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将其渊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这上下八千多年的历史中，长达六千多年的时间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典籍有载的则要迟至秦汉之际。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岭东端的揭阳岭置戍所，就是最早载诸史册的极其浓重的一笔。同时，史禄为南下大军凿渠运粮而后“留家揭岭”，更成为有史记载的汉人入潮第一人。 不过，戍揭岭事，向有争议，《水经注》就以大庾岭为最东之岭，五岭不列入揭阳。在广西修灵渠转饷的史禄远道东来，以揭阳为家，更曾为论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区的远古历史上出现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载入典籍的史定。《史记》称“揭阳令定”，《前汉书》称“揭阳令史定”。《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还载明史定归汉后于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册封为安道侯并任揭阳令。因为正史有载，故笔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这么一位在粤东乃至整个闽粤赣边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昙花一现，其生前身后一无余闻，令潮学界不禁为之困惑。

令人振奋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揭阳召开，江西丰城揭氏族人携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谱》，和任职于汕头濠江区政府企业投资中心的揭立业先生一起赴会，一下子揭开了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迷雾。会后，揭立业先生携谱抵鄙舍晤谈，使笔者有幸细阅全谱。喜悦之情，自不待说。揭先生带来的《揭氏族谱》有两部，一是江西丰城谱，二是广东高廉谱。从丰城谱可知，丰城揭氏共修谱14次，初修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为作《史揭合序》；最后一修在1943年。从几篇序文来看，高廉谱至少也有四修，分别为乾隆、咸丰、同治年间及1983年所修。苏过的《史揭合序》也照录不误，还收进了福建汀州连城揭氏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修谱时的几篇序文，显见高廉谱是对照了连城谱的。从诸家序文我们还可考知，连城揭氏源于丰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于连城揭氏，故最可引以为据者当推丰城北宋的一修谱，最精当的莫过于苏轼的三子苏过所撰写《史揭合序》。苏过之所以为揭氏一修谱写序，缘于苏家与史、揭两家的深厚交谊。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简要地说，苏过祖父苏洵与同乡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苏过父苏轼对史“以师礼事之”，并与史之子子熙及两位侄子都是“笔砚同志”，故苏过说苏、史是“通家执友”。苏轼曾与史子熙论及汉武平南越事，因而从史子熙处得知，史定之父史焕是子熙的祖先，从史焕到子熙已经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旧谱”载明史定“赐姓于汉武，令后人知揭出于史，史、揭允远不可为婚”。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后改知定州，得晤刚中乡举的揭枢（字伯徽），“握谈甚欢”。不久，苏轼又改知允州，过杭州旧治。揭枢刚好知杭，苏、揭得以再次晤谈。揭枢甚博学，苏轼戏称为“江南揭书柜”。言谈间，苏轼“述史子熙家谱，揭原于史”。揭枢“即出其谱，自焕至枢也四十四世矣”。苏轼不禁感叹地说：“君与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丰城揭氏族谱之修，并命苏过“叙之”。

历史就是这么结缘于有心人。史焕的史、揭两姓后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结识了苏轼这位旷代文豪，并由此造就了苏过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确是文史学界的一段千古美谈。而今人揭阳潮学学者徐光华先生会前远赴广西、粤西，走访各地揭氏后人，广受揭氏族人的竭诚欢迎，充实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干专论，率先在第三届潮学会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尘封两千余载的这一潮汕史事，故深为海内外学人，特别是饶宗颐先生的推许，这不能不说是文史学界的又一段当代美谈。古之苏氏，今之徐氏，先后为揭氏正本清源，从而为潮汕远古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争的史实，而这都是缘于《揭氏族谱》的发现与研究，故可以说这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令人感奋的信息。

细考苏序并证之谱中有关姓原源流考，我们可以对在揭阳那段语焉不详的史事，有了一个较为明辨的了解。可以断定，元鼎六年古揭阳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开始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个县级建置，其辖区包括当今的粤东以及闽南、赣东南一部分；揭阳令史定的确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员。史定是中华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焕则是史、揭两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谓史定是史、揭两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实误）。

