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合有关作品分析。
一 受柳永风格影响
我们眼中的苏东坡与柳永最大的不同便是他的豪放。胡寅说过:词曲至苏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他在早期却是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柳永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苏轼早期的一些作品,其实有很多都像我们说的那种绮丽缠绵。比如《水龙吟》,里面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这整首词的风格都是比较细腻缠绵的。再如《浣溪沙 春情》“香在衣裳粧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人归去不销魂?”。在他的很多早期创作中都不难发现有类似作品的存在。
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也是可以解释通的。子瞻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苏序,父亲苏洵都是有识之士,其父亲更是他的启蒙老师,小时候便要求他熟读《战国策》和前四史。可以想象到,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苏轼必然会对当时社会上那些知名人士给予高度关注。而根据时间又可以推测出,那时候正是柳永之词盛行之时,“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足见当时柳词的影响力。那么对于求知进取的苏轼来说,不关注是不可能的。
再有,《吹剑续录》里说: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子,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漠,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到。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来,柳永在苏轼心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和他自己相比,他马上想到的是柳永。因此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来,苏轼对柳永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关注。那么他的创作自然会在某些程度上受到柳永的影响。
二 黄州成就了东坡
由于“乌台诗案”,苏东坡来到黄州。他从监狱里出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但是,正是由于苏东坡的到来而成全了黄州,赋予黄州一种新的意味。但同时,也是黄州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苏东坡写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众所周知,苏东坡有很多要好的朋友,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有一半是为朋友而活。可是,当他出了事的时候,他的那些朋友不但没有给他关心,甚至连苏东坡写给他们的信他们都不回。在那种情况下,这无异于在苏轼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们从《卜算子》中可以了解那是何种的感受。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难看出,词中那只寂寞的孤鸿就是词人自己的影子。词人在月夜漫步沙际,与徘徊不定的、尚未栖息的断鸿零雁相值,人伤谪官,雁悲离群,于是咏物见怀,把孤鸿的失群与幽人失志联系起来。词人有着孤鸿的情态,孤鸿有着词人的心志。词人和孤鸿两相关合,彼此沟通,不禁令人想起“不知蝴蝶之为庄周,庄周之为蝴蝶”的艺术化境。
从此词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孤独寂寞。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甚至是一封封才华横溢的书信都一去不归。没有人过问他的生活,没有人理解他心中的痛苦,没有人给他一点点的安慰与关心,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可是,即使这样,词人也不会委屈自己,“拣尽寒枝不肯栖”,就算环境再艰苦,就算人情再冷淡,这些都不足以磨灭心中的志向与抱负。
虽然当时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能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向来乐观的人生信念。就连他的政敌也往往由此惊叹“此老倔强犹昔”。他的《定风波》就很好得说明了这一点。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行路中遇到于,其他人都狼狈不堪,苏轼独不改乎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而笔致轻松诙谐,表现了苏东坡一贯持有的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人生境遇有顺有逆,这是无论谁都难免的。小至阴晴不定的暮春风雨,大至政治风浪中的升沉荣辱,苏轼此时已经经历的太多了。可能这也是这次他也能这么从容的原因所在。郑文焯评曰:“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还有一首词不能不提,因为它在词坛上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它就是《念奴娇 赤壁怀古》。同样也是写在黄州(有的学者说赤壁之战在嘉鱼县打的),这个不太令人关注的小地方。词的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媲美。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的少年功名,英气勃勃,故特意插入“小乔初嫁”一句。写战争也是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意在突出其风采与才能,再看自己,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不禁深自感愧。故由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词虽然兼有感奋和伤感,但是却掩盖不了那股豪迈气派,这是在以前的词中从没出现过的。因此,可以说,黄州成全了苏轼,使他成为豪放词派的掌门人物。
