侗先生关于去顶燕麦胚芽鞘上新生顶端的出现研究，陈桢先生关于金鱼家化过程的遗传学研究，李汝祺先生对马蛔虫染色体研究和瓢虫基因互作研究，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吴韫珍先生进行了华北植物的调查和分类，绘制了近两千种华北和云南高原植物原色精图，推动了植物分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胡经甫先生用几十年时间，编写了巨著《中国昆虫名录》，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的奠基性著作。李汝祺教授早年师从美国著名遗传学家TH摩尔根和CB布里奇斯，是第一位把细胞遗传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为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烽火中的“绿色园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在长沙合办起临时大学。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李继侗教授担任生物学系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决定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同年5月4 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生物学系主任仍由李继侗先生担任。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生物学系师生在交通闭塞的云南，利用各种途径与外界联系，以开阔眼界，获得新知识。当时，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和吴素萱等四位年轻教师从海外归来，带回了国外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开阔了眼界。沈同教授常常组织学术报告会，大大活跃了当时生物学系的学术空气，也培养了年轻教师。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博士1941～1942年来访，他在生物学系作学术报告，赠送一批生物学书刊杂志及幻灯片，沟通了联大和西方科学界的联系。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参加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征镒先生一边步行，一边采集植物标本，几十年来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研究取得开创性成就；赵以炳教授不失时机地研究了海拔对中国人血相的影响；张景钺教授指导助手对云南的魔芋进行形态学的研究；殷宏章教授等在国外发表了有关气孔中磷酸化酶的论文；牛满江用当地两栖动物蝾螈进行解剖及色素细胞和胚胎发育的研究工作；陈阅增草履虫交配型的研究成果后来在美国发表；沈同教授领导的动物生理学实验室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云南白药对治愈伤残的突出功效；沈嘉瑞教授研究了“昆明滇池及洱海中甲壳类”；赵以炳教授研究“蝾螈水盐平衡”；黄浙进行了“昆明涡虫分类和生殖发育”的研究；李继侗教授指导学生开展了生态学研究；汤佩松教授主持的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开展了植物生长素的研究，完成了“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研究”。这一工作被国际上认为是植物生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西南联大是三校优良传统的汇合。北大博大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清华、南开科学严谨的管理相结合，使西南联大生物学系成为抗战后方的一块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绿色园地。今天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严谨而活跃的学风，勤奋进取的精神，正是在那个时期，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恢复、重建，三泉汇流燕园

—— 院系调整后的生物学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北京大学复校。复校后的生物学系分为植物学系和动物学系，由张景钺先生任植物学系主任，汪敬熙、庄孝僡和李汝祺先生先后担任动物学系主任。当时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陈桢、李继侗、汤佩松、赵以炳、吴素萱、崔之兰、罗士苇、张兆骞、李铭新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并，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在燕园东区建成生物楼。曾就读西南联大后留学海外的陈阅增、陈德明、曹宗巽等一批学子回到北大生物学系。

三校生物学系合并后，著名的植物形态解剖学家张景钺先生任系主任。张景钺先生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当时生物学系设立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和动物生理学四个教研室，并于 1956年在全国率先正式建立生物化学教研室。

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李继侗教授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192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植物学会创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专门组，开创草原生态学研究。1957年李继侗调内蒙古大学任副校长，将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移植至内蒙古大学，并发展成为我国草原生态学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汤佩松教授于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他在植物代谢的诸多领域，如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有较高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之一。植物生理学教研室的另一位学科带头人是当时刚回国不久、年轻的植物发育生理学家曹宗巽。

动物学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早年师从TH摩尔根和CB布里欺斯，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发生遗传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动物组织胚胎学家崔之兰、原生动物学、细胞学家陈阅增、昆虫生态学家林昌善、昆虫毒理学家张宗炳是动物学教研室的主要学科带头人。

动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赵以炳教授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1934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是世界上率先研究冬眠生理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成为冬眠生理学经典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化学家沈同、张龙翔和生理学家陈德明是动物生理学教研室的主要学科带头人。后来，从动物生理学教研室分出生物化学教研室和生物物理教研室，由沈同和陈德明分别担任这两个教研室的主任。

陈桢教授在生物学系致力于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开设“中国生物学史”课程。陈先生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遗传学，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关于金鱼遗传、变异和进化的研究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一项经典性工作。他1953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后任所长，同时仍继续在北大生物学系任教。