据谱所载，史定生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刚好2165岁（按：或曰为2166岁，误了！因公元没有零年）。世居江西广昌，故此当史定有功于汉之后，乃父史焕得以“食爵豫章”。将揭氏谱中所载印证正史，我们已不难展示两千多年前那一段风云变幻的潮汕史。

秦末汉初，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文帝时感恩于汉朝廷的怀柔政策，上表称臣。赵佗在位长达七十余年，死后孙赵胡继立。闽越犯境，汉武帝应赵胡之请，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岭，闽越王之弟馀善杀郢降汉而罢兵。于是，史定“又承命随严助往谕南粤”。严助带南越太子婴齐北还，为人质；留史定居越，实也为人质。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二十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吕嘉判南越，杀汉使。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闽越馀善兵临揭阳。就在这关键时刻，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按：同越）”。“武帝旌其忠，发诏封为安道侯，世袭揭阳令，赐姓揭，赐名猛”。

史定之令揭阳，似是扑朔迷离，但正史有载，本就应是提之有据的。今《揭氏族谱》的出现，更见毋庸置疑。这应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另一个令人感奋的信息。为此，我们还有理由期盼着有那么一天，典籍所载的秦皇之置戍揭岭，史禄之留家揭岭，以及史禄、史定的关系都能得到透彻的考释。

志载揭猛（史定）有子揭当时继袭侯位，并继任揭阳令。此后，其子孙居停情况就在潮汕的志书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后人居潮的蛛丝马迹。还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又带来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尽管丰城和连城两谱，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丰城谱有载，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孙揭震生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阳（按：唐无揭阳，应是循旧说），隐居乐道”，娶姬氏，生二子，长为揭漳，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次为揭钺，生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揭漳考取明经，任南昌录事。后揭钺之长子揭镇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孙贵，赠尚书仆射”。揭震长居揭阳直至去世，“葬揭阳县梅岭界，坟墓存焉”。由此可见，揭猛后人在揭阳传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揭震之后，潮汕地区已一千一百多年找不到揭氏传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揭阳有个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个皇帝梦见一巨人“击”剑闯入寝宫，利剑直指其喉。皇帝应声倒地，醒过来后急召国师圆梦。国师认为“击”谐音“橘”，橘产于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只要找到了名谐橘之地，姓谐橘之人，斩尽杀绝，则可保无虞。于是查到了岭南的揭阳揭氏，即密令揭阳县姓车的县令行事。车公接旨后，左右为难。遵旨则枉杀无辜；违旨则有杀头灭族之灾。经反复寻思，终于求得两全之策。当夜，车公一面暗命揭氏族众趁黑逃离揭阳，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一面一把火将揭家烧为废墟，呈报朝廷。此后揭阳黎众感车公盛德，于城东建一座石桥，称车公桥，并称揭家故地为火烧地。这就是“火烧地与车公桥”的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但却暗示着揭氏之于揭阳绝迹，可能缘于某种天灾人祸，也暗示着揭氏早已迁徙异地。这也许是故事编撰者的一个假设。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暗示或假设。揭震之孙揭镇正是在唐末黄巢起义的战争中“以御黄巢功封护国将军、左仆射”，“持节袁州诸军”，而后定居于袁州。揭镇之弟揭政有三子，一徙赣州，一迁海陵，一移丰城。移居丰城的揭祯成为丰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极其广泛，其中丰城一派是较旺的一支。前所述苏轼同僚揭枢就是出自此派。福建连城始祖揭五郎也是迁自丰城，为揭镇后人。广东高廉揭氏又徙自连城，始祖揭德秀为揭五郎之十七世孙，于明嘉靖年间入粤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一族在赣、闽、粤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众殊盛，仅廉江一地即广布八十多村，共三万多众（1983年修谱统计）。据揭立业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广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省、市、区都有揭氏后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欧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后裔，海内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一个共同的祖先———揭猛，并几乎都知道揭源于史，赐姓于汉。所有这些，也都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从两部族谱多家序言，我们也看到了各个时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体都认同了揭猛为共同祖先。至于宋末和元代修谱时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伟川先生已做了体察入微的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在明清各谱中得到了纠正。揭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完全有能力扭转不实之举，这应是不成问题的。从《揭氏族谱》的风俗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过端阳节，这也可见其对揭猛的崇仰信奉。原来此俗源于史定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当年选定五月初五为择吉出兵之日，于是全军提早一天隆重过节，祭拜祖宗，大犒将士；第二天奋勇出征，大获全胜。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过端阳节。揭立业先生是廉江长山镇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孙。1985年从戎，在汕头机场空后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头市工作，已育有一子。查明清以来，揭氏仕潮者共有三人，为明嘉靖通判并署海阳令揭鸿、澄海教谕揭楠（均为福建归化人），清乾隆大埔训导揭子治（广东廉江人），但都未见有落籍或后代的居潮记载。为此，似可以说揭立业先生是揭震之后一千一百余年来，第一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这不能不说是由《揭氏族谱》带来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