三 与道结缘
苏东坡在黄州最值得提起的还有他的《赤壁赋》。虽然和《念奴娇》一样,有学者说他怀古怀错了地方,但是王尔德说得好: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我们只需从艺术角度来看苏东坡的情怀。从他这篇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些许的道家痕迹。
苏轼的祖父苏序淡于功名,疏达不羁。在苏轼小的时候常带他到苏府门前的竹林以及附近的道观中玩。在祖父的熏陶下,苏轼自幼爱读《庄子》,可能从那时起,道家思想就在苏轼心中萌芽了。并且他的弟弟苏辙可以说是他的内功老师。苏辙精通道家道教,作过《老子解》,能把老子教诲的清心寡欲付诸实践,并有顽强的毅力,坚持练功。他日常是通过书信和诗来传递信息,有机会和苏轼重逢时,便当面教练,而苏轼又是虚心地学,虔诚地练。所以这都对他道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作用。
可是,如果没有经历人生的磨难,对人生有所感悟,就很难融入道家思想。经历了官场的沉浮,此时的他应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成熟。我觉得苏轼的道家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赤壁赋》。以往评论这篇文章,不会把“客”作为一个重点去看。可是据一些史料记载,这篇文章中的客乃是一位道士,他和苏轼是很好的朋友。这位道士是个道教徒,同时又很有学问,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所以在《赤壁赋》中,倒是不仅没有狂热,反而显得冷静有余,已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当然,这种冷静不可避免的对苏子产生影响。再看苏子的水月之论,这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另外,第一段景物描写,以及“清风明月”一段,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消融、一致,这也是地地道道的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哲学、道家美学。
可是,我们可以赞叹庄子、东坡的道家哲学、道家美学,我们却应认识到:《赤壁赋》结尾,东坡醉了,表面超脱、潇洒的《赤壁赋》中蕴涵着天才精英的巨大的悲愤!
苏轼是一代伟大的词人,他洒脱,他豁达,他豪放,可是谁能看到这种华丽与豪迈背后的无奈与悲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为他的优秀,所以也注定了他应是一个悲剧人物,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哀。
谢邀:
开篇明义,在苏轼的众多名号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东坡”,由于这一名号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很高,所以人们也亲切地把苏轼称为“苏东坡”。
很重要的一点是,“东坡”这个名号是苏轼自己给自己取的,那么,他的这一名号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来历?
经过乌台诗案的事件之后,苏轼的足迹踏上了黄州大地。来到黄州后,苏轼最初寓居定惠院,后来搬迁到长江边上的临皋亭,逐渐开始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
随着生活的逐渐安定,苏轼也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租借了黄州城外的59亩荒地。之后,苏轼置办农具,亲自劳作,躬耕田间地头。
因为这块开垦的荒地正好在黄州东门之外,而且是一块坡地。于是,他想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故事,便将这块耕作之地命名为“东坡”,他也自号“东坡”,也就是说,苏轼是在黄州期间才有这一名号的。
那么,苏轼为什么要效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故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吗?抑或说苏轼对白居易的生活方式持有什么态度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先要走进白居易的故事,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去探讨这一问题。原来唐代诗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并写下了《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原来,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天到达忠州(重庆忠县)。在任职忠州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白居易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工作之余,他会遍游忠州山水,体察忠州风物民情。
白居易平素里很很喜欢养花种树,到忠州后,这一习惯也保持良好。他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开垦荒地,亲手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在《东坡种花》一诗中,白居易就这样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就在白居易要离开忠州,离开他心心念念的东坡时,他心中是有许多不舍的,尤其是他亲手栽植在东坡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于是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即使白居易离开忠州到长安任职,可是他仍然怀念忠州东坡上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最忆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檎。
话说回来,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而且自号“东坡居士”,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这就有点“异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认可与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