1954年沈同教授与张龙翔教授一起开始筹建生物化学教研室，并于1956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首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张龙翔先生在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化学系进行结核杆菌脂质化学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张龙翔教授任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副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任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长。

当时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汇聚了十多位全国一流的顶尖生物学家，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纷纷派人到北大进修学习，生物学系的影响辐射全国，为我国高等院校中生命科学学科建设、教学建设、师资建设做出了贡献。

没有，

北大历任校长如下：

清朝京师大学堂时期

 孙家鼐（1898年7月—1900年春）  许景澄（1899年7月—1900年7月）  张百熙（1902年1月—1904年2月）  张亨嘉（1904年2月—1906年2月）  李家驹（1906年2月—1907年7月）  朱益藩（1907年7月—1907年12月） 

刘廷琛（1907年12月—1910年9月）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立北京大学时期

 严复 （1912年2月—1912年10月）  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 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 蔡元培（1916年12月—1927年8月） 

刘哲 （1927年8月—1928年6月）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立北京大学时期

 李煜瀛（1928年6月—1929年1月）  陈大齐（1929年1月—1929年8月）  蔡元培（1929年9月—1930年12月） 

蒋梦麟（1930年12月—1937年7月）

日本控制北平时期

 汤尔和（1939年1月—1940年3月） 

钱稻孙（1940年3月—1945年10月）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恢复管治时期

 傅斯年（1945年10月—1946年8月） 

胡适 （1946年9月—1948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校长

 汤用彤（1949年5月—1951年9月）  马寅初（1951年6月—1960年3月）  陆平 （1960年3月—1966年6月）



张承先（1966年6月1日—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



聂元梓（1966年7月28日—1966年9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 聂元梓（1966年9月1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 杨德中（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 周培源（1978年7月—1981年3月）  张龙翔（1981年5月—1984年3月）  丁石孙（1984年3月—1989年8月）  吴树青（1989年8月—1996年8月）  陈佳洱（1996年7月—1999年11月）  许智宏（1999年11月—2008年11月） 

周其凤（2008年11月—）

人才济济的北京大学孕育了多个中国数学界的优秀人才，而其中很少人会记起和提起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博士是谁。

他的名字叫张筑生，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天才，他一生专注于研究数学事业、教书育人，可是作为北大的第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却一直没有评上职称，到去世还是一个普通教授。

也许，了解了他的生平，才会知道在这样不平凡的人生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感动和伤痛。

北京大学第一位博士

当时正逢张筑生研究生毕业，他成功在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破解了当时数学界中难以解答的史蒂文斯梅尔“四大猜想”之一。

而在当初，他的研究生导师并不相信他可以只在硕士阶段就可以独立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他利用自己严谨的逻辑推理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

如此轰动学术界的成就吸引了国际上的大数学家的注意，他们都对张筑生的研究结果表示认同，并且为他仅仅在研究生阶段就能完成这样大的课题而感到吃惊。

学校里的众多教师纷纷联名请求校长可以授予他博士学位，而由于北大还未曾颁发过博士学位证书，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十分谨慎，决定再次为他举办一个答辩会。

张龙翔邀请了一百多位数学领域的专家，专门来参加张筑生的答辩会，场面极其壮观。

全国的专家们在张筑生行云流水的答辩中深深地为张筑生的才智所折服，于是第一个博士学位就这么诞生了。

1983年，张筑生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成为了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博士，他编号001的博士学位证书还被作为珍贵的展品在北大的百年校庆中展出。

只单单看张筑生的外表，无法将他的外貌和身上所具有的巨大能量相联系起来，张筑生的左臂残疾，身形消瘦，只从外表看，就知道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痛和坎坷。

1940年，张筑生出生在四川贵阳市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他的身体就不太好，经常生病。

在他两岁的时候感染了脑膜炎，这导致他小脑的共济失调受到了损害，遗留了小儿麻痹症。当别的小孩都能满世界乱跑的时候，张筑生却只能慢慢地走路。

然而祸不单行，1953年，年仅13岁的张筑生再次遭受到了命运的不公待遇，他的左臂因为摔倒导致了骨折，而不幸的是因为医疗事故导致了进一步的细菌感染。

败血症导致他的全身脏器都受到了摧残，左臂自然是保不住了，左手的手指也因此失去了功能。

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善于思考和勤奋的学习，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上帝终究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数学就是张筑生人生中最重要的那扇窗。