综上所述，随着《揭氏族谱》的入潮，潮学界获得的可喜信息应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就是正史记载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阳事，不但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而且使我们得以从历史的深度，透彻地了解到当年史定顺应历史潮流，“挈地归汉，收平两粤”，为西汉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天，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大业，当更凸显史定（揭猛）回归大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启示作用。

贺排第70个。

「姓氏」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但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一姓姜，一姓姬，而他们又分别拥有表示自己父权家长制首领的氏称;列山，轩辕。姓和氏有严格区别又同时使用的的局面表明，母权制已让位于父权制，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存在，这种影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消亡。

《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篇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百家姓》本来收集四百一十一个经赠补到五百零四个姓，其中单因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

源于春秋时期的姬姓。

三国时谢承的《会稽先贤传》对贺氏的起源作了明确的记载：“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庆忌挺身奔卫。

妻子迸渡淛水，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泽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庆氏，名其田曰庆湖。今为镜湖，传伪也。安帝时，避帝本生讳，改贺氏，水亦号贺家湖。”

该观点认为专诸刺王僚时，王僚的庆忌正出使郑国和卫国，后来庆忌逃到了卫国，而他的妻子和儿子则渡过浙江，逃到会稽山傍隐居下来，当时那儿是一片沼泽，沼泽中有些高地可以耕种，越人就把这些高地给他们耕种，称他们为庆氏，把他们种田的沼泽湖泊地区称为庆湖。

该记载认为会稽贺氏起源于庆忌。另外，北宋著名词人认为会稽庆氏起源于庆忌曾经记载于唐以前的官谱中。

贺姓分布：

贺氏得姓是在今浙江绍兴一带，从一开始起就是当地一大望族。故族人自改姓为贺氏以后，就以会稽为其堂号、郡望。贺纯有孙名贺齐，为三国时吴国大将军齐之孙贺邵任中书令，邵之子贺修在西晋任太子太傅，由于仕宦周迁等原因，贺氏开始在江浙一带缓慢迁徙。

会稽贺氏在汉、魏六朝时期，他们与同郡的虞、魏、孔三姓并称为“会稽四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北方兵连祸接，各民族不断大举南迁，使得南方的贺氏家族分布更广。出自鲜卑的贺氏，也很快繁衍壮大，后与从江南北上的贺氏不断地融合发展，逐渐在北方形成两大郡望。

唐朝时期，贺修的十二世孙贺德仁为唐太子中书舍人，贺德仁的侄孙贺默为彭州刺史(今江苏徐州)，贺德仁的侄曾孙贺知章任唐玄宗秘书监，可见此期世居会稽之贺氏已成大批北上之势。

明、清以后，贺氏遍及全国各地，并有远播海外者。如今，贺氏分布甚广，尤以湖南、山西两省多此姓，这两省贺氏就占全国汉族贺氏人口的30%以上。

贺龙不是土家族人，而是汉族人。

贺龙（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原名贺文常， 字云卿。 湖南桑植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念私塾五年，便辍学务家。

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

1939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指挥了著名的陈庄战斗。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

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我国的国防工作建设。

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

贺龙的人物评价：

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