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在黄州的苏轼,对白居易心生钦慕之情,如果联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则刚好与苏轼谪居黄州的背景相吻合,他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仕途履历。
而苏轼呢,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白居易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
因此,在黄州两年后,苏轼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的故事,也在黄州城外开辟荒地,躬耕于此,给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这就是苏轼对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植的一种仰慕和认同。
其实苏轼并不是一到黄州,就自号“东坡”的,而是居黄州两年后才有了“东坡”之号。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书生意气,满怀自信,有兼济天下的志向。
然而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躬耕于东坡,此时的他对仕途、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心灵更多地转向自然之趣味。
经历过改写人生命运与仕宦轨迹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初到黄州时便已萌生归隐之意。彼时的苏轼,踌躇满志,无所适从,所以才会透露出归隐的想法。
其实苏轼的这种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归隐思想的影响。苏轼羡慕白居易晚年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他对白居易的道德称赞有加。
除了对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赞美之外,苏轼对白居易最大的认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白居易曾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白居易看来,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在心灵的一沃净土中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宁静,找到心灵的归宿。
小隐和大隐恰似一条线的两端,但白居易并没有在这条线的两端踌躇徘徊,举足不定,找不到合适的立足点。但经过白居易一番严谨的审视后,他将这条线对折了起来,并将目光聚焦在了这条线的折点上,也就是中点,他觉得中点才是最合适的立足点。
换句话说,这时的白居易与隐逸生活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平衡,找到了一种更适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中隐”——这条线的中点。
中隐是一种介于小隐和大隐之间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白居易对闲适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认可的,他的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
在黄州的苏轼,不仅在寻求一方心灵的沃土,而且他在努力地适应黄州的生活,他要与自己达成和解,甚至要与生活达成和解。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一首诗中是这样写的: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苏轼认同白居易“中隐”之处世心态,并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保持内心的泰然,并结合自身的思想修养,加以提升,在处世态度上达到旷达而超脱的境界,这更进一步地完善了白居易“中隐”的深度和广度。
哪怕是后来不是在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的苏轼,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么闲适安乐,他仍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境,这样的心态与他选择的“中隐”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也可以说,苏轼直接从白居易的“中隐”中获益。
在黄州及以后的岁月里,苏轼觉得自己在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方面都与白居易有着相似的轨迹,他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异代相逢成知己的贴切与默契。那是苏轼在历经了世事沉浮之后的生命感悟,这种感悟往往意味着各种不为外人所道的心灵体验。
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人生际遇有诸多相似,常常在诗词中以白居易自比。如《赠写真李道士》一诗中的“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再如《赠善相程杰》一诗中的“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都是苏轼钦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证。
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从唐代诗坛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苏轼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苏轼取号“东坡”,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追随与仿效。所以,异代相逢成知己,是苏轼有意对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趋的最有力的诠释。