张筑生从小学开始就在数学方面展现了过人的天赋，他已经自学了高年级的数学知识，而到了1962年，张筑生更是考入了四川大学数学系。

当时四川大学正在搞学习标兵的活动，据他当时的同学回忆，张筑生每天晨起坚持学习外语，将休息的周末时间全用来学习，也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时间，他在各项学习上的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十分突出。

1964年，张筑生从四川大学毕业，他选择了留任母校任教，他在四川大学工作了将近14年，不论从工作态度、能力还是学术水平来说，他都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在评选职称的时候，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张筑生并没有评选上。张筑生感觉到了挫败的滋味，此时正逢研究生制度在国内重新开放，张筑生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继续从事数学的研究。

凭借张筑生的能力，研究生考试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数学系研究生中，就数张筑生的成绩最好。

据说研究生考试中有一道试题不小心设置出了错误导致答案无解，然而在全国考生之中，只有张筑生证明了此题无解。

学校的出题的导师看见这份答案不仅没有扣分，反而给他加了10分。指导老师对他的证明过程赞不绝口，他称赞张筑生的答案，说他的水平甚至可以不用来读研究生，可以直接当研究生的导师了。

顺理成章的，他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重新开启了他在数学道路上的漫漫征程。

求学深造

张筑生进入了全国的最高学府中更加醉心数学研究，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学习。

研究生的课程他早已经掌握了，导师也批准他可以不必去听，张筑生自己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和方向，将自己的每天排的满满当当。

他就像一部制定好时间表的机器，每天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运转，起床、读书、散步、睡觉，只要在他学习的时间到了，就仿佛脱离了世界，任何人说话他都听不见。

张筑生性格冷静，将问题看的很透彻，除了数学，他学习其余的课程也飞快，张筑生还经常给同学讲解数学问题，数学系中超过一半的人将他当作老师看待。

1981年，张筑生研究生毕业了，为了继续搞自己的数学研究，他选择继续攻读北京大学的博士。

1981年9月，北京大学的硕士、博士生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地举办了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张筑生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内心激动地表示，要尽自己的所能让中国数学赶上国际数学的研究水平。

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博士，张筑生对于数学的学习整整投入了23年，在这23年间，他将数学研究视为生命中最大的乐趣，将对国内数学事业的贡献视为最辉煌的荣耀。

由于张筑生的突出天赋，由北京大学的陈省身教授推荐，张筑生继续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学习，在国外的日子张筑生更是攻克了一道道数学难题。

在国外的演讲中，张筑生激动地说，中国数学界有成就的人才不算少数，就是缺乏走出来的机会。

1986年，张筑生从国外回来，学校打算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编写基础教材《数学分析新讲》。

身边的朋友都劝他专心搞科研，因为科研才能评上职称，而编写教材并不算在评职称的条件之中。

一边是自己尚未完成的科研结果，一边是为了基础教育尽自己一份力，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鱼和熊掌也不能完全兼得。

其实一直以来，张筑生心里对于国内的数学发展还是耿耿于怀，如果大家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教材学习，中国数学界人才的地基就不牢靠。

张筑生觉得自己有很不错的文学造诣，又有丰富的讲课经验，他可以将深奥复杂的数学知识梳理的井井有条，再将晦涩难懂的知识点讲解地深入浅出。

这种不算科研成果的活没有人愿意干，可张筑生接下了，作为一门基础教材，张筑生在编写上也是下足了功夫，他白天在学校授课，晚上回家后编写教材。

最后，他编写的《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了中国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研究生至今还在用这本教材上课。

廖山涛院士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他赞扬了张筑生的知识面广，也说因为有了这本书，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前沿的数学科学，有的学生专程回国听他讲课，看他的备课讲义。

在此后的五年里，张筑生又编写了《数学分析新讲》、《微分拓扑讲义》，教授陈天泉评价这套书的时候说道：“数学分析的书遍地都是，可是张筑生写的这套颇具个人特色。”

尽管张筑生呕心沥血做了这么多，甚至填补了国内数学基础教材的空白，可是这些劳动并没有给他带来职称或是奖金诸如此类更加实际性的结果。

因为耽误了科研的进度，导致他无法再进一步评选高级职称，因此，他依旧拿着自己的基本教师工资过日子，不过，他自己也不再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能为国内的数学研究做贡献，就已经足够了。

