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

田祐恭

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方志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方志实践的逐渐深入，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开始从理论上对方志加以探讨。这种理论，开始是初步的、零散的，后来逐渐系统化，最终形成了方志学。

汉郑玄在《周礼注》中，对《周礼》提到的“方志”、“四方之志”、“天下之图”等概念做了解释，对后世的史志学者影响较大。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也提到“二汉方志”的内容、门类。晋常璩在叙述《华阳国志》的选材上，认为单一记载方国史事或地理或人物，都不足以反映一域全貌，提出汇史事、地理、人物为一编的主张。唐李吉甫则认为，编纂区域志，应首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不能搜古略今，传疑失实。《隋书·经籍志》对唐以前的区域志、地理书的沿革源流进行了系统论述，为后世研究方志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宋时期，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逐渐固定下来，宋代志家对于方志理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论方志性质，就有方志是古代地理书的发展、“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兴裔《广陵志》序)、古代图志籍的综括等等多种说法。论方志功用，则普遍提到志书的资鉴、教化作用;论方志编纂，则提出重事实、正伪谬、厚风俗、表人才的取舍选材原则，以及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编修步骤。这时期的志家主要有马光祖、朱长文、郑兴裔、董弅、张栻、周应合等，方志理论多反映在一些志书的序文里。

元代志家在方志编纂学上创见颇多，如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上提出修志应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次述通纪，中为表、志、谱、传，终以摭遗论辨;统志应用《史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志应用信史笔风：不虚美，不隐恶;续志应详今略古等。这时期的志家还有黄溍、杨敬德、杨升云、欧阳玄等，对方志的性质、源流、功用都做了进一步探讨。

明代志家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对于方志起源论说更加周详。在方志编纂上，则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提出 “三善”、“三长”、“四贵”、“七不书”等原则，达到了较高水平。志家如杨一清、张嘉谟、杨廷和、李维桢、姚九功、吕怀等都在各自的修志实践中发展了方志理论。

清代乾嘉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方苞、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都亲身参与了修志实践。他们把各自的学术观点带进实践中，并在方志理论上反复研讨、辩论，逐渐形成了各种流派，发表了一些方志理论专著，方志学最终得以诞生了。清代方志学流派，主要是考据派和史志派。考据派又称地理派、纂辑派或旧派，代表人物是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他们鄙视明以来方志的标新立异、繁芜乖谬，主张用考据学来指导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主张在修志中贵因袭不贵创新，信载籍不信传闻。应广泛搜集旧文献，详注出处，以资取信。他们尤其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并以此作为衡量志书的标准。史志派又称历史派、著述派或新派，代表人物是章学诚。他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功用和编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理论。他认为方志属史，“乃一方之全史”，“并非地理专门”，否定了以地理沿革的考证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标准。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方志当用史体，并设计了 “三书”、“四体”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方志分立三书议》)“四体”即： “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修志十议》)这是对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还认为通志、府州志自成体系，各有志例，不可相互分合，相互有无;指出州县应把志科的设置立为成法，编纂人员要通史体，要具备识、明、公三长，文人不可参与修志。在方志纂修上，他提出了简、严、核、雅四项衡量标准，并要求去除“五难”、“八忌”。章学诚的这些理论体现在他的论文《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分立三书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之中，收入他的著作《文史通义》外编中，成为第一部方志理论专著。章学诚本人也被近现代学者公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者。除《文史通义》外，清代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方志专论，如戴震《与段若膺论县志》、陆陇其《灵寿志论二十条》、朱鹤龄《复沈留侯论修志书》、程廷祚《修一统志议》、刘光谟《县志分篇议》、王棻《与戴鳌峰论修志书》等，从方志性质、功用、编纂方法上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独立的学科体系。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明确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并力倡章学诚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2出现了许多对方志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著作，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等。著名论文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外，还有王葆心《方志学发微》(载《安雅》第4—6、8、12期)、于乃仁《方志学述略》(载《建国学术》创刊号)。专论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有张树棻的《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张树棻还辑录了《章实斋方志论文集》。3发表了许多关于新志纂修和评论的文章，尝试应用近代科学的新方法编纂方志，如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 (载《地学杂志》第9卷第4—5期)、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载《独立评论》第60期)、傅振伦《新志述略》 (载《新河县志》卷首)、《编辑北平志蠡测》(载《地学杂志》第19卷第1—2期)等。民国志家对于方志源流、性质、功用、编纂方法的讨论都取得了突破 (见后 “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新志编纂促进了方志理论的探讨，从深度、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有关方志、方志史、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编纂、方志应用的研究以及专志评论都已开展，并已发表了近万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中国方志学》、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刘光禄《中国方志学纲要》、林衍经《方志学综论》、黄苇《方志论集》、何成顶主编《新编方志引论》、黄德馨等主编《中国方志学家研究》、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等，还出版了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年至1987年方志研究概况的 《中国地方志综览》。同时，学术活动也广泛开展，除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地方志》外，各省市还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此外，各种新志编纂会议、培训进修班也不断召开或举办。方志研究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业。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

相传，明永乐年间，老祖由山西洪洞县迁至河北省交河县，建村蒋家坊（今属阜城县）。明崇祯年间，蒋氏有“文”字辈兄弟三人：老大文升，住交河县小赵屯村，老二文吉去哈尔滨，老三文翰迁至永清县城东关。清乾隆六年（公元一七四一年），文升之后裔“希梦”由小赵屯迁至方佑屯（即现东方屯），与其外祖叶氏同居，繁衍后代至今，故有“蒋家坟，叶家祖”之说。 方佑屯蒋氏先祖统一家族辈份称：“文、维、希、士、绍、东、兴、连、玉、凤、树、焕、堪、锡、致”。先人曾几次撰续《家谱》，由于历史原因，该《家谱》于公元（下同）一九六八年“文革”中被焚，造成蒋氏家族最大的遗憾！ 国家有历史，地方有志书，家族有宗谱，此乃后世知晓木本水源的重要依据。为拯救蒋氏《家谱》即将失传的现实，一九八五年冬，族人玉英、凤增经过走访、回忆，整理了蒋氏《家谱》初稿，并与族人树兴一起，拟续了“立、雨、敬、春、明、开、延、满、永、升、署、秋、双、发、杰、荣、首、中、部、庆”二十辈宗谱。尽管该《家谱》初稿不尽完善，但该二人付出了一定艰辛。二○○四年夏，九世玉俊邀集族人凤凯、春生、树才、树学、振民、振芳等人，分别了解、收集族人的婚、育情况，在一九八五年《家谱》初稿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更正差错，由玉俊组稿，族长玉才审定，编辑了《蒋氏家谱》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