是《方山子传》,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遇上陈慥,两人成为好友。(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也是民间相传的河东狮吼的男主人公。苏轼诗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就是说他的。)
方山子传 苏轼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遯于光、黄间,曰歧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歧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附:王水照先生评(《苏轼诗词文选评》很不错的一本薄薄的小书)
作于元丰四年贬居期间的这篇《方山子传》是苏轼徘徊于仕隐之间的矛盾心理的反映。从“故人陈慥季常”到“方山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如何变成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士,而作者也已从当年的“苏贤良”变成了谪居的罪臣。当这隐士和罪臣碰到一起时,一番闻讯之后,该如何感慨平生?文中并没有在这方面多作展开,只是着力刻画了青年陈慥的形象,与如今的方山子形象充满了矛盾。苏轼努力从方山子的眉宇间捕捉到了属于陈慥的那份精悍之色,觉得他实在不该自甘于山间的隐居生活,仿佛为其没有入仕而惋惜,但文末一段对世外高人的向往,又传达出苏轼渴求超脱的心愿。
第1篇:《苏东坡传》读书笔记3000字
读完356页的《苏东坡传》。合上书本,下楼,门外晴天,望天,白云苍狗。
苏东坡的最后十年,在无度漂泊中度过。尤其在他的守护神——皇太后和妻子相继过世之后。老苏的七年余生,被一贬再贬,先定州,又惠州,再儋州,以今天的地理看,苏东坡这七年从河北流放到广东,再到海南岛。他的最后一本文集,亦称《海外集》。公元1011年,朝廷大赦,苏东坡病逝在北返中原的路上。
对苏东坡的二次迫害,是从1094年开始的。这年四月,章淳为相,他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以南的第一个人。他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类情形,只是不知道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皇太后去世后,在往定州就职前,他正式辞行时,皇帝未允遏见,他就觉得危险即将到来了。林语堂推演,苏东坡曾先后教过那个年轻的皇帝八年之久,实在是对他很了解了。
五十八岁的苏东坡,现在要跋涉一千五百里,自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的往前走,而现在只是他人生旅途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呱呱落地时已由神灵决定,不过到现在他才充分明白罢了。
据老林讲述,苏东坡在外的生活倒也绝不寂寞。在广东惠州,所有临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其他至交如杭州常州的朋友,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而苏州一个姓卓的佛教徒,心甘情愿步行七百里充当苏东坡与他的朋友们的信使。
苏东坡这时无官一身轻,自然以他的性情,任性逍遥,随缘旷达。选址盖屋,种树绿化,甚至还一度研究其酿酒来。“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醒人事。”现在让我们联想这个画面的时候,是非常迷人又滑稽的,这位曾经的皇家翰林学士,曾领任国家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高级***,此刻自得其乐的远离中央政治圈,一心一意过起了平民的生活。
被贬的第二年,朝廷有皇家祭祖大典,按习俗,应当实施大赦。但那年年终,也没有消息,这倒让老苏心里安定了,于他来说,可以稳定下来,好好做个广东人了。苏东坡又开始盖房子,为他和陪伴他的侍妾朝云,取名“德有邻堂”,语出孔子在《论语》里说的“德不孤,必有邻”。在南边一块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太守,要他给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大,不能等小树长大了。阅读至此,平某差点掉下眼泪来。
更难过的事接连到来,新房子还未竣工,陪伴他的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然身亡。从此,陪着他的只有长子苏迈了。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月光景,正在苏东坡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际,他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林语堂研究的原因,是出自当时的一则流传,苏东坡曾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章淳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噢,原来苏东坡过的蛮舒服”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我就猜想,如果苏和章各自多活几年,将来章淳把老苏继续往南贬,一直贬到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印度尼西亚也未可知。
当时的海南岛是蛮夷之地,汉化的程度很浅。苏东坡去海南,已做好了死在那里的准备,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官,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这段近乎白话的文字,悲壮激烈。
因为在海南,实在是太苦了。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诉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唯有一幸,无甚瘴也。最后一句体现出乐观的老苏。苏东坡确实是情绪化的人,他自己也这么认可,他把对他在海南岛的迫害,比喻为“在水中,一蚁抱草叶求活”。但他安定下来,乐观的天性便显现出来,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所以要说起我们当下的“犀利哥”“大衣哥”“草帽姐”什么的,是不是苏东坡拥有绝对的原创版权