天妒英才

就在这时候，命运的魔手再一次扼住了张筑生的咽喉，1991年9月，张筑生确诊了鼻咽癌。

在一天清晨，张筑生感到自己的鼻子有些异样，他以为是鼻炎在作祟，就吃了点治疗鼻炎的药，结果并没有好转。

张筑生怀疑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再次来到医院，要求医生给自己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病理结果确诊了鼻咽癌，张筑生得知结果后表现的很平静，他心里还对自己的病抱有乐观的心态，毕竟鼻咽癌还在早期，并没有到完全丧失希望的地步，化疗他也挺得住。

都到这种地步了，他向身边的好友提起，自己心里唯一担心的还是自己生病以后身体会每况愈下，到时候没有精力再继续自己的研究可怎么办。

从此以后，张筑生与病魔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斗争，放疗、化疗，病痛不断的侵蚀他本就羸弱的身体，鼻咽癌的扩散速度远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快。

很快的，鼻咽癌转移到了全身各处，他全身疼痛，下肢浮肿，胃肠道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鼻咽癌诱发了一系列并发症。

到末期他甚至因为结肠炎的折磨每天都在腹泻，而他每周都必须要进行一次讲课，为了完成这次讲课，他不得不提前一天减少食物的摄入，当天什么都不吃，就怕自己结肠炎发作在课上不停地想要上厕所。

而讲完课的他几乎虚脱，本来癌症病人的营养摄入就很差，这样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北京大学要求他在家里休息，立马住院治疗，可是这一要求遭到了张筑生的拒绝，他不愿意在医院浪费剩下的生命，他称自己是金刚不坏身，在医院耗着反而更快去世。

他返回学校，又担任起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国家队主教练，张筑生需要带领教中学生参加比赛，而这和编写教材的结果一样，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好多人都劝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何苦又要将这副重担压在自己身上。

可是张筑生又做出了和当年一样的选择。

他说：“个人的名利和国家荣誉比起来不值得一提。”并且说：“这事儿总要有人干吧？我不干谁干？”

他觉得自己既然有能把基础教材写好，将复杂东西简单化的能力，对于中学生的教学更应该是十分在行。

于是，他拖着病体，查资料、设计考题，将名利这些事早就已经抛在了脑后。

皇天不负苦心人，张筑生在这五年中，五次征战国际奥林匹克赛事，和同学们同甘共苦，成功的五次都拿到了团队第一，其中六名选手连续三年都拿到了金牌，如此辉煌的成绩，让中国扬名在外。

而因为高强度的负荷工作，他也成为北京协和医院放疗时间最长、量最大的癌症患者。

张筑生的一生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苦难，而据他的朋友回忆，他从未见过张筑生说过苦，流过泪。甚至在他临死的前一天，面对生死，他依然表现的十分淡然。

而2001年9月，张筑生已经完全走不动路了，一直到2002年，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到了微分拓扑学的考场，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监考。

他虚弱的身体苦苦支撑了整场考试，之后彻底的倒下了，2002年2月6日，这位伟大的博士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张筑生的相关文章，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各种悼念、吊唁纷沓而至。

文中提到了张筑生的品格，什么是张筑生的品格？不过是任劳任怨、脚踏实地，不过是甘愿奉献的精神，他一生扑在数学的长河里，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丰碑。

他会永远地被人们记住，永垂不朽。

北京大学现任校长林建华

一 蔡元培蔡元培（1868~1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二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三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四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五 马寅初（1882—1982）, 回族人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六 陆平(1914－2002),男,原名刘志贤,又名卢荻,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同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

七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八 张龙翔(19815-19843)[3],教授,生物化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曾任重庆桐油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1981年5月至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九 丁石孙 男,汉族,1927年9月生,江苏镇江人,民盟成员、中共党员,1950年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大学学历,教授 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 吴树青,经济学家兼教育家,教授江苏江阴人经济学家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十一 陈佳洱（1934— ）,上海人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193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

十二 许智宏 ,男,汉族,1942年10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65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2月入党,研究生学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2年10月至2003年02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十三 周其风 男,汉族,1947年10月8日(农历)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07月至2008年11月,任吉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2008年11月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