1011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北返中原的苏东坡走到了生命尽头。从归程中的六月初三开始,他已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病痛睡不着觉,他还自嘲“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七月十八日后,病况已恶化,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
有方丈在临终与他谈论今生与来生,老苏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方丈劝他,“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这一生,苏东坡的浩然之气已全用尽。
林语堂总结说,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现实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其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流,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如是之说,苏东坡实则受道教思想很深,这可能和他一生当中那个神奇的道士吴复古有关吧。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林语堂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而我要说些什么呢这些有趣的人物,杰出的人物,他们已过世了千年,我们的心不必停留在那里。当我们读苏东坡的诗词的时候,这个有趣的东坡先生就在我们身边,就如同我们想看一部经典**的时候,随时可以找出影碟,进入**中的世界。
对于这日渐碎片化的生活,阅读是我们神游历史,交会作者的最佳方式。我在2015年读《苏东坡》,和将来1000年后别的人阅读《苏东坡》,都会获得同样的体验,而这体验,是1000年前的苏东坡以亲身例证为我们经历过的。
苏东坡的豁达,乐观,对生活永远充满热情的态度,或许是除他的才情外,留给我们最大的性情遗产。他用他高高低低起起落落颠沛流离的`一生,告诉我们,人不能选择命运,但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做主。无论如何,要热爱这人生,快乐去生活。
第2篇:《苏东坡传》读书笔记2000字昨日读《苏东坡传》至183页,第十四章结束。
全程了解完“乌台诗案”,这个案子影响着苏东坡的一生,是老苏活到不惑之年之际,遇到的最大挫折。读完此节,久不愿动笔,情绪抑郁。
从今天的角度看,所谓“乌台诗案”,就是莫须有的文人猜测,而寻章摘句里找罪状的,恰是手掌弹劾权力的御史大夫们。联想到936年后的今天,山西晋城因改造建设路,未能以周全的方式向治下的民众说明,招致群情议论,继而引来中央媒体“有权不可任性”的舆论监督。千年对比之下,连草民都能逆袭,这让苏东坡羡慕嫉妒恨,何处话凄凉
好在小人找事,皇帝还算清醒,来看这段:副相王珪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皇帝大喊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但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王珪于是提起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我就想,这他妈在宋朝为官,生死荣辱真的很随机。
上午脑子放空,选看了吴钩的博文《我为什么粉宋朝》,作者认为,就文明成就来说,宋朝是历史上最高的朝代,没有之一。他说,什么叫“文明成就”我觉得“文明成就”不是指疆土特别辽阔,不是沙场杀敌如麻,不是耀兵耀武扬我国威,不是万邦来朝。我心目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开明一些;社会宽松一些;经济繁荣一些;生活富庶一些。
但是作者却偏偏对苏东坡的“乌台诗案”选择了无视,而我想说的是,“文明”是一个综合指标,不仅有对内的还有对外的,万邦来朝是对你“文明”的向往;同样,对待一个士大夫的态度也是“行政文明”的指标,更何况,只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诗人发了几句牢骚呢假若不是当时皇帝他妈(宋仁宗皇后)是“东坡粉”,说不定老苏早就挂在御史大夫的舌头里了。
“乌台诗案”牵连的还有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的王诜是苏东坡的脑残粉,也是苏东坡诗文作品的最早出版人,文字狱一来,御史大夫们本着无论是什么人,无论身居多高的官位,都一并弹劾。你说他们把这点认真的劲头,用在大宋国的“打虎拍蝇”上多好不过他们也查过苏东坡的经济问题,结果一无所获。
当然,乌台诗案前,外放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很潇洒自如。先到杭州,又到密州,再到徐州,苏东坡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交朋识友,甚是快活。林语堂专以“诗人、名妓、高僧”写下一章。他与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谈酒量,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而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总结说:“对你们的海量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平某以为,这话可能是关于饮酒话题上最空灵妙绝的一句了,话中有哲学意境,还有科学研究,更有深刻的文学涵义。哈哈哈。
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的温柔的魅力侵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至今杭州人的心中还给苏东坡保留着“户籍”,有效期——永远。这种情感,和成都人对杜甫,晋城人对程颢的感情是一样的。号外一句啊,如果现在的刘润民能把他“晋城梦”的“任务清单”完成,相信会让晋城的老百姓永久惦念。
林语堂这个老八卦,从隐晦的诗词中细致的考究了苏东坡的堂妹初恋,并推敲了苏东坡的夫妻生活日常,阐述苏夫人(第二代)如何经营家庭生活,其和谐其完美,但我很怀疑是林语堂的臆想。西方社会多数调查证明,最完美的夫妻,此生都有超过一百次想把对方掐死的冲动。何况,苏夫人摊上这么一位出色的丈夫,身边莺声燕绕不绝,酒场应酬难断。在此,只摘录老林的文字片段,其中真伪,信者恒信吧:
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的漂亮——信任他!
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最后要说说苏东坡诗词的两首代表作,因为这都是苏东坡首次出京之后,乌台诗案以前写就的。诗意的杭州遇上文曲星下凡的苏东坡,首先获得了天作地设的七言绝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出色到什么程度我的看法是,此诗刚出世时,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西湖美景,而千年以来,大家又公认这是褒扬美人的绝佳才句。我们现在说杭州市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追本朔源,苏轼的这首诗恐是最佳的注脚。
另外一首《水调歌头》,林语堂认为是写出了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他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除了同意他们的看法,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样牛逼的诗词,这么牛逼的人物,就连苏东坡的老对头王安石都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经过千年验证,苏东坡确实只有一个。
《苏东坡传》原序——林语堂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一九三六年我携家赴美,身边除了一套精选精刊的国学基本丛书,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把空闲的考虑都置之度外。那时候我就希望能写一本书来介绍他,或者将他的一部分诗词文章译成英文,就算做不到,我也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现在我能动笔写这本书,我觉得很快乐,单单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个性的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由一个多才多艺、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组读者喜欢的特性,这倒不难。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象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这里就有一位!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象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旋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今天我们欣赏他的著作也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他写得好美、好丰富,又发自他天真无邪的心灵。 我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苏东坡,现在谈到第二个理由,这个理由和第一点差不多,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苏东坡有魅力。正如女人的风情、花朵的美丽与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出其中的成份。苏东坡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永远教他太太或者最爱他的人操心——不知道该佩服他大无畏的勇气,还是该阻止他,免得他受伤害。显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谁也挡不了,这种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顺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合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他挥动笔尖,犹如挥动一个玩具。他可以显得古怪或庄重,顽皮或严肃——非常严肃,我们由他的笔梢听到一组反映人类欢乐、愉快、幻灭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他老是高高兴兴和一群人宴饮玩乐。他说自己生性不耐烦,遇到看不顺眼的事物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喜欢某一位诗人的作品,就说那“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对朋友和敌人都乱开玩笑。有一次在盛大的朝廷仪式中,他当着所有大臣嘲弄一位理学家,措辞伤了对方,日后为此尝到不少苦果。但是别人最不了解的就是他能对事情生气,却无法恨别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只是不喜欢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他从来不知道无能是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私怨。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 这是一个诗人、画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倒非常关心。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的才华和学问比别人高出许多,根本用不着忌妒;他太伟大,有资格待人温文和蔼。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装腔作态;每当他套上一个官职的枷锁。他就自比为上鞍的野鹿。他活在纠纷迭起的时代,难免变成政治风暴中的海燕,昏庸自私官僚的敌人,反压迫人民眼中的斗士。一任一任的皇帝私下都崇拜他,一任一任的太后都成为他的朋友,苏东坡却遭到贬官、逮捕,生活在屈辱中。 苏东坡最佳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最好的形容就是他向弟弟子由所说的话: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难怪他快快活活,无忧无惧,象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苏东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故事。他在玄学方面是佛教徒,知道生命是另一样东西暂时的表现,是短暂躯壳中所藏的永恒的灵魂,但是他不能接受生命是负担和不幸的理论——不见得。至少他自己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他的思想有印度风味,脾气却完全是中国人。由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坩埚融出了一种新的合金。人生最大的范畴只有“百年三万日”,但这已经够长了;如果他寻找仙丹失败,尘世生活的每一刻依然美好。他的肉身难免要死去,但是他来生会变成天空的星辰,地上的雨水,照耀、滋润、支持所有的生命。在这个大生命中,他只是不朽生机暂时显现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哪一粒分子并不重要。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快慰。这就是乐天才子苏东坡的奥秘。 本书不附加太多长注,不过书中的对话都有出处可查,而且尽可能引用原句,只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罢了。所有资料都来自中文书,注脚对大多数美国读者没有多大的用处。书目附表中可以找到概略的资料来源。为了避免读者弄不清中国名字,我将比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时候只提姓氏。中国学者有四、五个名号,也有必要从头到尾只用一个。英译中国人名,我去掉恶劣的“hs”,改用“sh”,这样比较合理些。有些诗词我译成英文诗,有些牵涉太多掌故,译起来显得怪诞不诗意,不加长注又怕含意不清,只好改写成英文散文。
《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书中讲述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一位佛教徒、一位巨儒、一位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参考资料
苏东坡传360百科[引用时间2018-1-15]
苏轼的人生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合有关作品分析。
本文2023-09-22 15:51:55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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